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 遊牧文明 另一個世界史
陸上最後的遊牧國家║阿富汗
游牧民及其國家所創造出來的歷史，堪稱是「另一個世界史」。不過，其中既有早已為人所知的史實，也有尚不為世人普遍所知者。
例如，阿富汗尼斯坦（通稱阿富汗）曾是「地上最後一個遊牧國家」的事實，恐怕幾乎無人知曉。二○○一年十月在美國主導下展開阿富汗作戰後，世間有一段時期充斥著關於阿富汗的報導，這些報導是以一種短視的眼光，追蹤著時時刻刻出現變化的新進展。可想而知，有關其起源與由來，充其量僅僅是從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末蘇聯軍事侵略的脈絡來談而已。
阿富汗其實算不上是一個古老國家。我們或許該說它與一般所認知的不同，其成立年代距今之近，出人意料。當然，現在阿富汗立國的這個區域，以「文明十字路口」而著稱於世，擁有可以回溯至紀元前的古老、多樣歷史。只是那些政權所採取的都不是阿富汗這個國家形式。
一直到十八世紀中葉為止，以阿富汗為名的國家都不存在。一七四七年，在日本相當於江戶時代德川吉宗的晚年。出身自杜蘭尼系普什圖遊牧民的艾哈邁德沙在誕生地坎達哈整合了普什圖遊牧民各部族勢力而立國。這是阿富汗這個國家的起點。
附帶一提，「阿富汗尼斯坦」這個波斯文，意指「阿富汗之地」。「阿富汗」在狹義上指的是普什圖族。這支民族在歷史文獻中的出現，最早始自一○世紀，特別是十三、十四世紀的蒙古時代波斯文文獻（附帶一提，有關伊斯蘭中東地區一帶的情況，在客觀的史實和據此編撰的文獻資料兩方面，於蒙古時代前後有決定性的極大落差。平心而論，中東自蒙古時代開始進入正式的「文獻世界」時代）。所謂的阿富汗，指的是橫跨現在阿富汗及巴基斯坦國界之山岳地區的居民。
總而言之，阿富汗的主要民族普什圖族有一千萬人左右居住於巴基斯坦，其原因並不難理解。近代國界線不過是以切割原有居住地的形式而被畫下的產物罷了。這樣的案例，在山岳居民身上，例如跨越現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三國而居的庫德族等身上，更是屢屢可見。近代的國家和國界線，可以說是硬湊合出來的，極不自然。在現今阿富汗及巴基斯坦獨特關係的根源裡頭，這點最是重要。
阿富汗國家出現於一七四七年，其實體為普什圖遊牧民的部族聯盟。這個國家在歷史上又稱杜蘭尼王朝，簡言之是陸地上最後的遊牧國家。世人常說與清朝處於競爭關係，位於蒙古西部、天山一帶的準噶爾是「最後的遊牧王國」，其實並不正確。
十八世紀後半的阿富汗遊牧王國，不只是發動了東至印度、西抵伊朗的征服、擴張戰爭，併吞了現今巴基斯坦全境，也形成了一個領有伊朗東部要衝馬什哈德的巨大版圖。有歷史家稱為「杜蘭尼帝國」。姑且不論其真確與否，自彼時起印度的蒙兀兒王朝便徹底弱化，伊朗又因阿富汗遊牧民而低落，所以這個遊牧王國在從中東到印度次大陸的這塊區域，確實是僅次於奧圖曼帝國的「伊斯蘭帝國」。
阿富汗遊牧國家的不幸，來自於取代過去統合了印度次大陸的中央權力即蒙兀兒王朝的英國。到了十九世紀，完全掌握印度次大陸的英國，在此作為亞洲經略核心區域的同時，也榨取了「印度財富」，邁向被世人喚作大英帝國的世界支配者地位。而且，在阿富汗以北隔著阿姆河，現在是哈薩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土庫曼等共和國所轄之地，當時有布哈拉、希瓦、浩罕等伊斯蘭王國存在，十九世紀後半卻逐漸落入俄羅斯手中。
阿富汗王國南為英國、北為俄羅斯，這個被兩大強權國家所包挾的國家，步入了苦難年代。面對意圖南下的俄羅斯，想要守護印度次大陸這個「大金庫」的英國，於是介入阿富汗，三度引發阿富汗戰爭。第一次雖由阿富汗完全殲滅超過一萬名的英國軍隊取勝，到最後阿富汗卻仍淪為英國的保護國，作為英俄間的緩衝國，定下了目前的國界。
總而言之，綜觀歷史，這個北有俄羅斯、蘇聯，南有英國、美國的國際權力遊戲舞臺的定位，便形成近現代阿富汗歷史宿命的格局。這個國際政治格局，如今在本質上仍無改變。
組成阿富汗國民近半比例的雖是普什圖族，但其居住地區幾乎偏處國土的南半邊。北半邊主要以塔吉克族或烏茲別克族為主，還有土庫曼族或被稱作蒙古帝國派遣軍子孫的哈扎拉族等族群居住。其餘還有努里斯坦族或印度教徒，錫克教等。簡直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
單就普什圖族來看，巴基斯坦境內的人口數量與在阿富汗境內者相近，這兩支「普什圖族」不過就是由於「杜蘭尼帝國」時代的東部領土遭英國奪去，成為其後的巴基斯坦，才造成了看似分屬兩國的結果。也就是說，在普什圖族的立場來講，現在的國界並不理想。如果由另一角度來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兩國間的關係，堪稱是愛憎與共的對手和兄弟之邦。蘇聯軍撤退後，巴基斯坦由於意圖取得對印度的戰略優勢，因而強力支援阿富汗的塔利班，被外界認為是扮演「保護國」的角色，但其中早就存在近年來國際政治面向所無法解釋的「伏流」。
反過來說，雖然只是夢想，但如果阿富汗也像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伊朗、科威特等國家一樣有石油產出的話，結果又會如何呢？十九世紀中期以後阿富汗的苦難歷史，是不是會全然改觀？它豈會是「歐亞權力政治」下被玩弄於大國意圖間的弱小國家，說不定還能在歐亞中央成為操控國際政局自如的要角。至少不會有現在的悲慘命運，不是嗎？
支爾格源自蒙古時代
普什圖族現在仍有遊牧民後裔豪邁尙武的風範。男性至上的社會、同族間強烈的凝聚力及復仇的習慣，款待客人的盛情，以及被稱為「支爾格」（Jirga）的長老間圓桌會議。這樣一個特徵，在思考今後阿富汗時，絕對是不容忽視的要素。
令人最能強烈感受到中央歐亞一脈相承的遊牧民組織傳統者，是「支爾格」。共商復興阿富汗未來走向的國民大會議「支爾格大會」（Loya Jjirga），在電視媒體的報導下而廣為世人所知，但那其實是「『支爾格』中的『支爾格』」，遊牧民們圍成圓形來召開討論集會的「支爾格」，正是貫穿古今歷史皆可看見的本真面貌。
其實，「支爾格」一語的語源，毫無疑問地是來自蒙古語的「捷兒給」。回溯到十三、十四世紀蒙古時代的「捷兒格」，除了團團圍坐以外，據說還有圓形陣勢，圍獵隊形等，總之是意指圓形乃至於近似圓形的配置，而不問規模大小。最後，這樣一種圍坐式會議，若加上酒菜則又有宴會之意。「捷兒給」一辭若以蒙古時代的國際語即波斯語來轉寫，便成為「支爾格」。這個名詞在蒙古時代波斯文史書裡是清楚可辨的辭彙。
另一方面，同樣源自蒙古時代的單詞且廣為人知的，還有意指「會議」的「庫力臺」。只是，嚴格說來「庫力臺」意指蒙古帝國中的大會議、國會。並且，實際上是帝室會議和國際會議的「庫力臺」，時常附帶著會議後的宴會「托儀」（toi）。在就真實意義而言可說是人類最早世界史敘述的《史集》，以及蒙古時代和其後的波斯文史書中，「庫力臺」和「托儀」幾乎必定是成套出現的。在蒙古世界帝國裡，會議和宴會是分不開的。
「捷兒給」或「支爾格」，指的是層級不及「庫力臺」那般大會議，屬於遊牧民們一般的會議，也就是部族會議。之所以採團團而坐的形式，其原因之一是為了不給參加者排定位階高低。在此，族長和長老們議論、討論種種事務。簡而言之就是合議制。這一點和鎌倉武士團等組織的形態在基本上沒有差異。該會議所討論的事項，既有部族內部事務，也有部族間的。然後，討論若達共識就接著舉辦宴會。大概是沒有以別的單詞來作區別的必要。在起源於普什圖族遊牧民部族聯盟的阿富汗國家裡，「支爾給」才是一切的環結所在。然後，這個辭彙和習慣，在直接印象上可上溯到成吉思汗時代，而其習慣本身恐怕從更早就有了。綜觀歷史，我們能夠看到許多體系、制度堪稱是遊牧國家、歐亞國家的，而「支爾格」則是存於今日，不可忽視的其中一個。
遊牧國家乃多民族國家
遊牧國家在阿富汗遊牧王國之後消失蹤跡，在近現代幾乎不存在。換句話說，對近現代人來說，遊牧國家純粹是已成過去的歷史，只能透過文獻、遺物、遺跡等等進行再建構。而且，遊牧民的特徵之一，就是不易留下固定居所和建造物。因此，我們很難從「物質」的面向來加以掌握，其歷史實在不易復原。此外，既如所述，定居民所書寫的文獻總有極大偏頗，又有近代文明眼光所導致的負面印象。
儘管如此，遊牧國家歷史的長流，某種程度還是清楚的。藉此，我們看到了人類史中堪稱「遊牧文明」的一個形態。由於這個形態和近現代文明完全相異，反而能夠引發我們對自我形態的省察。
十三、十四世紀的蒙古世界帝國及其時代，便處於這「另一個世界史」的頂點上。有關其發展歷程，我們雖已數度言及，在此謹再整理其要點簡述如下。
無庸贅言，連貫歐亞東西的草原，這條「帶狀陸地」自古以來便是遊牧民的天地。只不過，有關遊牧與遊牧民的起源、誕生時期、地點等等，各種見解間仍存在歧異。總而言之，遊牧民們平日便發揮大規模行動力，連結容易陷入孤立的中小型區域與社會，同時也以騎馬及弓射的軍事力為基礎，創造了強而有力的政權與國家。
就文獻上確認的最古老史例而言，是希羅多德《歷史》裡提到的斯基泰。斯基泰這支遊牧民集團，最遲在西元前八世紀就以黑海北岸的南俄羅斯草原為中心，收攏其他遊牧集團或城市、農業地區、希臘系居民的港灣、商業聚落，形成了一個多元種族和文化複合的軍事強國。是以遊牧民聯合體為核心之「多種族複合國家」模式的起點（此外，依希羅多德之見，與斯基泰呈南北對峙的古代伊朗阿赫門尼德王朝或先行存在的米底亞王國，也是以遊牧民及其軍事力為核心）。現在，我們一般稱作「遊牧國家」，甚至是「遊牧帝國」者，其實就是這樣的形態。必須注意的是，它們是並不只有遊牧民的「民族國家」。
此外，斯基泰的遺跡出土了各式各樣裝飾了獨特動物意象的生活用具或黃金製品。器物的表面，繪製了生活、畜牧、戰鬥等景象的精巧浮雕，在與眾多出土遺物對照下，可以瞭解到他們形成了與其後遊牧民共通的生活文化。而且，這種類型的出土器物，遍及之處西自東歐至德國，東則從西伯利亞到蒙古高原、華北，甚至是雲南，令人想像斯基泰型的遊牧文化覆罩在中央歐亞這個巨大空間的東西兩側，已經形成了一個以遊牧民為連結而串起的跨域、超大的「歷史世界」。今後，不只是俄羅斯草原或哈薩克草原等斯基泰的「中心地區」，西伯利亞、蒙古等地之墳墓或遺跡的調查、發掘應該也會在國際合作的力量下加速步伐（蘇聯解體後，過去以俄羅斯為主，盛極一時的舊蘇聯圈考古學調查、發掘，雖一度陷入嚴重停頓，最近則顯有變化之兆。今後，無論好壞，考古學應該會往不同於蘇聯時代那般為國家或政權服務的方向發展）。如此一來，斯基泰遊牧文化圈的實際狀態，或許也能有更進一步的瞭解。
斯基泰國家確立的「遊牧國家」、「遊牧文明」形態，傳到歐亞東方，到了前三世紀末，以日後被稱作蒙古高原，最大最好的草原地區為中心，出現了名為匈奴的「遊牧國家」。所謂匈奴，本來是以其為核心的部族集團之名，在整合了東胡、丁零（應該相當於突厥，也就是土耳其）、堅昆（或鬲昆。被認為是後來的吉爾吉斯）等幾支遊牧集團，甚至將吐魯番盆地和塔里木盆地的綠洲城市群也納入勢力圈後，便成為國家全體的名稱。
有關匈奴，在司馬遷和希羅多德並稱於世的著作《史記》中敘述甚詳，根據該書，匈奴這個遊牧國家的力量，最盛期東及朝鮮半島，西達西藏高原以至天山、帕米爾。而且，它還完全令幾乎在同一時期成立於華北的漢王朝（前漢或西漢）屈服，將之作為事實上的「屬國」，此一狀況持續了將近七十年。史上有名的漢武帝所完成的北征匈奴、經略中亞和進軍朝鮮半島，其實都是為了翻轉對於匈奴國家的「臣屬」狀態而進行之「匈漢戰爭」的一環。
附帶一提，這場持續了半世紀以上的長期戰爭，始終是漢武帝在個人意志下，而且大致上是漢王朝的發動下發生的。結果匈奴和漢皆極疲憊，雙方在武帝歿後雖然達成和平，但和平請求也是由漢這一方提出來的。過去以來我們在常識上都依漢王朝和中國本位的觀點將漢視為良善的被害者，而匈奴則是邪惡的加害者，這種解釋、敘述真令人覺得不可思議。所謂的漢文史料，完全是為了奉承當時的政權而記載，才理所當然地會出現上述詮釋。包括中國史和中國文學的研究者在內，我們應該要稍稍冷靜、客觀地關注史料和事實才對。
回到正題，將目光轉向司馬遷所說的匈奴國家體系（司馬遷本身與近現代人不同，十分客觀與冷靜）上，吾人可以看到以十、百、千、萬十進位體系為基礎的軍事社會組織，或是國家整體面向南方，以單于為中央向左、中、右作大規模開展的三極結構等等日後遊牧國家幾乎也存在的共通點。正如我們在斯基泰強壓阿赫門尼德王朝時的伊朗帝國，匈奴令漢王朝臣服過程中所見的，遊牧國家軍事力撼動歐亞世界史的時代由此開始。就這個意義來說，斯基泰和匈奴或許稱得上是遊牧國家的源流。
遊牧民推動的世界史
在斯基泰與匈奴以後，許多「遊牧國家」、「遊牧帝國」在歐亞東西方出現。西方有薩爾馬提亞、匈人、可薩、阿瓦爾，東方則有鮮卑、柔然、高車，從中亞到印度西北，貴霜王朝、嚈噠等等則為「第二波」。
以「匈人」為例，無論他們是不是過去匈奴國家中西遁的那一支的直接後裔，匈人對日耳曼各族的壓迫成為他們西進的導火線，本身也進而於現在的匈牙利（即「匈人之地」）確保了根據地，將羅馬這個地中海帝國逼上崩解的過程，是眾所周知的史實。此外，貴霜王朝或嚈噠，扮演了連結中亞及印度次大陸的角色，在佛像的誕生和佛法的北傳、東漸中具有關鍵性地位（佛像的出現是「希臘化」的結果，或說健馱邏佛教的衰微是嚈噠「毀佛」的結果等等，這些一直以來的「常識」，其實皆是西歐人所創造的說法，我們沒有必要全盤相信）。
接著，六世紀中葉突厥在蒙古高原上現蹤，並以天山地區為根據地。他們所建立的帝國國祚雖短，卻形成了史上首度將中央歐亞草原地帶合而為一的「大帝國」。所謂的突厥，應該是「Türk」或其複數形「Türküt」的漢字音譯。其名稱和斯基泰、匈奴等「遊牧國家」相同，在作為遊牧聯合體核心集團名稱的同時，也是多重、複合的整體國家稱呼。突厥帝國在東方威脅到後面會談到的北齊、北周、隋、唐等「拓跋國家」（其實這也是權力核心出自遊牧民的軍事聯合體），在西方則與拜占庭和薩珊王朝合作。
此外，若是將畫分現有歐亞的國界線暫時消除，將能瞭解到東方從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新疆到烏茲別克、哈薩克、土庫曼、韃靼斯坦、巴什科爾托斯坦，還有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伊朗內部，以及亞塞拜然、土耳其、克里米亞等地當然也有突厥（土耳其）系人群廣泛分布。這樣一個「突厥族世界」的直接起源，可以往前回溯到突厥帝國。
突厥以後，遊牧國家的存在以更鮮明的輪廓在史料中出現。突騎施、吉爾吉斯、畏吾兒、契丹（中華式國號為遼）、造成中亞「突厥伊斯蘭化」的可汗王朝，接著是大舉席捲中東的一系列塞爾柱國家，甚至是將一切吞噬殆盡的正牌世界帝國蒙古等等。若將突厥看作「第三波」，那麼蒙古帝國和其成為帝國的歷程，是否能夠看作是「第四波」呢？
至於蒙古以後（最近，有一種說法承認蒙古世界帝國在世界史中的劃時代性地位，而將其後時代稱作「後蒙古時代」）的世界，除了繼承蒙古帝國某些構成要素的帖木兒帝國、明代蒙古、烏茲別克國家、哈薩克國家外，還有喀山、阿斯特拉罕、克里米亞等一連串蒙古系的王權，和清朝展開熾烈死鬥的準噶爾王國，然後是前述「最後遊牧王國」的阿富汗杜蘭尼王朝等等，也名列「遊牧國家系譜」中。到了這階段，包含下面將敘述的清朝、蒙兀兒王朝、奧圖曼王朝等王權在內，或許該總稱為「第五波」比較適當。
遊牧民歷史不只在遊牧地區
放眼他處，我們可以發現遊牧國家不只在遊牧地區生成、消長。這一點不僅和遊牧民的歷史有關，在瞭望世界史整體時也非常重要。
動輒被歸類為中華王朝典型的隋或唐，無論是王室或國家，其實都和先前存在的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等等以鮮卑拓跋部為核心的遊牧民聯合體血脈和體質緊密相繫。有關這點，在最近的考古發掘、調查中，已經陸續出現了可資證明的雕刻和複製品（其中，山西省、陝西省中栗特系貴族、領袖們的墳墓及其陪葬品或墓誌，以及西土耳其斯坦有名的彭吉肯特遺跡的出土物品和顯有關係的複製品、壁畫等，很清楚地顯示出這一系列在唐以前的政權，是極具多元種族及文化複合特質，而且國際化色彩極濃的混血型權力體）。坦白說來，與其將這些王朝依照中華傳統的王朝史觀，用中國風格的王朝名稱細分視作不同國家，不如以「拓跋國家」之名將北魏到唐作涵蓋性的掌握，才更符合歷史現實。尤其是王朝和政權的核心部分，遊牧民的風貌可說是相當濃厚。
再者，有關與唐朝在同一時期出現於中東的伊斯蘭，我們也常只從宗教面向來討論。然而，史實是過去不曾以統合形態運作的各阿拉伯系遊牧民集團以伊斯蘭共同體為名一體化，憑藉軍事力於六四二年在納哈萬德戰役中擊敗中東最強的薩珊王朝，其後也擊退拜占庭帝國等，一舉完成了擴張與發展。距離六二二年穆罕默德自麥加遷徙至麥地那（這個遷徙在阿拉伯語中稱希吉拉Hijrah。由於這次遷徙成為伊斯蘭教的發端，所以也譯作聖遷，伊斯蘭世界以這一年作為曆制的紀元）只有二十年。如果從穆罕默德逝世後進入哈里發（神的使徒，也就是Rasūl Allāh，即穆罕默德的代理人之意）時代來算，那麼不過是十年後的事。這樣一種奪目的急遽擴張，一般稱作「伊斯蘭征服」，但我們不能忘記它是作為遊牧民軍事集團的征服權力而出現的。若不考慮到這點，便會有所誤解。
事實上，在後來伊斯蘭歷史的發展中，遊牧民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特別是在十世紀以後，突厥蒙古系遊牧民的浪潮從中亞方面到伊朗、中東，然後接連向印度北部逼進，至少政治、軍事上的主角都是遊牧民，或是出身自遊牧民者。例如，征服阿富汗伊朗東方的伽色尼王朝，或是出自同一地帶、勢力遍及印度北部的古爾王朝，以及自十三世紀初開始成為印度北部支配者的一系列德里蘇丹政權，另外還有從伊朗制伏敘利亞、安那托利亞的塞爾柱國家群，或是在蒙古來臨前稱霸東方伊斯蘭圈的花剌子模王國沙王朝。此外，當然也包括蒙古帝國和在其派遣下控制了伊朗一帶的旭烈兀汗國（伊兒汗國為其俗稱）在內。並且，阻擋了蒙古大西進、與旭烈兀抗衡的埃及馬木路克王朝，也是由出身突厥的遊牧民者所建立的軍事政權。
接著，成為印度北部突厥系遊牧民政權「最後一波」的，是所謂的蒙兀兒王朝（蒙兀兒指的就是蒙古。蒙兀兒王朝實際上可以看作是由中亞南下的第二帖木兒王朝），另一方面在中東成為「最後巨浪」的，是維持了橫跨三大陸疆域的奧圖曼王朝。順帶一提，蒙古帝國衰落以後伊朗一帶的札剌也兒王朝、黑羊王朝（Karakoyunlu）、白羊王朝（Akkoyunlu）自不待言，時常被稱作是「伊朗民族國家」的薩非王朝，也不能否定是以突厥‧蒙古系遊牧民軍事力為基礎而成立的。如此看來，在從中東跨越到中亞、印度的伊斯蘭世界裡，遊牧民真可說是推動歷史的主要力量。
時代上雖稍有出入，在這個時期的中國，我們可以看到在九○七年唐朝滅亡後，華北地區有總稱為五代的政權更迭興亡。其中，國家屬中華王朝形態者有後唐、後晉、後漢三個朝代，它們是突厥系遊牧民的突厥沙陀族所建立的政權。而且，在完全同一時期內，契丹族的遊牧聯合體也以內蒙的熱河草原為根據地而崛起，推翻渤海國控制滿洲，並將外蒙古納入間接統治下，發展為契丹遼帝國。
前近代亞洲也存在的「條約」、「主權國家」
契丹帝國在獲得了屬國沙陀政權「後晉」所割讓的中國本土北邊「燕雲十六州」（現在的北京地區到大同一帶）後，對繼承了五代的北宋王朝直接展開軍事進攻。兩國皇帝間簽訂了和平條約「澶淵之盟」，契丹在事實上成為北宋的保護國，雙方在亞洲東方的南北邊，實現了長達約一百年的和平共存。契丹與北宋兩帝國間的共存關係，從近現代的眼光來看也值得特別關注。兩國的國界線在詳細訂定的協議和明文化的條約下明確畫清，也設置了各種相應設施。關於其細節，留有清晰入微的文獻紀錄。總而言之，皆在兩國合議下進行。
契丹與北宋每年互派使節團，彼此親善。雙方並不如中國史研究者所言，時常處於動輒險惡、微妙的關係。兩大帝國的並存，是否定所謂「中華帝國只有一個」這種刻板想法傾向的明證之一。並且，兩國透過協議與條約所畫定及維持的國界線，可以輕易地推翻近現代人認為前近代亞洲不存在國界和條約關係的謬論。所謂「威斯特發里亞條約後的歐洲，才開始有國家間協定和主權國家體制據條約」的這個「定論」，還望世人重新評估。
然後，到了十二世紀，推翻契丹遼帝國和北宋帝國的女真族王朝金帝國出現了。金帝國雖是女真族政權，但剝下一層外皮後，我們能夠說其真實面貌是一個與契丹族合作的聯合政權，遊牧民的軍事力仍然不可欠缺。在金帝國之後，蒙古接著登場，將亞洲東方及中國本土併吞殆盡（此外，在蒙古之前成立的西夏王國，以及在中亞重建的第二契丹帝國即所謂西遼，是促使蒙古世界帝國出現的關鍵性因素，可以窺知其對蒙古時代的政治、軍事、文化等諸項制度有強大影響，但由於缺乏核心史料，其國家、政權概況極難掌握。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在蒙古帝國的歷史編纂情境下，有關西夏和西遼皆避免從正面來描繪之故。即使大元汗國編纂了《宋史》、《遼史》、《金史》等三史作為中國正史時，雖針對曾被稱作「東遼」的第一契丹帝國編纂了《遼史》，但有關西遼卻只做了極為簡單的附記，西夏甚至未被納入正史。諸如此類，極有可能是蒙古時代政治力學下的產物）。
總而言之，遊牧民及其出身者成為政權、國家主要推手的時代，持續了很長一段期間，亞洲東方和中亞、北印度、中東在形態上沒有太大不同。這種說法或許會引來中國史、伊斯蘭史研究者的抗拒感或嫌惡情緒。不過，若要談論歷史，客觀的事實才重要，不應有好惡或某種主義、主張。
蒙古時代精神籠罩世界
無論如何，最能讓我們瞭解到世界史中遊牧民角色的，非十三、十四世紀的大蒙古及其時代莫屬。因為蒙古大大改變了世界史。並且，作為其結果，蒙古時代是「歐亞世界史」中極為罕見的，覆蓋在歐亞中央地帶上的那片「史料不足」的薄霧被徹底拭去，在史料上歐亞各地也幾可均等兼顧的時代。這兩項有關事實與史料的理由是不容忽視的。
十三、十四世紀的歐亞及北非各地，由於以蒙古為中心緩緩地連結起來，而必然地處於同一時代下。各地區間縱使未直接受蒙古支配，也在各個層面發生了接觸與交流。這個世界因西歐列強而成為一個整體，事實上是始於十九世紀。可是，早在六世紀以前，雖非全球規模，歐亞和北非早就一度成為一體。在思考何謂世界史之際，若是追尋這個時代的史料與史實，便會因專注於這些無法迴避的歷史事實與歷史現象而躊躇不前。
尤其受到注目者，是蒙古時代後期，歐亞與北非全境圍繞著轉型為陸海大帝國的蒙古，為世界史前所未有的偌大東西交流與經濟、文化活絡狀況所包覆的史實。「資本主義」、「重商主義」，或是以「銀本位制」為背景之「紙幣政策」的全面展開等，這些早於近代的經濟樣貌在蒙古政府主導的形式下出現。在蒙古主導下，政治、經濟、社會體制不用說，甚至宗教、美術、科學、技術、知識、資訊、生活方式等，各式各樣的文化或文明皆廣泛地傳播到歐亞或北非各地，甚至誕生了超越區域框架的「時代精神」。堪稱是一部名實相符世界史的波斯文史書《史集》，也在國家編纂的形式下出現。
其實，我們稱作「義大利文藝復興」的西歐文明的大幅轉向，也是在蒙古時代下展開的。而且，常常被認為是「世界史」孤兒的日本列島，亦受蒙古時代濃烈氣息影響，有了大幅的轉向。例如，日本傳統文化中重要的能劇或是茶道、水墨畫、小笠原流禮法、建造書院等等，皆是從蒙古統治下的大陸引進的。
在與近現代的比較中意義較深的，是蒙古帝國統治下形式統一的施令公文（包含行政公文、特許狀、外交公文等多樣形式）系統被創造出來，同時負責制作與歐亞各地語言完全對譯之公文的多語言翻譯機關也整頓完成。這個確立於蒙古時代的體系，在後蒙古期的明、清、朝鮮王朝、帖木兒帝國、蒙兀兒帝國、奧圖曼帝國、俄羅斯帝國等國家或時代，即便形態有若干改變，基本上仍依樣畫葫蘆地被承襲下來。也就是說，在十三世紀後的至少四、五個世紀間，俄羅斯、安那托利亞以東的歐亞全境，極有可能是籠罩在一套相似的公文系統下。其實，我們在外交體系也可看到同樣現象，而未必只在前述威斯特發里亞以降的近代歐洲。
綜觀世界史，蒙古時代可說是一個極大的分水嶺。以遊牧民為主要原動力來展開的「歐亞世界史」，在蒙古時代達於頂點。另一方面，不只是陸上，蒙古帝國本身也具備海上帝國的一面，在推動了海上通路的系統化後，這個陸上國家也開始不再以陸上國家為足，緩緩地揭開了「海洋時代」的序幕。所謂的「大航海時代」，若不以蒙古時代為前提，實在是難以想像的。
並且，一方面如此，在蒙古世界帝國後現身登場的清朝、蒙兀兒王朝、奧圖曼王朝，並且竟然包括俄羅斯帝國在內，它們的國情雖各有不同，但皆被注意到與遊牧民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縱使是在西歐列強開始割據世界的時代裡，遊牧民的身影也不曾在世界史中完全消失。
其實，若要透過歷史照看成立於歐亞與北非的大型國家，要統計出與遊牧民無關者，可能遠比要算出有關者要來得快。在火器與工業力決定戰爭或國家命運的近現代以前，富有集團性與機動性，優於騎射的遊牧戰士們，是最優秀的軍人及軍隊。並且，遊牧民的角色當然不只限於軍事或政治，在交通、物流、傳播等面向上，他們以「面」展開活動，而不只有「點」，作為「相繫者」，是不可或缺的存在。歐亞與北非世界的動力因遊牧民而串連起來，一同感受、體驗歷史形塑和歷史變動而走向近現代。
總結上述，遊牧國家的傳統在歐亞中央區域儼然持續了兩千數百年。這些大大小小的國家及政權間存在著共通體系，這體系也頻繁地被帶進歐亞東西南北的各地區。一直到十九世紀為止，可稱為「歐亞國家」的跨域權力形成之際，除非例外，否則必定與遊牧國家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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