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徵求有驚喜
前言 中國、印度與新世界經濟秩序
炙手可熱的強權故事
我不是在北京或上海，也不是在德里或孟買，甚或是盯著經濟水晶球，動心起念寫這本書。幾年前，在倫敦的某個下午，和一群主要是製造業的企業家談過話之後，我產生了動筆寫作的念頭。這次演說，一如往常，談了企業大眾愛聽的主題：通貨膨脹和利率可能會如何演變？英國財政大臣袖裡有什麼乾坤？英國是不是有可能加入歐洲單一貨幣、美元、油價等等。他們彬彬有禮地聽著，問了一些問題；然後話題轉向超出我原定的演說內容，有人問道「中國和印度怎麼樣？」整個房間，四處可見聽眾在點頭。話匣子一開，最後卻得到悲觀、甚至只能聽天由命的觀點。
製造業的工作機會正淪於中國之手，速度之快，叫人悚然心驚；服務業的工作機會也迅速流往印度。全球經濟就像大地震走山，中國正搶走世界製造業的這塊大餅，印度則快速吞食服務業。中國和印度擁有龐大的廉價勞工，勞動人口的教育程度與日俱增，他們也有能力接納最新的科技，終有一天，英國之類的國家，再也沒有競爭力能勝過這兩國。那將來我們要去哪裡找工作呢？當中國和印度樣樣事情都能做，我們還有什麼事情可做？英國和其他的富強經濟體，正渾渾噩噩走上長期的經濟式微之路。在倫敦的我們逃不掉，多倫多、土魯斯（Toulouse）和東京、芝加哥或科隆（Cologne）也不能置身事外。
而這些企業人士並不孤單。我從《周日泰晤士報》（The Sunday Times）收到最大的一包郵袋，是讀者對我寫的中國文章的回應。每當我們寫起工作外包到印度，他們的反應也類似。不只製造業的工作機會消失不見，服務業也跟著出走；中國和印度成了炙手可熱的故事。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不斷升高，雙方曾為了人民幣匯價應否升值吵翻天，中國用較低的價格生產工業製品，拉低了西方的物價，卻同時因為原料和石油需求龐大，推升它們的成本；中國造成的影響是好是壞？而印度呢？新聞媒體的標題，點出後端行政管理和客服中心的工作正外包到次大陸，但是這些新聞內容也預見，終有一天，從證券經紀商的研究，到醫療測試和診斷，每樣事情都能在班加羅爾（Bangalore）和孟買執行。有哪個國家在價值鏈上升的速度，能和中國、印度一樣快？她們數百萬的畢業生將何去何從？英國、美國和歐洲的年輕人，希望在哪裡？大家是不是都應該開始祈禱，還有學習北京話？
中國（龍）和印度（象）的故事並不是突然之間冒出的。印度人相當喜歡把他們的國家看成笨重的大象，行動遲緩，卻穩定地贏得比賽。而中國的現代奇蹟可以回溯到四分之一個世紀以前，印度則是最近的事。不過兩國近來好像才對世界其他地方產生重大的衝擊，一九九○年代，達康公司的榮景和一九九七到一九九八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相繼登上新聞媒體頭條，中國和印度都沒機會得到應有的注意，也許我們內心深處不是很相信中國和印度必將崛起。
一九九八年夏天，我從香港前往深圳，九龍出發的火車把我帶進宛如海市蜃樓的地方──閃閃發亮的高樓大廈，形成一幅幻影。我萬萬沒料到，共產中國也有與香港規模不相上下的建築；它們體現了鄧小平希望在共產中國的邊緣，擁有二十一世紀的城市、面向資本主義香港，而且有著跟它一樣壯觀和成功的雄心。但我想這些耀眼的新建築，就像一九三○年代，作家普里斯特里（J. B. Priestley）看了倫敦西大道（Great West Road），新穎且漂亮的裝飾藝術組裝廠，如胡佛大樓，說它們只是假扮的工廠而已；真實的東西要粗糙和骯髒得多。有人說深圳的辦公大樓大多無人承租，它們似乎也不過是假扮的辦公大樓而已。
不到十年前，這座城市一片混亂，有點危險，既是巨大的工地，也是邊陲城鎮，龍蛇雜處，今天的深圳，是一千萬人經濟特區的核心。由於鄧小平的遠見，使它成了中國第一個現代都市，引來了農村和其他城鎮的勞工，人口密度高居中國城市之冠；它也是中國最忙碌的海港，深圳的工廠吐出大量的產品，其中許多將運往美國市場。世界最大的公司沃爾瑪（Wal-Mart），經營的成敗和中國密不可分；它在那裡設有全球採購中心，以確保產量居高，價格壓低。
到中國金融之都上海的訪客，身歷其境的第一件事，是從機場駛出充滿未來概念的磁浮列車；可惜它只把你載到市中心。第二個印象是成長驚人，在國際建築師協助下，訂定的二○二○年上海都市計畫，包括九座衛星都市，估計各有八十萬人，緊接在後的是，準備成為世界第一座生態城的東灘。上海將有巨大的工業園區，容納每一種可能的產業，包括大眾化汽車生產和石化工業。現代化地下鐵和捷運路網建好後，磁浮列車便會顯得老舊，二○一○年，世界博覽會舉行時，河畔場址和周邊地區都已重新開發，對於想要比下曼哈頓更具風味的一座城市來說，這是個野心遠大的計畫，甚至比深圳更具野心。刻意營造的象徵，目的是展現中國，準備迎接令人目眩神搖的高科技未來。腦海還停留在中國是座血汗工廠的人，可以醒醒了，誰會懷疑這個國家的決心，或者它那平均每年超過九％的強勁經濟成長力，已持續四分之一世紀以上？
而印度自詡為「全球成長最快的民主政體」，二十年來，平均每年成長六％，印度燦然可觀的崛起之勢，最近才開始顯著衝擊西方世界。國際電信費用下降，凸顯了它的低勞工成本和高素質勞動人口的優勢。在中國成為跨國公司首選的製造基地之際，印度成了多種服務業作業，如軟體開發、客服中心、複雜的研究報告等外包的理想地點。華爾街和倫敦高薪分析師翻閱的公司研究報告，也是印度成本十分低廉的幕僚人員所編製的。
印度總理辛格（Manmohan Singh）博士表示，它的金融之都孟買正在開發高樓區和辦公大樓，五年內會成為世界的「話題」，進而讓人「忘掉上海」。可是孟買也暴露了另一面的印度──赤貧如洗。為了興建閃亮的高樓，四十萬貧民窟居民被掃地出門；到印度的訪客，沒有不對窮戶貧無立錐之地和現代經濟奇蹟並存而議論紛紛的。十個孩子裡面，約一個不到五歲就夭折，印度的確是世界最大的民主政體，卻也是對比強烈的國家。或許這是涓滴經濟學的終極實驗。（譯註：涓滴經濟學的原文是trickle-down economics，指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刻意照顧窮人或貧困地區，而是寄望由優先發展起來的群體或地區，惠及窮困階層或地區，帶動他們的發展和富裕。）印度和中國一樣，擁有眾多的人口，但教育程度大多低落，不斷擴張的中產階級享有富足的生活，只以相當緩慢的速度澤被這群人。
中印「Chindia」的堀起，將是本世紀非常引人注目的發展，進而引人想要探討，世界經濟結構和全球地緣政治均勢的根本問題。如果預測正確，全球三大經濟體依序將是中國、印度和美國；北京、華盛頓和新德里將是全球權力的重心；她們的竄起之勢必然十分驚人。以國內生產毛額（GDP）來看，現在中國和印度合計只及日本的一半，勉強達美國的五分之一。
未來四十到五十年，這兩個國家，以及對我們來說，都充滿巨大的機會和陷阱，她們的成長能夠維持下去嗎？或者就在我們將倚賴她們為全球經濟發動機的同時，反而失去動力？這將是國際企業的另一次淘金熱潮嗎？即使中國不同凡響的進步，不再令我們驚呼出聲，印度的表現卻依然叫我們讚歎不已。僅僅二十年前，印度看起來似乎註定是永遠絕望的經濟體，大部分人民必將一貧如洗至死。
不過這次真的不一樣了。中國在一九七○年代末走過轉角，印度則是在一九九○年代初左右轉變。美國著名經濟史學家羅斯托（Walt Rostow）對他所說的「起飛進入自我維持的成長」，定義了一些條件，特別是投資水準高，以及勞工大量從土地移轉出來。這兩個國家都已經達到那些條件，再也不會重回以農業為基礎的落後經濟，中印未來是羅斯托所說的最後的經濟發展階段，也就是大量消費的時代。
但在中國，日益自由的市場經濟和專制不民主的政權之間，根本的緊張關係還沒有解決。而印度呢？她那日漸增多的人口和明亮的經濟前景，看起來就能保證繁榮昌盛嗎？現代史上，不曾看過開發中國家的力量如此強大，可是印度依然是平均每人GDP遠低於富裕的西方經濟體，而且只有中國的一半。
印度的崛起和中國一樣，將改變全球的均勢，這也將挑釁我們對富國和窮國的態度。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印度洋的大海嘯造成二十萬人死亡，印度至少一萬兩千人喪生，但是印度政府宣布，不需要其他國家的援助；這是非常重要的轉變，原來的受援助國成了競爭國，窮國已變為強國。中國現在有兩億人，印度有三億人，每天靠不到一美元的所得過活，不過，世界銀行指出的，過去二十年來，這些國家的經濟崛起，是減低全球貧窮的最重要單一因素。
寫這本書的目的，是試著回答一些關鍵問題，因為這些問題不在經濟學家和政治人士關心的範疇之內。「當中國和印度樣樣事情都能做，我們還有什麼事情可做？」的確是個重要的問題。企業家看到他們的市場被中國製產品所奪，以及後端行政管理職能「離境」送往印度，不免想問他們的將來在哪裡。這些新經濟超級強權在全球舞台上會製造什麼樣的衝擊？中國會是一股溫和的勢力，就像一九八○年代的日本那樣？中國擁有龐大的美元，在經濟上已經挾持美國，我們應該多擔心？超級強權中國的侵略性會有多強？印度又如何？她和巴基斯坦的緊張關係，是不是埋下一顆不安的種子？印度會和美國一樣，在經濟上和以前的帝國主子主客易勢嗎？
本書先試著解開一個謎。我們都知道，十九世紀初，中國和印度都是強大的經濟力量，她們當時怎麼變得那麼重要，數十年後經濟卻轉趨式微？第五章「中國與印度將稱霸世界」嘗試追蹤兩國從古時到近代，經濟的興衰起伏，幫助我們了解她們現在崛起的來龍去脈。
第六章〈沃爾瑪與中國同步崛起〉談中國現代崛起的歷程。毛澤東仍受中國人尊崇，但必須等到他死後，中國才開始看到經濟希望的微光。二○○六年九月，毛去世三十周年那天，我正好在北京，和數萬人一起排隊進天安門廣場紀念堂，走過他用防腐藥物保存的遺體，人們買來菊花，放在紀念堂入口毛澤東雕像腳邊。老一輩的人鞠躬敬禮，有人經過水晶棺，見到遺體時，氣息急促。他的遺體比你所想要小，卻是如假包換的毛澤東本人沒錯。舉凡鈔票、公共場所，毛澤東的肖像到處都有，也許在某種程度內，這是當局和過去掛鉤的一種方式，毛澤東之死促成的中國經濟再生，幕後的擘畫者鄧小平，為這個國家的興起創造條件。
而且就像第七章〈米其林大廚與印度〉所說的，需要有人死亡，前總理和國大黨（Congress Party）領袖拉吉夫（Rajiv Gandhi）一九九一年遇刺慘死，以及同時爆發經濟危機，才能說服印度人民、企業和政治人士，相信不能繼續墨守成規。第一章〈全球三分之ㄧ的奢華潛力–中國奧運經濟學〉和第二章〈炙手可熱的年輕消費市場---印度網路化經濟〉，探討這兩個國家現在產生的衝擊，以及將來可能的影響。她們的市場會有多大？以及進入那些市場的管道是否暢通？她們目前有多少力量是真的，有多少將如過眼雲煙，而且可能是因為成功的問題所造成的。
第三章〈龜兔賽跑的真正贏家〉，寫的是這兩個國家的政治人士已經宣布不會做的事，也就是比較她們的優點和弱點。有人表示，由於人口結構和民主政府的有利組合，雖然起步落後，但長期而言印度終將勝出。但是環境製造的社會和政治緊張呢？中國，還是印度，誰能把這些潛在的障礙管理得更好？最後，我在第四章〈改變新世界經濟的十大威脅〉，提出一些廣泛有力的結論。
有人說，需要一輩子的時間才能了解中國，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理解印度。雖然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說，印度「住在她的村莊裡」，同樣的，我只能用訪客的觀點去看中國。本書的目標，是解釋中國和印度的崛起、評估我們該喜還是該憂，並且試著判斷這兩個巨大的國家將往哪裡去，以及這件事對我們其他這些人的含意，有沒有達成這些目標，由讀者你來評判。
第一章 全球三分之一的奢華潛力——中國奧運經濟學
「如果奇異在中國的投資策略是錯的，最多會損失十億或二十億美元；如果是對的，便是這家公司下個世紀的未來。」
——奇異前執行長威爾許（Jack Welch）
「時間早晚不重要，總之我們西方人務必作好準備，尤其是年輕人，迎接中國在世界舞台上強大且令人興奮的重新崛起。這是重拾昔日光采的第一個古國。」
——匯豐控股集團前董事長龐約翰爵士（Sir John Bond）
如果認為中國人是不成熟的消費者，容易被西方所設計的產品誘惑，就像原始人樂於拿寶貴的商品去交換閃閃發亮的珠子，這樣的印象未免過於離譜。
即使中國農村人口的生活水準偏低且不安穩，但年輕和逐漸增多的都市人口卻不是這個樣子。中國人向來偏愛儲蓄，可是一旦養成消費的習慣，也會開始花錢。「新經濟學家」部落格發表一篇文章，問起中國人是否買得起自己工廠生產的產品，署名「張先生」的回應：
我來自東北的標準中產階級家庭。那裡不像北京或上海那麼富裕。我們有兩台電視機、桌上電腦、音響系統、電冰箱、ＤＶＤ光碟機等，你想到的都有。家父是個「酷爹」，去年買了一台數位錄影機和筆記型電腦。父母剛在中國南方用現金購置一棟退休公寓（中國人還不習慣抵押貸款）。我仍然在學校攻讀博士學位，尚未工作，對家裡的經濟沒有貢獻。
這些數字並不誇張。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在二○○五年的中國報告裡，指出每一百戶中國家庭平均有四十六台電冰箱、九十四台彩色電視機、十二台個人電腦、二十八台空氣調節機和五十九台洗衣機。
根據芝加哥電視傳播博物館的數字，早在一九九三年，中國的電視機數量是兩億三千萬台，居世界之冠。二○○五年的彩色和黑白電視機合計數量已經多於中國的家戶數，表示有些家庭不只擁有一台電視，也包括許多農業社區的黑白電視機。次年二月的官方數字指出，中國的行動電話用戶增加到四億以上，相當於約三分之一的人口，而且他們每個月傳三百四十億則簡訊。
儘管證據顯示消費者支出的成長空間仍大，一國的經濟發展總是依循一定的形態，隨著國家日益富有，家庭的必需品支出逐漸降低，而被奢侈品支出增加取代，中國的狀況正是如此，只是速度相當緩慢，一九九七年，約一半的家庭支出用於購買食物，六年後降為四○％。
連沃爾瑪也因為中國消費者的支出增加而變得富有。這家全球最大的零售商能夠經營成功，有一大部分要歸功於中國的外包生產，並且讓產品成功打入中國市場。沃爾瑪在中國的第一座超級市場於一九九六年在深圳開幕，十年後，它在中國大陸有五十六家店面，但發現那邊的顧客和美國三千七百家店面的顧客存有若干差異，中國人的住家比較小，而且喜歡生鮮食品甚於冷凍食品，所以一個星期採購三到四次，和美國顧客一週或兩週一次的「典型大採購」習慣不同。
可是沃爾瑪距離征服中國還有一大段路要走，已經有人指責它的動作比一些國際競爭對手慢。單以外國超級市場集團來看，二○○六年，法國家樂福的店面數已經是沃爾瑪的四倍，而英國的特易購也急起直追，但是到目前為止，所有的外國零售商仍只占中國食品市場的一小部分，目前市場上的龍頭老大，是當地的零售集團物美（發音和沃爾瑪接近）或聯華，以及數百萬家小商店和街頭小販。不過包括西方品牌產品在內的進口製品，銷路也正成長迅速，根據零售前瞻（Retail Forward）顧問集團的資料，二○○五年的中國是世界第七大零售市場，二○一○年之前，可望超越義大利和法國。
奢侈品炫風超越日本
中國市場最吸引人的特色之一，是這個國家迅速成長的中產階級，他們愛好西方的品牌，名牌能夠滿足中國都市人口的渴望，而那是國產貨辦不到的，亞洲的品牌顧問公司新芽品牌（Sprout Brands）的首席顧問桃麗絲（Doris Ho）說：「在其他市場，品牌衡量的是品質，可以幫助人們作選擇；而在中國，品牌能夠提升身分地位。」中國的消費者都會認為外國品牌的品質比較好，但除了食品之外，因為消費者喜歡買他們熟悉的東西。德國製汽車、日本品牌電子產品，以及法國、義大利和美國等時尚名品都吸引中國新一代的購物者；飲食方面，塔可貝爾（Taco Bell）、必勝客、肯德基和麥當勞（二○○六年已有七百家餐廳，現在每年增加超過一百家）等也都已大舉入侵。
奢侈品是最誘人的產品之一，這也是為什麼仿冒品那麼猖獗的原因。二○○五年十二月，香奈兒、普拉達（Prada）、巴寶莉（Burberry）、古馳（Gucci）、路易威登（LVMH）等幾家奢侈品品牌公司控告品北京一家銷售仿冒品的業主，並贏得勝訴。這個國家的奢侈品市場不斷成長，「高檔」時尚產品、配件和其他奢侈品的銷售額，於二○○五年突破二十億美元，占全球市場的一二％，中國正迅速追趕著日本，而日本正是近來最重要的全球奢侈品市場。中國人有錢人的財富正快速增加中，根據中國品牌策略協會估計，二○○五年的十三億人口中，有一億七千五百萬人買得起一些奢侈品，這個數字到二○一○年可望增加為兩億五千萬，而這群人的年所得至少有三萬美元，是全國平均值的二十倍。
這種「炫耀性消費」的潛力有多大？挪威裔美國籍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范伯倫（Thorstein Veblen），在研究十九世紀末的新有閒階級時，創造十分有名的「炫耀性消費」一詞。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安永在二○○五年九月的〈中國：新的奢華風潮〉（China: The New Lap of Luxury）報告中，預測二○○五到二○○八年，中國的奢侈品市場每年將成長二○％，然後到二○一五年之前，每年成長一○％，並預估那時中國會占全球奢侈品需求的三分之一左右，和日本旗鼓相當，遠遠領先其他任何國家，其成長「潛力雄厚」。
一個世代前，幾乎聞所未聞的海外觀光，也將迅速增長。到二○一五年，愈來愈多的中國人會用他們新增的財富到世界其他地方度假，經濟學人情報單位也預測，那時將有一億中國觀光客旅遊世界各地，遠高於二○○四年的不到三千萬人。
二○○五年四月，通用汽車公司（ＧＭ）的副董事長魯茨（Bob Lutz）參觀上海汽車展後大感振奮，他在通用汽車的部落格寫道：「上海汽車展正快速演變成世界級的大事，全球大部分汽車製造商都有參加。」
如果有人說，中國的未來被過度渲染，那他們一定不了解中國正在發生什麼事。十年後，中國會成為什麼樣子，我們並不知道，但光是上海和它鄰近的省分，就有數億人的所得足夠買車，而這只是中國的一部分而已。目前他們正在興建五萬哩的跨省高速公路，以及南北和東西道路，而且公路交會點可能會有城市冒出來。不妨想像將美國的工業革命複製到十五億人口的土地上，十年後，中國將是世界最大的汽車市場，若置之不理的話，風險將自行負責。
事實上，很少汽車製造商沒把中國放在眼裡。二○○五年，中國的汽車總銷售量是五百萬輛，其中三百萬輛是私用汽車，和總人口相比雖然偏低，但仍是世界第三大市場，僅次於美國和日本——全球汽車工業已經見到中國的龐大潛力。另一方面，環境保護者也擔憂，愈來愈多的汽車對地球可能造成的衝擊，二○○五年，中國每一千人約有十五輛汽車，美國則有超過五百輛，對全球環境和世界能源需求來說，中國人擁有的汽車量若接近美國的水準，將是噩夢一場。而這種事情可能發生嗎？中國將崛起成為汽車國家，已經從上海和一級方程式賽車（Formula One）簽約得到證實，中國大獎賽於二○○四年九月，在上海斥資三億美元的特製車道上舉行，而且承諾至少再賽六年，第一次賽車就吸引了十五萬名觀眾，而且依中國的標準，每張票價約相當於勞力工人一個月的薪資。
重演美國的汽車黃金年代
中國的汽車買主通常相當年輕，中位數年齡是三十五歲，他們往往喜歡外國品牌，如通用汽車的雪佛蘭（Chevrolet，通用汽車占有最大的市場）和福斯（Volkswagen）等。而市場上出售的車子通常是「小型」車，如寶馬在英國製造的Mini等利基型車款，銷路也不錯，尤其是中國政府在二○○六年三月發表的預算，把引擎兩公升或以上的汽車稅率大幅調高，同時降低引擎較小車輛的稅率後，便更強化這個趨勢了。
中國正在重演美國的汽車黃金年代，而且快速地興建道路中。二○○四年底，高速路公路網總計三萬四千公里，是四年前的兩倍（一九八○年代才興建第一條高速公路），也是世界上第二大高速公路網，僅次於美國。中國的汽車駕駛人正發現公路帶給他們自由，但也需要付出代價，因為高速公路網需要繳費，從北京到上海一千一百公里的行程，收費相當於六十美元，貨車駕駛經常因此捨棄收費公路，繼續走舊的道路。另外，也許是因為高速公路收費的關係，許多私人車主似乎不願開太遠的距離，《經濟學人》（Economist）雜誌一篇文章指出：「很奇怪的是，汽車仍然主要是短程代步的工具，通常用來上下班。」它並指出：
到目前為止，高速公路網未能培養旅行和休閒的習慣。廣告業者達彼思（BatesAsia）的貝爾說，去年不到二○％的車主曾經週末開車出城旅行，開車上路，路到哪裡，便往哪裡走，似乎不是令中國車主特別感動的想法……。中國的媒體喜歡大談新興的『汽車文化』，但一般人還不能想像如六十六號公路的事情，而且詳細的地形圖在中國被列為國家機密，因此擅長看地圖的人很少，另外，因為這個國家的飲食、方言和文化龐雜，所以人民喜歡團體旅行，獨立旅行叫人望之卻步。
高盛公司估計二○五○年平均每人擁有的汽車，可能增加到美國目前水準的三分之二左右——超過五億輛，而且中國各城市和全球石油供給壓力已經浮現，北京、上海和其他大都會中心，大部分時候的交通狀況都很糟，主管當局因此大聲疾呼，鼓勵車主避免用車，他們聽到的話和倫敦或紐約市民很像。
雖然擁有汽車和開車上班是數百萬中國人民的夢想，卻已經有人開始發現，開車上路壓力大且不切實際。宣傳人員的說詞，反映了中國對於是否允許有車中產階級與日俱增的態度，並不明確，但這可以為中國國內的汽車工業提供一個市場，進而實現出口的遠大雄心，例如戴姆勒克萊斯勒（DaimlerChrysler）計劃在中國生產一種新的小型車，再賣到美國市場、中國汽車製造商哈飛和奇瑞也已經開始進行出口，銷往拉丁美洲、非洲和中東。
但中國本身能夠吸納多少汽車？《中國日報》的一篇文章引述國土資源部策略研究中心主任張大偉的話，警告汽車用量增加會使國家依賴石油進口，那是很危險的，並說：「石油不只是用來開車，它是現代工業社會的基本生產原料，我們怎能只為了行，犧牲食、衣、住的基本需求？」這種成長緊張將日益浮上檯面，也是中國龐大人口弊多於利的地方。
中國人口分布不均，但平均密度為每平方公里一百三十四人，遠高於美國的不到三十人。而中國能不能維持成長，並邁向美國式的經濟和其消費水準，是十分重要的課題。她能用多快的速度做這件事，有一部分是取決於她善用科技的能力，畢竟西方國家對中國最感憂慮的一點，可能是她的規模結合高效率的科技進步，也就是先進工業國家害怕她們的科技優勢將迅速消逝。
科技超級強權
二○○四年，中國的資訊通訊科技（ICT）出口增加約一半，達成一千八百億美元，包含行動電話、筆記型電腦、數位相機等，更重要的是，中國的資訊通訊科技設備出口首次超越美國，當年美國的科技產品出口值只有一千四百九十億美元。同年十二月，中國電腦製造商的領導者聯想公司，宣布以十七億五千萬美元收購IBM的個人電腦事業部，這是因為二○○一到二○○四年間，IBM在個人電腦市場虧損十億美元；而聯想的收購行動，則是因為這給了它機會，能去利用IBM長久以來建立的品牌知名度，比塑造自身的品牌，更快接觸西方的顧客。這筆交易凸顯了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已發生改變，中國公司不再只生產賣給歐洲及美國消費者的低價產品，如成衣或玩具等，它們也能夠生產高科技產品和擁有科技品牌。
中國的科技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問題。中國有三分之一的出口被歸類為「高科技」，美國官方的數字顯示對中國的貿易逆差，約四百億美元來自進口「先進科技產品」。美國製造商聯盟和哈德遜研究所的研究員普瑞格，在二○○五年的〈先進科技超級大國：中國的崛起〉報告中，提到中國的科技投資、生產和貿易正迅速發展，十年內，大學畢業生人數將每年增為三倍，研究發展支出則每年增加二○％，普瑞格也預測二○一五年前，中國會成為科技超級強權。」
表面上，中國崛起已成為科技超級強國的主要問題，但有人認為中國喜歡自欺欺人，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SIS）和國際經濟研究所（IIE）這兩個知名美國智庫的作者便這麼認為。他們在二○○六年合著的《中國的資產負債表》（China: The Balance Sheet）一書中，質疑中國科技崛起的程度，認為「用來支持中國正快速崛起成為高科技超級大國的假說資料有瑕疵」，並指出，雖然中國的工科大學畢業生人數是美國的四倍，但每年畢業的碩士和博士人數只多五○％。另外，這些工科畢業生大多主修土木和電機工程，畢業後將投入這個國家龐大的基礎建設行列，而中國畢業生的素質也引人懷疑，麥肯錫全球學會表示，中國只有一○％的工程師及資訊科技畢業生，能和其他國家的同儕一較高下。
至於中國高科技研究發展的迅速增加，則是從很低的基礎起步，研究發展支出只及美國的十分之一。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和國際經濟研究所也懷疑中國科技出口的性質，表示可以稱為「尖端」的科技產品是少之又少，例如中國出口到美國最大的科技項目是筆記型電腦，其次是顯示器、電視機、行動電話和ＤＶＤ放影機，所有這些產品的生產和出口型態都很典型——從台灣、日本或美國來的外國公司，把生產活動遷移到中國，利用那邊低廉的組裝成本。《中國的資產負債表》指出：「中國所有出口的一半以上，以及約九○％的電子和資訊科技出口產品，都是外資工廠生產的，和當地公司的互動相當有限，這些公司愈來愈多是完全外資，和合資公司比起來，分享科技的意願也低落許多。」
也許中國是為了避免引起太大的驚慌，刻意慎重其事，緩緩推進。斯德哥爾摩（Stockholm）經濟學院的席格松（Jon Sigurdson）教授在向英國智庫Demos簡報時，指出中國的科技雄心是緩步蓄積的力量，而不是突然大放異彩。因此，雖然中國會在二○○八年超越美國和日本，成為世界最大的半導體市場，她的官方策略卻只是在二○一○年前躋身為開發中國家的佼佼者、二○二○年前成為中等的科技力量，以及在二○四九年前成為世界科技的超級強權，但這些目標可能過度謙虛，他指出中國相對於芬蘭和德國等國家，科技產品的成本優勢大於傳統製造業，她的專利活動水準雖然薄弱，設計能力卻迅速地提升中，而且彈性或上市時間也都日益增強，所以我們不必誇大中國的科技威力，也不能完全視若無睹。
複製台灣經濟奇蹟
二○○五年底，中國國家統計局宣布大幅調整前一年的ＧＤＰ估計值，由於新的經濟共識提供更準確的資料，能夠反映快速成長的私人服務部門，因而向上修ＧＤＰ。中國當局突然發現電信、零售、不動產等部門，以及餐飲和汽車修理等多種低階服務產業，經濟產值多了約一七％，結果是推升中國二○○四年的ＧＤＰ，且顯著高於當時的世界第六大經濟體義大利，二○○五年的完整數字發表之後，更可望一舉超越法國和英國。這些數字使中國經濟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也令人不禁想問：中國到底如何取得這種持續性的經濟成功？這只是亞洲成長故事的擴大版，重演日本和新加坡、台灣、香港及南韓四小龍經濟體的轉型奇蹟？在某些方面，中國的確依循亞洲的模式，怪不得有些經濟學家認為，中國除了地大人眾，其實並沒有什麼特別的。不過，中國展現了一些獨有的特色，這值得簡短說明。
二○○五年底，中國宣佈ＧＤＰ連續第二十七年快速成長，平均一年達九•五％左右，這有什麼不尋常的地方嗎？一九六二到一九八九年，台灣突飛猛進的那段時期，一年成長九．四％，新加坡在一九六七到一九九三年擴張最快速的期間，平均一年成長約九％。亞洲經濟體比較典型的成長率「奇蹟」是一年七％到八％，二十五到三十年典型的成就，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將平均每人ＧＤＰ提升至四到五倍之間；但到二○○五年，以固定價格計算的中國平均每ＧＤＰ，是一九七八年水準的六倍多，其平均每人ＧＤＰ水準快速增長顯得與眾不同，她從很低的基礎起步，進步卻異常快速。其他亞洲經濟體在這個發展階段的另一個關鍵特色，是成長開始減緩到比較普通的擴張速率，可是二十一世紀頭一個年代過了一半，中國卻沒有這樣的跡象，只是她的成長奇蹟是難以持久的投資產物，其經濟主要是向外資開放，投資率約為ＧＤＰ的四○％到五○％，比亞洲經濟體在快速成長的時期還要高，若非如此，中國的成長不會那麼快。
其實，中國的故事是更複雜的。首先，其成長是國有經濟緩步民營化成功的果實，而且民營化還會繼續下去。前蘇聯的中央計畫崩潰後，和隨之抬頭且不穩定的「牛仔」資本主義相比，中國管制下的變革成了經濟管理的典範。本來瀕臨破產和缺乏效率的國有企業，數目減半，留存的部分則出售非核心活動，走向如上市企業的「公司化」，以改善它們的營運方式，而且效率提升速度驚人。裁減無效率的國有企業，以及快速改善其餘國有企業的經營管理，會產生很大的經濟利益。
忽視中國生產力強勁成長的事實，部分原因是組織內部的效率提升，或是勞工從低生產力的農業，流動到生產力比較高的工業和服務業，自一九七○年代末的改革以來，約有五分之一的中國勞動人口離開農村，而勞工和資本運用的生產力已經急速升高，結合這兩者便是總要素生產力。一九九○年代，國際貨幣基金估計，生產力升高對中國經濟成長的貢獻高於投資；高盛也於二○○五年指出，生產力和投資是促進中國經濟成長最重要的因素，而且兩者的重要性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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