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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之世，道術分裂，諸子爭鳴，互相攻難，〈韓非子‧顯學篇〉謂「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知儒，猶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之儒，有仲良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孟氏即孟軻，孫氏即孫卿。百家之學，各立門戶，各是其是，即儒門之中亦分派系，或「術謬學雜」而言論失真，或「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是故荀子在當時指出有「賤儒」、「俗儒」一般敗類(見〈非十二子〉、〈儒效〉篇)。儒家之風已陵遲衰落，是以引起楊墨之攻擊；而在當時能特然挺起，以名世博學之才，繼孔子之學，宏仁義之道，闢邪說以正人心，使百家相形失色，而丕振儒術以傳於世者，孟子而後，厥為荀子，故太史公以孟荀並列，為之作傳，著於《史記》。
法家攻擊儒墨與道家(《韓非子》顯學篇、忠孝篇)，儒墨之相攻尤厲。古書記述簡略，孟子斥楊墨，謂其無父無君，後世或以為此言過甚；其實後世未見當時楊墨末學之流弊，便不知孟子之言有所據，試看荀子所刺之「賤儒」，「無廉恥而嗜飲食」，儒家本身不隱諱其同界中之劣跡，然則楊朱墨學之劣跡，孟子豈能為之隱諱？孔墨已歿，後學互相誹毀，初則針對當前人物之劣點而下攻擊，繼之以為併其祖師亦攻擊之，免得其徒屬恃為護符；孔墨遂間接受到輕蔑。各家之間，壁壘之所以形成，大抵如是。
《荀子》天論及解蔽篇謂：老、莊、慎到、宋鈃、申不害，各家之說，皆有所偏，而歸本以「王道」，孔子為正宗，此皆當時對各家之辯難而發。墨家反對儒家最甚，荀子指責墨家亦最甚，〈儒效〉、〈王霸〉、〈天論〉、〈禮論〉、〈樂論〉、〈解蔽〉各篇，皆屢屢駁正墨子。〈非十二子〉、〈不苟〉、〈儒效〉、〈解蔽〉各篇，對惠施、鄧析之詭辯，〈修身〉篇對「堅白」「同異」之怪說，皆作嚴正之抨議，謂「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儀，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法先王，順禮儀，黨(親比也)學者，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非相篇〉)。荀子在當時，隆禮儀，崇師法，主張「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非十二子〉)，在百家喧囂之中，「貴公正，而賤鄙爭」，「以仁心說，以公心辨」(〈正名篇〉)，對於「欺惑愚眾」之說，直斥不知是非，「辯而無用」，足以「梟亂天下」(〈非十二子〉)，荀子真儒家之「誠士」，孔門之龍象也。
後世以荀子〈荀子‧非十二子〉篇謂子思唱五行之說，孟軻和之，將子思、孟子列於惠施等怪說之流，又以性善性惡兩說不同，又以孟子講遵先王之道，而荀子主張法後王；遂謂荀孟相反，故〈非十二子〉貶斥孟子。夫子思、孟子書中並無五行之說，而五行之說並非子思所造，因此，楊注謂「五行、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以五常為仁義禮智信，見於〈論衡〉、〈問孔篇〉，不見子思、孟子之書，若五行果為五常，則仁義禮智信，荀子豈能非之？按荀子之書，在唐以前已編簡爛脫，傳寫舛誤之處甚多(楊倞《荀子序》)。例如〈君子篇〉，內容與篇名全不相關，楊注謂此篇皆論人君之事，「君子」當為「天子」之誤；又有人謂此篇乃〈君道〉篇之脫簡。又如〈非相〉篇之後兩章，與非相無關；〈天論〉篇之末段，與天論無關；〈正名〉篇之後半篇，自「凡語治而待去欲者」以下，為欲望論。章幅如此錯亂，字句謬誤尤多，故〈非十二子〉誣子思、孟子之語，實大有疑問，是以《困學記聞》十云「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四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託其師說，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為正」。楊注云「〈大略〉篇，為弟子雜錄荀卿之語」。〈堯問〉篇謂荀子之善行，「孔子弗過」，亦顯然為弟子所作。〈非十二子〉誣及子思、孟子，若非李斯之流所增入，定亦字句有錯亂，例如〈非十二子〉篇末，有所謂「子張氏之賤儒，子夏氏之賤儒，子游氏之賤儒」，係指戰國末世自命為學本三子者而言，非直斥子張、子夏、子游也。而總之貶子思、孟子於姦言怪說之列，無的放矢，必非荀子之言。
至於性善性惡之說，亦不至兩相水火，孟子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離婁〉篇)，並不否認人有惡性；荀子謂「塗之人可以為禹」(〈性惡〉篇)，並未否認人有善性；孟子謂「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滕文公〉篇)；荀子謂人「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性惡〉篇)；總之皆注重禮義教化，兩家之說，殊途同歸。荀子雖言性惡，而對「孟子曰人之性善」，僅曰「是不然」，語意平和，與〈非十二子〉中之語氣不同；猶之孟子弟子公都子以「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等說，質詢孟子性善之說(〈告子〉篇)，只是討論問題，並非惡意反駁，且〈大略〉篇內尚有荀子稱道孟子之語。
宋明理學家，程、朱、陸、王，皆擁護性善之說，以孟子為孔學之真傳，程伊川責荀子性惡之說謂「其學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因性惡之說，遂置荀子於雜學之列。至清時，荀學始漸抬頭，戴東原講心知，凌廷堪講禮，其意多類荀子，然未嘗明宗荀子。姚鼐作《李斯論》，駁蘇軾將李斯之罪歸於荀子，方苞作蘇文評語，亦謂蘇氏之論失當，「荀子之學以法先王守禮度為宗」。《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儒家類謂荀子「宗法聖人，誦說王道」。錢大昕《荀子跋》謂荀子「吐辭為經，優入聖域」。郝懿行作《荀子補注》，與王引之《論荀卿書》，謂性惡之說，自有其義理，並無不當。此後王先謙作《荀子集解》，劉師培作《荀子補釋》；研究荀子，發表論述者漸多，於是荀學乃興。晚近學者以荀子正名之論，養心之說，及天論制天、用天之義，以與西方之哲學思想相比，於是荀子又被另一眼光所重視，地位高升，與孔孟並稱為儒家之三大師。
《荀子》書，自昔傳誦者較少，因而歷代抄寫錯誤，亦乏人追究，在唐朝楊倞作注時，已感舛誤甚多，文義難通，難經楊氏苦心校勘，及清朝學者多人補釋，其中仍多難解之處。茲因於哲學系講授此書，乃綜合各篇，撮其要旨，集其言論，作全部有系統之講述，筆之於書，名曰《荀子要義》，使學子了解荀學之實況。至於掘發奧義，闡揚新說，則非余之謭陋所能為也。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二月海陽周紹賢序於國立政治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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