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社會學的地位
一 社會學與科學
我們早已開始被自身理解和控制物質世界的能力所震動，而科學家和科學哲學家們也早已從那時就開始努力探明，究竟是甚麼使成就顯赫的現代科學卓然有別於一些注定無所收穫的徒勞努力，諸如從石頭當中煉出金子，或是從星星那裏預卜我們的未來。令人遺憾的是，所有這樣的努力最終都未能給出一些明確的分界線。而當我們開始更密切地察看真正的科學家實際上是如何搞研究的時候，卻經常會發現，科學的實際活動並不符合哲學家們所描繪的景象。不過，我們也還是可以列出一系列更可能體現在現代科學而非那些徒勞努力身上的特徵，比如更可能體現在天文學而非占星術上。面對有關物質世界的種種觀念，我們並沒有甚麼辦法十拿九穩地區分開哪些屬於科學，哪些又屬於偽科學；儘管如此，對我們來說，談論些「多少具有」科學性的東西也還不無裨益。
首先，任何合格的科學理論，都應該具有內在的一致性。這樣的斷言是一個不錯的出發點，可以直接將合格的科學理論與大多數非專業的推論區分開來。我母親就常常表現出自相矛盾的地方。她此刻說的東西，也許與她接下來的看法並不符合，但這幾乎不曾使她感到困擾。她曾經如此批評一家街頭咖啡館，斷言道那裏的食物糟糕透頂，同時又說給的份量太少了！
一種合格的科學理論應該與證據保持一致。這一點看起來或許是顯而易見的，但是科學家在這方面理當要求的標準比非專業人士習慣上所接受的要嚴格得多。比如講，傳統醫學與非傳統醫學之間在執行的標準上就非常不同。儘管說在商業利益的驅動之下，各製藥公司會競相搶在它們的對手之前，把其新出的特效藥推向市場，但是它們仍然會對自己的產品進行長期深入的測試。在雙盲測試*中，把一大批患者分作實驗組和控制組，前者發給新藥，後者則會得到一種無害處但也無效用的「安慰劑」。在測試結束、宣告分組情況之前，無論是患者還是醫生都不知道誰在服用真正的新藥，誰又只是在吞服那供對照用的安慰劑。只有在實驗組樣本的病情好轉結果明顯優於安慰對照組的情況下，此項測試才能被作為證明藥品效力的合格證據。相反，像信仰療法、針灸或磁療之類非傳統醫學是很少做甚麼測試的。實際執行這些療法的人的個人經驗，再加上幾則有關神奇般治癒的佚聞的支持，便足以確立這些療法的效力。即使真有所謂測試，也從來不會是雙盲性的，因此也永遠不會消除某種安慰作用引發感覺上的好轉的可能性。
第三，科學始終是處在變遷之中的。它的各種結論從不會在絕對一勞永逸的意義上保持「真實性」，而總是暫時的，始終可以得到改進的。在某個世紀裏是令人信服的正統學說，到了下個世紀或許就成了歷史的古董。說科學在進步可能有些不太合適，因為我們並不知道自己將要去往何方。不過我們可以確知自己曾經所處的狀況，並且由此可以說甚麼科學正在一步一步地遠離謬誤。還舉上面的例子，如果我們對比醫療科學對實驗證據的依賴和非傳統療法對傳統的依賴，就會明白要害之所在。在信奉 Bachian 花療、風水堪輿、指壓按摩的世界裏，數百年來一直遵行着這些做法(在未受現代性侵染的文化中就更是如此)，它們也就此確立起了自己的有效性。而像身體的循環系統這樣的醫療科學基礎，還是較為晚近的發現，有鑒於此，科學家完全有道理不被某種觀念的年代久遠所打動。
在不合格的科學〔比如丹尼肯( Erich Von Daniken )聲稱埃及金字塔是來訪的外星人建造的〕裏，理論是靠背景中採擷出的片斷事實支持的。而在合格的科學中，一種解釋要被另一種解釋所取代，關鍵是要系統地搜集那些對所研究的東西產生作用的全面的資料。
但光是這樣還不夠。很少有觀點奇怪到如此地步，以致於居然找不到一絲證據來提供支持。要找出之所以有如此看法的理由還是很容易的。更有效力的測試是尋找不相信的理由，尋求與之不符的證據。在合格的科學裏，那些在一次又一次試圖證明有誤的努力之後依然經受下來的觀點，便是最具說服力的觀點。
這就讓我們看到了合格的科學最重要的特性之一，即其處理失敗的方式。設想我就亞原子粒子的活動提出了一項新理論。我在自己的實驗室裏，在那些經我用自己的視角培訓出來的學生的協助之下，搞出許多符合我的理論的實驗觀測數據。但是，其他地方的科學家隨後又重複了我的工作，卻未能證實我的結論。此時我理當根據新的證據來重新考慮自己的理論。如果說這理論可以被進一步發展，涵括新的結果，或者說能夠說明為甚麼新的觀測數據具有誤導性，那麼，它依然可以站得住腳。而如果這兩樣都不能，那我們就應該放棄這項理論。
我們要想通過最簡易的方式了解這種途徑的價值，可以考察某種非傳統途徑。一個重度皮疹患者找到巫醫，那巫醫便藥死了一隻小雞，根據小雞在倒地斃命之前左右蹣跚的方式，判定皮疹的起因是該患者的嫂子給他施了魔法。巫醫給了患者一個有護身符咒作用的手鐲，囑咐他戴上一個禮拜，這樣魔法就會被破解，而皮疹自然也就好了。但這手鐲並未發揮作用：一個月以後，皮疹絲毫未見好轉。只是這巫醫並不由此得出結論，醒悟到邪法導致疾病的念頭是胡說八道，所謂有護身符咒作用的手鐲根本不具備療效。相反，巫醫解釋道，手鐲之所以未起作用，是因為患者不夠誠心。這樣一來，表現出來的失敗倒進一步支持了信仰體系。
雖說這個例子取自非洲傳統醫學，但我們還是可以從現代科學家那裏找出許多例子，他們為了盡力避免自己視同珍寶的理論遭到駁斥，其創造性毫不遜色。為合格的科學而工作的科學家，應該是全心全意地獻身於整個科學事業，而不是過份地迷戀自己特有的理論，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然而，科學家也無非是人而已。真能使這事業避免陷入不得不仰仗如高尚的聖人一般不偏不倚的那些個體科學家的境地，還得靠切實存在的競爭。某人要是耗費了二十年時間，來發展一項有關亞原子粒子的特殊理論，就很可能竭力捍衛使其成名的那些觀念。但無論如何，自然科學的職業結構意味着將會有許許多多其他的人工作在同一個專門領域，他們非但不會對大人物抱以任何特別的照顧，而且還拼命想證明他錯了，以此提高他們自己那些富於競爭的解釋的身價。
科學的興旺有賴於觀念的自由交流和知識的相互競爭。而當外在的力量試圖把某種並非源出於學科本身工作的正統強加給科學家，比如天主教會治下的中世紀，斯大林治下的蘇聯，此時的科學就會變得死氣沉沉。十九世紀有些遺傳學家提出，個體在其存活期裏獲得的特徵可以通過其基因傳遞下去。法國生物學家拉馬克( J.-B. Lamarck )認為，長頸鹿之所以有個長脖子，得自於伸長脖子找尋樹上的葉子的習性。而反例則會設定，這種「長脖性」已經是一種有着遺傳編碼的特性，那些擁有這種特性的長頸鹿會比缺乏這種特性的長頸鹿擁有更好的生存機會。因此，遺傳世系所發生的變化是通過「自然選擇」，而不是通過習得。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拉馬克的觀點已經基本上被拋棄了。不過，它在蘇聯卻繼續保持了活力。在蘇聯，作為替代的自然選擇說被認為過於切近資本主義的邏輯，因此從政治的角度來說是不可接受的。李森科* 利用其政治地位，把拉馬克的學說揉合進官方的共產主義哲學。而那些反對他的遺傳學家們，要麼被迫公開認錯，要麼被流放西伯利亞。一直要到五十年代，蘇聯的生物學才擺脫了李森科的影響，恢復了元氣。令人痛心的是，對論戰中錯誤一方給予官方保證，這樣的行徑不僅摧殘了蘇聯的生物學，而且摧殘了蘇聯的經濟。對「資產階級」遺傳學的拒斥在意識形態角度上得到了合法性的證明，使蘇聯的農業完全隔絕於西方在此期間在作物品種培育方面所取得的巨大進展。
現在，對科學方法能夠確證真理這一觀念大加嘲弄已經蔚為時尚。而社會學自身發揮了顯著作用，揭示出科學的工作方式常常類似於普通人在理解世界時所採用的凡俗方式，而科學家們也並非不受那些有損於他們所謂不偏不倚的聲言的興趣和價值觀念的干擾，就此消解了科學的堂皇聲言。然而，現代科學業已非常成功地使我們理解和操縱了自然界( 許多批評者會說是成功得太過份了) ，因此，我們在考慮如何可能研究社會世界的時候，是科學提供了一個顯而易見的出發點。正因為這一點，在絕大多數大學的體系結構中，社會學並不屬於「人文學科」，而是名列「社會科學」的系科之中，這可不是一個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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