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論
研究中國的方法
崛起或崩潰，是一個問題
關於中國經濟變革的爭論一直存在，但從來沒有像當前這樣兩極化。
根據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出版的《2 0 5 0 年趨勢巨流》（Megachange: The World in 2050)一書中的計算，中國經濟將在2030年前後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到205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將占全球的20%。《經濟學人》的數據與中國經濟學家林毅夫的計算基本一致。在此基礎上，曾經出任美國財政部部長、哈佛大學校長的勞倫斯‧薩默斯進而給出了一個歷史性的長期結論，在他看來，300年以後的歷史書會把冷戰的結束作為第三等重要的事件，把伊斯蘭世界和西方世界的關係作為第二等重要的事件，而頭等重要的事件是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國和印度的崛起，以及這些國家與發達國家的關係和互動。
對於西方人來說，面對中國經濟崛起這一事實，最困難的不是預測和計算，而是如何解釋。
2013年1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年屆103歲高齡的羅納德‧科斯出版《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一書。在過去幾年裏，這位當世最高壽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儘管他從未踏上過這個陌生國家的土地，在2008年，中國改革開放30年之際，他自己出資在芝加哥召開中國經濟轉型研討會，之後又傾力完成了這部著作。在這本書裏，科斯對中國經濟變革給出了三個基本性結論：一是「最偉大」，他認同經濟學家張五常的觀點，認為開始於1978年的中國經濟轉型是「歷史上最為偉大的經濟改革計畫」；二是「非計畫」，「引領中國走向現代市場經濟的一系列事件並非有目的的人為計畫，其結果完全出人意料」；三是「意外性」，科斯將中國的崛起視為哈耶克「人類行為的意外後果」理論的一個極佳案例。他的這三個基本性結論表明，在現有的制度經濟學框架中無法完整地解釋中國經濟的崛起。
與上述聲音相比，另外的相反性意見似乎更為尖銳。
2012年初，同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因準確預言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而廣為人知的保羅‧克魯格曼在《紐約時報》發表專欄文章，認為中國經濟正在崩潰。他的主要論據是，中國居民消費支出只占國民生產總值（GNP）的35%，更多依靠貿易順差維繫工業的正常發展，更為嚴重的是中國投資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50%，而其中很大程度上是由不斷膨脹的房地產泡沫造成的，這與美國發生金融危機前的情況非常類似。他在文章的結尾調侃：「世界經濟已經飽受歐洲金融危機之苦，我們真的不需要一個新的危機發源地。」幾乎同時，美國《外交政策》雜誌也刊載了題為《2012年中國即將崩潰》的文章，認為中國的體制、法律、經濟結構、人口結構等問題會成為即將崩潰的原因。
在華人經濟學家中，長期悲觀論頗為流行，不少自由派學者否認中國模式的存在。耶魯大學的黃亞生教授多次撰文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並不獨特」，在他看來，「如果以亞洲各主要工業國經濟起飛的不同年份作為出發點來比較，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並不足為奇。無論是中國的成功經驗還是發展困境，都不是中國特有的，都可以從世界其他國家的身上找到影子」。
經濟學界的兩極化分歧不但沒有消解中國經濟崛起的魅力，反而使之顯得更加迷人。當理論和數據都無法給予清晰判斷的時候，我想起了約瑟夫‧熊彼特的那句名言：「人們可以用三種方式去研究經濟：通過理論、通過統計和通過歷史。」於是，回到「中國歷史的基本面」，從歷代經濟變革中探研得失，尋找規律與邏輯，也許是一次不錯的探險。——這正是本書創作的起點。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誰家的「大勢」？
每一個中國男孩，幾乎都是從《三國演義》開始瞭解本國歷史的。我讀書讀到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從鄰居家的舊書架上撈到一本泛黃毛邊、繁體字版的《三國演義》。展卷閱讀，羅貫中先生的第一行字就把11歲的我給鎮住了：「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直到30多年後，在書堆裏埋頭日久的我才突然抬起頭來，想找羅先生問幾個問題：為什麼天下大勢必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為什麼不可以分了就不再合？為什麼合了就必定會再分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到底是「中國的大勢」，還是「天下的大勢」？
這些當然是非常有挑戰性的學術問題，美國歷史學會會長、中國史專家魏斐德甚至將最後一個問題看作西方歷史與東方歷史的「區別點」。
中國與歐洲在早期都是從部落制進化到了城邦制，東方的春秋戰國正與西方的古希臘同期。孔子周遊列國的時候，畢達哥拉斯正在義大利南部傳授幾何學；孟子出生的時候，亞里斯多德是一位12歲的翩翩少年。西元前360年，東方發生了第一次重要的集權式變法——商鞅變法，西方則在西元前356年出現了亞歷山大帝國。漢武帝（前156—前81年）進行中央集權制度的試驗時，西方的凱撒大帝(前102—前44年)也讓高度集權的帝制替代了共和制。從西元前2世紀到西元3世紀，東西方世界分別出現了雙峰並聳的、大一統的大漢王朝與羅馬帝國。西元184年，漢帝國陷入內亂，之後進入了將近四百年的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羅馬帝國也在外族的侵略下分崩瓦解。之後，東西方歷史突然開始了「大分流」。中國在西元589年重新實現了統一，從此再也沒有長期分裂過。而歐洲進入黑暗的中世紀，經歷了漫長的封建制時期，便再也沒有統一過，儘管在2000年出現了歐元，實現了貨幣意義上的「統一」，可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後，歐元的存廢又成了一個眾說紛紜的話題。魏斐德的問題正是：「在世界上第一批帝國——羅馬和漢朝——崩潰後，中國歷史和歐洲歷史為何差異起來呢？」
這似乎是一個很難有標準答案的歷史懸案，你盡可以從地理條件、民族心理、宗教語言以及偶然性等角度來給出解釋。魏斐德給出的答案很簡潔，但在我看來卻像手術刀一樣精準，他說，「統一是中國的一種文化」。
統一的文化為中國贏得了歷史性的榮光，在《歷史研究》一書中，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稱中國為「唯一延續至今的社會」，根據他的統計，人類歷史上出現過21個文明社會，其中，中國社會是文明特徵保留得最為完整的樣本。而這一成就正得自於「統一的文化」。
中國人最害怕、最不願意、最討厭、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分裂」。統一是一個宿命般的、帶有終極意義的中國文化，是考察所有治理技術的邊界，儘管統一本身並不能保證政治和經濟的發展，甚至連湯因比都無法確認統一到底是「目的本身」，還是「達成目的的手段」，不過他確定地認為：「大一統國家的成功崛起最終終結了『亂世』，親身經歷了這一過程的一代人對於大一統國家自然是無比嚮往、感激涕零。」
任何選擇都有代價，統一也不例外。若將這個漢字組合拆解開來，「統」者「歸總」，「一」者「劃一」，這個詞的背後隱隱約約地站立著三個讓人望而生畏的「怪物」：集權、獨裁、專制。這似乎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你別無選擇。
兩個研究工具及兩個結論
在一個疆域遼闊、人口眾多、民俗紛雜的地區維持長期統一，是一項十分艱巨的工作，治國者必須在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分配和基本制度建設上有卓越的智慧，由此，我得出了兩個觀察和分析的工具。
首先是四大利益集團博弈法。我認為，發生於歷史以及當下的所有中國問題，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產階層和無產階層，這四大利益集團互相爭鬥、博弈和妥協的結果。
其次是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最獨特之處在於，我們是唯一保持了兩千年中央集權制度的國家，也是當今世界上前三十大經濟體中唯一保持這一制度的國家。這種中央集權、大一統的國家模式並非一日建成，它經歷了一個漫長、血腥和充滿探索的過程。對於專制者來說，想要維持集權統治，必須在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會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與之相配套的宏觀經濟制度模式這四個方面完成制度建設。中國歷史上的眾多制度創新，從本質上來說，都圍繞著四大基本制度而展開。在前工業文明時期，它們分別呈現為——
郡縣制度：為了保證帝國的穩定，在政治上必須保證中央的人事任命權，避免地方割據勢力的滋生；
尊儒制度：扼殺「百家爭鳴」的學術傳統，以實現全民在意識形態上的大統一；
科舉制度：通過公平的考試制度，將社會精英吸納到體制之內為我所用；
國有專營制度：在經濟上，實行重要資源的國營化壟斷，以控制國計民生。
這四個基礎性制度，如四根「支柱」共同支撐起集權政體的「大廈」，它們的共性就是追求各個利益集團在行為及思想上的一致性，維持「自上而下的控制」。歷經上千年的打磨和探索，這些制度日漸趨於精緻完善，在明清時期達到巔峰。如梁啟超所言：「中國為專制政體之國，天下所聞知也。雖然，其專制政體，亦循進化之公理，以漸發達，至今代而始完滿。」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實在是大一統制度的「故鄉」。及至於近當代，中國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開始了艱難的現代化轉型，上述四大制度中的很多內容都發生了重大改變，但是，維持大一統、實行威權治理的基本理念無實質性更變，因此，制度創新的目標與手段依然共軌同轍，體現出鮮明的延續特徵。對於面向未來的中國變革，此乃最為嚴峻的命題之一。
本書正是沿著歷史的脈絡，以經濟制度的變革為核心主題，做一次跨時空的平鋪直敘。
在第一講和第二講中，我將講述中國在完成大一統之前的兩次重要變法——西元前7世紀的「管仲變法」和西元前4世紀的「商鞅變法」，管仲的「四民分業」思想、鹽鐵專營政策以及商鞅在土地私有化、郡縣制、戶籍制、軍爵制上的大膽試驗，皆具開創之功，它們分別提供了兩個頗為極致的治理模型，如同左右極般地站在後世歷次變革的兩端。
第三講「漢武帝變法」是一個重點，在這場長達半個世紀的大變革中，中國完成了帝國模式的建設，漢武帝宣導「獨尊儒術」奠定了全民思想控制的基本模式，他圍繞產業、流通、貨幣及財稅等核心經濟命題，施行了史上第一次整體配套體制改革，其頒佈的諸多經濟政策為後世所借鑒仿效。第四講的「王莽變法」，是一位儒生皇帝對漢武帝的極端化模擬，這是歷史上第一次，也是非常短命的古典社會主義試驗。
第五講和第六講，分別講述中華文明史上最繁榮鼎盛的兩個朝代——唐朝和宋朝的政治經濟變革。唐太宗以史上最小之政府造就最強之帝國，開創了盛極一時的「貞觀之治」，然而130年後，制度上的缺陷使唐朝難逃「安史之亂」的劫難。宋太祖果斷地削奪了地方藩鎮的權力，化解了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的權威挑戰，有宋一朝在經濟制度上的創新為歷代之最，北宋後期的「王安石變法」更是一次轉折性事件，是帝制時期的最後一次整體配套體制改革，東西方文明也在此時分道揚鑣。第七講「明清停滯」試圖回答這些問題：為什麼在經歷了上千年的發展後，中國會掉進長達500年的「高水平停滯”陷阱；明清兩朝的閉關鎖國政策是一次膽怯的被動行為，還是自信的主動決策；中國人在經濟創新和科技創新上的能力退化是怎麼發生的；「男耕女織」的社會經濟形態是如何形成的。
從第八講「洋務運動」開始，中國以「東亞病夫」的姿態被拽入全球化洪流，重新駛上積極變革的軌道，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輸入式改革，其過程痛苦被動，耗盡一代精英的心血。晚清的洋務運動與日本的明治維新幾乎同時起步，卻造成完全不同的國運結局，期間發生的兩次「國進民退」事件值得後人警惕。
第九講「兩個民國」提供了兩個從理念到模式均南轅北轍的變革樣本，一個是極度自由放縱的市場經濟運動，另一個是以「統制經濟」為名義的集權變革，無一例外的是，它們都以失敗告終。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在這一時期實際上已陷入進退維艱的閉環型矛盾之中。
第十講、第十一講和第十二講是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變革簡史，1949年之後的20多年間，進行的是一場意識形態氣息濃烈、以消滅私人資本為目標的計畫經濟大試驗，它曾經取得過輝煌的經濟成就，然而最終將中國拖進了一個停滯混亂的泥潭。1978年之後的改革開放則又分為「放權讓利」和「集權回歸」兩個階段，中國崛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體制上的種種羈絆又讓改革的長期前途顯得撲朔迷離。
上述十二講，始於遙遠的西元前7世紀，止於當下的2013年，漫長的敘述宛如一次疲倦的旅行，對於寫作者和閱讀者都是一次智力與體力的考驗。在閉門創作的日日夜夜裏，我常有與古人對弈復盤的感慨，有時一起歡愉，有時一起快意，有時一起沮喪，相與辯駁，東西參詳，終於體會到錢穆所謂「對古人懷有溫情之敬意」的心境。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嘗言：「關於政治經濟、經濟發展、經濟時代問題，都要理解決策者背後的思想模式和意識形態。所謂的意識形態，就是一群人對環境的解釋，以及對該環境如何調理出秩序，所提出對策背後一套共有的思想模式。」在這本書中，我放棄了批判者的姿態，而更希冀以建設性的理性心態，探研本國的歷史軌跡及可能的前途。也因此，我在十二講之後，又增寫「回到歷史的基本面」一節，就「統一文化」、政治體制改革以及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進行了思考，同時，為未來的中國經濟變革提供一些基礎性的判斷。
在這本書中，我將提出兩個也許會引起爭議的結論：第一，最近三十多年的經濟大崛起與其說是「人類行為的意外後果」，倒不如說是兩千年經濟變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進，我們迄今仍有陷入歷史的閉環邏輯的危險；第二，中國經濟制度上的「結構性缺陷」，是一個「建設性結果」，它與維持千年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度有密不可分的重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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