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筆寫卓識（代序）
于仁秋
唐德剛教授這本《中國革命簡史》，是他一九六○年代用英文寫就、以英文讀者為對象的通史著作。我們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的古蒼林、夏沛然兩位先生，花費大量時間心血，將唐教授這部著作不失原貌地翻譯為中文，獻給中文讀者。譯稿完成即將付梓之際，古、夏兩先生及我們學會的會長禤福煇先生命我寫一序言。我讀了譯稿，有些體會想法，斗膽寫在下面，權作小序，求教於方家。
唐教授這部寫於五十多年前的書稿，我們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的同仁今天仍鄭重向中文讀者推薦，主要是覺得這部書言簡意賅，條理分明，在扼要敘述基本歷史事實的同時，力圖超越黨派私見和學派偏見，呈現對二十世紀前半葉中國歷史的綜合性、批評性的理解和闡釋。很可惜，這部具有唐教授獨特風格的史書，在他生前未能出版。
這部著作的一個特點，是在要言不煩的歷史敘述（narrative）中呈現出精緻的歷史分析。唐教授的這一寫作風格，既顯示了他對傳統史學優良傳統的繼承，也體現出他受過西方現代史學的扎實訓練。唐教授在他的中文歷史論著中常常提到，學習歷史要有概念化的理解（conceptual understanding），而概念化的理解，必須建立在對歷史事實、史料的深切把握之上。唐教授在少年時代讀過《資治通鑒》、《史記》等中國史學名著，受過中國傳統史學的熏陶；在大學時代得到顧頡剛、郭廷以等名師指點，領會了現代歷史研究的方法和途徑；一九四○年代末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讀博士，受到當時正蓬勃發展的現代西方史學的全面訓練，對社會科學在現代史學發展的作用、宏觀史學、比較史學都有研究和領悟，同時他還成為中國近代口述史這一新領域的創始人之一。作為一個專業的歷史學家，唐教授在一九六○年代寫作《中國革命簡史》時正值壯年，他的傳統學識、現代史學訓練為他寫作此書作了充足的準備，而他個人的秉賦和才氣，讓他在寫作這部著作的具體實踐中，發展出在簡明扼要的敘述文字中呈現概念化理解的獨特風格。
本書各章，短的七千多字，長的一萬三千來字，都在有限的篇幅中敘述了主要的歷史事實、描繪了歷史過程，同時呈現了對歷史事實有「概念化理解」的消化之後的歷史分析。我們試讀第八章「新舞台：經濟轉型，文化真空」，便可看到唐教授將經緯萬端的歷史變化有條不紊地綜合敘述的文字功力，和他將自己的概念化理解、歷史分析舉重若輕地通過既簡明又緊湊的歷史敘述來表達的高超技巧。在這一章中，唐教授對二十世紀初中國社會經濟的主要變化──金融業（銀行以及相關行業）、工業（紡織業、煙草工業等）的發展、勞工階級的形成發展、新的知識分子階層的出現，都作了扼要敘述，並在這些扼要敘述中，自然帶入為什麼新興的金融業銀行家、工業資本家、城市勞工、新一代知識分子都反軍閥、反外國帝國主義的歷史分析。
唐教授的這種寫法，是他一生中不厭其煩地多次講過的「將社會科學應用於歷史」的具體實踐，以求獲得對歷史的全面理解。現代歷史學家將社會科學引入歷史研究，糾正傳統史學偏重政治史的傾向，同時注重經濟、社會、文化、地理等方面的研究，努力獲取對人類歷史活動的全面、總體的認識理解。傳統史學偏重政治史，從現代眼光看，是一大缺陷，但並不是說政治史不重要。唐教授這部《中國革命簡史》，仍然主要是一部政治史，但這是一部具有現代眼光、主動接受了現代社會科學的有益影響的政治史。政治史其實非常重要，那些博採現代社會科學之長的好的政治史，對讀者學習歷史常有事半功倍之助。與傳統的歷史只集中於政治人物、政治事件不同，唐教授這部《中國革命簡史》在描述一八四○年代到一九四○年代百年間中國政治變遷的同時，也勾勒經濟、社會、文化、軍事各方面的發展變化，力圖理解各種政治力量形成發展的經濟、文化背景，國內、國外因素，並探討影響不同階段政治人物的政治、軍事行為的歷史、文化因素，以求獲得對近代中國百年史的整體性認識。
唐教授的這部有現代眼光的政治史，得益於卻並不受限於社會科學。唐教授將社會科學應用於歷史研究，並不是用社會科學取代歷史。他雖然強調現代歷史學家應該而且必須學習現代社會科學的方法和理論以求獲得現代眼光，他的歷史寫作依然深植於史學的優良人文傳統，重視對人和社會的複雜性的全面分析、對長時段中歷史曲折變化的融會貫通的理解，和以簡潔、有個性的語言表達歷史學家自己獨特見解的文字技巧。與社會科學家不同，唐教授並不要建立什麼「模式」（model，比如說「革命模式」），他在他的著作中，盡可能通過描繪具體的人和事，把他對歷史發展脈絡的理解清晰地呈現出來。在這樣的歷史寫作中，他充分吸收了現代社會科學的營養，同時繼承發揚了歷史學的優良人文傳統。
唐教授以現代眼光來寫中國近代政治史，最留意的是制度變遷。略微讀過他的歷史著作（如《晚清七十年》、《袁氏當國》、《民國史軍閥篇：段祺瑞政權》、《毛澤東專政始末》）的海內外中文讀者，都知道他老人家討論近代中國的「轉型」，討論了幾十年。唐教授指出，中國近百年的歷史，是一部「轉型」的歷史，從「傳統社會」轉型到「現代社會」，其中的關鍵，是從傳統的「帝王專制」轉型到現代的「民主政治」。由於「帝王專制」是建立在傳統的農業經濟、宗法制度、官僚體制、政治倫理之上，有兩千多年的深遠傳統，不可能在短時間內一下子廢除，而現代「民主政治」是在西方先發展起來的、一整套數百年摸索形成的「生活方式」，亦不可能很快為中國人接受實踐，因而中國的政治轉型便艱險異常，痛苦萬端。唐教授數十年反反覆覆討論中國的轉型，政治制度的轉型，因為這是中國近代歷史的關鍵問題，反覆出現的基本問題，無數志士仁人為它困擾，為追求解決此一問題的答案而作過多種探索努力。唐教授的討論，便是對近代中國人在此次轉型時期的種種探索努力的思考和檢討。他的歷史著作，力圖對中國人的實際歷史經驗作出總體概括，因此他的敘述視野恢宏。
唐教授對近代中國史──尤其是制度變遷史──的基本觀察和分析，已大部分在這部書中扼要地呈現；他晚年退休之後的中文論著，仍然討論這些基本問題，只是增加了更多的引申和闡釋。
本書第二部「民主革命的失敗」共有三章：第五章「議會政府的嘗試與失敗，以及國民黨與袁世凱的鬥爭」，第六章「權宜專制還是世襲獨裁？」，第七章「從帝制到軍閥割據」，將從辛亥革命到軍閥割據這十幾年間的主要事件有條不紊地綜合敘述，著重分析那場建立共和制度、議會政府的「民主革命的失敗」的種種原因和後果。我們若將本書和唐教授晚年的中文歷史著作對照著看，便會看出他對這段歷史的基本分析、主要觀點已在本書中呈現。唐教授的基本觀點是，雖然中國在辛亥革命後建立了共和制度，但中國社會尚缺乏現代民主制度運作的各種條件，因而這場民主革命很快失敗了。唐教授的這個基本觀點，是冷靜的歷史分析，既不將欲恢復帝制的袁世凱臉譜化（如通俗史話中的「竊國大盜」），也不諱言在國民黨官史中被神化的「國父」孫中山在失望之餘曾毫不動搖地要搞「權宜專政」。唐教授只是根據客觀事實冷靜地分析，得出的結論超出黨派私見。唐教授在他晚年著作《袁氏當國》中，對美國教授古德諾（Frank J. Goodnow）受袁世凱所請分析共和、君主立憲何者更適合中國的那套理論、梁啟超〈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那篇大文章，都有詳細的討論，而他的主要觀點，早已在《中國革命簡史》中扼要闡述。由壯及老，唐教授對中國轉型時期的「政治制度之轉型」，確確實實是關注了一輩子，思考了一輩子，「曲不離口」地講了一輩子。
唐教授這本《中國革命簡史》是一部以普通美國讀者為對象的通俗歷史書，所以他選擇用生動的歷史敘述來表述概念化的理解和歷史分析。很多時候，唐教授會不露斧痕地用講述具體生動的故事的方法來呈現「概念化理解」。舉例來說，唐教授在描述共和制度逐漸被袁世凱恢復帝制所取代的歷史過程的敘述中，呈現了辛亥革命時中國尚未具備實行民主制度的條件這一「概念化理解」，同時他簡要地記述了兩個故事，藉以說明在強大的舊傳統、舊觀念、舊習慣仍然主導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的歷史環境中，新的共和制度難以運行。第一個故事是袁世凱干涉唐紹儀總理職權，唐紹儀為維護憲法尊嚴與之抗爭，當時輿論卻大多循傳統政治倫理支持袁世凱而指責唐紹儀。讀者稍一回味，便會理解，在那樣的輿論場中，受過美國教育、對現代共和憲政有正確理解並敢於堅持原則的唐紹儀，除了憤而辭職之外，別無選擇。第二個故事講的是袁世凱並不是一開始就要當皇帝，只是經過一系列的事變和長時間的猶豫掙扎，他才終於決定廢除共和恢復帝制，其中一個原因是他的家族迷信，認為他登上皇帝寶座便可避免袁氏家族中數代男性活不過六十歲的傳統厄運。唐教授晚年在他的中文著作對此故事有更詳細的討論-- 唐教授很認真地指出，袁世凱本是舊時代過來的舊人物，他頭腦中有舊觀念、迷信思想一點都不奇怪，而這類舊觀念、迷信思想在某種關鍵時刻會對這類人物判斷形勢、拍板決策起決定性的作用。
唐教授在英文的《中國革命簡史》中記述了這兩個故事，使他的恢宏的「概念化理解」得到鮮活具體的歷史細節的支撐。我寫這篇讀書心得寫到此處，受好奇心驅使，查了幾本英文的中國近代史著作，發現他們在敘述這段歷史時，大同小異，但都未收入這兩個故事【1】。我便問：為什麼唐教授會在極有限的篇幅裡，講述了這兩個其他歷史學家都忽略的具體故事呢？我只能說，唐教授這樣選材，自有他獨特的歷史、文化敏感。晚年為迷信所誤的袁世凱死了差不多一百年了，我們今天讀時下的新聞報導，得悉中國政府的許多高官仍然拜佛求卦、燒香修墓，兩相對照，想想這些人的腦瓜和袁世凱的腦瓜到底有哪些不同，就不得不佩服唐教授的歷史、文化敏感。後世史家寫中國廿世紀末、廿一世紀初這段歷史，若只描述經濟高速發展的歷史過程，完全不提高官迷信的現象，則不免有所欠缺。
當然，任何一部歷史著作都難免有所欠缺。唐教授這部《中國革命簡史》，是在一九六○年代寫成的，唐教授生前未能出版，也未能加以修訂。因此，這部《中國革命簡史》的欠缺是顯而易見的：唐教授在寫作本書時，不可能看到七十年代以後才有可能看到的公、私史料。本書的兩位翻譯者古蒼林、夏沛然先生曾在翻譯過程中多次討論過怎樣處理這一問題；我和禤福煇先生也參與了討論。我們曾經考慮過，是否以提供「譯者注」的辦法，將唐教授當年未及見而現在已在互聯網上公佈流通的新史料提供給讀者。後來覺得，如果這些新史料在互聯網上一索即得，有興趣的讀者自然自己會做，我們就不必代勞了。因此，除了注明少數很明顯的由於「未及見」而造成的錯訛、遺漏，本書翻譯者盡量不加注釋，只保留了原稿原注。
《中國革命簡史》「未及見」書稿完成後數十年間湧現的新史料，固然是一欠缺，卻也是歷史寫作本身先天的限制。中國、西方的不朽歷史名著《史記》、《羅馬帝國衰亡史》，都有對後來才出現的史料「未及見」的欠缺，卻無損它們是公認的偉大的歷史著作。有「未及見」欠缺的偉大歷史著作依然偉大，是因為這些名著見識卓越、文體優秀。如果只著眼於「未及見」，不知欣賞卓越的見識和優美的文體，那就是本末倒置了。明朝張岱編辭書《夜航船》，本意是提醒著作者不要犯技術性、常識性的錯誤，不然會被那些死記人名、官爵、年號的「兩腳書櫥」挑刺、「掩口笑之」；而張岱在四百年前對那些「兩腳書櫥」的觀察剖析，在互聯網已經深刻地改變了人類生活形態（包括閱讀習慣）的今天，仍極富啟示。張岱在該書序言中說，那些略讀過些書，記得一些基本常識的人，自以為「博學」，其實他們根本不懂何為見識，何為「文理」，因此這些「兩腳書櫥」若見某人某書有一技術性常識性錯誤，便認為「可恥孰甚」，加以嘲笑攻擊。張岱對「兩腳書櫥」的深刻剖析，一針見血，不留情面：因為這類兩腳書櫥不懂「文理」，沒有見識，所以他們炫耀博學的種種議論，「與彼目不識丁之人無以異也」。（張岱，〈夜航船序〉）今天的網絡時代，給願意見賢思齊的兩腳書櫥提供了開闊眼界、提升見識的條件，卻也讓那些依然故步自封的兩腳書櫥有了尋覓、嘲笑技術性常識性錯誤的巨大空間。人生苦短，與兩腳書櫥糾纏無益，不如將時間花在細讀有見識、有文采的書上。
然而，嚴肅認真的讀者自然仍會問，撇開兩腳書櫥不說，「未及見」這一缺失是否影響到唐教授這本《中國革命簡史》的「見識」？我通讀《中國革命簡史》後的印象是，對某些具體史料「未及見」這一客觀歷史局限，並未影響到唐教授在這本書中所呈現的對中國近代史的總體把握，而且他在一九六○年代寫作此書時，對當時所能見到的史料的掌握達到了那一時代所可能達到的最高水平。如前所述，參與本書翻譯、整理的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的同仁都認為，本書雖有「未及見」，畢竟有所見，所以值得翻譯出版貢獻給讀者。
中國近現代歷史豐富複雜，中、外歷史學家所寫的有關這段歷史的書籍成百上千種，讀不勝讀。唐教授這本簡明扼要的《中國革命簡史》，通過具體生動的「人的故事」，表達闡述對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整體性、批判性的理解，是一個有深湛功力的專業歷史學家特意為普通讀者所寫的通俗史書，值得一讀。唐教授在本書所呈獻的歷史分析，每每有獨特的見解和表達，值得細細品味。如前所述，若將唐教授這本簡史和他晚年的中文歷史著作對照著讀，便可見到他對中國近現代史（甚至是中國周秦以來的歷史）中長時段中反覆出現的大問題──尤其是制度變遷方面的大問題，認真地討論了一輩子。而唐教授的史識和文采，早年得到史學名家的賞識，晚年則廣受讀者的歡迎和認同。早年，唐教授還在讀大學時寫的論文〈中國郡縣起源考〉，便著眼於「郡縣起源」這樣的制度變遷的大問題，認為「郡縣制度是數百年間人類社會生活逐漸演變中逐漸形成的」；這篇論文受到顧頡剛教授的賞識，稱讚它「有眼光、有裁斷」，「文筆亦能達出」。（《晚清七十年》，【壹】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綜論〔遠流出版公司，一九九八年〕，頁二七八。亦見吳章銓口述訪問未刊稿。）晚年，唐教授根據他數十年的觀察思索，將中國近代轉型必須走過的複雜而曲折的歷史過程，比喻為揚帆穿越充滿驚濤駭浪的「歷史三峽」，用最生動形象、最具有中國韻味的文字來表達他抽象的「概念化理解」。如今，凝結了唐教授的卓越史識和他將卓識化為常識的非凡文采的「歷史三峽」一詞，頻繁出現於學術著作、媒體評論之中，成為廣被使用的當代漢語辭彙之一，這種讀者的自覺認同，顯示唐教授已在中國文化史上留下了他的痕跡。
二○一三年八月十五日
注釋
【1】我查閱的英文中國史著作有下面這幾本：
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W. W. Norton, 3rd edition, 2013.
Immanuel C. Y. 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th edition, 2000.
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th edition, 1983.
John King Fairbank,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Haper & Row, 1987.
R. Keith Schoppa, Revolution and Its Past: Identities and Chang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Pearson Prentice Hall, 3rd edition, 2012.
唐德剛教授寫歷史、評論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每有人不能及的獨特敏感、銳利眼光和精確表述。近年來，研究林彪「九一三」出逃事件的著作越來越多，不少學者多方考證，下筆萬言；我想起唐教授在《毛澤東專政始末》一書中對此有所評論，於是找出來又讀一遍：
林彪的逃跑，非正常的逃跑也，而是一種變相的「越獄」。（《毛澤東專政始末》〔遠流出版公司，二○○五年〕，頁二二一。）
我再讀這段唐教授寫於一九九九年的評論，不禁歎道，「變相的越獄」簡朗五個字，不僅寫活了林彪的絕境，更寫活了毛澤東的絕情，傳神地描繪了帝王專制回光返照下的那場惡鬥，不知勝過多少人的千言萬語！
譯者的話
古蒼林 夏沛然
一九六○年代初，唐德剛先生和美國的出版商Crowell Collier（英、美大出版商 MacMillan Publishing的前身）簽約，寫一本叫《中國革命簡史：從孫文到毛澤東》（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from Sun Yat-sen to Mao Tse-tung）的英文民國史。這是一本有三卷的大書，卷一、卷二是正文，分為六部二十四章（參看本書目錄）﹔卷三是資料和書目（Source Book）。不知道什麼原因，這書始終沒有出版。
後來唐先生和師母移居加州，委託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整理他的書籍稿件。我們只找到本書的第一、二兩卷，第三卷則不知去向。全部共有單頁、雙行英文打字原稿約七百餘頁，而且第二卷的最後四章，僅餘下一些改得很厲害的殘稿。已經寫完的共有二十章，到一九四四年的史迪威事件為止。
寫一本有特色的民國通史，是唐先生作為歷史學家一生都沒有忘懷的事。他在一九八○年代還建議創立「北美中華民國史學會」（Historical Society for Research on Republican China in North America）。根據汪榮祖先生的記憶：
（德剛）原意要大家合寫一部民國史，搞一個民國史研究的第三勢力。他有鑒於當時大陸與台灣研究民國史都不免受到政治的干擾，所以認為我們得天時、地利、人和之便。（汪榮祖，〈「棄民身世兩心知」：懷念唐德剛教授〉，《傳記文學》第九十五卷第六期〔二○○九年十二月〕，頁五五。）
這個學會在一九八三年八月成立，定名「北美二十世紀民國史學會」，紐約聖約翰大學的李又寧教授任首屆會長。後來因「通史性質的民國史研究很難獲得青眼」（汪榮祖，同上，頁五六），學會又改名為「北美二十世紀中華史學會」，也不再以民國通史為研究重點了。
但唐先生寫中國近、現代通史的宿願未泯，退休後就定下寫作計劃，要寫一部包括晚清政府篇、北京政府篇、民國軍閥篇、人民政府篇和國民政府在台北篇等五篇的巨冊。《晚清七十年》（晚清政府篇）、《袁氏當國》（北京政府篇）和《毛澤東專政始末》（人民政府篇）先後出版，一時傳誦華文世界，成為最暢銷的歷史讀本之一。此後，唐先生著手研究近代軍閥，寫了一系列有關段祺瑞的文章，但民國軍閥篇還未成書，唐先生遽然長逝。
唐先生的遺稿委託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全權處理。在二○一二年一月，學會和台北的遠流出版公司合作，出版了《民國史軍閥篇：段祺瑞政權》。唐先生原來「中國近、現代通史」計劃中餘下的國民政府在台北篇，卻因為他的仙逝而永遠無法完成。學會有見及此，在二○一○年就有了把《中國革命簡史》翻譯為中文的構想。雖然這書著述於一九六○年代，而且是寫給美國人看的，但唐先生對中國從一九一一到一九四五年這段歷史的解釋和看法已經成型。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革命簡史》也許可以為廣大讀者所喜愛的唐德剛作品集「民國通史」系列略作補充。
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原來計劃將本書完整的二十章，由數人合譯，每人譯若干章，然後合成一冊。後來考慮到每人行文的風格不同，合成時會發生文字無法統一的問題。最後決定由古蒼林負責翻譯，夏沛然負責審校，二○一一年夏天開始翻譯，二○一三年六月完成了全書。
翻譯唐先生英文的《中國革命簡史》，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首先，書中人、地、機構、組織、軍隊、職位、事件等等的名稱和直接的引文都必須還原為中文。幸運的是我們現在處於資訊時代，大部分的東西可以上網查核。沒有這些網上搜索機器的幫助，翻譯的工作將困難百倍。還有許多歷史事件發生的年、月、日，登場的人物和發生事情的時序，也要一一查核。這些方面的錯漏，都是譯者工作做得不夠細緻、嚴謹所致。希望讀者隨時留心指出，以便再版時更正。
其次，任何好的翻譯都是在理解原文的意思之後，用通暢明白的中文把意思表達出來，不能逐字逐句地硬譯。這個道理說起來容易，付諸實踐卻往往知易行難，寫出來的文字常常難以擺脫原文的束縛。我們雖然努力想避免翻譯腔，但難免有時找不到恰如其分的辭彙，或是句子的安排不合中文習慣，出現詞不達意、詰屈聱牙的現象。為此，全書譯畢，我們還請了幾位朋友細心校讀修改。
唐先生的中文寫得文采飛揚、揮灑自如，這是大家熟知的。這本書如果由他老人家親自譯寫，自然又是另一本經典「唐派歷史」（楊天石教授語）。我們力有不逮，無法學步，只能盡量做到通順、清楚而已。不過，書中有些章節或內容在唐先生後來的一些文章中也曾提及。遇到這種情況，我們就盡量引用，希望能夠再現唐先生的原貌。英文書中還有一些直接引用的句子，我們多方搜尋後如果找不到出處，就只能自譯。
中國從晚清末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這數十年，是歷史大轉型的關鍵時刻，一轉百轉，錯綜複雜。隨便描繪一事件或一歷史人物，都是千頭萬緒，令人無所適從。唐先生的《中國革命簡史》，大筆一揮，把這數十年間的犖犖大事，勾畫得輪廓分明，脈絡清晰。如果用花卉來比喻歷史，那麼《中國革命簡史》就像一本齊白石的畫冊，每幅都是寥寥數筆而形態神韻俱全。這是我們譯畢全書後的感受。
英文書籍一般稱孫中山為 Dr. Sun Yat-sen，本書亦如此。但唐先生以為「中山」一名，是來自孫一度用過的日本化名之一的「中山樵」。但孫本人從未自稱中山，他生前所習用的，以及有關他的一切公、私文件，均用「孫文」。為此，唐先生在他的《晚清七十年》還寫了一段「為孫文正名」。（【伍】袁世凱、孫文與辛亥革命〔遠流出版公司，一九九八年〕，頁一二九～一三一。）唐先生的結論是：「史家正式執筆為他紀事或作傳，則該用他的本名『孫文』，不該用『孫中山』了。」所以本書譯 Dr. Sun Yat-sen 為「孫文」，而不是一般通用的「孫中山」。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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