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業外包生產
當你思考全球化經濟，可能不會想到食物。然而，資金流動和促進該現象的法律體制， 已經大大形塑食物體系。資金流動轉換了食物的生產地點、生產方式、生產者，以及食物對生態系的影響。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的農業條款，讓美國農民能將產品傾銷墨西哥市場，同時利用廉價的美國玉米來餵養牲畜。這改變了墨西哥。墨國豬農因豬價暴跌紛紛停業。
一九九五年，墨西哥向美國進口三萬噸豬肉，到了二○一○年，則是八萬一千一百噸。墨國豬農必須離開自家農場，到別處謀生。有些人向北遷徙，成了美國的無證移民，一部分在北卡羅萊納州史密斯菲爾德食品（Smithfield Foods）的加工廠找到工作。該公司利用這些移民，來破壞該廠的工會組織運動。當部分移民也加入工會時，公司便致電美國移民暨歸化局，自首違反移民法。某天早上，二十一名員工被個別叫進主管辦公室，全因使用偽造的社會安全卡而被逮捕、監禁，然後遭到驅逐出境。其他數百名勞工害怕也遭驅逐，於是紛紛逃跑。
對史密斯菲爾德的管理階層來說，雇用無證移工的罰款，即為獲得無工會職場的價碼。但事實上卻造成了反效果，因為它得用支持工會的非裔美國人來取代移工。二○○八年，全美最大的食品工人工會「聯合食品暨商務工人國際工會」，在那裡贏得一場選舉。 然而， 史密斯菲爾德的這種策略經常奏效。二○○八年，愛荷華州一家屠宰場自首違反移民法，目的同樣是要妨礙工會成立。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官員進入該廠，逮捕九百七十名員工裡的三百八十九人。這一次，工會活動便受阻礙。
北卡羅萊納州的墨籍勞工，大多來自墨西哥灣沿岸的維拉克魯斯州（Veracruz），留在家鄉的居民也發現自己正在對抗史密斯菲爾德公司。NAFTA各項促進土地私有化的規則，讓美國的農業公司能在墨國建立美式農企事業。該公司在維拉克魯斯州蓋了一座豬肉加工廠，對待附近居民之惡劣，就像對待北卡羅萊納的工人一樣。它將死豬埋在無襯砌8的凹槽，腐爛後汙染當地水源。當地居民團結起來，阻止它擴建新廠，並贏得勝利。
史密斯菲爾德的故事，說明食物在全球化經濟的角色。首先是，食品業外包生產的理由，無異於其他產業。都是為了排汙和剝削勞工，同時儘量減少覺醒居民跟著勞團和環團抵抗的情況。豬隻和家禽的工廠化養殖場造成駭人汙染，糞肥塘滲入河川，員工的待遇也沒有勝過那些動物。這種情況造成反抗，表現在追求環保和工會上。肉品業已設廠於反工會州，如北卡羅萊納州等，即使是較進步州分的政治人物，像是馬里蘭州長歐麥利（Martin O’Malley），也反對民眾爭取的水汙染防治法規，因為擔心肉品業會遷往別州。要是全美各州的法規都變得太嚴，NAFTA也已將墨西哥開放給美國農企。各州之間和各國之間都在向下競爭。遭殃的就是生態系統和勞工。
史密斯菲爾德也讓我們看到，食品業如何創造一股廉價勞動力，給其他投資墨西哥或想在美國招徠低薪移工的美國企業。他們利用NAFTA的農產相關條款，將廉價玉米、牛肉、豬肉、雞肉和其他產品傾銷墨國。如此造成的農業和勞動環境，讓史密斯菲爾德農場（Smithfield Farms）之類公司，能在美墨兩國剝削墨西哥人。如同食物人類學家史崔夫勒（Steve Striffler）所寫道，「一直以來，所有移民尤以墨國移民，最有助於穩定供應廉價食物」給美國消費者。 由於無證勞工害怕被驅逐出境，因此幾乎沒有跟雇主協商的籌碼。在面臨工會化的威脅時，不僅是史密斯菲爾德，其他公司也會自首違反移民法。農業政策和企業遷徙，已迫使很多家庭離開家園，導致許多社區消失，同時亦有效對消費者隱藏食品生產的衝擊。
全球化和外包之類詞彙，模糊了這裡的核心議題：資金流動不完全是一種國際現象。企業並不在乎國界，只要能達成目標就好。無論屠宰場位於北卡羅萊納或維拉克魯斯州，大多數人從不曉得我們的食品來自何方。只要投資墨西哥行得通，那麼農產企業就會這麼做。
然而，它們也可以遷往幾無環保法規、亦無強勢工會的廣闊北美大平原或美國南方。帕奇拉特9曾於內布拉斯加的屠宰場工作，他在那部有力的第一手記述裡寫道，「距離和隱匿，成為現代社會裡的權力機制」。
隱匿食物生產的作法，遮蔽了業界對待動物的方式，保護了那些企業。然而，爭取食安和地產地銷的新興政治運動，若能關注食品背後的公義問題，而非只管食品原料的品質，就能重塑食品體制，並消除部分剝削情事。今日的消費者或許吃著有機食物，但這並不代表那些食物的生產方式有益於社會正義。也不代表那些種植作物、宰殺動物，或在餐廳提供服務的人，受到人道對待。食品運動家須將資金流動和勞工正義，納入他們對工業食品的批判。剝下食品業所加的遮眼布，能喚醒消費者再度為勞工和自然而戰。
◎食物的全球化
食物的歷史就是全球化的歷史。馴化動物、植物原先皆為某地特有，然後逐漸散布到各大陸。玉米最早種在墨西哥的沙漠，而咖啡則來自衣索比亞。馬鈴薯原產於安地斯山脈，而黑胡椒來自印度南部。今日，世上大多數人都無法想像，沒有這些食物的生活。
一四九二年，歐洲探險家抵達美洲，開啟食物全球化的現代時期。返航的歐洲船隻帶回美洲食物。全球貿易網絡將食物傳遍歐、亞、非各地，番茄進入義大利菜，紅番椒化身泰國菜要角，馬鈴薯成為愛爾蘭主食。玉米被引進舊世界後，大大改善居民營養，特別是南歐和非洲。歐洲人帶往美洲的有小麥、大麥、黑麥、橄欖，最重要的是還帶了家畜和家禽，包括牛、馬、豬、雞。
上述食物遷徙係屬哥倫布大交換（Columbian Exchange）廣泛過程的一部分。一四九二年，新、舊世界的物種開始交換，內容包含人類、動物、植物和疾病。這場交換不但是歐洲人成功征服南北美洲的原因——由於美洲原住民缺乏對付歐洲疾病的抵抗力，因此人口迅速減少——而且也同時改變東、西半球。舊世界的生物迅速改變新世界的生態：大部分美洲本土犬種滅絕、外來種植物壓過本土植物、鼠類和多達六十種外來蚯蚓重挫美洲小型動物。即便在今日，疾病、植物、動物和人類依舊行遍全球，包括美國那些危及梣樹未來（還有我們所認識的棒球運動，因為球棒由梣樹製成）的光臘瘦吉丁蟲、造成全球健康恐慌的HIV、西尼羅河病毒、伊波拉病毒和豬流感等疾病。
食物的全球化持續進行。今日，我們一再發現新食物。來自秘魯和玻利維亞的藜麥，曾在西方國家賣到缺貨。幾年前，西方消費者試著尋找新的超級食物，當時，巴西的阿薩伊果迅速轟動全球，但也很快被世人淡忘。同時間，可口可樂、百事可樂和麥當勞，亦將產品輸入全球原住民社群和開發中國家，提供帶著美國文化印記的食物，促使糖尿病和肥胖的全球危機愈發嚴重。
另兩起晚近的食物全球化事件也值得關切。首先，歐美資金流動衝擊開發中國家的土地和人民，當地菁英和跨國公司因而得益，但卻大大犧牲農村的窮人，使得他們在絕望和疏離下，離開農田到城市去。其次，運輸和化工技術，讓全球化農企能以低廉成本，將食物迅速送往全美各地，愈來愈多的生產過程離開我們的視野，即便仍在美國境內。就像我們不瞭解身上衣物，也不曉得食品業的勞動條件和汙染情形，甚至也不知道自己正把什麼吃進體內。
讓我們從農場到餐盤來檢視整個食品體制，藉以顯示資金流動和隱藏真相的影響。美國的土地極其豐饒，穀物、蔬菜和肉類，為建設工業美國的勞工提供動力。到了二十世紀中期，在新科技的協助下，美國農場的產品就已多到需要新的銷售市場。
聯邦政府能以此來推展地緣政治任務。比方說，一九七二年，曾協助蘇聯免於饑荒。但餘糧需要更為長久的處理方式。應運而生的，是愈發盛行國際的新自由主義思想，及促成全球農業市場的配套自由貿易協定。
墨國的菁英人士也像美國人一樣，無法抗拒新自由主義思想。在一九七○年代和一九八○年代，墨國政府開始終止保價收購農產品，使得農民處境在NAFTA通過前就已不好。接著，NAFTA的自由貿易條款，讓美國農企得以將廉價的玉米、牛奶、豬肉等農產品， 傾銷墨國。自由貿易在此開創了七十萬個產業工作，但也迫使二百萬農民離開自家土地，為現代企業帶來勞動力。
NAFTA通過後，墨國自產作物跌價四十四到六十七％。數百年來，依靠小型農業支撐鄉村的傳統迅速沒落。一九九四年到二○○一年間，每三位豬農就有一位停業。墨西哥人可為富裕的美國市場耕作某些作物，而不從事自給性的玉米農業和養豬業。然而，那些都是需要大片土地的資本密集作物。種植荷蘭豆、青花菜和花椰菜所需的每畝資本投入分別為三千一百四十五、一千零九十六和九百七十一美元。一般農民遠遠負擔不起這種投資。這代表數百萬農民無法繼續在自家土地工作。二○○一年到二○○八年間，墨國農業就業人口從一千零七十萬跌至八百六十萬。
試著留在自家土地的人，得要面對多變的國際商品市場。有位農民告訴新聞記者鮑曼（Susana Baumann），雀巢簽約購買她家農場的牛奶， 二○○三年就降低收購價，接著停收牛奶，只能任其腐敗。她與家人必須離開自家土地，然後變成美國的無證移民。她跟其他數百萬人踏上遷徙之路，行經墨西哥數座大城市，再到美墨邊境的加工出口工廠工作，或是進入美國，成為場、餐廳或建築工地的勞工。
理論上，進口低價美國農產品，至少應能提供墨國消費者便宜食物，但這其實使他們受到國際商品價格的衝擊。玉米故鄉變成玉米進口國。
二○○七年寒假，我在墨西哥城，當地報紙頭條顯示民眾擔心玉米薄餅漲價，原本便宜的美國玉米變得昂貴，因為全被美國農企拿去製造酒精、高果糖玉米糖漿等工業產品。一般墨西哥家庭每天食用一公斤玉米薄餅。因此，在這個最低日薪僅四點六美元的國家，一公斤薄餅的價格漲到一點八一美元時，抗議活動對政府帶來短暫卻重大的政治危機。墨西哥的情況可見於世界各地。二○○七年到二○○八年間，世界上的低度開發國家發現，食物進口成本上升三十七％。雖然食物價格後來下跌，但自由貿易協定和糧食不安全間的連結，卻已顯而易見。
◎綠色革命
一九四○年代，美國科學家布勞格（Norman Borlaug）開始在墨西哥研究抗病的高產小麥品種。此項研究的成功，加上全新的機械化技術，和包含無機石化肥料及農藥在內的大量化學製品，共同為開發中國家帶來巨量的糧食產出。一九六八年，美國國際開發署署長高德（William Gaud）創造「綠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一詞，形容糧食生產的這般快速成長如何改變世界。墨西哥和印度之類國家全心擁抱綠色革命，導致糧食增產和人口成長。一九七○年，布勞格因此研究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綠色革命無疑能夠救命解飢。一九六○年代中期，在布勞格將綠色革命科技引進印度以前，這片次大陸已與饑荒奮鬥數個世紀。由於該項科技迫使農民離開自家土地，因而也為全球企業創造一批勞動力。
紈妲娜．希瓦（Vandana Shiva）有力地指出，綠色革命的成功大大犧牲勞工的健康、數百萬小農的安定，以及鄉村的生態系統。美國企業提供的「奇蹟種子」，削弱了基因多樣性，並從數千年來發展在地專屬農法的人們手上，奪走農耕控制權。造就帶來毀滅性植物疾病的單種耕作。
這場混亂接著迎來美國的化工公司，例如聯合碳化物和孟山都。大型化工公司勾結當地菁英以求互利；前者看見新市場和利潤，後者則著眼個人財富。大量農藥被倒入水源而毒害勞工。（正是綠色革命的農藥，造成聯合碳化物的博帕爾災變，見第三章）。在一九七二年到一九八五年間，亞洲農藥進口量上升至二六一％。北方國家的企業已經找到新方法，來利用南方國家人民的身體賺錢。
綠色革命亦導致小型家庭農場迅速衰落，在人類文明史上，原先一直是這類農場主導農業。家庭農場主買不起在全球市場競爭裡，所需的肥料、機械和化學農藥。在一九三○年代的新政裡，「農業調節法」（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迫使數千名美國佃農離開土地， 其中許多人被送往加州，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將此寫入《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
隨著綠色革命出現，資本主義的土地集中散布到拉丁美洲和亞洲。一九六○年代末期， 身處印度的美國觀察家就提到，綠色革命正將農民扔出土地，並導致村裡的衝突。今日，數百萬農民力求留在自家土地，其所面臨的則是受到科技發展推動的全球商品市場。為了能在有利大地主的全球市場裡銷售，家庭農場主得貸款購買所需的新科技，但根本無法償債。
在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二○○五年有三千九百二十六名農民自殺，比起一九九五年的一千零八十三人更加嚴重。在中國和墨西哥，農民自殺人數也已上升。許多農民自殺的方式，就是喝下原本買來農用的農藥。
綠色革命雖然不是沒有明顯好處，但卻導致本書論及的數項問題。窮人無法留在自家農場，被迫出外謀職。這種移往都市的情形，提供一股貧窮的勞動力，他們幾乎願意接受美國製造商和承包商開出的任何工資。當美國化工公司害你離開自家土地出外求職，你將會接受任何工作。
綠色革命造就美國超市裡的漂亮農產區，但卻大大犧牲農民的健康。身為消費者的我們，在一月份購買青花菜和萵苣時，看不到這個體制造成的衝擊。我們眼裡只有晚餐要吃的美味沙拉，看不見食物生產所需的勞力，也看不見生態系統受到的衝擊。這是工業食品體制故意造成的模糊化，而且因此獲利。它們希望我們採購食品，而不曉得有多少魚因為受汙染的水而死，或有多少勞工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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