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三：中山紀念堂：一個現代中國的宣講空間國府成立以來，各地提倡新政，往往舉行公眾大集會，乃有大會堂或大會場之建築，就中以廣州中山紀念堂為最偉大。－—「志廣州中山紀念堂」，《申報》，1933年3月21日
在我面前有兩幅照片，一幅反映的是晚清中國的私塾（圖1），另一幅是現代學校的教室（圖2）。
儘管兩張照片只是無數的相似場景中的兩個，它們所表現的空間卻不無代表性地反映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教育理念和空間使用方式。中國現代教育家俞子夷將新舊教育法的差別概括為自學式「練習」和講授式的「啟發」，相應地我們看到在私塾的空間中學生各自的書本——儒家的經典——是他們獲取知識的主要來源，老師位於學生背後，他／她是空間中的督導者；而在教室的空間中老師位於學生之前，如同教堂中的牧師，他是空間中的宣講者。教室的空間和教堂的空間因此相似，它們都可以被稱為「宣講空間」。
一九七九年，英國建築史家佩夫斯納（ Nikolaus Pevsner）在其《建築類型史》一書中把十九世紀新建築類型的大量增加視為西方社會大變革的結果。他重點討論了紀念碑、圖書館、劇場、醫院、監獄、旅館和工廠等類型建築的發展。毫無疑問，在世界範圍的現代化過程中，這些建築類型的出現具有廣泛的普遍性，對於中國也不例外。不過，在我看來，作為一種教育民眾的建築，教室和會堂所代表的宣講空間在中國的現代化，尤其是民族國家的建設，同樣具有重要意義。
現代宣講空間是如何在中國出現的？它是如何被納入中國的民族國家建設的？它又是如何與中國的建築傳統發生矛盾並並對之進行改造的？本文試圖通過分析廣州中山紀念堂這個個案回答這些問題。從一九三一年落成到一九五九年北京人民大會堂竣工，廣州中山紀念堂一直是中國會堂建築中規模最大者。它也是二十世紀中國建築「民族風格」的一個重要實例（圖3）。
本文擬將這件作品置於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社會與建築現代化發展的多重背景之下進行研究。這些背景包括民眾集會和大眾教育空間發展，建築的中國風格探求，以及西方學院派建築教育的影響。
一、傳統聚集空間與現代宣講空間
一九二六年二月，國民黨領導的國民政府決定在其大本營廣州為孫中山建造一座建築以紀念這位在一年前逝世的總理。建築的名稱是「紀念堂」，它顯然參考了美國華盛頓的林肯紀念堂（ Henry Bacon, 19111922）。
但是不同於後者的單純紀念功能，中山紀念堂是一座會堂類型的建築，這一類型的建築用於集會、演講並與其他民眾教育、宗教性禮儀和佈道。以一座會堂建築紀念孫中山頗不尋常，它體現了一種將對孫中山個人的紀念與對他的思想的宣傳相結合的努力。
中國歷史上也有服務於教育的宣講空間，如佛教寺院和書院中的講堂。但它們在中國社會中並不普及。而且，隨著淨土宗佛教的興起並與禪宗佛教的融合，以及偶像崇拜的再度普及，南宋以降寺院中供瞻拜的佛殿在重要性和規模上已逐漸超過了用於開示說法的法堂。此外，由於明代後期朝廷對東林黨和複社的鎮壓以及清代繼續限制士林的言論自由，書院教育趨向官學化，即從宣傳義理轉變為服務科舉，教育方式也從講學變為強調寫作的考課。作為一種公共集會和教育的設施，會堂建築直到近代才又出現在中國的社會生活之中。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王權衰落、西方影響加強的時期。伴隨著列強在中國的軍事及經濟擴張，會堂建築首先以教堂的形式在中國普及。毫無疑問，每座教堂就是一個會堂。與之相似的是現代學校的教室，儘管它的規模稍小。與傳統中國傳統誦讀式的教育方法不同，教會的傳道和學校的教育主要通過講授和聽講。二者都由外來者引入用於與中國的國家爭奪信眾。
一座現代的會堂與中國傳統建築中另一些聚集空間如戲園和會館也有著根本的區別。在傳統的戲園中，戲臺伸入聽眾席「池子」，演員因此在三面被觀眾圍繞，其表演不是獨立於觀眾而是在他們之中（圖4）。
觀眾也不是面對戲臺而是圍著餐桌而坐。他們可以邊看戲，邊吃點心、喝茶和談天，甚至在演出過程中隨意走動，對於演員的表演他們也可任意報以喝彩或起哄。戲園和會館因此是一種娛樂空間，其特點是非秩序性和非紀律性，因為它缺少對空間中的人們所在位置和行為的規定性要求，除了台下的觀眾和臺上的演員有觀與演的交流，觀眾之間也可以隨意談笑。在這裡演員不是靠其對觀眾的權威性而是靠其名望和演技而獲得對於空間的控制。
現代會堂空間有若干與戲園和會館截然不同的特點。首先，它清楚地界定了講演者和聽眾各自的空間區域，二者相向而處，形成直接的交流關係。其次，面向講臺平行排列的座椅賦予聽眾席一種秩序性，它使得講演者可以感受到自己對於聽眾的控制，同時獲得在空間中的權威感；第三，講演者在空間中的位置由於講臺而得到加強，他／她面對觀眾，不僅是空間中的視覺焦點也是空間中的資訊來源，而聲學方面的設計也強化了講演者的聲音在空間中的傳播，因此講演者對聽眾的宣講壓制了觀眾之間的交流，於是空間中的交流變成單向。教室和會堂因此可以被稱作為一種宣講空間，它使得一個大的群體可以被教育，而在這個過程中講演者與聽眾、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關係被明確界定。會堂建築體現了一種新認識，這就是利用空間來促進大眾教育。這種認識原本體現在基督教教堂和傳教士開辦的現代學校之中，繼而被中國的啟蒙者們廣泛採用。並非偶然，在二十世紀初，中國有關現代科學與文明的書刊裡也出現了對會堂聲學設計以及西方著名會堂的介紹。
中國從專制的王朝到共和的轉型伴隨著公民社會的擴大以及公共集會和演講的普及。梁啟超接受日本政治家犬養毅的觀點，認為現代的學校、報紙以及演講是「文明普及三利器」。
他說：「今日凡有集會，無不演說者矣，雖至數人相集宴飲，亦必有起演者，斯實助文明進化一大力也。我中國近年以來，於學校報紙之利益，多有知之者，於演說之利益，則知者極鮮。去年湖南之南學會、京師之保國會，皆西人演說會之意也。湖南風氣驟進，實賴此力，惜行之未久而遂廢也。今日有志之士仍當著力於是。」新型的交流不僅促進了白話文在教育中的普及，還促進了做筆記與口頭表達的訓練。尤其重要的是，當政治宣傳需要依賴公共領域而進行時，公共集會的空間如會堂、影院、傳統戲園、會館就或被創造、或被利用以服務於宣傳功能。
在二十世紀的最初二十年，中國還出現了另一種聚會空間，這就是議會會場。
一九○一年簽訂的《辛丑合約》帶給中國的恥辱和一九○五年日本在對俄戰爭中的勝利促使清政府以日本問榜樣對政治、軍事、經濟和教育進行改革。
一九○六年九月一日，清廷宣佈預備立憲，北京和一些省會隨之籌建議院和諮議局。議會空間的要求是使參與者能夠在其中進行議政，其最基本的特點是在承認講演者在空間中的主導地位的同時，允許空間中的參與者在視覺上甚至聽覺上有交流的可能。清末民初的北京資政院議場（建築師不詳，約1910）就是這種議會空間的代表（圖5）。
由於日本是東亞通過君主立憲制實現國家現代化的典範，資政院議場的設計參照了日本的帝國議會議事堂（吉井茂則， Adolph Stegmueller，1890）。
空間的視覺焦點是御座，即君主立憲體制下的國家元首的席位。其前方依次是議長和副議長席、議台、議台兩側的軍機大臣和行政大臣席，以及面對這些席位的八排共二百位議員席。議員席排列仿若以御座為軸的一幅扇面，它使得皇帝與議員能夠以最短的視線距離相向而坐。這個距離不超過二十五米，保證雙方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對方的面容和表情以及由此所表達的政治態度。南京江蘇省諮議局（孫支廈？約1908）是另一個實例（圖6）。
它的座位同樣按扇形佈置。儘管空間面寬較小，但它依然保證議員與空間中的最高的行政官員撫台和督統有著足夠近的視覺與聽覺交流。然而，一九一三年袁世凱謀殺了國民黨代理理事長、民國初期議會政治的積極倡導者宋教仁，次年又解散了國會，宣告了議會政治在中國的失敗，也中斷了議會建築在現代中國的進一步發展。
2024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