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岩波文庫
張香山
懂日文的中國知識份子，大約沒有一個沒讀過「岩波文庫」的吧。以我自己而言，開始接觸「岩波文庫」，迄今已經歷五十五年。
一九二八年，我進入北京YMCA夜校學日語，一九三○年秋，入學天津中日學院。學校圖書館有很多日文書，當然，也藏有不少「岩波文庫」、「改造文庫」、「春陽堂文庫」等「文庫本」。我從圖書館借出的第一本「岩波文庫」乃是志賀直哉的《小學徒的神祗》，這件事到現在我還記得。這一本小說裡描述的鮪魚壽司究竟什麼樣子，又是什麼味道，我完全不知道。也就是從那時開始，我便有了逛日文書店的習慣。
天津有兩家日文書店。一家是日光堂，另一家是有光堂。這兩家書店的規模比不上上海有名的內山書店，卻比北京販售日文書籍的東亞公司大一些，且日光堂出售的書籍和雜誌極為豐富。星期六的午後，我經常在這裡站著翻閱《戰旗》、《文藝戰線》等左翼文藝雜誌，持續站二、三小時閱讀是常有的事。由於當時日本書籍比中國書貴很多，像我這樣的窮學生，實在買不起。不過，經常站著白看書，卻一本也不買，難免令人感到不好意思，於是偶而也買個一兩本。當然，買下的書以便宜的「文庫本」為主。
我第一次買的「岩波文庫」是夏目漱石的《草枕》，此書的中譯本之前我也讀過。夏目漱石揭示的「非人情」哲理，當時的我還難以理解；但對書中描寫的山中茶屋，那古井溫泉旅館的優美境界，印象深刻，因此就買下了這本書。當時的濱田（雄幸）內閣毅然採取「開放黃金管制」政策，引發日幣升值。日幣一圓等於中國一元四角。《草枕》是「二顆星」（以星號用來計算定價），一本四十錢，換成中國六十幾錢。為了證實自己的記憶沒有問題，我特別查證了《魯迅日記》中的「買書記錄」。其中，「開放黃金管制」以前，魯迅買的《全譯本格林童話集》一冊（兩顆星）是中國錢四十七錢；在「開放黃金管制」以後，一冊變成六十錢。然而，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犬養（毅）內閣就任的第一天，便下令「禁止黃金出口」，於是日圓再次貶值，短時期內，日圓比中國幣值還低。這一來，買日文書自然比較輕鬆。在前往日本以前，我買的書籍中，似乎「改造文庫」比「岩波文庫」多，其中的理由是因為「改造文庫」稍為便宜一點點。
一九三三年秋，我以留學生身份渡日，隨著讀書經驗的增加，理解力的增長，開始比較喜好「岩波文庫」。特別是，倘若把「岩波文庫」和當時中國出版的所謂「文庫」加以比較，極為明顯的，「岩波文庫」好得多。
例如，彼時中國出版界龍頭商務印書館推出的「萬有文庫」第一集，共收有一千種書籍，但這一千種並不曾嚴謹挑選，只是從商務印書館已出版的書本挑出一千種，而印成「文庫」的開本而已，該出版社未曾出版的浩瀚的中國及外國名著一本也沒有。何況，麻煩的是，這一套「文庫」不能零買，非一次買一千本不可。因此，對圖書館以外的一般讀者而言─特別是窮學生，根本不可能買它。
此外，一九三五年，中國有名的學者、作家鄭振鐸發行了蒐羅中國、外國文學名著的「世界文庫」。這一種「文庫」每月僅出版一冊，每一冊選錄十五、六篇名著，中國、外國各有一半，其中包含短篇作品四、五篇，其餘是長篇小說。長篇小說分作幾次連載，最長作品也有連載十二次以上的。「世界文庫」約為二十五開本，一冊定價一元。固然可以一冊一冊買，但因為同一篇名著分為好幾次刊登，為了讀畢同一篇名著，自然就非買好幾本不可。而這好多本之中，也包含讀者不想讀的作品。結果，讀者要單獨買想讀的作品是不可能的。從以上說明的情況可以明瞭，哪一種「文庫」對讀者比較有利，便不難明瞭了。
到達日本以後，我進入舊制東京高等師範（現改制為筑波大學），並領取日本外務省公費，偶而也有一點點稿費收入，所以已經沒有以前那麼窮苦。在那時期，倘若被問起：你想買些什麼？我大概只會回答：買書。當時買下的書，有不少是「岩波文庫」。例如我讀過的馬克斯、列寧主義的著作，恩格魯斯的《由空想邁向科學》、列寧的《帝國主義》等，都是「岩波文庫」的翻譯本。此外，學校英語課教材的《夏澤克．霍姆斯的冒險故事》、阿溫格的《素描簿》、愛倫坡的《黑貓》、曼斯菲德的《短篇集》，以及英譯本莫泊桑的《項鍊》等，這些都有「岩波文庫」的日文譯本。於是我買來對照英文本閱讀。
留學日本期間，我所讀過日本人著作的「岩波文庫」，印象最深的是以下三冊—第一冊是岡倉天心的《茶書》。藉由此書，我才得以瞭解日本茶道與中國文化的關連，以及日本茶道的禮儀規範，特別是作者在藝術欣賞的分析方面，針對藝術大師與讀者、觀眾的關係之見解，留下深刻感銘。巨匠對我們傳遞的，並非技巧，而是精神；不是技術，而是感性。其訴求越具有人類感性，吾人就會從內心深處產生共鳴─這是岡倉天心的主張，我也完全認同此種看法。另一冊是芥川龍之介的《侏儒之言》。書中的一句一句箴言，卻像對現實爆出的叛逆火花，閃爍發光。特別是兵卒、勤儉尚武、日本人、倭寇……這些段落，針對時流加以辛辣批判，真是逸趣橫生。第三冊是島崎藤村的《飯倉通訊》，這是一本文學感想集，主要內容是作者對文學、藝術的見解，以及身為作家對社會生活的觀察及感想。在〈土地〉這一篇中，記述只有真正的農民才能知道土地的可怕。農民為了維護自己的生活，慎重保護使用鏟、鋤的雙手，也不會對土地加以無理破壞。我後來也寫過一篇以「土地」為主題的文章，文中引用了島崎藤村對土地的感想，進一步敘述沒有一寸土地，只能寄生於大地主的土地上，過著貧困日子的貧苦農民才能深知土地的恐怖。這一篇文章投稿在上海《立報》發表。
那時期，對「岩波文庫」有一點點意見，那便是在俄國文學領域中，在普羅文學作品方面，只出版了唯一的高爾基的作品而已，也未曾推出日本左翼作家的作品。其中緣由，大概是因為在法西斯主義政治風潮下的關係吧。
一九三七年爆發了「蘆溝橋事變」，我拋棄了所有書本，隻身奔往前線，我所屬的八路軍戰場在山西省太行山的山區裡，人在偏僻深山之中，作夢也不會想到看日文書。那一年深秋，在娘子關附近七豆村和日本二十師團的部隊發生戰鬥，而且打了一次勝仗，因此擄獲了許多日軍的文書、命令、書信、雜誌、書籍，甚至有完整如新、未曾使用過的日幣紙鈔。豈料我方大兵一把火燒光光。「政治部」聽了報告，真是哭笑不得，立刻下令今後擄獲敵人的文書、書籍，就算隻字片語，也必須送到「政治部」。這以後，前線部隊打了勝仗時，擄獲的日軍命令、訓練計畫等不消說，連《步兵操典》、《內務條令》等軍事教材、雜誌、書籍，甚至日軍官兵的家信也都全部後送到「政治部」。
一般說來，這些日軍，都是軍國主義下愚兵政策的道具而已，他們被強迫盲目服從。陣亡日軍的背包中，藏有值得一讀的名著的，幾乎是沒有。不過，偶而也能發現一、兩本好書。抗日戰爭的八年間，以「岩波文庫」而言，從前線部隊送來了二十幾本，但幾乎都是文學作品。讀完了留下記憶，或激起我加以思索的書大約有以下幾本。其中一本是盧梭的《懺悔錄》，但因為只有上冊，不能竟讀，令人深感遺憾。讀了此書，意外的引發一絲絲的哀愁。此書的主人，在天地空白處，寫滿感想和注釋。我想書的主人大約是民主主義或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一張徵兵令下來，被迫中斷研究生活，也從書房、研究室或教壇被拉到遙遠的異國戰場上，也被迫面臨與自己精神世界毫無關連的戰地。同時，在戰事的小空檔中，為了滿足自己的精神世界，偷偷的從背包中取出《懺悔錄》來看。然而，如今，他已為戰爭犧牲，他愛讀的書本也散佚在戰場─我自然而然的如此連想著。倘若沒有這場不幸的戰事，那麼，他就可以從事研究生活，說不定可以在他的研究領域中綻放美麗的花朵，並締結豐碩的果實。如今，一切都成為泡影。
另一冊是《北京年中行事記》，乃是中國《燕京歲時記》的日譯本。原文登在該書的譯文後面。我的故鄉是浙江寧波，十四歲那一年離開故鄉，前往在北京執教的父親身邊，前後五年，在北京和天津的學校裡就讀。北京乃是中國故都，也是中國五四運動發生地，以及民國以來各種學生運動的發源地，到了北京，我開始接觸祖國悠久、浩大的文明，同時也接觸到企圖改革舊文化的新思想、新文化。因此，我愛北京的心情實在更超越愛故鄉寧波。《北京年中行事記》完稿於一九○○年（光緒二十六年），當然書中記載北京的風俗習慣和日常生活都是清末的情形。我在北京那一段時期，還保留著許多古老的傳統。書中記載的內容，有許多是我自己親身體驗過的。翻閱此書，自然勾起我少年、青年時期在北京的回憶。然而，如今的北京，不正是「國破山河在」的狀態嗎？那兒的居民，既沒有自由，又沒有生命的保障，過著被壓迫的、殘喘的亡國奴生活。當然，這只是中華民族悠久歷史的一個小事件。時下，中華民族正迎向日本帝國主義不屈不撓的加以對抗，我八路軍在最前線，亦即日軍之後方，流血奮戰。吾等確信高舉勝利旗幟進入北京的日子必定會到來。如若我能活下來，能再進入北京城，那是多麼令人歡喜若狂呀！
接近抗戰勝利時，我拿到了一本島崎藤村的《千曲川素描》（岩波文庫版）。這是我以前讀過的一本散文詩體作品，乃是作者由詩人轉型為小說家時寫下的。作者冷靜、細緻的觀察自然與人生，並以正確的筆調記述。這一本著作，與德富蘆花的《自然與人生》以及國木田獨步的《武藏野》都是充滿詩情的名著。自從獲得這一冊「文庫本」以後，我經常利用戰鬥的空檔，取出書來，隨性的展讀書中內容，偶而也會浮現一些連想─也就是，如同作者筆下純樸的信州（長野縣）農民那樣的人們，為了不在中國曠野中死去，而必須早一天結束這一場戰爭。
隨著戰事的拖延，「岩波文庫」的印製水準，比起戰前或戰爭初期，顯然粗糙許多。書頁的天地縮小很多，使用的紙張泛黃泛黑，正顯示日本物資的缺乏。我想，戰爭再延續下去的話，像「岩波文庫」這種對侵略戰爭沒有正面貢獻的書籍，必定會遭到禁止。
自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到一九四九年進入北京為止，我完全沒有閱讀日文書的機會。進入北京城當初，在東安市場的舊書店書架上，還有幾本日文舊書。二、三年以後，也都賣光了。我目前擁有的五十幾本「岩波文庫」，其中一部分是五○年代初期在北京舊書店買來的，其餘則是戰後訪日時買下的。由於日本書籍價格比戰前貴很多，選購名著時，只好選擇比較便宜的「岩波文庫」。戰後出版的「岩波文庫」，出現片山潛、幸德秋水、野呂榮太郎、毛澤東的著作，也有小林多喜二、德永直、宮本百合子、蕭洛霍夫等人的作品，如此反映時代脈動，令人感到高興。目前成為經濟大國的日本，卻聽說擁有長久歷史、認真投入出版事業的出版社正面臨經營困境，真令人難以理解。我個人謹祝福擁有六十年歷史的「岩波文庫」，能夠像創業者岩波茂雄所說的一樣，以「永久的事業」，永久服務讀者，並永久保持其青春活力，永不衰退。
◆ 本文譯自張香山之〈私と岩波文庫〉，刊登於岩波書店《圖書》，一九八七年七月號。
◆ 張香山，浙江寧波人，天津中日學院畢業，曾留學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現改制為筑波大學）。對日抗戰時任八路軍軍官，後曾任中日友好協會副會長、中央廣播事業局長等。本文原以日文發表日本《圖書》月刊。文中所指「岩波文庫」係岩波書店於一九二七年仿德國「列克拉姆文庫」創刊，以口袋書開本推出日本及各國名著，各書均加標點、注解、導讀等。嗣後各出版社爭相模仿，通稱為「文庫本」。戰前的「岩波文庫」15.5×10.5公分，戰後改為14.7×10.5公分。每一本書以星號的多寡標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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