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人類進行制度選擇的歷程
不確定的開端：歷史現實中的民主
無論大家對「民主」的瞭解程度究竟有多少，包括：這種制度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是怎麼開始的？它又是如何慢慢地被傳播到世界各地，甚至被視為是種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普世價值？所謂民主的某個部分（其實就只是每個人都有投票的權利），不僅已經成為幾乎眾所周知的政治「常識」，甚至還被若干學者捧為具有「終結性的歷史選擇」，至於「民主勝利」也極其頻繁地成為許多國家政治過程中的關鍵性口號與標語。
在此，我們可以先擷取鄧恩（John Dunn）在一本同樣希望闡述民主歷史的小書中，所進行的敘述：「…兩千五百年前，它（民主）原只是希臘在面臨困境時臨時拼湊出的解決之道罷了；…死而復生，成為真正現代政治的選擇，…一九四五年後，更終於得到全面性的勝利。…不管民主的極限為何，它在作為政治的號召上具有無可抵擋的潛力，任何試圖阻擋其路線的力量，最後都證明是沒有希望的。」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段文字中所隱含的無限樂觀、一面倒，甚至有點不理性的溢美之詞，儘管部分顛覆歷史（雖然主流學者們絕不這麼認為），卻明明白白是當前學術界的多數意見所在。
我們既無意也不企圖刻意去貶抑民主的價值，但仍須提醒各位一個絕不能被忽視的歷史現實，也就是我們自以為所熟知的「民主」（democracy），這個詞彙直到十三世紀的文藝復興初期，才因為翻譯古典希臘論述（特別是亞里斯多德的著作）而進到近代的拉丁語系中，甚至到了十七世紀後才逐漸擺脫負面涵義；事實上，直到十八世紀，民主不僅在政治用詞上仍是個飽受輕蔑的字眼，甚至對美國革命領袖來說，它還是一個期望被避免的發展方向。
可以這麼說，民主政治後來的慢慢被落實，其實是直到最近不久（一百年以內）才開始發生的事情。非但「民主」這個名詞最初在希臘時期被直接與「最糟糕的政體」連接在一起，在十八世紀，民主制度的流行往往與文明與傳統價值的摧毀被畫上等號，甚至在整個十九世紀中，也根本找不到任何真正夠格的民主政府（包括自稱或被認為建立「第一個民主政體」的美國在內），直到二十世紀初，才出現澳大利亞與紐西蘭等幾個「比較」符合民主原則的國家（請注意，還是不包括美國），原因是它們首先讓所有的成年男女都獲得投票的權利，從而也讓人民「理論上」能夠更有效地影響政府的決策過程。
由此可見，民主「被真正實踐」的歷史夠年輕了吧。
跟逛街購物差不多的制度選擇
相較於許多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出現的科學發明，大家都擁有投票權這個在今天看起來似乎是普遍可見，根本不需要爭辯，而且也理所當然的制度設計，其發展過程事實上卻是超乎所有人想像地艱辛、漫長，而充滿波折的，例如像瑞士女性便直到一九七一年，才被獲准能夠在全國性選舉中投票，而美國也是在一九六○年代（幾乎是建國兩百年後）的民權運動中，才慢慢取消了對黑人的種種不合理限制，至於科威特甚至在二○○五年還剛剛才否決了一項賦予婦女投票權的議案，繼續將該國婦女排拒在民主程序之外。
更重要的是，即使在所謂「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似乎席捲全球，而前蘇聯與多數共產集團國家的瓦解，也好像間接地證明了民主政體的優越性時，目前世界上依舊存在並運作著種類相當繁多的政治制度，例如：傳統君主政體（諸如若干中東地區的國家）、軍人獨裁政體（例如在非洲與拉丁美洲的部份國家）、社會主義式左傾政體（例如古巴與緬甸）、共產極權政體（例如北韓，至於中國與越南則處於過渡轉型期當中）、民主過渡期政體（例如多數參與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國家，包括台灣在內，但許多拉美國家已經開始「左轉」了），與民主政體（主要集中在西歐與北美地區）等；更甚者，即便是所謂「民主政體」也大可以進一步粗略分成總統制、內閣制、委員制及其他一大堆的混合型制度設計。
換言之，排在面前的是一長串制度選單；如果我們以為「民主」這頂帽子可涵蓋多數國家的話，未免是天真了些。
接下來的問題是：這些林林總總的政治制度究竟是怎麼出現的？而人類又到底如何在其中去進行選擇呢？
雖然民主派的主流學者們可能認為，建構制度乃是人類「追求理想」（民主被認為就是某種理想）的結果；但從某個角度來看，選擇制度的原則其實就跟買衣服的道理有點像，首先，這種行為的最初目的其實是「滿足需求」或「解決問題」，至於在面對琳瑯滿目無以數計的服飾時，每個人的穿衣打扮或許有賴於一套美學概念；儘管美不美存在著很大的爭議（亦即眼光高低差距頗大），但究竟該怎麼下手去買，還是得看個人的興趣與習慣來作決定，也就是說，最起碼總得要自己看了喜歡舒服才行，最好還能符合自己的日常需求。
如果我們把這個過程代入到政治範疇裡面的話，它的意思就是，不管得花多少的時間，每一個國家都應該找到自己「比較習慣」，以及更重要的是「比較適合」自己的制度安排。從許多國家的修憲活動（例如台灣自一九九○年代迄今便進行了七次修憲工作），與多數國家立法機關都面對著堆積如山的新法案便可以看出，多數國家好像都不斷地在尋找比較適合自己的制度設計，同時為這種過程付出相當的代價。
一個制度選擇的歷史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首先，我們絕不接受當代民主的存在是個「價值判斷」的結果，就跟歷史上許多類似的個案般，它也是透過所謂「制度選擇」的過程而產生的；其次，雖然制度選擇「理性上」是由每一個國家（或人群）根據自己需要所個別進行的，但在人類政治制度的漫長發展歷程中，正如「從野蠻到文明」這個簡單的演化邏輯命題一般，它還是可約略地被分成四個普遍存在但「絕非齊頭並進」的變遷階段，亦即：力權、神權、君權與民權。對此，我們先簡略地敘述如下。
在第一個最原始的階段中，由於文明發展程度相對有限，致使人類必須不斷應付來自於自然界掠食者，甚至同類相殘（亦即所謂戰爭）的生存挑戰，因此擁有蠻力、膽識與作戰技能者，自然會脫穎而出成為部落首腦。
但事實是「馬上得天下」，未必能「馬上治天下」，如果我們排除那些「文武雙全」的英雄人物的話，一方面來自個人能力特徵的限制，同時隨著人類思考能力與文明程度的持續演進，在人口不斷繁衍導致社會範圍跟著擴大後（從幾百人的部落到幾萬人的國家單位），愈來愈複雜的社會內涵也逐漸使得智力（解決日常問題）似乎比武力（對抗外來衝突）對人類生存來得更為重要。
不過，嚴酷的現實是，人類智力的演化速度雖然遠超過其他所有的動物，但當下（甚至直到現在為止）仍無法有效解決許多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透過「宗教政治化」而出現的神權政體，也就成為另一個不得已的選擇。
就像很多人的看法，宗教的出現或許跟人類對自然力量的恐懼有關，其結果既使人們直覺認為有種更高階但不可見的力量存在，這種崇拜也讓人們相信如果能和這種力量接觸並獲得其協助的話，將可大大地提升生存機會。在這種情況下，那些自稱或真的能跟這股特殊力量接觸者（如果它真的存在），便自然成為關鍵人物。在古代歷史當中，人類不僅給予這批祭司相當崇高的政治與社會地位，也為宗教目的而完成許多非常宏偉（經常是社會中規模最大且最華麗）的建築物，甚至將生活中許多重要層面（例如何時播種、如何進行懲罰與是否出征作戰等）交給宗教儀式來解決。
即使大多數人迄今未必否認，在自然界中存在著莫名的更高力量，但是在漫長的神權階段中，將這股力量引進政治決策過程的設計畢竟有著兩大缺陷：首先是能夠「真正」接觸到這種超自然力量的特異人士實在太少了，再加上不乏一些欺世媚俗的騙徒充斥其間，以致於神權統治的可信度經常遭到人們質疑；更重要的是，即便有人能接觸到這股力量並藉此發出「神諭」，就像大家到廟裡頭去求神問卜一樣，神明既沒有義務提供答案，其結果也未必盡如人意。因此在「靠神還不如靠人類自己」的暗示下，自然人便取代無形力量成為統治的主體。亦即與其依賴那些捉摸不定的神明，還不如設法在人群當中找出比較有能力的人，或許是更實在的辦法，由此也進入所謂的君權階段。
值得一提的是，剛剛選擇進入君權時期的人們不僅還算理性，其實也蠻有些現代民主味道。例如對領導者的選擇不僅強調「推舉」（特別在存有樸實古風的游牧部落中一直是如此）的程序與真正有貢獻於社會的能力，同時不但沒有世襲制度（例如中國上古時期傳說中的禪讓政治），甚至還有一定程度的任期制（例如古希臘與羅馬的執政官）。
君主的墮落與民權概念的啟蒙
無論如何，透過「上帝歸上帝，凱撒歸凱撒」的政教分離過程，讓人類開始自己來全面掌握政治運作後，引發無窮麻煩的權力遊戲也跟著揭開序幕；首先出現的是可以「當皇帝當到死為止」的終身制，然後是「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的世襲制。
相對於比較理性一點的終身制（亦即希望有領導能力者能繼續在位），作為君權時代心理基礎的世襲制，幾乎可說是影響人類最重要的一種意識型態。在提供某種「視覺暫留」效果的前提下，世襲制度或許也是終身制某種擴大與延續的結果。這種政治制度一方面無視於可能存在著其他同樣也有（甚至更有）能力的人，而給予單一個人無限犯錯的機會，同時由於對某些人能力的信任或在世期間功績的懷念，導致人們相信與前任領袖最接近者（通常就是具有相同血緣的兒子）乃最佳接班人，而世襲制度也跟著出現了。
當然，這種說法不過是對世襲制的理性解釋罷了；因為歷史上無能或暴虐的君主統治者可說比比皆是，但貴族專制政體還是延續了幾千年之久，甚至到了所謂民主時代，子繼父業或甚至代夫出征的政治家族仍舊俯拾可見（例如美國的甘迺迪家族或布希家族、日本的世襲或派系政治，而台灣在民主化若干時日後，近年來也開始出現類似的現象）。
很顯然地，透過集體催眠讓大家相信天底下沒有更好人才，以致取得不斷執政正當性的終身制度，以及透過基因篩檢建立「一家一姓天下」的世襲制度，都不能夠滿足政客們的權力慾望。
其原因是，不管是終身制或世襲制，都不過是用來催眠大眾，以為只有少數特定人能滿足社會需求的政治手段，一旦人民的需求未能被滿足（也就是騙術被戳穿了），這些人的權力基礎也就受到直接威脅。因此，為建立更穩固的權力基礎（也就是即使騙術被戳穿也能繼續混下去），上層階級於是發明了所謂「君權神授」的學說。這套說法的重點是，統治貴族們所以能位居要津並享受錦衣玉食，並不是由於具備什麼真正的能力或人民真覺得非他們不可的緣故，而是老天爺讓他們上台的，亦即他們擁有所謂「天命」；即便他們有時看起來壞到不可能像是上帝的使者，但套用「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這句軍中術語來說，這也未嘗不是上天對人們的某種淬煉或者懲罰。
無論如何，隨著君主素質每況愈下，以及愈來愈背離人類用來解決生活需求問題的理性，因此反動（農民起義或革命）「偶爾」出現也可以想見。不過，君權的發展史也讓我們瞭解到意識型態力量的強大程度，因為如此明顯不理性的政治制度設計，居然也能夠在人類歷史裡頭撐了這麼長的一段時間。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君權內涵發展到後來實在愈來愈不像樣，更重要的是人類（歐洲部分地區）需求內涵的轉變，於是現代民主觀念才有機會應運而生，甚至迄今還傳播當世界各地。至於這段歷史，正是本書的描述重點所在。
面對制度時的正確態度
在此，希望大家能夠瞭解，不僅社會是基於人類經驗需求所出現的產物，政治制度更是如此；換言之，一個制度到底能不能長治久安的關鍵，乃是它能不能夠有效地回應社會人群的需求。從這個角度來看，隨著人類生活需求的增加（因為社會文明的不斷進步與人際關係的愈來愈複雜化），以及理解與觀察問題能力的普遍提昇（亦即擁有判斷制度能否應付自己需求的基礎要求），制度內容當然也必須跟著不斷地進步才行。
例如在歷史上，當人類發現（自覺意識提昇）無形力量其實不那麼可靠，但生活需求又無法獲得解決（尤其是人群間競爭愈來愈激烈）的時候，捨神權而就君權看來是非常自然的發展；同樣地，當人們無法繼續忍受貴族們的荒淫自私行徑，同時也逐漸培養出敢於挑戰現狀的勇氣之後，絕對王權的想法也就成為過往雲煙。
由此可見，儘管人類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確實經常需要制度與領袖的導引來完成自己的希望與目標，而富有衝勁且更為處心積慮的政客，往往也得以透過這種集體需求來滿足權力慾望，甚至宰制人民不以為意，但事實是他們不但永遠只是人群的一小部份而已，同時也必須儘可能地配合人民的真正意願，才能找到自存之道。
當然，過分誇大人民的意願或理性也沒有必要，就像格林童話裡的「國王新衣」故事般，其實多數人民更常扮演的是噤若寒蟬的沉默旁觀者角色，而且所謂的理性也絕對不總是代表非得要「貨比三家」不可，頂多就只是「不完全跟著感覺走」罷了。
總而言之，站在制度演化的角度看來，雖然民主政治確實是比過去曾經是主流的君主制顯得更有人性一些，而且可能更符合民眾的需要，但我們無論如何不接受「民主是種終極式普世價值」的說法。而所以如此堅持的原因，固然由於當前的民主制度確實問題叢生，但也基於我們對人類理性與智慧發展的信心；我們相信，人類既然可以從持續幾千年的君主制窠臼裡奮力走出一條嶄新的道路，當然沒有必要將自己陷進去另一個不完美的民主制泥沼當中，這也是本書另一個寫作主旨所在。
正如盧梭在一七五四年所言：「我認為在所有人類的知識中，最有用但最欠缺的乃是人類對自己的瞭解」，在本書當中，我們也希望透過對於民主制度從歐洲逐漸走向全世界之歷史的介紹，讓大家能更清楚地瞭解這套制度的過去，或甚至有機會預測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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