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仇恨官僚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五日，維也納
以一個四十四歲的人來說，安東．邵爾沃（Anton Sauerwald）的樣子看起來很憔悴蒼老，他的醫生卡爾．謝克立（Karl Szekely）多次上書法院解釋他的病人患有結核病，開庭時間應該延期。邵爾沃已經住院一個月了，但沙徹麥爾法官（Schachermayr）不願再延期開庭。邵爾沃的妻子瑪麗安坐在先生的身邊，她告訴法庭，她先生沒對她隱瞞過任何祕密。
戰爭期間，邵爾沃是擔任德國空軍的軍官，不是飛行員，而是技術專家。一九四五年三月，他不幸被捕，送到美軍在巴德海爾布倫（Bad Heilbrunn）管制的戰俘營，但六月他就獲釋了，回到維也納。納粹戰敗讓他長期懷抱的夢想就此破滅。戰爭期間，他負責保管一群納粹份子名下的十五筆土地，這群納粹打算為志同道合的人打造一塊園地，他們的口號是「Miteinander Füreinander」（為了彼此，合在一起），但如今他們的夢想都破滅了。
邵爾沃受過良好的教育，二十四歲時，他在全球化學界首屈一指的刊物《化學月刊》（Monatsheft für Chimie）上發表了四篇學術論文。他有維也納大學的博士學位，師承知名的有機化學家約瑟夫．赫齊格（Josef Herzig），如今大家依舊記得赫齊格發現的一項特別的化學反應。赫齊格也是佛洛依德的朋友，經常晚上去找他打牌，邵爾沃一直很喜歡赫齊格，尊稱他是「赫齊格教授」。
在戰後形同廢墟的維也納裡，邵爾沃找不到妻子。戰爭結束前三個月，她放棄了工廠的工作，逃往西方，以免落入俄羅斯人的手中。邵爾沃在丈母娘安娜．塔爾格（Anna Talg）的家裡待了一晚，在當時混亂的狀態下，連安娜也不知道自己的女兒去哪了。於是邵爾沃轉往克里岑多夫（Kritzendorf），到妻子的祖母家尋找，還是找不到瑪麗安。
邵爾沃尋妻的時候，有人也在尋找邵爾沃的下落。怪的是，這人也有肺部問題。佛洛依德的侄子哈利．佛洛依德（Harry Freud）是美國的軍官，他堅持一定要追蹤邵爾沃的下落。哈利有個絕佳的管道：愛德華．貝內斯（Edward Bernays）。貝內斯是哈利的表兄弟，他在帶著美國參與一次世界大戰的威爾遜總統手下工作。哈利認為邵爾沃掠奪了他的家人，破壞了他祖父於一九一九年成立的家族企業：國際精神分析出版社（Internationaler Psychoanalytischer Verlag）。他強行闖入邵爾沃的老公寓，搜查可以證明邵爾沃有罪的文件，沒人阻止得了美國軍官。
幾天後，警方要求塔爾格形容她女婿的樣貌時，她卻不知道該怎麼形容才好，他的鼻子普通，耳朵普通，嘴巴普通，眼睛是藍灰色，除了金髮以外，沒什麼醒目的特點。
一九四五年十月，在哈利的堅持下，邵爾沃被捕。警方開始調查他過去的一切。維也納市立檔案館讓他們追蹤到兩件可以對邵爾沃提出兩項起訴的複雜記錄。
於是，這名外貌普通的男人遭到戰爭罪名的指控。警方問訊後，便把邵爾沃押入監獄裡，先是待在一號監獄，後來又移到二號監獄，他在維也納第十八區的公寓也被沒收了。邵爾沃和瑪麗安從一九三○年代中期就住在那裡，現在要踏進老家還得先獲得民事法庭的許可。市政府把她的公寓租給新房客賴德斯多夫人（Leidersdor），邵爾沃聲稱她拿走衣櫃裡的東西和價值五萬馬克的化學物（包括黃金和一些催化劑）。
賴德斯多夫人相當懂得製造話題，她告訴媒體，當初掠奪佛洛依德的人來騷擾她。一九四六年，維也納報紙刊登兩則媲美現代八卦新聞的消息，把邵爾沃塑造成想要把手無寸鐵的女人趕出家門的邪惡納粹。
《新奧地利人》（Neues Österreicher）甚至設法取得希特勒的副手赫曼．戈林（Hermann Goering）的堂兄提亞斯．戈林（Matthias Goering）寫給邵爾沃的一封信。那封信可能是賴德斯多夫人在公寓裡找到以後「擅自洩漏」出去的。馬提亞斯以「納粹同志」稱呼邵爾沃，請他把非猶太精神分析師安格斯特．艾康（Angust Aichhorn）的著作寄給他，但是要記得撕下佛洛依德寫的序，因為他不希望有人認為他在讀猶太人的「垃圾」（馬提亞斯無意中洩漏了心底的想法，不慎把佛洛依德的名字拼錯了）。由於邵爾沃出售佛洛依德的東西時必定賺了不少錢，馬提亞斯表示他至少需要一千六百馬克支付部分的費用，還在信末大喇喇地簽上「希特勒萬歲」的字樣。
這封信公開後，一切看似罪證確鑿。邵爾沃的律師法蘭茲．派得拉切克（Franz Petracek）和他從學生時代就是朋友，他告訴邵爾沃，他無法再替他辯護了。
邵爾沃被送到新的人民法院受審，那法庭是在一九四五年六月德國投降後隨即設立的。人民法院的記錄目前收藏在瓦斯塔D座（Gasometer D）裡，這裡曾是一棟優雅的維多利亞式紅磚建築，現在內部已改裝成俗氣的購物商場。維也納市立檔案館是查詢邵爾沃審判案相關資料的地方，人民法院的被告中有16％都像邵爾沃那樣遭到金融詐欺的指控。邵爾沃也遭指控是納粹黨員，一九三三與一九三四年奧地利內亂以後，加入納粹黨就是非法的行為，罪行是「非法人士」，亦即「非法」納粹。
人民法院的審判不像紐倫堡大審（Nuremberg）（註1）那樣引人注目，但是盟軍還是堅持要有適當的法律程序，盟軍想讓納粹了解他們是被遵循規範的文明人所打敗的，所以一切都很費時，邵爾沃的審判拖得比紐倫堡大審還久。
他們起訴邵爾沃的罪名很簡單。納粹從一九三三年在德國掌權開始，就通過法令，限制猶太人的個人和財務自由。擁有五千馬克以上的猶太人都必須申報，納粹的黨報《攻擊日報》（Der Angriff）清楚地指出：「所有猶太資產都算是不當取得。」
納粹指派託管人（Truehandler）接管每個猶太事業，託管人必須用這些不當取得的猶太資產，成就德國與納粹專案的榮耀。納粹強占奧地利以後，這樣的託管人至少有九千人，這些託管人也叫「政委」（Kommissar）。有醫學、法律和化學背景的邵爾沃比多數人更有資格做這樣的工作。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邵爾沃被指派擔任佛洛依德家族的政委以後，不僅掌控他們的資產，也掌握了他們的命運。這時國際精神分析出版社是由佛洛依德的兒子馬丁負責經營，在德國萊比錫還有數千本庫存。佛洛依德雖享譽國際，家族的出版社卻營運慘澹。不過，弗洛伊德一家很有錢，邵爾沃的起訴書宣稱，邵爾沃濫用職務之便，不僅扣留佛洛依德的財產，也扣留其他的資產，包括手稿、藝術品、書籍和多數有價值的東西。
訴訟開始時，法院問邵爾沃是否認罪，邵爾沃否認罪行。後續十八個月，他在多次庭上陳述中聲明自己是清白的，並表示他被如此起訴實在是令人難以置信。
後來法院接獲通知，一九三九年九月佛洛依德已在倫敦過世，不過佛洛依德有許多家人也在被告手中吃盡了苦頭。哈利有絕佳的理由要求法院逮捕邵爾沃，但哈利向來喜歡裝模作樣，他設法取得希特勒的私人便條，用那便條傳訊息給佛洛依德的管家寶拉．費希特（Paula Fichtl），儘管裡面沒提到什麼重要的事。費希特對佛洛依德相當敬重，但她說哈利是佛洛依德家族裡唯一不太聰明的成員。
這件案子在幾經拖延下，檢方並未注意到一個關鍵事實。一九四五年秋季，邵爾沃與妻子重逢。兩年後的一九四七年七月，瑪麗安情急之下寫信給佛洛依德的遺孀瑪爾塔。當時瑪爾塔已近九十高齡，住在漢普斯特（Hampstead）。瑪麗安解釋她先生的困境，說她不知道還能找誰幫忙。她在信中寫道，如果佛洛依德家族很正派，應該會拯救邵爾沃脫離哈利害他掉入的困境。瑪爾塔沒有自己回信，她把信轉交給女兒安娜。
安娜的確回信了，不過目前保存在維也納市立檔案館裡的信件副本上並沒有她的簽名，也沒有任何人的簽名。一般說來，信件不署名似乎顯示那人對這封信抱有猶豫不決的矛盾心理。邵爾沃也請佛洛依德的律師艾佛烈．英德拉博士（Alfred Indra）、知名精神分析學家艾康醫師（馬提亞斯想讀的書就是他的著作）、以及和英國王室有關的瑪麗．波拿巴王妃（Marie Bonaparte，她也是精神分析師，佛洛依德還治療過她）出具支持函。
安娜的信雖未簽名，但寫得很清楚，她表示以傷害佛洛依德家族的罪名起訴邵爾沃是錯的。英德拉博士和波拿巴王妃也這麼說，他們都認為邵爾沃其實曾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幫助過他們家族。
邵爾沃並非唯一幫過猶太人的德國或奧地利人，最有名的「幫手」當然是辛德勒，亦即湯瑪斯．肯尼利（Thomas Keneally）的《辛德勒的方舟》（Schindler’s Ark）和史蒂芬．史匹柏的電影《辛德勒的名單》裡的主角。在耶路撒冷的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裡，有一份外邦人（亦即非猶太人）冒險拯救猶太人的名單。辛德勒和赫曼．戈林（Hermann Goring）（註2）的弟弟亞伯特．戈林（Albert Goering）都備受推崇。
邵爾沃的名字並沒有刻在大屠殺紀念館的「正義外邦人」（Righteous Gentiles）名單上，但是他就像辛德勒和亞伯特．戈林一樣，他至少幫了一個猶太家庭。事實上，要不是他的幫忙，佛洛依德和妻子、小姨子、子女等十六位親朋好友與幫傭都不太可能設法逃脫。佛洛依德的五位妹妹中，有四位留在維也納，她們後來都不幸死在集中營裡。
本書將說明為什麼一位納粹（而且還是忠貞的黨員）有充分的理由預期佛洛依德的女兒和他的朋友會來營救他。基於多種原因，這並非佛洛依德學派的人會去探討的故事。
註1：西方盟國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開始審訊納粹戰犯，稱為「紐倫堡大審」。
註2：德國納粹空軍總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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