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獎紀錄：

蕭新煌（中研院社會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李美賢（國立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教授）

名人推薦：

「閱讀本書，是一段感性與知性交織的閱讀之旅。該作除了有深度的理論對話、清楚的分析架構之外，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始終是那些紮根於田野的豐富又深具情感的經驗性資料。對海外華人研究、族群研究等學術社群而言，本書提供了刺激精彩的學術對話素材；況且本書絕佳的翻譯品質，甚至會讓讀者感受到輕快閱讀所帶來的幸福感。」
——李美賢，國立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教授

得獎紀錄：蕭新煌（中研院社會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李美賢（國立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教授）
名人推薦：「閱讀本書，是一段感性與知性交織的閱讀之旅。該作除了有深度的理論對話、清楚的分析架構之外，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始終是那些紮根於田野的豐富又深具情感的經驗性資料。對海外華人研究、族群研究等學術社群而言，本書提供了刺激精彩的學術對話素材；況且本書絕佳的翻譯品質，甚至會讓讀者感受到輕快閱讀所帶來的幸福感。」
——李美賢，國立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教授

第6章「種族」、階級與刻板印象：原住民對「華人性」的認知

「種族」一詞，時常被人們依據所謂遺傳上的生物性特徵，用以替所有人口進行分類。「種族」通常指涉的是身體外貌上的清楚顯性特徵（Worchel 1999: 15）。在歷史上，這樣的分類時常被用來對不同「種族」群體的認知、行為與道德品質的差異性，進行偽科學式的認證（Luke and Carrington 2000: 5）。然而，近年來社會（與生物）科學家已經停止使用該詞彙作為各種人類群體的分類方法，因為這種方法缺乏科學的效力。儘管如此，「作為一種社會性的範疇，種族依舊展現出巨大的影響力」（Cornell and Hartmann 1998: 23）。在印尼，原住民和華人本身通常都會用相較於原住民的華人「顯著」生理特徵來界定華人，像是「較淡膚色、瞇瞇眼、直髮、高顴骨」（Gondomono 1996: 1）。這些身體特徵，通常構成了刻板印象的基礎。

路克（Luke）與加靈頓（Carrington）的文章〈種族至關重要〉（Race Matters），將「種族」界定為認同政治的符碼（signifier），「是驅使人們以特定方式行事的社會組織與認同形構的根本原則」（2000: 5）。種族標籤影響著人們對「種族化的他者」的認知、互動與建構。安息亞斯與尤瓦—戴維斯聲稱，「種族」可以是「一種用來建構分隔兩群人之界線的方法，這兩群人分別『能夠』與『不能』隸屬於一種對集合體或人口的特定建構」（Anthias and Yuval-Davis 1992: 2）。這條界線通常依據某種宣稱是無法改變的生物性或外表的差異來定義，藉此對人類群體進行社會性分類。人們通常會誇大同一類別內部的同質性，以及類別之間的差異性。這樣的誇大導致了對於各個群體的物化（Brubaker, Loveman and Stamatov 2004: 41）。

霍爾認為施加刻板印象是一種指涉的作為，對於「種族」差異的再現至關重要（Hall 1997: 257）。他提到：

刻板印象掌握某人少數幾個簡單、生動、難忘、好理解且廣受認可的特徵，將關於此人的一切化約成這些特徵，誇大並簡化它們，使它們固定，永遠都不會有改變或發展……〔簡言之〕，施加刻板印象是化約、本質化、自然化及固定各種差異。（同上，粗體為原文作者所加）

儘管如此，我們卻無法避免製造刻板印象，因為我們無法在沒有刻板印象的世界裡運作。刻板印象提供了維繫社會與象徵秩序的部分功能。刻板印象使得人們對於「自我」與「他者」之間差異的需求感受永久存在，並且在「正常」與「不正常」、「可接受」與「不可接受」，以及「我們」與「他們」之間，畫出一條想像的界線（Gilman 1985: 18; Hall 1997: 258）。吉爾曼主張這條「想像的界線」不是固定的，而是能夠動態地改變自身；同樣地，「自我」與「他者」之間的關係是易變的（Gilman 1985: 18）。藉由這樣運作，被視為「正常」的「我們」可人為地想像成一種統一的社群或集體，有著一致的聲音。另一方面，「他們」被化約為同質性的本質化「他者」，他們的差異性則由將「他們」與「我們」區分開來的刻板印象強力地維持著。將原住民「自我」化約為華人「他者」，鞏固了兩個「獨特」種族集合體之間的種族界線。

本章所援引的訪談資料，其報導人大多為中產階級原住民，訪談是由我的女性原住民研究助理挑選對象並執行。在此需聲明的是，訪談是在原住民／華人二分法的典範下進行。本章透過檢驗當代印尼原住民對於華人的共同刻板印象，來探討原住民與華人之間種族化界線的維繫與存續。之所以聚焦於刻板印象，是因為刻板印象同時構築了種族界線及對差異的感知，且影響這些界線與感知。就像「種族」一樣，刻板印象基於「神話和對現實的無意識詆毀」，劃出一條區分「自我」與「他者」的界線（Gilman 1985: 35）。

當代的刻板印象部分為歷史建構的產物。在前面的章節裡，我曾引述柯培爾的《危機中的印尼華人》裡所記載的刻板印象，來檢視在印尼的歷史脈絡中華人刻板印象的建構。柯培爾點出了原住民對於華人的常見刻板印象：他們是同質且不會改變的群體；他們剝削我們的經濟且是富有的；他們覺得優越且是排外的；他們對於印尼的忠誠讓人質疑；他們不情願被同化（1983: 5-27）。事實上，2004年對十六位原住民報導人所做的訪談，顯示出這些刻板印象大多依舊存在且深植人心。然而，由於刻板印象是「千變萬化而非僵硬的」（Gilman 1985: 18），那麼發現某些刻板印象與柯培爾1983年的研究相較已具有不同的意義便不足為奇了。蘇哈托下台之後，社會、政治、文化與經濟的種種轉變已產生相當的影響。柯培爾所記載的某些刻板印象，若非不再像從前一樣重要，就是因為新的「恐懼」與「威脅」的揚起而轉變為新的刻板印象（Gilman 1985: 18）。

例如，蘇哈托政權將共產主義塑造成在印尼人民眼中，1965年流產政變後與冷戰時期對印尼最大的威脅。在新秩序時期，華人被污名化為親中（共）傾向。然而，從冷戰結束後，「華人等同於共產黨」的刻板印象已經消失（Heryanto 1998a）。此外，後蘇哈托時期華人文化的解放，使得華人文化的意義增添了新的刻板印象。許多原住民報導人傾向於將華人文化與文化展示（如大紅燈籠與舞龍舞獅）連結在一起，並假設接受這些文化展示就等於接受華人文化差異在印尼的存在。這樣的「接受」其實是有疑問的，例如某些報導人表示他們欣賞舞龍舞獅，但卻不喜歡印尼華裔說華語。

霍爾認為「嚴重的權力不平等存在時，刻板印象便容易產生」（Hall 1997: 258）。他主張我們不能只將這種權力關係理解為「經濟上的剝削與身體上的強制」，也應該將它視為文化與象徵權力透過再現的運作。這讓我們不禁想要詢問：如果再現與貼標籤的權力屬於「掌權者」，那麼我們該如何判定誰是有權力的人？顯而易見的是國家與軍方握有權力，但當我們考量到私部門經濟的擁有權時，就很難將華人視為「無權者」。相較於在第二章裡，我將敘述、解釋的聲音賦予印尼歷史中受害的「無權」華人，本章就某種程度來說是反其道而行：讓原住民從屬者發言（Spivak 1988）。

原住民與華人之間的權力關係既複雜又多變。一方面，當「原住民」一詞自我本質化為同質的種族集合體—含納其中的多樣性（如階級、性別、族群、語言與文化），並假定自己是印尼人口中相較於華人少數族群的主流集合體—原住民通常就享有再現華人的權力。另一方面，華人在階級與種族階層中的優越性使他們被視為較有權力，因為外界普遍認為華人富有，而且有著比深膚色更受歡迎的較淡膚色。安息亞斯與尤瓦—戴維斯指出：「儘管種族與階級在分析上是不同的兩種概念，但我們不能將之視為兩套不同的關係架構，兩者在某些基本層面上是互相連結的。」（Anthias and Yuval-Davis 1992: 5）雖然原住民在社會與政治生活中有再現華人的權力，但他們在經濟層面上通常必須屈服於華人，因為華人控制絕大部分的私部門經濟。這或多或少造成了原住民對於華人的矛盾心態。他們讚揚華人在商業成就上的能力，但卻也怨恨華人「獨霸地」佔據（和支配）商業領域。

就此而論，階級上的「優越性」相似於華人在族群和種族上的「優越性」。換言之，原住民總是認為華人不但比較有錢，而且有著比原住民更高的階級地位。因此，階級鬥爭有時候會轉變為種族鬥爭，就像各種排華暴力事件所呈現的情節。例如，像柯培爾所言，

諸如1994年發生於棉蘭、針對華人雇主的暴力事件，或許應該視為一則抗議事件，針對的是剝削性的勞動條件，以及籌組自由工會以爭取更佳工作條件的權利；但官方發現將此事件呈現為種族因素所致是很有用的。（Coppel 2002: 19）

這促使我們必須討論另一個形塑華人刻板印象的關鍵因素：政府。在之前的章節裡，我們已經討論過新秩序時期的印尼政府，透過官方的文化政策及強力的報章與媒體工具來操控華人的族群性。儘管某些對於華人的刻板印象已經改變並轉移，但大部分關於階級與經濟支配的刻板印象依舊發揮著重大影響力。

原住民與華人關係：一種矛盾的關係

使「他者」與「自我」分離開來的「想像的界線」並非固定的。它總是在移動—確保儘管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下，「我們」與「他們」的再現仍得以維持。套用吉爾曼的說法，「這可見於對立刻板印象的變動關係中，對立的刻板印象使得自我與他者的『善』與『惡』的再現平行存在」（Gilman 1985: 18）。本節將呈現原住民從華人身上所體驗到的愛恨關係。對於華人的刻板印象，透露出我的原住民報導人對華人所抱持的矛盾心態。

我的報導人對華人所抱持的正面刻板印象，最常見的是關於職業道德與工作價值觀：華人有著高度的工作幹勁（semangat）、長遠的眼光、堅定的決心（tekad）、廣闊的人際網絡，以及他們很節儉（irit）、勤奮、努力工作（rajin/kerja keras）、賣力做事（tekun）、有紀律（disciplin）、有效率（cepat）、很細心（teliti）、很理性、有組織（teratur）、有技巧（gesit）且很果斷（ulet）。

訪談呈現出對於這些「華人」特性的兩種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華人「天生」就具備那些在商業上獲得成就的必要特性。第二種觀點則認為典型的華人家庭環境與嚴格的教養創造出適合私人企業的特質。可參考對一位女性大學生的訪談摘錄：

我就讀的大學裡有一位〔華人〕同學。他很明顯地具有商業上的才能。例如，在我們〔系上主辦〕的「英語市集」裡，他站在最前線高喊，「來啦來啦！買啦買啦！」透過這樣的表現，他展現了商業天賦，他的華人性展露無疑。或許這就是「華人」特質，亦即典型的華人性。（Linda，2004年10月20日）

其他的訪談則顯示，華人透過他們在童年時期所接受的嚴格教養，來獲得這些價值觀：

華人既勤奮又有毅力。我時常觀察到這點，因為他們很早就被教導要處事嚴格。我的鄰居就律己甚嚴（keras）。他的父親教導他時非常嚴厲⋯⋯。但另一方面，非華人的父母卻總是寵溺子女。華人從不溺愛子女。相反地，他們非常嚴厲地使用「狗」、「豬」等字眼責罵孩子。這類教養行為讓他們的孩子更堅強，並且對環境有更強的適應力。我時常目睹並聽到我的〔華人〕朋友受責打時的叫喊聲。我從沒看到這種情況發生在原住民或非華人身上3（Ita，大學講師，2004年10月15日）。

這些屬性不但被用來解釋華人在商場上的成功以及在印尼的致富，也在種族絕對論的基礎使得本質化的差異得以存續。波涅特（Alastair Bonnett）認為「種族與種族主義可以是認同形成的過程」（2000: 120）。這也可見於施加刻板印象。由於刻板印象助長「自我」與「他者」差異的感受，若要對華族「他者」抱持好的刻板印象，原住民必須以相反的（雖然未必是負面的）特徵來界定「自我」。這種差異界線的維繫，可見於以下的訪談節錄內容：

讓華人與眾不同的（一項我喜歡的特質），是他們都是勤奮工作的人。他們最引人注目的特徵，是他們工作很勤奮、從不鬆懈，也從不輕易感到滿足。這與原住民的特徵不同，原住民比較放鬆，想要享受生活等。（Andi，大學生，2004年11月1日）

在原住民眼中，華人對他們的刻板印象，也有助於維持這種「自我」與「他者」之間的界線。這可見於以下的訪談內容：

華人認為我們原住民很懶惰⋯⋯而且沒有強烈的職業道德。他們認為我們有時只是在浪費自己的生命。或許在他們的文化裡，他們只為了工作而活著。換句話說，他們必須隨時隨地在做事情。他們認為我們應該用我們的閒暇時間來工作。但是他們有時候工作過量。或許他們認為因為我們懶，所以我們笨。他們認為他們高人一等，所以不應該跟我們交際，因為若是他們跟我們打交道，他們也會變得懶惰，進而變得像我們一樣笨。（Faizal，大學剛畢業，2004年10月10日）

由於刻板印象是歷史的產物，我們可以認為法索（Faizal）所相信的「懶惰土著」刻板印象普遍存在於華人當中，這或多或少起源於荷蘭殖民的分而治之政策。然而，這種殖民者（或許還有華人）把原住民當作低等「他者」的建構——在歷史上，階級與社會地位比較低——已經被某些原住民所內化，特別是當他們拿自己與華人相比時。例如，這位報導人試圖合理化華人經濟成就的背後理由：

或許華人認為我們不夠努力或是懶散。就我看來，事實是華人在工作上比較守紀律與有毅力。因此，如果他們佔據了比原住民更高的經濟地位，也不令人意外。（Ayu，查帳人員，2004年10月9日）

這種種族差異的內化使得原住民感到自己處於先天的劣勢。某些原住民認為這種劣勢是固定的、天生的且無法改變的：

他們〔華人〕有時不希望被認為跟我們一樣。我會嫉妒他們嗎？我承認相較於他們，我自己的工作態度還是不足。我不知道原因是什麼。我試著挑戰自己，讓自己像他們一樣有幹勁，但還是沒辦法像他們一樣。（Ita，大學講師，2004年10月15日）

如前所述，這種內化的劣勢—顯現於原住民不足的工作態度與不充分的商業技能—是由迷思所創造，並由歷史上的種族隔離所延續。然而，原住民也藉由確立華人的經濟成就意味著經濟責任，來為原住民「自我」含蓄地要求某些價值，或至少是某些「受害者權益」。華人「他者」被期待肩負起道德責任，來幫助「較貧窮」與「居劣勢」的原住民獲得成功。可參考以下對三位不同的青年中產階級原住民所做的訪談節錄：

〔華人應該〕與印尼人共享，這樣他們才會願意更努力工作。正如我們所見，很多印尼人在工作上都頗為懶散。那麼，華人應該如何激勵原住民，或是替原住民設立榜樣？是不是要靠一些紀律？（Ayu，2004年11月9日）

華人不應該太貪婪；他們應該與我們共享。他們怎麼可以全讓自己掌握這麼大比例的經濟結構。這很可笑，因為他們的人口那麼少。我們當中很多人還在餓肚子。所以呢？這很像我們是螞蟻，他們是大象—好大隻喔！我們有很多隻螞蟻；如果集結在一起，可以組成一隻大象。這樣的比較，指的是劃分經濟的大餅。（Ifan，行銷人員，2004年10月8日）

華人很容易在印尼功成名就。他們應該對他們身邊或低於他們的人⋯⋯更慷慨。例如，當老闆是華人，員工是印尼人〔原住民〕時，華人應該指點如何改善他們的生活。華人不該只期待員工永遠都是他們的下屬。如果可以的話，他們應該想辦法激勵部屬，那麼有朝一日，員工也可以變成老闆。要給他們釣竿，不要只給他們魚，因為魚總有一天會吃完。給他們釣竿，讓他們自己可以釣魚。（Hengki，大學生，2004年10月18日）

導讀
在印尼，誰是「優勢族群」？

李美賢（國立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教授）

當得知台灣要出版雲昌耀博士的Chinese Identity in Post-Suharto Indonesia: Culture, Politics and Media的中譯本（《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時，內心即充滿期待；先前閱讀過原著，對我而言，那是一段感性與知性交織的閱讀之旅。該作除了有深度的理論對話、清楚的分析架構之外，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始終是那些紮根於田野的豐富又深具情感的經驗性資料。今天有幸為中譯版推介，得以早一步拜讀，閱讀此譯作的感受，與閱讀原著的經驗類似，不同之處在於，感性的那個部分益發深刻，相信這正是語言親近性產生的作用力。

《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的研究問題架構在印尼「後威權」的時空脈絡，不僅是對後蘇哈托時期印尼華人的認同提出洞見，同時對未來研究拋出值得深究的研究方向。一般而言，「後威權」時期的印尼社會充滿了「革新」的氛圍以及對「自由／進步」的期待；本書觀察的「時間」與「地域」脈絡，與近年來相關領域代表性學者（例如王賡武教授及廖建裕教授）的提示——「全球化」及「中國興起」等因素對海外華人認同的影響——有積極的回應性與對話性。

此外，作者一開始即試圖就相關學術社群纏鬥已久的「華人性」（Chineseness）進行再概念化；藉助「離散」與「雜糅」等高抽象的理論性概念，結合豐富而具體的經驗資料進行動態分析，不僅在「印尼華人認同」問題提出觀點，同時也給予長期信仰或陷溺於「多元文化主義」的迷思的相關學術社群，在「解決」印尼國族整合問題上，提示了新的可能。

厚重的田野資料，是《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最珍貴的寶藏之一。閱讀本書當中作者引述的田野記錄，雖是些再日常不過的對話，卻總撩起我過去造訪印尼所留下的深刻記憶與感受。過去幾年，曾走過印尼一些有許多華人居住的城鎮，也造訪了一些華人蹤跡相對較少的地方。在那裡，接觸了許多華人／社團／組織／媒體人，也訪問了一些華裔社群意見領袖以及許許多多尋常百姓；接觸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空中飛人，也有一輩子未曾離開印尼土地的人。他們有許多共享的歷史記憶，也有著南轅北轍的生命經驗。為了面見報導人，有時透過自行安排的交通工具，在赤道上進行長遠跋涉，偶爾因為過度顛簸，還得藉助「刮痧」對抗中暑與暈吐。有時候是受訪者因為「安全考量」，「堅持」派司機開著炫亮的豪華大轎車來「迎接」，讓我在漫長的塞車之路上，還可以乾爽、舒服且「安心」地坐在pribumi司機右後方那個被禮儀權威定義為「大位」的位置上，安靜無聲地在車內觀察車窗外的世界—壅塞地幾乎動彈不得的交通亂象、大道小巷裡人民的日常生活百態。訪談，有時在露天的攤販上進行，對話之間啜飲著旅遊指南呼籲要避免的冷飲；有時在富麗堂皇的星級飯店或是充斥諸多幫傭的私人大豪宅裡與報導人對談，吹著沁涼無聲的冷氣，豪飲著主人一再強調的「絕對安全」的冰飲。這些親身經驗過的印尼／華社的「內部」異質性，在《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書中，可以說是隨處可見，且歷歷在目；然而這些異質性，是過去相關著作很少呈現的印尼的社會現實。

除了內部異質性，「刻板印象」與「歧視」向來是探究印尼華人認同的重要觀察點，《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對此亦進行了厚重深刻的討論。自己過去在印尼社會試圖「理解」「華人問題」的過程中，許多慷慨激昂的對話，至今仍言猶在耳：

「他們〔指印尼當地土著〕是番仔……，我們〔指華人〕不跟他們一起上學。」
「印尼華人不上公立學校，因為『印尼人沒有資格教華人』……。」
「〔我們〕印尼華族，就是『看不起當地人』。」
「『印尼人沒有家規』、印尼教育只有認字而已、不教道德規矩。」

對讀過一些相關文獻的我而言，面對以上這些話語，一點也不感到驚異，然而，當類似的話語在《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探討「刻板印象」與「歧視」的地方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時，我彷若又撞見當年那道隱匿在「弱勢族群」（印尼華人）瞳孔內的「帝國」光芒；從任何角度觀之，如此露骨的「文化優越意識」都令人難以消受。然而，正如本書也一再呈現的，來自印尼官方對華人政策性的歧視與「排除」，讓世代印尼華人身心皆處於「客人」的處境，其創傷性同樣令人難以消受。我永遠無法忘懷，一位具有堅毅不拔性格、白手起家的華裔印尼商人於受訪時流露的悲傷和感嘆：

「再移民？移到哪？移到另一個『他鄉』？做什麼？『再學一次作客人』？學作客人，受苦啊！」

把類似以上華人的「文化優越意識」與「被歧視」，透過紮實的田野經驗資料，誠懇地在辯證過程相互參照，這是《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的特點，也是過去研究少見的。過去的諸多相關研究，未能跳脫「（華人）受害意識」的知識傳統，研究發問總是起始於「華人受害於『主流優勢族群的宰制』」—這樣的意識，不僅可能扭曲了某部分的社會現實，在說服力上也無可避免地受到局限。另方面，本書也批判了過去文獻近乎浮濫地召喚「多元文化主義」，以其作為尋求族群和解的出路。然而一如「受害意識」的視域傳統，「多元文化主義」觀點背後，亦視印尼社會存在一個具絕對「優勢」的主流文化壓迫著一個弱勢文化這樣的「事實」；然而，這個「事實／前提」恐怕需要透過更細膩的觀察以及更複雜的思辨進行再檢視。

其實，若細細品讀本書最後附上的兩篇文字簡單卻意味深長的附錄（「Evi Mariani對身為印尼華裔的個人反思」以及「事實上到底是你們或是我們已經受夠了？」），我們不難領悟，其實在印尼國族整合問題上，似乎「沒有真正的優勢族群存在」。對這一點，雲博士在本書中雖未明言，但參照其豐富的經驗資料來看，「沒有真正的優勢族群」實已內化在其書寫脈絡裡。也因此，《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在問題意識的開展上，已鮮明地轉移或告別了許多東南亞華人研究長期未受嚴謹批判的「受害意識」的思維慣習。

在印尼華人研究領域上著作等身的廖建裕教授，曾於1998年在Straits Times針對後威權時代的「印尼華人問題」提出一個悲觀的觀點：

印尼社會的排華暴動，其實是一種「長年存在」、「不會斷絕」的「所謂的華人問題」；「在大多數土著印尼人的眼裡，只要華裔一天沒有完全被土著社會吸納，所謂的『華人問題』將繼續存在。」（Straits Times 25 Feb 1998: 36）

雖然本書的結論，並沒有一掃廖教授當年流露的悲觀，但是如果讀者能夠細究書內許多來自不同報導人提供的那些充滿「矛盾與掙扎」的感受、情緒、觀點與對話，也許，在未來問題意識的開展上，我們會更有意識地去審視自己的提問，釐清究竟自己關注的是「哪種印尼華人的華人問題」、「什麼時候的印尼華人問題」、「哪個世代的印尼華人問題」、「哪個地方的印尼華人問題」、「是男的還是女的印尼華人的問題」，甚至「『華人問題』在印尼究竟是不是一個『問題』」。

《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能跳脫過去相關研究知識的框架、涵蓋更寬廣的面向、提供更紮實的經驗資料，某種程度或與雲博士的成長歷程有關。「華裔的身分、出生於馬來西亞、成長於汶萊、掌握多語的能力、在西澳完成高等教育與學術訓練」此一經驗與歷程，給予他研究「印尼華人問題」一個特殊有利的位置。就此書呈現的議題敏感性、多面向的研究關懷與成果，顯然地，雲博士絲毫沒有辜負他所擁有的優勢，成果甚至遠超越對其優勢的期待。

整體而言，《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在觀察面向上所呈現的涵蓋力、在辯證理路上所呈現的邏輯性與對話性，以及從其豐富而細膩的經驗性資料所透露的對研究對象的深刻理解與研究者的反身性等等，共同客觀地具體化本書的學術重要性。此一著作之問世，不僅直接地嘉惠印尼華人的研究者，對海外華人研究、族群研究、印尼研究等學術社群而言，本書亦提供了刺激精彩的學術對話的素材。而台灣中文翻譯版的問世，對華文世界華人研究領域的入門者而言，更是一大福音；況且本書絕佳的翻譯品質，甚至會讓讀者感受到輕快閱讀帶來的幸福感。

中文版序：印尼華人認同的結與解／蕭新煌

譯者序：承先啟後的印尼華人研究／邱炫元

導讀：在印尼，誰是「優勢族群」？／李美賢

序言

導論：一種不確定的認同

第一篇測繪「華人問題」
第1章調解華人性的方法
第2章華人認同的歷史建構

第二篇改變文化要素
第3章華人「文化」與自我認同
第4章華人政治的異質性與內部動態
第5章華人報刊的重新出現

第三篇維繫族群界線
第6章「種族」、階級與刻板印象：原住民對「華人性」的認知
第7章保存族群性：協商界線的維繫與跨越
結論：重新概念化華人性

附錄一：Evi Mariani對身為印尼華裔的個人反思
附錄二：〈事實上到底是你們或我們已經受夠了？〉

注釋

參考文獻

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