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勝事今全得，海內聲華盡在身」
這是顧維鈞在四十歲生日時，他的一位屬僚寫的壽聯，它寫出顧維鈞的成就及人們對他的評價。試想在五年內七任總長，六掌外交部，一掌財政部，兩任揆閣（國務總理），並曾任攝政元首，一九二七年居然做了五個月零三天的事實上的國家元首，這種經歷幾人能夠？至於他一生的感情之旅，娶的四位夫人，盡係名門望族、權貴顯要之後，更是無人能及！難怪學者王海龍在談及顧維鈞時說：「回顧顧維鈞的一生，有些人謂造化獨鍾情於他。顧維鈞一表人才，不獨聰穎超群，而且有貌。他曾和梅蘭芳、汪精衛並列被稱為中國三大美男子。其少年得志，一生財運不俗，成年得遇如花美眷、娶國務院總理之女為妻；不幸英年喪偶，卻又喜結良緣，復續富可敵國的南洋華僑巨商糖業大王之女。其妻的財勢和美貌、教養以及儀態萬方使他在國內政爭和國際舞台上所向無敵。揮金如土，千金散盡還復來；無視利祿，利祿欲推卻還休。就連到了晚年，他還落得發大財的清差，復獲可人麗偶。顧維鈞享年近百歲（1888～1985），福祿壽三全，一身榮耀，榮華富貴全有，事事出人頭地。」筆者根據張昌華、沈潛的文章及相關資料，述說顧氏這段令人豔羨的感情世界。
顧維鈞一生擁有四位女性，或曰有四次婚姻。唯第一次與張潤娥的結合是有名無實。張潤娥是張聾子（張驤雲）的姪孫女，一個出身名醫世家的千金小姐。二十世紀初，上海灘有句名言「得了傷寒病，去找張聾子」他在上海泥城橋平橋里開設診所，為人正直儉樸，對病人悉心診治，不論貧富貴賤，一視同仁。由於醫德高尚再加上醫術精湛，聲名不脛而走。張潤娥是獨生女，父母的掌上明珠。其父的醫術也很高明，常出入顧府。張大夫為顧家小少爺顧維鈞診病時，覺得這個小傢伙聰穎過人，十分欣賞，便萌聯姻之意。時顧維鈞之父顧溶執上海財政，權高望重。經媒人一撮合，雙方父母一拍板，十二歲的顧維鈞與十歲的張潤娥定了親。四年後，十六歲的顧維鈞赴美留學，他全神貫注於大學學業，並無任何結婚的念頭。其間家人卻頻頻來信催促他回國完婚，顧維鈞雖然百般不願，但在壓力下，只好作出讓步，同意假期回國探望雙親，但聲明不結婚。一九０八年夏天，二十歲的顧維鈞利用暑假回國探親，誰知一回到家中，其父母便雙管齊下，軟硬兼施，他的父親甚至以拒食威脅。顧維鈞心軟了，他表示「願意在形式上結婚」。父母聞言大喜，當日進食，並令家人準備婚禮。但洞房花燭夜新郎卻跑到母親暫且空著的屋裡睡覺。母親怕事情弄僵，懇求顧維鈞，於是他不得不回到自己的新房，但卻仍和新娘分床而臥。一個睡大床，一個睡躺椅，就此井水不犯河水一直相安無事。晚年顧維鈞回憶時，仍感慨地稱讚張潤娥寬容、忍耐和天真淳樸。
婚後顧維鈞要回美國繼續學業，父親要兒子帶著媳婦一起回美國，顧維鈞除了再一次妥協讓步外，也別無選擇。到達紐約當天，顧維鈞便把張潤娥送到費城他朋友推薦的一個美國人家裡住了下來，朋友還準備幫她介紹學校，學習英文。安排好這一切，顧維鈞才回到學校繼續學習。到了一九０九年秋，顧維鈞終於提出協議離婚。張潤娥既不表示贊同也不表示反對。顧維鈞告之：如果雙方同意，婚約便可解除。顧維鈞將相關法律文書寄給張潤娥。過了些時候張潤娥考慮散局已定，覆函表示要與其面商。一九一一年，他們簽了離婚協議，「以極友好的態度彼此分手」。
顧維鈞的第二位夫人唐寶玥，是唐紹儀的女兒。一九０八年，唐紹儀以清廷特使名義訪美，向美國政府部分退還庚子賠款一事致謝，同時肩負磋商東三省借款和謀求中、美、德三國聯盟問題。唐紹儀返國前夕，發函邀請四十位在美留學的學生代表作為他的客人到華盛頓訪問。在唐紹儀舉行的歡迎宴會上，顧維鈞被代表們公推為代表致詞發言。他的演說言簡意賅，才華橫溢。會後唐紹儀私下接見了顧維鈞，對他的發言表示了欣賞並予以鼓勵。這是顧維鈞與唐紹儀的第一次會面。
辛亥革命爆發後，袁世凱竊國就任大總統。唐紹儀本與袁世凱是拜把兄弟，於是被任命為首屆內閣總理。因唐紹儀之推薦，一九一二年二月顧維鈞接到中國駐美公使張蔭堂轉達袁世凱電邀他任總統府秘書。當時在哥倫比亞大學的顧維鈞 以論文還沒寫完，斷然拒絕這個邀請。後經他的老師穆爾教授的開導與協助，三月提前通過博士論文答辯。論文隨後以《外人在華地位》為題，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年內出版。四月顧維鈞回北京任總統府和國務總理秘書。
唐紹儀有心將顧維鈞收為東床快婿，於是便千方百計提供方便，創造女兒唐寶玥與顧維鈞接觸的機會。他親自安排一次內閣青年同事的野炊會，讓顧維鈞與女兒同時參加。唐寶玥端莊大方，性情溫柔，會英語，受過良好的西方教育。顧維鈞與唐寶玥彼此相識後，男才女貌，互生好感。不過此後兩位年輕人卻一直無緣見面。直到一九一二年六月，唐紹儀因與袁世凱政見不合，辭去總理職務，顧維鈞也跟著辭去職務，兩人都同到天津小住。這時顧維鈞幾乎成了唐家的常客，只要沒有其他約會，顧維鈞總是被邀去唐府，和他們家人一起吃午飯或晚飯。自受命回國後，因公務繁忙顧維鈞一直沒有時間回上海探望父母。他想返滬探親時，「恰好」唐寶玥也向父母提出到滬上看望姑母。兩人自然結伴，唐紹儀順水推舟，囑顧維鈞順便多照料女兒。到了上海，兩人很快墜入愛河。
一九一三年六月，顧唐兩家的婚事在上海公共租借體育場公園（今虹口公園） 隆重舉行。新婚不久，顧維鈞進入外交部工作。一九一五年八月，他被任命為墨西哥公使，十月改派駐美國兼古巴公使。作為公使夫人，唐寶玥在顧維鈞的外交活動中，多有積極配合與協助。當時人評說：「顧惠靈使節在美時，凡重大典禮，國際宴會，夫人必周旋贊襄，以博友邦人士之好感，以故駐美各使，無不知顧唐夫人，亦無不善遇顧唐夫人。說者謂顧惠靈蜚聲外交界，傾動歐美者，得於內助者良多，非虛語也。」但天有不測風雲，一九一八年秋天某日，美國有兩大盛會同日舉行，一在華府，一在費城，顧維鈞分身乏術，便請夫人擇一地代表自己出席。唐寶玥憐愛丈夫，自動要奔赴路遙的費城。倒楣的是，她在歸途中染上西班牙流感，本已身心俱疲，回到華盛頓後，又一次強行赴會應酬，就此一病不起，兩天後便撒手人寰，留下一雙稚男幼女，男孩顧德昌才兩歲，女孩顧菊珍出生才幾個月。顧維鈞遭此打擊，有種有緣無福的悲哀。
顧維鈞喪妻時正值盛年（32歲），膝下尚有一雙兒女。孩子需要母愛，他何嘗不想娶個賢妻，然外交官的太太是可遇不可求的。此時他奉派為代表參加巴黎和會，某日，顧維鈞造訪當年上海聖約翰大學的同窗簡崇涵時，一眼瞥見鋼琴上陳著一幀漂亮女孩的玉照，她那份天生麗質令顧維鈞心動。一問方知是簡崇涵的小姨子黃蕙蘭，芳齡十九。顧維鈞當即向主人請求襄助玉成。
黃蕙蘭的父親黃仲涵是華人企業界赫赫有名的「爪哇糖王」，富可敵國。黃蕙蘭從小受過良好的教育，會荷蘭語、馬來語，精英語、法語；音樂、舞蹈、書法面面俱到；騎馬、開車、交際樣樣出色。打自父親有了姨太太後，黃蕙蘭便隨同母親一起旅居英國倫敦。很快地，正在歐洲遊歷的黃蕙蘭和母親收到姊姊黃琮蘭的來信。在姊姊、姊夫特意安排的晚宴上，黃蕙蘭見到了顧維鈞。
顧維鈞對她發動了猛攻，不斷地請她聽音樂會、看歌劇，散步、喝咖啡。當黃蕙蘭斜倚在法國政府專為顧維鈞提供的轎車裏在馬路上兜風時，坐在只有外交官才能享用的包廂裏欣賞音樂時，她感到無比的自豪和榮光。她明白，錢不等於權，這些都是父親用再多的錢也買不到的。
一九二０年十月二十一日，兩人的婚禮在布魯塞爾的中國使館舉行。當時中國駐西班牙公使和夫人從馬德里趕來出席婚禮。從巴黎來的中國代辦在公使館客廳主持這一宗教性婚禮。身穿西式拖地白紗裙的黃蕙蘭在公使攙扶下，走到身穿西式禮服的顧維鈞跟前，兩人並排而立，相對鞠躬。由證婚人宣讀祝辭之後，新郎給新娘戴上了結婚鑽戒，新娘則借來一把佩劍分切了結婚蛋糕。隆重而正規的儀式，讓黃蕙蘭陶醉了。而新婚之夜，他們是在開往日內瓦的臥車上度過的，因為國聯大會翌日將召開，身為中國代表團團長的顧維鈞務必出席，因此只有連夜趕路。
此後無論在倫敦、巴黎、華盛頓，還是在北京，黃蕙蘭總是隨著顧維鈞出現在各種正是場合，周旋於王公伯爵之間。由於她氣質典雅，又諳熟歐洲風俗和多國語言（她的法語，連顧維鈞都自歎弗如），在外交舞臺上真是如魚得水。當然這也由於她父親在背後有雄厚的財力支援的緣故。顧維鈞回憶說：「她很幫忙，昔在巴黎時，帝俄時代的王公伯爵都逃亡法國首都。他們雖失政權，但在法國的高級社會裏擁有勢力。她喜歡和他們結交。在使館裏常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招待他們。全用她自己的錢。」黃蕙蘭為樹立中國人的形象，不僅把自己打扮得高貴典雅，還「改造」顧維鈞，從他的髮型、穿著入手，以至教他跳舞、騎馬。黃蕙蘭曾不無驕傲地追述說：「我們什麼地方都去。我渾身珠光寶氣，穿著名師設計的衣服，外披雪貂或紫貂長大衣。維鈞的大禮服是英國裁縫縫製的。我們的汽車是由司機駕駛的羅爾斯‧羅伊斯牌，是媽媽送的結婚禮物。由於媽媽的培養，我深安歐洲社交的習俗，使我能夠進入沒有幾個中國婦女能進入的社交圈子。我愛跳舞，開高速汽車，下大賭注，而且爸爸支援；從他那裡源源而來的金錢，就像我們參加的華貴舞會和招待會上的香檳酒一樣綿綿不絕。」
另外她還斥鉅資把中國駐巴黎使館修葺一新，整修一新的使館充分體現了中西合璧的典雅風格，這中間自有黃蕙蘭悉心努力、精心設計的功勞。難能可貴的是，黃蕙蘭還熱心投入華人慈善事業。二戰期間在倫敦，她加入當地紅十字會組織的救護工作，被派入遭敵軍狂轟濫炸的貧民區，每日工作八小時，堅持了四個月。回憶戰時倫敦的那段生活，黃蕙蘭不無自得地回憶道：「我們正是靠著父親的財產，才得以輕鬆自若地周旋於歐洲的社交界。我丈夫雖然精明能幹，但他國際聲望的提高，卻離不開我們的招待方式及中國使館的裝潢修飾。此外，我諳熟豪華生活，習慣於僕人服侍，所以在各種慶典酬應中，不論做主人還是作客，全都輕鬆自如。我總能做到不失自己身份和本來面目。」難怪，在顧維鈞任駐美大使後的某一場合，當幾位來訪的中國官員對這位聲望卓著的外交家大加稱讚時，蔣宋美齡卻指著黃蕙蘭說：「別忘了大使夫人也起了重要作用呀。」以蔣夫人自己的親身感受和體會，她很清楚顧維鈞的外交事務離不開黃蕙蘭的襄助。
不過世事難料，這對看上去令人豔羨的富貴夫妻，在結婚三十七年後，也就是在一九五六年卻走上分手的結局，她和顧維鈞育有兩個兒子，老大顧裕昌，老二顧福昌。後來在一九七五年黃蕙蘭以英文寫成《沒有不散的筵席》（No Feast Lasts Forever）的回憶錄，在書中透露出些許的緣由。在最初的幾年，夫婦倆的感情是頗為融洽的。對黃蕙蘭來說，嫁給顧維鈞，不僅使她擁有作為外交官夫人的高貴地位和身份，也圓了她少女時代躍升上流社會成為貴婦人的夢想。黃蕙蘭清楚地感到，為了服務於中國的外交事業，在顧維鈞身上有著一份非比尋常的精神和意志，那就是在必要時寧願自我犧牲的品格。面對一個才華橫溢、而有崇高理想的知識份子；一個擅長處理最複雜處境而又聰明且具有耐心的外交家，黃蕙蘭是引以為傲的。
但正由於顧維鈞有著強烈事業心，難免因為工作繁忙而少了對愛妻的溫情關懷。因此黃蕙蘭漸漸多了一份抱怨，她說：「我很少機會單獨和他在一起。他的日程填滿了大會小會。等他回到家中，又馬上坐到書桌旁，向他的秘書們口授演講詞或是親自起草每天向北京彙報的電稿。我們常常一同接到邀請去參加各種宴會，但是當我打扮整齊等待他的讚許時，他往往只不過心不在焉地看我一眼而已。」顧維鈞是位敬業的人，對妻子的關懷自然便少了些。黃蕙蘭說：「他對待我，就是忍讓，供吃供住，人前客客氣氣，私下拋在一邊。」於是，她下了判詞：「他是個可敬的人，中國需要的人，但不是我所要的丈夫。」
當然靠父親源源不斷的匯款，使黃蕙蘭生活更氣派，個性更驕縱，就如同她晚年不無自責地感悟說：「我的父親自幼寵壞了我，社會繼而驕縱我，諂媚我，追求我。寵壞了的孩子長成了寵壞了的貴婦。」難怪顧維鈞不時埋怨她出手過於闊綽，生活過於挑剔，交際過於隨便。隨著時間的流逝，看著黃蕙蘭依然我行我素的生活方式，顧維鈞越來越生厭惡之感。到了一九四六年再度出任駐美大使，夫婦倆的感情明顯出現裂痕，彼此的心已離得越來越遠了。而令黃蕙蘭最不堪忍受的是，「維鈞每個星期要到紐約去度週末，從星期五一直待到下個星期二，與他那位在聯合國工作的女相好相會。」 黃蕙蘭提到的在聯合國工作的那位女士就是嚴幼韻。但顧黃彼此勉強維持好多年後，直到一九五六年，兩人才平靜地離婚。
顧維鈞經歷了三次婚姻的洗禮，備嚐酸甜苦辣，七十二歲的他與小他二十歲的嚴幼韻女士在一九五九年結合了。這是一段沒有任何功利色彩的純情之旅。顧維鈞把愛的方舟泊在嚴幼韻溫馨的港灣，永不啟航了...（精采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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