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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野夫、文學評論家黃自華 專文推薦
助我半生成長者,或稱老師,或稱先生。平日喚作師父的,滿世界只有一個,那就是王繼。他以親歷者的視角,記錄了一群草根孩子的悲催命運。他們在頂層號召的動亂年代,殺人或被殺,自盡或集體赴死。這些今天看來不可思議的悲劇,全是那個時代特有的厄運。……展示的是一個地區的斷代史,以及一群無辜小人物在國運之下的眾生相。
野夫|台北國際書展大獎《江上的母親》作者
王繼以不堪的記憶,一步步地還原那個距離我們不太久遠的歷史真相,將那一時期的眾生命運圖像推到我們面前。悲慟與荒謬、真誠與懺悔,如同暗夜星辰一一展現眼前。 ……以這夥年輕人的命運來呈現社會的重大變故,同時又用人性的視角來透視歷史的沉重。讀起來鮮血淋淋煞有快感,同時又能感覺到一種穿心透骨的震撼。
黃自華|資深文學評論家
無論這世界如何殘酷、壓抑、冷漠,都不可能阻止一顆生猛、勇敢、青春的心。
帶著小獸的敏銳向前追尋!
楊渡|作家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野夫代序
師父王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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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我半生成長者,或稱老師,或稱先生。平日喚作師父的,滿世界只有一個,那就是王繼。
可能鄂渝兩地文壇之外,知其名者不多。但他,確實是對我影響甚巨,且改變我命運的前輩。時常在想,一個人的命途,總有一些稀奇八怪的際遇。因著這些難以破解的緣分,你才得以成為今天的自己。假設沒有這樣一些菩薩般前來渡你的人,你的生活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種你自己都會唾棄的模樣。
老話說:少年叔侄如兄弟。我們這對師徒,尋常日子裡互相也是嘻哈瘋癲,沒大沒小,渾如手足。轉眼結緣三十幾年,各自皆在自己的打打殺殺裡老去。近日的幾次捉杯對酌,雖然各有衰顏隱痛,卻依舊豪興未減。我在賀新涼一詞中寫的「三句罵,兩斤酒」,彷彿正是我們平生的寫照。
他算是我今生最早遇見的一個奇人,他的奇,是奇在一生的為人行事,極其不苟流俗。魏晉狂人所謂的—禮豈為我輩所設—說的似乎便是他的簡傲與任誕。也因為這樣的我行我素,對世間人事皆以青眼白眸分別。但凡青眼相加者,則重情重義乃至割頭換頸。一旦白眼乜斜者,往往水火不容恨不得老拳相向。這樣鮮明甚至暴烈的性格脾氣,難免不與人群,甚或頗遭物議。唯有我知道,他就像亙古大河,無人可以改變其流向。他外在的堅硬和內心的熾熱,只有那些深交過的人才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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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夏天,二十三歲的我還是利川縣委宣傳部的一個文藝青年。我和我們剝棗詩社,募捐自費組織了一個清江詩會,請來的都是當年全省各地的優秀詩人。省作協派來幾個成名作家與會,其中就有王繼,另外還有武鋼出來的老作家李建鋼和王維洲等。
那時的利川和我輩,皆籍籍無名。一個民間社團竟然組織了這樣一個百多詩人作家的盛會,一時輿論大嘩。更令今天想來猶覺後怕的是,我們在完全沒有任何踏勘和經驗以及準備的前提下,竟然帶著這一百多人集體穿越了亞洲第一溶洞騰龍洞。須知此洞長達六十公里,洞中有山有河有瀑布,我們僅憑手電筒摸爬滾打了十二個小時,才一個不拉地實現了首次穿越。當然最後也抬出了兩位傷員。
也許正是當年我們這些山中莽漢的野性和冒險精神,令江漢平原趕來的諸君好奇或好感,才讓王繼對我和一些詩社兄弟另眼相看。再加上他曾經在鄰縣咸豐下鄉當知青 ,對這塊土地素有深情。三天相處,散會時他拉著我,竟然直接說出了下面幾句石破天驚的話—
第一,你不屬這裡,這個小縣城裝不下你,外面的世界才有你的未來。
第二,我必須把你帶出去,我回到武漢就去幫你聯繫工作。
第三,你現在的女友也很好,但是她不適合你。你們趁早分手,還能減少一些傷害。以後你出去了,早晚還是會分,長痛不如短痛。
三句話說完,我如被雷劈,他則若無其事,繼續大碗喝酒。老話說交淺言深似乎不妥,那時的我們基本素昧平生,我總覺得這恐怕是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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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他去了鄰縣插隊 的村子,看望一別十幾年的鄉親。再回來時,我送他和方舟到萬州碼頭。那天他花二十八元—當時的半月工資—請我們大搓了一頓。那似乎是我第一次吃到的盛宴,二十幾道川菜精華,至今想來猶自垂涎。
他們登船,萬州的碼頭當年很高很陡,我站在半腰石階上看著他們孤帆遠去,竟有一些汪倫踏歌桃花千尺的悵惘。很多年後他告訴我,他在船上也看著我落寞的孤影,心中決計要帶我走出命運中繞不開的三峽。
在那最初不多的接觸中,我已經約略知道,他是武鋼的子弟,一九六八年初中畢業,下放鄂西咸豐縣黃金洞。他是我見過的那種飛叉揚戟的知青,逗貓惹狗打架扯皮估計沒有少幹。有義氣也有匪氣,這樣的性格能結交朋友,也能增加敵人。因此在隊裡常挨幹部批鬥,但真正憨厚的土家農民,卻又往往憐惜其年幼流放,不忍對之動怒。
那時地方上對於太調皮霸蠻的知青,要麼長期扣押,招工招兵皆不批准;要麼趕緊送走,紙船明燭照天燒,以免遺禍當地。我估計他便是後者,一九七一年便招回武鋼,成了一個苦哈哈的煉鐵廠的工人。
高爐邊烤煉,機器轟鳴,他從此養成了吼著說話的習慣,聊天也像吵架一般地劇烈。好在天性尚愛讀書,便想改變命運。那是文革後期,武鋼這樣的大型國企,都有著自己的文藝期刊。他便開始寫作,意外地被《武鋼文藝》、《湖北日報》等編輯發現,終於開始有了發表的機會。
那時的湖北文壇,紅鋼城是一個重鎮,前後走出來的詩人作家很多,比如李建鋼、王維洲、董宏量、池莉等。那個年代轉變身分很難,寫作竟成為了他唯一的終南捷徑。他如願以償地離開了高爐烈火,並在八○年代之初出版了自己的長篇小說和若干中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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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代的工作調動,尤其是最邊遠的鄉碼頭到省城,幾乎是異想天開。他的承諾對我而言,基本不敢奢望。那時的我住在縣委大院,與整個周邊世界完全是格格不入。經常夜裡大醉後,被一夥同醉的兄弟們唱著送葬號子抬回宿舍。大院從未見過我這般放浪不羈的吏員,難免在背後說三道四。我已經大專畢業工作四年,原本放棄的出山之夢,忽然又被他點燃,內心深處不免開始坐立不安了。
一九八五年底,他給我發來電報—準備出山。很快部裡也收到了省作協 的借調函,要我去省裡參與組建湖北省青年詩歌學會。部長是我父執,原本希望培養我入黨提幹,見我無心於此,去意已決,只好成全我的遠行。於是,在一場倉促、盛大而貧儉的婚宴之後,我辭別父母家人,仰天大笑出門去,從此踏上了一條艱難漫長的不歸路。
這一切都是他斡旋安排,我們終於重逢在武漢的大江邊。那時的他,也就三十幾歲,正是春風得意馬蹄疾的時代。他在省作協脾氣很大,但是人緣卻很好。跟著他廝混在各種酒局,結識了一批當年在武漢活躍的各路文人。那時我還是二十三歲多初出茅廬的小夥子,雖然省城不乏母系親友,但畢竟還是陌生碼頭。在他的引領和撐腰下,很快便克服了山裡人原本的羞怯。
那時省作協獨坐於東湖畔的荒地裡,我吃住皆在那個大院。青詩學會會長饒慶年基本不在,由我和另外一個理事主持日常工作。無非就是像傳銷一樣發展會員,籌辦詩刊,接待各地詩人訪客。每到週末,我便趕往紅鋼城去師父王繼那裡喝酒吹牛,同時正好到附近我大姐家去換洗衣服。
各地文壇都稱前輩為老師,只有武鋼系的作家,稱他們的前輩為師父—這算是工人階級的一種傳習吧。王繼稱李建鋼、陳齡等先生為師父,我也就稱他為師父。因我很多親友在紅鋼城,武鋼系的作家群,也就把我也視為自家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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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父酒量一直勝我到今日,我們每見必飲,每飲必醉。在一九八○年代,即便是最邋遢窘迫的日子裡,相逢必須談文學、電影,當然還有女人。他當時的寫作,雖然仍以產業工人題材為主,但他的意識卻一直非常前衛。他畢竟在省城,視野和訊息都要超過我輩。他談拉美爆炸文學現象時,我們大抵還在讀歐美現代文學。
我那時主要寫詩,他只寫小說,要說並不搭界。但聽他談小說的結構之學,對我啟發多多,後來也在他的鼓勵下開始試探小說。第一個中篇《末代樵夫》後來發表在《莽原》上,算是我對他交的一份作業。他不僅思想新潮,行為向來也是前衛的。如果說湖北文壇誰最先特立獨行地打破清教徒時代的禁錮,他至少算重要前驅之一。
無數個週末,我都要和他高談闊論對酌到深夜,然後留宿在他的客廳。那時的詩人是真的不修邊幅,甚至以髒亂差為時尚。有天我打水洗腳,脫下襪子往邊上一扔,當年的那個嫂夫人看見了,大聲驚呼—野夫這襪子竟然在地上站著的。原來是久不洗腳換襪,襪子像是糊了一層漿糊,直挺挺地成了不倒翁。
他那時也算是文壇最時尚的人,穿花格襯衫、高筒靴,騎摩托,後座上隨時有各色美女。不僅有稿費,還能倒騰鋼材,顯得十分的腰大氣粗。文人聚會,埋單的基本是他;我今天這點豪爽,也就學其零頭而已。在他已經開始文明生活時,依舊還得包容我的臭腳。偶爾兩人喝著喝著,他實在忍不住了才說,你去洗個腳了再來接著喝。
某日正喝著,他兒子跑回家哭訴,被一群武館的孩子欺負了。他起身便要去踢館,我也只好脖子上掛個軍用書包跟去—那時這幾乎是打架的標配,通常裡面背著利刃。還好,那武館雖然人多,師父還算識相和講理。幾番道歉下來,我們也就消了惡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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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確實是那種脾氣大的人,對於周遭世界看不慣的俗人小人,動輒開罵;誰要敢接招,他絕對毫不猶豫地出手。有次在武昌碼頭一餐館,他為說句公道話招惹了地痞。那傢伙轉身就去廚房搶出一把菜刀,他也利索,搶出一把火鏟。兩人對峙,我只好占住位置,看好了一盆沸騰的火鍋。只等那人出手,就連鍋一起扣上。幸好老闆一夥店小二勸架及時,才算免了一場橫禍。
師徒一場,幾十年下來,跟他上路就緊張,隨時準備無端的惡戰。他五十五歲還在重慶團市委大門口,跟一小夥子打了最後一架。兩人纏鬥半小時不分勝負,各自坐街邊歇氣十分鐘再幹。圍觀群眾何曾知道,這還是市文聯的專職作家。這樣的怪事,似乎也只有武漢重慶的暴脾氣男人幹得出來。在那之後,他才認識到,英雄老去,再也打不動了。
但從他身上學到的這種勇敢,以及任何時候都要敢於出招的淡定,卻使我終身受益匪淺。在我後來深陷群惡的日子裡,這種性格的力量,很大程度地保護了我。日本武士道的最佳著作是《葉隱聞書》,葉隱認為武士的事業就是赴死,凡事一旦對搏,必須劍及履及,以決死之心求決勝之法。王繼雖文人身分,很多時候傳給我的卻是這種血勇精神。
我後來在北京廝混時,湖北詩人劉益善將剛剛畢業工作的兒子托我照顧。兒子學建築,在工地當差,時常被一年輕工頭欺侮。兒子投訴與我,我說很簡單,我去工地看著,你自己上前揪住他脖子警告—你再罵一句老子現在就辦你。我說我就在那站著,保證他從此不敢招惹你。但是這八○後的獨生兒子就是不敢,我說給他爸聽,他爸也苦笑說—你這當叔叔的也太邪門了,哪能教孩子打架呢。
看來,我從家師這兒學來的這一點操社會的本事,現在的年輕人雄性銳減,大抵再也傳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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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漢的詩歌江湖混了半年,工作關係和戶口還在利川宣傳部。部長換人了,新的部長正在打主意,要將我弄回山裡。恰好,武漢大學劉道玉校長主持改革,自主考試招收社會上有一些名氣,但沒有本科學歷的青年插班讀書。只要兩年修滿學分,可以本科畢業並重新參加全國分配。
這對我來說,也許是唯一的可以澈底改變命運的機會。武大的考試分兩種,一是筆試文學、漢語、寫作和政治,二是呈交自己發表的作品,供評審老師打分。前者是背卷硬考,我本七八級中文系大專畢業,對此毫無問題。後者問題很大,因為前來應試的多是全國各地著名作家,著作很多,詩人在其中已然是弱者。且我一向不愛投稿,發表作品有限。而考試分只占百分之四十,作品評分要占百分之六十。我要想在群雄之中勝出,實在很難。
師父聽說了我的選擇,立刻出馬幫我拿到了省作協的推薦信。而著名學者於可訓先生是他好友,正好主持作品閱卷工作。他把我真正寫得不錯,卻實在難以發表的作品,包含一些舊體詩詞,直接遞交給於先生審讀。於先生擅於風塵中辨物色,當年便是著名評論家。正是由於他的提攜,我便順利地拿到了武大的通知書。那之後迄今,我與於先生也保持了終身的師生之誼。
我已經本科,他還是初中文憑。我可以全國分配工作,他還只能待在武鋼。我們笑他—自己的屁股流鮮血,就喜歡幫人割痔瘡。於是我一再動員他也來考武大,文化課,我幫他複習指導。作品分,他有幾本書在那,足夠獲得高分。他猶豫再三,最終接納了我們的建議。哼哧哼哧開始從漢語拼音開始背誦,總算混過筆試,於一九八七年進入作家班,成為了我武大的師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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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倆前後進入武大,可想而知,校園內該要增加多少鬧騰。那時的武大,算是真正少有的自由和寬容。只要完成學分考試,即可畢業,至於曠課基本不管。我們同時在校,僅僅一年;那一年他忙著離婚戀愛,不時的聚會,依舊是使酒罵座,品文論人。
似乎直到那時,我才隱約知道,他原本也應該算是我們恩施人。原來他母親就是恩施老城的原住民,到老依舊一口地道的恩施土話。一九五○年江山鼎革之亂世,懷上了他這個孩子。至於血緣父親是誰,他母親至今仍舊不肯告訴他。總之,在他很小的時候,他母親帶著他逃亡到了武漢,然後嫁給了一冶 的一個東北來的司機。
養父姓王,沒有子嗣,也沒有什麼文化,但一直對他視同己出。他的母親也沒什麼文化,他基本就在荊條之下長大。他的野性粗獷和蠻勇,以及對書籍和文學的自發性喜愛,都看不出和他那個老實巴交的養父有任何聯繫。他的母親我認識多年,我堅信她老人家性格古怪,一定是一個深藏隱祕的人。幾十年不回鄂西,但七十歲之後,卻義無反顧地堅決回到恩施賃屋而居。至今八十多歲,無論王繼怎麼打聽,她依舊不肯說出他親父是誰。
我偶然聽到一個說法,說他是一個國軍軍官的遺孤。在那兵荒馬亂的時代,一切皆有可能。從他的形貌性格來看,我也堅信這一傳說。然而當一個老人不願回顧那些危險而艱難的往事時,後輩是再也無從質證生命之源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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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我去了海南,一九八九年我辭職趕回母校時,校園正是一片狼藉倉皇。故人多做鳥獸散,他們班合作草擬的十日祭之悼文,正流傳世界,在各大廣播電臺朗誦,勾出人類的眼淚。
以他之性情,必也或多或少地捲入那一場絕唱。他的同學已然被帶走幾個,他正被訊問警告,同時還得等待畢業分配。我那時充滿了革命激情,對未來時事還抱存一些浪漫主義的幻想。我們劫後重逢於亂世,我在運作一些朋輩的逃亡。他隱約察覺我的一些動機,以他的經驗多次提醒我—不要輕信緊跟我的一些人,更不要盲目做錯一些事。
那時的聚散,都如生離死別。新的嫂夫人是重慶的大家閨秀,一等一的賢淑能幹。他們在經歷了一場甚為傳奇的愛情之後,她趕來把他儘快帶離武漢,從此他溯江而上,徙居於重慶碼頭。
那一年的他,淨身出戶,一貧如洗。因為這一場風暴,他的工作單位也拖延很久才落實。那可能是他最艱難的歲月,我們甚至還背著他,把一個逃亡者短暫安排在他的蝸居棲留。
我們各自在災年裡逃生,滿心憤怒如將要爆炸的地雷,間或絕望地反抗。更多的時候開始沉溺於悲傷的酒中,一去難返地作別我們那曾經充滿希望的一九八○年代,作別我們有理想有奮鬥有擔當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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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也未曾想到母校一別,轉眼恍同隔世。我在一九九二年春天,終於可以與外界函聯時,才知道他被分配到了《紅岩》雜誌做編輯。那時的他四十出頭,在一個完全陌生的異鄉寄人簷下,窘迫而尷尬,活得像一個憤怒的公牛。
我們有一搭無一搭的通信,潦草的字跡可以看出他當時的慌亂。為了儘量安慰我的羈留不歸,他甚至在春節找來一群妹妹,在寄給我的賀年卡上印滿一大堆紅唇,並稱排隊獻上香吻。往來信函都是要檢查的,我們隊的管教在看了這些豔書之後,忍不住笑駡—你都交往的是一些什麼牛鬼蛇神啊。
鄧小平南巡之後,舉國掀起商潮。他給我來信說—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確實很無奈。有段時間,我基本靠借貸度日。為了生存,思來想去,唯有下海。幾經周折,才又懂得一點下海的訣竅:當你沒有後臺背景時,你從事的行業必須是你精通的業務。於是我開了書店,成了書商。因為讀書涉獵較寬,二十年的編輯經驗竟成優勢。你出來後,也可以走這條路。我有現成的渠道供你使用,資金也不是太大的問題。你出來後,願獨立運作或做我的合夥人均可,我自會助你一臂之力。
他的智慧和混世本領,很快讓他擺脫了貧困,買房買車,安頓好雙親及孩子,完全投入到民營書商二渠道的灰色地帶中去了。可憐這師父,初初發財就開始為我這個囹圄中人設計出路。他的每一封信都給我帶來信心和希望,彷彿在那古老的江湖道上,暗夜曠野裡挑出的一盞燈。酒旗張揚,爐火蕩漾,一壺老酒早在那裡溫存著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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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初夏我減刑歸來,回鄉探母之後,立即趕赴重慶。他那時已經住進很大的房子了,看著其中無數我完全不認識的電器,內心惶恐,真覺得我已被時代遺棄在八○年代了。
劫後重逢,難免大醉。住在他的家裡,依稀記得我大哭了一場,面對他,我忽然失態變成了一個委屈的孩子。他開始指引我做書商,如何策畫書稿,如何買賣書號,如何印刷發行。最後他拿出幾萬元給我,說你去試試吧,賠了不用還,發財了再給我。那是我出獄後拿到的唯一一筆錢,在當年,可謂不菲了。
我和李斯、熊紅開始在武漢做書,他又專程飛來指點。易中天老師贈送給我書稿,竟然因為我們經驗不足,結果印得完全像一部地攤盜版書。我們去廣州書會第一次發行,為了節省費用,我和李斯就睡在他房間的地板上。
他給錢我做書,還不得不幫我擦屁股,把這堆殘次品書籍發到他那些老客戶那去,他再慢慢去收賬。我們一敗塗地,再也沒有本錢做書了。之後吾母投江,我不得不開始北漂打工。打工兩年後,我決定再次獨立做書,內心忐忑不安。他那時已經盆滿缽滿,洗手不幹這一行了。聽說我再作馮婦,只好為我再次出馬,親自到長沙書會幫我介紹客戶,發行營銷。
這一次,我們終於贏了。北漂第三年,我也在北京買房買車,開始恢復了曾經的自信。很多人並不詳知我這聽上去頗為勵志的故事,其實只有我知道,在我的背後站著的這個師父,真正幾次改變了我的命運。男人與男人之間的緣分和高義,在他和我之間,算是踐行和保有了古風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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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北漂,我也厭倦了商戰。千里單騎,我流寓大理開始整理平生。我幫過很多人出書成名,但是始終未給自己編輯一部書出版。他那時也已基本退出二渠道,看見我的文章多了,心下也許有些贊許,便決定幫我在大陸中國出版第一部書。我對他說,不太可能,我們都熟知那些審查制度。
他是那種說幹就幹的人,天生具有一些鑽天入地的本事,竟然給我很快拿到了一個書號。於是幾番刪訂之後,我的處女作《塵世.挽歌》由他正式代理出版發行。書剛上市,勢頭很好,我以為可以讓他賺到一筆錢。哪知很快禁令下來,出版社不得再印再發,社長檢討。上面來的官員在訓斥完之後,對社長低語道:「錯誤歸錯誤,整頓要整頓,但是實話說—這確實是一本好書。」
我們已經習慣了這樣一個荒誕的時代,我唯苦笑;而他的脾氣,也只能指天罵地一番作罷。現在這書一本在孔夫子舊書網賣到三百人民幣,卻與他這個投資人沒有半毛錢的關係。
似乎自那之後,他的財運便每況愈下。老話說餵豬時牛漲價,改餵牛時豬又漲價—再也沒趕上趟。我勸他老來消停,不要再做公司了。他也開始發現老之將至,眼睛老花得不敢開車了,於是決定退隱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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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年來,我們一起單車入西藏,遊滇桂,下海南,行盡了萬里河山。他依舊老頑童一般的率性,酒色財氣一樣不拉地活著。也許每個壞男人的背後,都站著一個壞師父;我這點好與壞,似乎都是從他那裡學來。
一晃六十幾歲了,他那些暴脾氣依舊如故。這些年退休搬到郊區,無人吵架,只好在微博上使酒罵座,對這個看不順眼的時代說幾句直話。話說多了,相關部門便要上門喝茶。我們恩施有民歌唱道—喝茶就喝茶,哪來那多話—他對那些差辦那是完全的不假辭色。電話來約茶的多了,他直接咆哮—未經允許不得進門,否則後果自負。後來人家派漂亮女警來請他,他又心情大悅,跟著人家去所裡講理。
雖然他的滿腹道理,無人可以辯駁。但是這個世界,哪裡還有道理?人家也只能好言相勸,說您這麼大把年紀,該歇火了,真正進去了,裡面的日子還是不好過。
警告無效,只能刪號,老頭天天轉世轉煩了,只好把一肚子不合時宜,還是吞進肚子裡去。我順勢勸他,重新拿筆吧,回歸寫作,寫出你所經歷的時代,見證此國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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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每天瞇縫著老眼,在一個平板電腦上一筆一劃地手寫輸入,竟然很快完成了這部大著—《八月欲望》。這是他的成長三部曲的第一部,是他告別文壇二十多年後的初次出擊。
這部頗具回憶錄性質的長篇,講述的是一個初中少年,在那荒誕殘酷十年的野蠻成長史。這幾乎是很少有人碰觸的一個領地,或者說是一代人多要遮蔽和遺忘的往事。他以親歷者的視角,記錄了一群大型產業家屬區的草根孩子的悲催命運。他們在頂層號召的動亂年代,殺人或被殺,自盡或集體赴死。這些今天看來不可思議的悲劇,全是那個時代特有的厄運。
他的寫作一直長於在結構上炫技,看似散章慢板,人物草蛇灰線,時隱時現,最終展示的是一個地區的斷代史,以及一群無辜小人物在國運之下的眾生相。很多的敘述甚至是野蠻而刺目的,但卻正是那個特殊年代的實相。
他帶著這個重出江湖的長篇來看我,我們在樽邊燈下回憶我們同樣粗糙野性的人生,師徒皆已早生華髮。兩個喝了一輩子大酒的人,日漸走向自己的黃昏,互相虛偽地批評著對方的爛生活。都希望對方能陪著長壽,能看到雞鳴曙天。
我對他當年在山中帶出我深表感恩,他是我生命中的貴人。他說你該寫出更多作品,也不負結緣今生。我們都經歷了半生跌宕,這才回到初心。各自都還有滿肚子愛恨情仇,值得我們用餘生去互相閱讀。
二○一六年歲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