自序
先父柏楊，他一生飄泊流離，歷練豐富，曾經差點死在繼母手上，也差點跳入黃浦江中，既曾入冤獄生不如死，又曾為總統府執手笑談的資政客卿。他在台灣的六十年：十年小說、十年雜文、十年冤獄、五年專欄、十年通鑑和十年人權，這一生最成熟的階段，都獻給了台灣。
父親最喜歡跟我們說故事，我們有的愛聽，有的也不怎麼愛聽，有的聽到一半，發覺他「上火」了，我們就不愛聽了。
有一次，父親說《伊索寓言》裡有一隻青蛙，陷在很深的車轍裡，怎麼跳都跳不出。同伴們幫牠、拉牠、拖牠，都沒有用，只好灑淚而別。第二天，同伴們一起來收拾牠的屍體，卻看見牠在草地上唱歌，驚奇的問：「你怎麼跳出來的？」那隻青蛙說：「我不得不跳，因為一輛馬車輾了過來。」人生就像那隻青蛙，都有陷入車轍裡的時候，而也都因為馬車奔來，讓你不得不奮力一跳，這一跳，不但脫離險境，還能跳上馬車，讓車上的公主一吻，青蛙就變成王子了。
父親的手，寫了兩千多萬個字，在一九六八年入獄之前，多為小說和雜文，一九七七年出獄後，有七十二冊白話本《柏楊版資治通鑑》和《醜陋的中國人》最具代表性。
《聯合報》曾經報導：「柏楊和歷史的聯繫，除了『通俗化史學』，還包括他一九六六年自費編印戰後第一本《中國文藝年鑑》，為今日文壇保留第一手文藝資料。在一九九四年，他以七十五歲的高齡，創立『財團法人人權教育基金會』，推動建立『綠島人權紀念碑』，持續宣導與推廣人權觀念。蓋棺論定，其實柏楊自己就是一本耐讀也值得細讀的奇書。」
父親的一生充滿了他個人與國家苦難的經歷，但是他也曾經說過，他絕對不是天下最苦的人，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比他更苦。這是民族的災難、是時代的災難，並非是某一個人的災難。
所以，父親自認還算是個幸運的人，因此他對任何的人事物，都充滿了感恩的心。
父親認為每一個人，都是天使，雖然天使也有善惡之分，但都是上帝的禮物，是對人的試煉，加強他的意志，我覺得這是因為父親篤信基督的原因，他一直堅定的認為：災難是跳板，就看你怎麼去跳，試煉是上帝化妝的祝福，只要你通過這項考驗，神豐富的祝福就會降臨在你的身上。
身為這樣一個特殊、破碎家庭的長子，然而我沒有繼承父親的衣缽，因為我沒有像他這樣文思泉湧的思路與才華，而且有這樣一位「文豪級」的父親，壓力可想而知，何況我除了才疏學淺，還笨口拙舌，雖然一九九二年前後幾年，曾經發表過一些專業性市場面的分析，但也都僅僅限於一個小小篇幅，所以基本上，我對長篇的寫作，從沒想過，也從不敢想。
許多長輩和親朋好友，都對我鼓勵，在他們認為，評論柏楊的書籍坊間處處可見，連柏楊的傳記都出了好幾本，為甚麼他的長子，能淡定到不動如山呢？無論如何也應該寫些或是記錄些「柏楊」的相關東西，不論是紀念也好、回顧也行、評論也罷，能傳代更是佳美，編寫一些最真確的資料，應該都是長子責無旁貸的義務和權利，而時候也應該到了吧？不過，我可沒膽子評論，也沒這個能力。
首先，我的工作忙碌，最重要的，因為父親個人的傳奇性極高，他的成就是一般人難以超越的，在不斷的奇妙際遇之中，他的經歷與成長，並非我們這一代所能完全理解──在這充滿和平與祥樂的福爾摩莎年歲中，沒有戰爭的洗禮、沒有鬥爭的險惡、沒有流血的疼痛、沒有生離死別、沒有逃難悲淒，在台灣出生成長，五○年代以後的人，的確很難有感同身受的經歷。
寫自己的父親不容易，寫太好，人家說我歌功頌德，寫不好，老爸鐵定托夢罵我。我在童年至青少年的這段成長過程，也曾重重的揹負著「柏楊」盛名的包袱，一九五九年父母離婚我不滿五歲；一九六八年，父親被調查局以「匪諜」和「打擊國家領導中心」的罪名逮捕入獄，那年我也才十四歲，對世事似懂非懂，但卻感覺得到，許多師長親友們的異樣眼光和言語。
尤其是一九七五和一九七六的這兩年，我在軍中服役，這才算真正成熟、真正看得懂時事，也才開始揹負這個沉重的包袱，苦嚐許多不公不平的待遇。我是一位「匪諜」之子，父親當時下落不明，軍中國民黨的細胞和政戰系統，不會輕縱對我的監控，在部隊裡我是黑五類，每周都要準時、分別向特定的政戰、情報和保防單位報到，接受長官輔導談話，檢察我的思想。不是我有「逆來順受」的個性或修養，更不是我能「忍人之不能忍」，我的自知之明，讓我堅定秉持著凡事低調、循規蹈矩，只求兩年平安熬過。畢竟，在外島，死個人算什麼？我才不會那麼白目呢。
好在我陸續對團隊作出貢獻，包括一次的全營演講比賽得著冠軍，以及代表營部的全師籃球比賽戰戰奏捷而奪魁，接著又當選「師代表」和「軍團代表」，為了全陸軍的比賽，我被調出來集訓了兩個月，這才使我真正的得到了「解放」，最後，我剩下三個月就要解甲還鄉了，卻不能享受早就過期的「榮譽假」，我總不能以後退伍了，自己放自己的榮譽假吧？
於是，我祭出了一個非常手段。父親那「衝」的個性，全都遺傳給我了，我偷偷摸得一把卡賓槍的刺刀，在營長面前往自己手臂上用力一劃，霎那間鮮血直冒，營長呂耀宗嚇的馬上讓我放假。將近四十年了，我左臂上刀痕依然存在。
這是我在軍中最大膽的一個舉動，也是最無知的一個動作。如果營長大喊有人行刺，可能我會在父親從綠島被釋放回來前，承接他牢房裡的盥洗用具，這可是最輕的刑罰，我認為，被槍斃的可能性更大。
我的成長過程，曾有幾個階段非常壓抑，可是我並不太在乎，我並非擁有父親那種堅忍卓絕的毅力，只是，我的這點狀況，都是小兒科啦！
二○一二年五月，二姐毛毛打電話跟我說，五年前，父親在病榻上曾經有個遺願，希望我們兒女能以《紀事本末》為基準，在各個歷史故事的結尾處，摘記歷代名家的評論與見解，以及附註他《柏楊曰──讀通鑑‧論歷史》這現代人的角度來鳥瞰這段歷史的心得、感言和評論，讓古今的解析、評斷能夠相互對照。二姐希望我能承接這件編輯的大事兒。我覺得父親的理念很好，但是我的素養不夠，讓我好一陣子惶恐不安。
一九九三年，《柏楊版資治通鑑》全部完成之後，相當受到世人的矚目，當時新加坡的副總理王鼎昌先生，也是《柏楊版資治通鑑》的忠實讀者，更是最佳的推廣和宣傳的代言人。這位世界著名的政治家計劃把書中的精彩辭句，編輯成語錄本，向新加坡的全體青年推薦。而父親則是在一九九八年，將《柏楊版資治通鑑》中最精彩的八百六十二則「柏楊曰」輯錄成書，向世界的全體華人推薦。
父親自一九七七年出獄之後，一直都在為培養一個書香社會而注入很多的努力，二○○七年，父親已經臥病在床，但是仍然有這些理想和抱負。父親辭世後，我向遠流出版公司的王榮文董事長請教，王董鼓勵我：你可以編寫父親在世時對國家社會，以及跟你們兒女之間的對話，或是他這傳奇一生獨特的經歷，對你們所產生影響的回顧，也能藉此鼓勵現代的青年朋友，加強堅忍卓絕的毅力與意志，意義重大而且正面。
我聽完這樣的建議，茅塞頓開，在父親離開我們五年之後，我膽大包天的提起筆來，透過寫作，記錄與回憶父親從小到老，對我們所說的一些經歷和故事，以及我心目中的這位與眾不同的父親──柏楊，和我們之間互動的關係。
我感謝這個社會、也替父親感謝這個社會，讓我們有許多珍貴與難得的回憶。我還特別的，要向周碧瑟教授表達無限的敬意與謝忱，她所執筆《柏楊回憶錄》中，父親口述的經歷，幫助我建立了《背影》篇幅的架構，也補足了我缺失和無從查考的部分，這才使我能有這個機會和條件，從完全正面來表述、重建與認識父親的生命歷程，並能與愛他的朋友們，一塊分享。
〈代序〉
追尋父親背影
王榮文
在我心目中，柏楊是一位不斷向前看的人。
他有作家的天賦和天真的動能，對不公不義的事特別敏感，強烈期待社會進步和不斷發展。對柏楊而言，從小說的同情，到雜文的批判，走向詮釋歷史，是他心中有質疑，想尋找解決之道的方法。
我們常常抱怨社會混亂，柏楊卻能永保信心。因為他從歷史角度看待問題，有時候比我們年輕人還樂觀。
二○○六年九月，柏楊宣布封筆，封筆前他寫下了「不為君王唱贊歌，只為蒼生說人話」，我覺得這是他對自己一生的自我定位，確實是柏楊一生不平則鳴，最終成為他伸張人權的單純信仰。這句話後來也變成了他的墓誌銘。
柏楊因自身經歷，被打壓，被侮辱，遭受苦難，坐了九年零二十六天的牢。所以當「綠島人權紀念碑」落成，柏楊在碑上寫下：「在那個時代，有多少母親，為她們被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長夜哭泣！」那句子是他自身遭遇的映照，唯有真正經歷過的人，才能體會受冤屈者的悲痛。
柏楊是專制統治下的犧牲者，在他有權利報復的時候，他選擇了原諒。在我跟他交往近三十年的時間裡，始終感受到他懷著對社會、以及對所有人類的感恩之心和愛心，他將自己一生的不幸際遇轉換成正面動能，持續為維護人權發聲，對人權提倡作出貢獻。他就是用這種不斷向前看的方法來治療自己，幫助自己走出過去陰霾。
柏楊說，「個人的悲劇由於個性，社會的悲劇則由於時代，人生啊！真是一個沉重的擔子，懦弱的和不幸運的，被它蹂躪摧殘，剛強的和幸運的，才有機會把它挑起。」而柏楊就是其中的剛強者和幸運者。
不過，在私領域裡，柏楊也是平凡的人，一生崎嶇的他經歷了五段婚姻，是五個孩子的父親。除了出獄後因志趣相投和張香華有個幸福晚年外，柏楊的前幾個家庭應該都是倍受折磨的。柏楊的兒女們，沒有得到完整的父愛，有些是時代的悲劇，有些來自柏楊的性格使然，在柏楊寫作事業成功的背後，我猜想他內心不無歉疚和無奈。
本書作者郭本城，是柏楊長子，母親齊永培家世良好，出生書香世家，外祖父齊鐵恨是台灣推行國語運動的先驅。這是柏楊第三段姻緣，也是來台後的第一段婚姻。可惜因為柏楊掉入愛情漩渦追求新歡，這段婚姻維持不到六年。柏楊為此付出代價，直到二十年後，孩子們才逐漸的原諒他。
柏楊逝世六周年之際，郭本城重新追尋父親行跡，寫下這本《背影》，與其說是寫柏楊傳記，不如說是兒子藉此重新認識父親、理解父親的一趟旅程。
從否定到接受、進而肯定，這是一個特殊、破碎家庭的修復之路。我想起柏楊說過，人生倉促，對歷史要寬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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