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政治鞋匠
「他比他任何一個朋友更加沉迷於阿米紐教義和政治之中。他的兄弟會定期送來《循道宗雜誌》和《每週快訊》。他總是有許多做鞋的活兒，不論是和農人或勞工相比，他都來得更加獨立。他向來以不客氣的言詞對地主與上議院、下議院、新濟貧法、主教、牧師、穀物法、教會與階級立法提出評論。」
「非常詭異的事情是，每一個行業都會讓它的從業者逐漸養成一種獨有的性格、一種特殊的氣質。一般來說，屠夫看起來嚴肅而且表現得趾高氣昂，粉刷工人則是粗心草率而且過著浪蕩的生活，裁縫沉迷於酒色，食品雜貨商顯得愚蠢，門房好打聽、喜歡找人閒聊，最後，還有一副快活模樣的製鞋匠和補鞋匠，他們嘴邊老是哼著歌曲，有時候甚至顯得精力充沛……雖然他們的品味樸實，這些製作修補新舊鞋靴的人總是神采奕奕，間或帶有挑釁的意味，而且老是對事物喋喋不休地發表看法，這些都是他們的特點。是否出現了一場騷亂？是不是從群眾中竄起了一位演說家？毋庸置疑，那是一位鞋匠在向人民發表演說。」
Ⅰ
鞋匠在十九世紀的政治激進活動是眾所周知的現象。一些持有不同想法的社會歷史學家都曾經對此現象加以描述，而且想當然地認為它不需要解釋。例如，一位研究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的歷史學家就下結論道，鞋匠「在人民的行動中扮演了主導的角色」，認為這「並非偶然」。研究英格蘭「史溫」（Swing）暴動的歷史學家提到了鞋匠「遠近皆曉的激進活動」，而雅克‧魯熱里則以鞋匠「在傳統上好鬥成性」來解釋他們在巴黎公社中引人注目的表現。即使是席爾多‧柴爾丁這位抱持如此異端觀點的作者，他對這一個問題也接受了一般的看法。這篇文章試圖來解釋鞋匠做為政治激進分子的非凡聲望。
當然，要說鞋匠或是其他行業擁有一種激進活動的名聲，這可能至少是指以下三種情形的其中之一：首先是他們在社會抗議運動中好戰行動的名聲，不論是否局限在討論中的行業；其次，一種同情政治左翼運動的名聲，或是與其有所關連，或者是涉入其中；最後，一種或許可稱之為市井小民的意識形態理論家的名聲。這些情況雖然很可能有所關連，不過它們並不相同。在傳統的手工藝行業中，學徒與未婚的職工可能很容易被動員起來，而和當時的政治激進活動沒有任何必然的關係。法國的大學在過去就以支持左翼學生的立場而聞名，至少自德雷佛時期以來的情形是如此。不過，這並不必然意指??雖然這也不排除??集體的好戰行動。澳大利亞的剪羊毛工雖然往往是激進分子同時和左翼有所聯繫，但是通常來說，人們不會認為他們對意識形態有強烈的興趣，反倒是鄉村教師往往被認為對意識形態有濃厚的興趣。
在十九世紀，鞋匠做為一種擁有激進活動名聲的職業，同時囊括了上述三種意義。他們在行會事務以及在涵蓋範圍較廣大的社會抗議運動中都表現出激進的傾向。雖然鞋匠的工會局限在某些部門和某些地方，而且只有在某些時候才會發揮作用，然而，在法國和瑞典，鞋匠很早就以全國的規模組織起來，更何況是在英國。倫敦的鞋匠工會創立於一七九二年，據說在一八○四年擴展至全國各地。鞋匠與木匠是阿根廷地區工人聯盟（一八九○年成立）的首批成員，該聯盟是阿根廷第一個試圖建立的全國工會組織。在法國的七月王朝時期，鞋匠偶爾會發起大規模的罷工，同時也是最容易發起罷工的幾個行業之一。他們在革命的群眾之中同樣相當引人注目。有許多證據來證明鞋匠扮演了政治行動分子的角色。就我們所知，在英國的人民憲章運動中，從活躍的參與者之職業分佈來看，鞋匠在織工和不加區分的「勞工」之後構成最大的單一團體：比建築工人的兩倍還多，同時超過了所有按職業分類描述的激進分子的十分之一。在攻佔巴士底監獄的行動中，或者至少在那些因為這起行動而遭到逮捕的人之中，有二十八名鞋匠，這個數目僅少於家具製造工、細木工還有鎖匠。而在戰神廣場以及一七九二年八月的暴動中，沒有任何一個行業的參與人數可堪與鞋匠比擬。在所有因為反對一八五一年政變而在巴黎被逮捕的那些人當中，鞋匠的人數居於首位。依照雅克‧魯熱里的觀察，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失敗之後，涉入其中而遭到放逐的工人當中，比例最高的職業，「當然，一如以往，是鞋匠」。一八四八年四月，當德國的康斯坦茲市爆發一波造反行動時，鞋匠顯然是暴動者中最大的單一團體，幾乎等於緊接其後的兩個行業（細木工和裁縫）的總和。在世界的彼端，巴西南大河州的一個鄉鎮，第一位有紀錄可考的無政府主義者是一個義大利的鞋匠，時間是一八九七年。而根據報導，參加首屆（由無政府主義者從中策劃）庫里提巴工人代表大會（巴西）的唯一同業工會是鞋匠聯合會。
然而，光是好戰性格與左翼的激進行動並未凸顯鞋匠做為一個團體與其他行業的手工業者有何不同，因為有時其他行業的手工業者至少在這兩方面的表現也同樣突出。在柏林一八四八年三月革命的傷亡人員中，細木工的人數是鞋匠的兩倍多，裁縫在數量上也顯然比鞋匠來得多，雖然這些行業的規模相仿。在法國的七月王朝時期，木匠和裁縫就如鞋匠般，「動輒發起罷工」。法國的革命群眾按其在巴黎人口的比例分配而言，印刷工，細木工，鎖匠與建築工人在其中參與的比例更高。如果一八九二年在里昂被逮捕的四十三名無政府主義者中，十一名鞋匠是當中最大的職業群體，那麼，建築工人也不遑多讓。在德國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風潮中，裁縫和鞋匠都是典型的活躍分子，然而，若是兩者在佔了共產主義聯盟多數的德國遊方職工中同樣顯著（魏鄧梅爾在一八五○年寫給馬克思的信中提到，「工人俱樂部的規模不大，而且只有鞋匠和裁縫參與其中」），裁縫似乎顯得更為突出。的確，鞋匠行動分子的數量優勢或許有時僅僅是反映了這一行業的規模，在德國與英國，鞋匠的人數構成最大的單一工匠行業。因而，無法以鞋匠這個群體的集體行動來解釋其所享有的激進名聲。
然而，鞋匠做為工人?知識分子與意識形態理論家的卓越表現殆無疑義。就如同我們將會發現的，他們在農村與小市鎮不太需要面對那些來自在地工匠之競爭，不過他們在這方面顯然不是獨一無二的。的確，任何對一八三○年「史溫」暴動的探討或是對鄉村政治激進活動的研究，都清楚地看到鞋匠在十九世紀的英格蘭扮演了鄉村人民之發言人與組織者的角色。霍布斯邦和呂德的研究指出，在一八三○年暴動頻仍的教區中，當地的鞋匠數量是那些平靜的教區的兩倍到四倍。引用柯貝特言論的地方鞋匠是人們所熟悉的形象，像是肯特郡的約翰‧亞當斯，罕普夏郡的威廉‧溫克渥思。這門行業的成員具有「狂熱的政治家」之性格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在北安普敦的鞋業製造中心，選舉日被人們當作是「傳統的節日」來慶祝，就好比是春季和秋季的賽馬大會。然而，令人驚訝的事實是政治與能言善道之間的關係。人們在提及鞋匠時，往往會驚訝地說到他們身兼記者和詩人，宣傳者和演說家，作家和專欄主筆。這種印象並不容易用量化的方式來證明，雖然在一八五○年之前，鞋匠在十九位法國的「工人?詩人」的樣本中佔了三位，是其中最大的單一團體，而且這些人全都帶有激進的想法：榮納省的西爾萬‧拉波安特，他曾經是一八四八年選舉中的候選人；《揩油者》的編輯伊波利特‧唐普齊；蘭斯市的貢札爾，他擔任過《共和報》的編輯。這份名單可以很輕易地繼續延伸下去??我們想到福斯坦‧博納福，他是路易‧菲利普時期馬賽地區一家傅立葉主義報紙的編輯，還想到了自學出身的「艾弗賴姆」，他寫過一些宣傳手冊，極力主張成立「一個由參與每一場政變的工人所形成的組織」，還有公民維利，這名製靴匠曾經在一八四○年舉行的第一屆共產主義宴會中發表演說，他還出版過一本討論消除貧窮的小冊子。
當然，沒有人會宣稱，所有的或是大多數的鞋匠行動分子是工匠?知識分子。的確，有一些例子表明，激進的鞋匠並不善於閱讀，至少在他們活動的時期是如此，像是波士頓茶葉黨的最後一位倖存者喬治‧修茲。縱使需要手藝的鞋匠的識字率似乎高於一般水平，我們對其中出現相當比例拙於閱讀的人口也不會感到驚訝，因為這個行業規模龐大，且包含了許多眾人皆曉的窮人。當這個行業在十九世紀擴張它的規模、含納更多的從業者時，不善於讀寫的鞋匠可能會變得更為常見。然而，不能否認存在著一群數量龐大的鞋匠?知識分子，即使可能有人會認為，在一個絕大部分的人口不具讀寫能力的社會裡，這些人自然會格外引人注目，不過，這是一種不尋常的現象，或許還是一種獨一無二的現象。當意識形態主要是以一種宗教的形式出現時，他們就思索《聖經》中的文句，有時候會得出非正統的結論：正是這些人把喀爾文教義帶到法國的塞文地區，他們預言同時還鼓吹（與書寫）救世主思想、神秘主義和異端邪說。在世俗的年代，絕大多數卡圖街事件的密謀者（大部分信仰史賓塞共產主義）是鞋匠，而他們一心嚮往無政府主義也是遠近皆知。蒲傑的《潘納老爹》以頗具象徵意味的手法，將一名製鞋匠在其作坊中的圖案放在它的封面。更普遍的是，十九世紀出現了許多介紹鞋匠生平的作品，至少在英語世界是如此，就我們所知，這是其他行業所沒有的現象。這類著作絕大部分的主題都是在紀念其思想上的成就。他們在這一領域的成功或許可以解釋，何以在自我提升的年代出現了這類的文集。
有人甚至認為，從古代到工業革命，在許多國家都可發現像是「鞋匠不應該插手鞋楦以外的事」這類俗諺，這些諺語清晰地表明鞋匠喜好發表意見的傾向，他們往往對本應該留給正式學者評論的事物高談闊論??類似的諺語還有「讓補鞋匠做他分內的事，讓飽學之士寫書」，「好為人師的補鞋匠作不了好鞋」等等。（本章與瓊恩‧史考特合著）
第十二章
農民佔領土地行動
任何人只要研究農民運動，必然不會對大規模的侵佔土地或佔領土地的現象感到陌生。這篇文章主要是根據來自祕魯的證據，試圖對農民的這種集體鬥爭形式加以分析，雖然也會參照其他國家的資料。然而，它的目的不在於研究一種特定的祕魯的現象，而是要穿透農民行動，看出其背後的社會與政治預設，以及潛藏其中的策略性思考。這篇文章的目的是要釐清農民革命活動之問題。另外，祕魯和其他一些做為比較的國家，它們的特殊歷史形勢在何種程度上決定侵佔土地行動的性質與樣貌，也將附帶列入討論。
Ⅰ
發生在祕魯的佔領土地行動，就如同發生在其他地方的類似現象，有三種可能的方式，這視所欲佔領之土地的法律地位而定，既是就現行的官方法律制度而論，也是就農民實際上所接受的法律規範而言，兩者並不一定吻合。首先，所欲佔領之土地可能屬於農民，但是已經以他們不承認其為有效的方式讓渡出去??法律上或者其他方面。侵佔土地因而等同於收復他們自己的土地。因此，歐穹地區（在安地斯山，利馬的東北方）的農民否認他們曾經在一九六三年八月入侵阿洛戈藍農會及牧場的土地，因為這塊爭議性的土地??一些海拔約五千英尺的牧場??過去是而且一直以來都是屬於他們。其次，被佔領的土地可能不屬於任何人，或是在法律上屬於政府的公有土地。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在關於法律所有權方面存有某些爭議時，農民在公地拓墾或定居的過程才會構成一種「侵佔」的行為。最常見的情況是，農民與地主同時宣稱擁有土地的所有權，不過兩者在官方法律下可能都不具有有效的財產權，或者甚至在多半的情形下也將不會擁有。這種情況在許多南美洲國家人煙罕至的邊境地帶是常見的現象，雖然它在祕魯並不是特別地顯著，除了在祕魯安地斯山地區的亞熱帶亞瑪遜河的坡地，以及有時候在那些屬於大莊園的大片未經耕種土地的畸零偏僻之處，我們可以理解，這些地方往往會被農民認為是不屬於任何人的土地。
法律的爭議在此有所差異，因為有可能出現不訴諸於所有權、或者甚至不求助於習俗與法規的情況。實際的情形倒不如說是，土地屬於那些憑藉自己勞力在其上耕作的人。這種論點在西班牙殖民法律中被接受，該法宣告無人佔用之土地屬於那些在一段規定的時間範圍內清理土地、播種或是以其他方式耕作土地的人，同時依照佔有人耕作土地的能力來固定其持有土地之大小。例如，哥倫比亞的民法法典在其他的佔有形式以外承認這種佔有模式，而一九三六年因大規模的土地騷亂所通過的「第兩百號法令」則讓此模式成為決定空地所有權的首要判準。在此，訴求不是針對一種法律所有權或是其對等物（例如，法定期限權），而是訴諸一種普遍的原則。因此，在一九六三年，三百五十名佔地者組織了一個「新開拓者聯盟」，佔領了位於廷戈瑪莉亞亞熱帶地區的兩個莊園，他們的理由是「這些土地並未拿來作生產之用，所以我們有權利擁有它們」。
第三種形式，土地可能毫無疑問地屬於入侵者之外的某些人，甚至以入侵者自己本身所接受的法律原理或文件來看，這些人也確實擁有土地所有權，像是農民沒收地主持有的莊園領地時的情形。這種情形必須和以勞動力、金錢或其他方式來抵償佃租的佃農作清楚的區分，這些佃農主張，他們擁有實際佔領與耕作之土地的保有權，不過它本身並未直接挑戰地主對他所直接耕作或雇用勞力來耕作之土地的權利。同樣地，它也不構成一種「侵佔」的行為，因為農民早已在他們希望改變其法律所有權的土地之上。很清楚地，徵用是佔領土地行動中最自覺的革命形式。在祕魯，以及更普遍來說在拉丁美洲，它也是最罕見的方式（當然，歷史上常見的形式除外，即強者剝奪弱者）。說的更清楚些，這種情況如果有的話，也很少發生在完全未受現代政治意識形態所直接影響的農民運動中。
這篇文章將主要探討第一種類型的佔領土地行動，在二十世紀，這類行動在祕魯有記載的入侵事件中佔了絕大多數。這一類運動之特徵在於由農民公社收復喪失的共同土地。只要我們能夠領會農民法律觀的思路條理，我們就會曉得，這種所有權的宣稱有三重的根據，雖然我們無法瞭解（無人土地的例子除外），在要求土地所有權的三項要素中，有哪兩項是不可或缺，以及每一項因素在提出宣稱者的心中有何重要性。就如同薩特尼諾‧帕雷迪斯博士在駁斥某些（毛主義路線的）祕魯共產黨的偏離分子時所做的陳述，他當時在這個人數不多的政黨內擔任總書記的職務：「祕魯的真實情況是，生活於公社的農民……相信，現在被大領地主所把持的土地屬於農民，因為他們曾經在那些土地上頭幹過活。而且在某些例子中，他們握有土地的地契，而其他的例子是因為自久遠年代迄今的佔有。」
顯然，憑藉勞動獲得權利的想法隱含在所有其他對所有權的宣稱中，雖然（除了新近開墾的土地之外）它和自遠古迄今的佔有所宣稱之權利並未有清楚地區別，因為後者僅僅意指，已經有無數世代的農民在一塊特定的土地上耕作或者放牧。因此，除了在那些現代的政治意識形態進入其事務的地方之外，我還不曾在任何一件佔領土地行動中碰到僅僅以「土地屬於耕作者」的口號證明其正當性。這並非意味著它無足輕重。一八四八年革命前的席倫托地區（義大利南部），「每逢聖誕節，農民來到他們提出所有權要求的土地，在其上從事農業勞動，以此方式，農民試圖保持擁有其權利之理想原則」。在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期間，同一地區有八百名農民拆毀被侵佔的先前共同土地之上的圍牆與籬笆，翌日再度往該地出發，「大多數的人攜帶鏟子、十字鎬與棍棒，只有五名或六名攜帶武器」，一邊示威遊行一邊呼喊著「國王與憲法萬歲！我們要耕種。我們就快餓死了。我們要拿回我們古早以前喪失的土地所有權」的口號。在義大利卡拉布里亞半島的席拉地區，有四百個人敲鑼打鼓、搖著國旗，其中一部份的人員攜帶武器，人們看到他們正在挖土，而當被問到為什麼這麼做時，一些人回答道：「他們打算取得他們古早的所有權，即準備要休耕他們共同的土地，所以他們正一邊丈量一邊做標記」。一八七三年，在波若布蘭寇以及在安達魯西亞的鄰近小鎮，農民要求歸還及劃分一些共同土地，他們的理由是，和那些以不正當手法得來之金錢付給人們微薄工資的人相比，那些辛苦勞動的人擁有更多權利來獲取土地。同樣地，在俄羅斯農民的理論中，「勞動原則」的重要性也廣為人知。總之，對農民來說，不勞而獲是一件無法想像的事情，因為他們所擁有的土地必定是地盡其用。
不過，倘若遠古的佔有對所有權來說是足夠的，那麼，要是還有真實的文件證明其有效性的話那就再好不過了。由於西班牙殖民制度的性質，有許多印地安農民公社保有這樣的文件，他們通常引用這些文件，以合法化侵佔土地的行動。因此，圖西公社引用的地契上溯到一七一六年，按照其發言人的說法，這些文件「已經施行於羅馬與埃及」；在萬卡維利卡省，五個莊園的入侵者引用同一日期的地契來宣稱他們的所有權；瓦伊拉古歐公社（萬卡維利卡省）所出示的地契則追溯至一七四六年；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在一些信仰毛主義的共產黨之年輕宗派看來，這是一種小資產階級式的偏離正道的作法；他們主張，對於封建時期或資產階級時期的土地地契，不論這些文件的存在對誰有利，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它們焚毀。但是就如同帕雷迪斯博士從其豐富經驗所公允指出的：「所有這一切所揭露的是，機會主義的左翼清算者沒有農民運動的經驗，而且從來不曾和任何一個〔農民的〕公社發生任何關係。」農民佔領土地的行動具有根深柢固的法治精神，這是一項事實，漠視此一事實的研究者或鼓動者都將承擔其風險。擁有一小張文件對拉丁美洲的農民公社來說是一件極其重要的事。不論這些文件是真實的或是偽造的，農民都會珍視、保存，並且隱藏這些文件，以免遭受可能的盜匪的覬覦，因為從某方面來說，遺失了這些文件將會影響他們的權利，雖然還說不上是會減弱它們存在的感覺。約翰‧渥麥克對於從其父執輩保存迄今的阿楠楠歸伊果??偉大的艾彌爾利亞諾‧薩帕塔的印地安人村落??的土地地契曾經做出令人動容的陳述。有人告訴過我，一些波利維亞的村莊在農業改革被授予土地後，甚至還向以前的地主要求一份轉讓的文件，俾使其在法律上完備。如同我們稍後會發現到的，這種法治精神並未阻止農民揭竿而起。首先，農民往往會駁斥那些奪取共有土地的法律，認為這些法律在道德上是無效的，而且是「不合常理的」法律，不論它們在憲法上有多正確。
第二十三章
人民的搖擺樂
在二十世紀的菁英小眾藝術當中，美國佔了一席之地，但絕非是最重要的。另一方面，除了運動項目之外，美國穿透了而且確實主導了全球的流行文化。在運動的領域，經由網球、高爾夫球以及最重要的足球，依舊呼應了英國對十九世紀資產階級與第一次工業革命之霸權。所以一般認為，北美對我們這個世紀高雅文化的主要貢獻是根植於流行的和??它使美國成為美國??商業的娛樂，這一點並不足為奇：電影以及受到爵士樂所形塑的音樂。
儘管如此，在好萊塢與紐約四十二街之間仍有顯著的差異。好萊塢就像是亨利‧福特般，以大量生產來征服世界，在這個例子是大量地製造夢幻。它的基本關注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快樂，而這是由票房回收來衡量。當然，好萊塢的音樂類比已經深遠地受到黑人音樂所影響，尤其搖滾樂自一九五○年代中葉興起後，情況更是如此。的確，自從散拍音樂（ragtime）的時代以來，流行音樂事業若是沒有這種持續的融合就無法生存。爵士樂在一九二○年代晚期被一小群熱情的樂迷所發掘，他們把它看成是一項重要的藝術，而這項藝術唯有依靠商業的音樂娛樂事業之媒介才能夠被發現。
馬克‧塔可在其五百三十六頁的《艾靈頓公爵讀本》一書中已經對這項藝術最偉大的人物予以適度地推崇。這是一本「提供大量關於艾靈頓史料的著作」。艾靈頓終其一生扮演巡迴演出樂團之樂隊領班的角色。這並非因為他必須如此??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他以自己的版稅收入來挹注樂團??而是除了在這種特定的氛圍之外，他沒有辦法去構思、創造他的音樂。然而，爵士樂是一種小眾的藝術，少數人演奏這種音樂，同時它所訴求的聽眾和古典音樂相較之下來得更少。在爵士樂被接收的初期，狂熱者的主要問題是要有如大海撈針般，從一大堆節奏含糊不清的伴舞音樂中發掘出「熱」爵士樂，即要去找出些方法來定義出貨真價實的爵士樂，讓它有別於充斥周遭的俗麗音樂或是那些無甚價值、僅飾以切分節奏的音樂，向那些無法看出其中差異的市儈來為其辯護。
孕育藍調與爵士樂此奇特藝術之環境的特質現在已經是眾所周知，這要歸功於數量龐大且日益精深的著作。曾經有少量的著作探討了聽眾的性質，雖然（在美國）民族的自尊心往往會對這類著作感到憤慨。因為北美洲的作者比歐洲的作者更難以接受，一種可讓美國在文化上感到驕傲的事物首先是在其他地方被認真地看待。依照塔克的說法，艾靈頓「開始受到評論的關注（多半來自於國外）」是在一九三○年代初期。我們可以看到，艾靈頓的一位早期擁護者在一九三三年為了試圖讓他能被《財富》雜誌的讀者所接受，引述了艾靈頓不久前造訪歐洲所獲致的成功，「那是一個比美國對所有各種音樂都更加苛刻與更具有鑑賞力的地方」??雖然我們還得加上一句，不一定更加內行。
因為從一九三○年代中葉到一九四○年代中葉，這幾年下來「熱」爵士樂以「搖擺樂」的商標、同時透過大樂團的媒介，成為商業性流行音樂唯一主要的、或者至少是一種主要的音樂語彙。在此之後，它回到一種音樂上更具野心、但從銷售數字來看更加狹隘的窘境。就時間的順序來看，搖擺樂的風行差不多恰好就是法蘭克林‧羅斯福的主政時期。過去曾經有人提及或是思索美國這段時期的政治與文化歷史之間的關係，但是就我所知，在密西根州立大學開授「美國思想和語言」的大衛‧史鐸是第一位企圖有系統地釐清爵士樂和新政時期美國之間關係的歷史的作者。
羅斯福主政的美國對爵士樂最直接的影響是透過政治的左翼人士，這些左翼人士從追求一種民主的民眾文化的新政狂熱者到共產黨，林林總總，不一而足，後者自一九三五年開始就對爵士樂相當重視。（紐約的托派知識分子似乎對音樂不感興趣，雖然它最偉大的鬥士曾和愛德蒙‧威爾森、沙丕洛、崔林夫婦一起在《新群眾》雜誌上簽署一封抗議信函，不過托派知識分子很難想像這些人會隨著貝西伯爵的音樂打拍子。）左翼人士的貢獻不單是在於發掘人才，雖然沒有其他人會對不知名的??以及更重要的，非商業性的??南方藍調歌手真的感到興趣。音樂事業經紀人，像是哈林區薩伏依舞廳的（白人）老闆莫‧蓋爾，在判斷未來的明星這方面能夠有如最偉大的人才發掘者約翰‧漢蒙般敏銳，雖然他們的觸角不如漢蒙延伸之廣。左翼人士所做的是透過激進猶太人和富裕的、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白色盎格魯薩克遜清教徒??紐約的當權派??之奇特結合，將黑人音樂從貧民區提攜拉拔出來。他們謀定而後動同時也成功地達成所欲的目標。
小約翰‧漢蒙（1910-87）正是這種結合的典型範例。除了艾靈頓之外，史鐸（正確地）花費了比其多人更多的篇幅來介紹他。身為凡德比爾特家族的一員，漢蒙幾乎可說是一個荒謬的長春藤聯盟的特有產物，同時也是（在他晚年）紐約典型的當權派俱樂部「世紀」的忠實成員。漢蒙終生都是一名熱情的激進分子，為了追求種族平等而奮戰不懈，因此長期以來與共產黨的關係密切。雖然漢蒙從未加入共產黨??美國聯邦調查局在經過多年的調查後也對於這一點感到滿意??他仍然（如果我可以引用我自己對他的記憶）遠超過新政「革新論」的格局，雖然史鐸試圖將他化約、定位在此。
從一九三三年開始一直到他去世為止，他在做為天才的發掘者與開發者這方面的紀錄是無與倫比的。他所憑藉的不只是驚人的學識和判斷力，而且還依靠運用他在紐約??因此可以推展到全國??獲致成功的三個重要因素的能力：人際關係；一群在《紐約客》雜誌上自吹自擂的大都會居民，這些人身上結合了自由主義與老於世故的特性；以及一個在市場壓榨下能夠屹立不搖的演藝事業社群。好萊塢在麥卡錫主義登場前就已經呈現搖搖欲墜之勢；百老匯式微，不過一息尚存。《紐約客》自一九三○年代以來就很堅定地支持爵士樂，而《艾靈頓公爵讀本》這本書光是由於理查‧波伊爾對這位偉大人物舌燦蓮花般的介紹文章（〈熱派巴哈〉）就已值回票價，這篇文章於一九四四年首度刊載於《紐約客》。下面這種說法也並不為過，當其時也，除了紐約之外，美國沒有其他城市會有像「社會咖啡」這樣的夜總會積極致力於黑人和白人的社會混合與音樂生產，這家夜總會是由一位共產國際代表的兄弟所經營（有一部份是靠漢蒙的資助），它稍後成為紐約市裡備受推崇的場所。
然而，重點在於，在紐約市的功成名就絕不僅僅是地方性的，因為這個都市對電台與唱片??此二者是在流行樂壇成功的基礎??的意義就好比好萊塢對電影的重要性。班尼‧顧德曼之所以成為「搖擺樂之王」不只是因為漢蒙說服這位有天分的人??他在當時是一位不抱任何幻想的錄音室樂師??去組一個樂團：顧德曼雇用了一位一流的前黑人樂團領班來替他編曲，設計出一種爵士樂的聲音，而非演奏乏味的商業性伴舞音樂，同時不能忽視的一點是，顧德曼將黑人樂手與白人樂手混編在一起。由於漢蒙的穿針引線，顧德曼灌錄了唱片，而獲得這份合同意味著他們的聲音得以透過電台廣播傳送全國各地。如同每一位爵士樂愛好者所曉得的，當一支樂團在一九三五年巡迴全國的音樂會後抵達加州時，這支垂頭喪氣的樂團會赫然發現到，它自己在大學生之間早已享有聲名，這些學生已經聽過深夜的東岸廣播節目「大家來跳舞」，而這個節目在西岸的播放時間正是當地的黃金時段。透過哥倫比亞唱片公司、美國電影公司與電台網絡，紐約的左翼人士讓全國沈浸在搖擺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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