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攬權-甲申易樞
光緒十年，即甲申年，清廷發生了重大的朝局之變，這一變動與中法戰爭關係密切。中法戰爭是由於法國推行殖民政策，侵略越南，並以越南為基地而侵略中國引起的。清朝與越南之間存在一種封建的宗主與藩屬關係。清朝皇帝對越南國王實行冊封，而越南國王定期派人到北京朝貢。這種關係屬於東方封貢體系，與西方殖民體系有著本質的區別。清朝和越南是唇亡齒寒的關係。
光緒八年十一月，越軍進攻越南西山的清軍，中法戰爭正式爆發。對法是和是戰，慈禧的態度遊移不定，遷延不決。恭親王奕訢在中央，大學士李鴻章在地方，對法國是和是戰也是舉棋不定。越南山西一戰，清軍失敗，一些地方相繼失守，前軍統帥、雲南巡撫唐炯“棄軍而逃”。清軍又接著失去北寧、太原、興化，慈禧震怒，將廣西巡撫徐延旭和雲南巡撫唐炯，革職拿問。慈禧對前方失利非常不滿，她要乘機在中央尋找替罪羊。
恰在此時，光緒十年三月初八日，日講起居注官左庶子盛昱上一封奏，嚴詞彈劾張佩綸、李鴻藻，同時涉及恭親王奕訢和軍機大臣寶鋆等。奏摺的主旨是，追究越南戰爭失利的原因，敦促恭親王奕訢與各軍機大臣，要戴罪立功，改正前非。
然而，慈禧卻把此折作了他用。慈禧對奕訢越來越不滿，耿耿於懷，必欲去之而後快。現在光緒帝年僅十四歲，慈安又已去世三年，削掉奕訢的一切權力，時機已經成熟。她要以盛昱之折為炮彈，轟擊恭親王奕訢一干人等。
三月十三日，慈禧有一非常之舉。這一天，慈禧沒有像往常一樣召見軍機大臣，而只單獨召見領班軍機章京，按她的意見，御前擬旨，朱書授出。這道懿旨，罷免了軍機處的全班人馬，罪名是“委蛇保榮”、“因循日甚”、“謬執成見、”“昧於知人”等。恭親王奕訢開去一切差使，家居養疾；寶鋆原品休致；李鴻藻、景壽降二級調用；翁同龢革職留任，退出軍機處，仍在毓慶宮行走。
同一天，又頒發上諭：
禮親王世鐸著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毋庸學習御前大臣，亦毋庸帶領豹尾槍。戶部尚書額勒和布、閻敬銘、刑部尚書張之萬，均著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工部侍郎孫毓汶著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朱壽朋：《光緒朝東華錄》，第二冊，總1676頁）
這就在罷免原軍機處的全班人馬的同時，組成了以禮親王世鐸為首的新的軍機處。
醇親王奕訢三月十四日，慈禧又發一道懿旨：“軍機處遇有緊要事件，著會同醇親王奕譞商辦，俟皇帝親政後再降懿旨。”這就是說，醇親王奕譞成了幕後首席軍機大臣。奕訢是道光帝的第七子，是奕訢的同母弟，是光緒帝的本生父，其福晉為慈禧之胞妹，慈禧對這個胞妹“頗親之”。愛屋及烏，對醇親王奕譞印象亦頗佳，但奕譞的能力究不如奕訢。
因為此次朝變發生在甲申年，史稱“甲申易樞”，或“甲申朝局之變”。
這一變動出乎人們意料。慈禧對以恭親王奕訢為首的軍機處的撤換是晚清政治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其影響所及十分深遠。
醇親王奕譞在辛酉政變中功績卓著，親自逮捕肅順。光緒帝繼位，他又乖覺地上疏乞罷諸職，詞頗悲楚，得以旨准，自是閉門謝客，作出不問政事之姿態。事實上，他一直在關注著政壇的變化。他對外堅持強硬立場，主張對外敵“不能使彼不來，要在雖來而不懼；不能遏彼不戰，要在雖戰而不虞”。
禮親王世鐸乃平庸之輩，但待人謙恭，“終身無疾言厲色”。他毫無主見，任首席軍機後，經常到奕譞處討指示，“不以僕僕為苦”。頗好貨，“以其取賂，細大不蠲”，因此“富甲諸王”。
新軍機處的組成人員，在識見、威望、能力和人品上，與原軍機處相比，相差甚遠，他們是一些不諳國際事務、不懂國內政情的官僚。新軍機處從某種程度上講，成了慈禧的裝飾品。真是一蟹不如蟹。有人認為、這次易樞是“易中樞以駑產，代蘆服以柴胡”，是一語中的的。有人認為：“樞垣大為調動，時局一大變，然所用者，似非戡亂之人，恐恣意更張，國事日壞”。
甲申年，慈禧個人取得了勝利，成了不受任何約束的擁有絕對權威的太上女皇。這是她夢寐以求的，但慈禧終究是要歸政於光緒帝的。
在歸政光緒皇帝之前，慈禧太后鍾情于修建頤和園。
造頤和園
頤和園原名清漪園，是乾隆帝為給她的母親鈕祜祿氏慶祝六十壽辰而造的，歷時十五年，耗銀四百五十萬兩。咸豐十年英法侵略軍佔領北京，將清漪園及圓明園一起燒毀。同治七年御史德泰揣摩慈禧心態，上奏請修圓明園，因遭到諸王大臣反對而未果。同治帝大婚後，慈禧又欲修園，因大學士李鴻藻諫止而作罷。同治帝親政後，在慈禧的默許下，于同治十三年開始動工修復圓明園，受到奕訢、奕訢的阻止，但同治帝仍然我行我素。後來慈禧假充白臉，出面干涉，才平息了一場風波。應引為注意的是，此時的奕訢是反對重修圓明園的。
但是，當奕訢的兒子載湉即帝位後，奕訢卻一反常態，而主張為慈禧修園了。奕訢此舉是老謀深算的。一是邀得慈禧的寵倖，二是為載湉親政做準備。光緒三年冬，奕訢想重修清漪園，但為禦史郭從矩條陳所阻。但是此後數年，奕訢一直“耿耿於心，迄難緘默”。
光緒十一年九月初五日海軍衙門成立。當日慈禧發佈懿旨：
著派醇親王奕訢總理海軍事務，所有沿海水師，悉歸節制調遣；並派慶親王奕訢劻、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會同辦理；正紅旗漢軍都統善慶、兵部右侍郎曾紀澤幫同辦理。現當北洋練軍伊始，即責成李鴻章專司其事，其應行創設籌議各事宜，統由該王大臣等詳慎規畫，擬立章程，奏明次第興辦。（張俠等編：《清末海軍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66頁）
這道懿旨，便是設立海軍衙門的正式公文。奕訢任總辦，奕訢劻、李鴻章任會辦，善慶、曾紀澤任幫辦，而北洋海軍的組建專由李鴻章負責。
身負總辦重責的奕訢在第二年，即光緒十二年八月十七日，上一《奏請複昆明湖水操舊制折》，內稱：“查健銳營、外火器營本有昆明湖水操之例，後經裁撤。相應請旨仍復舊制，改隸神機營，海軍衙門會同辦理。” （張俠等編：《清末海軍史料》，第396頁）
翁同龢深知奕訢其意，在日記中寫道：此舉是“蓋以昆明易渤海，萬壽山換灤陽也” （《翁同龢日記》，第四冊）。這是隱語。渤海，指北洋海軍；灤陽，指承德避暑山莊。是說名義上是在昆明湖上訓練水師，實際上是為了給慈禧修清漪園。
從光緒十二年起，在籌建昆明湖水師學堂的名義下，清漪園工程如排雲殿便開始了。二月初一日，以光緒帝名義發佈上諭：
其清漪園舊名，謹擬改為頤和園。殿宇一切，宜量加茸治，以備慈輿臨幸。恭逢大慶之年，朕躬率群臣，同申祝悃，稍盡區區養尊微忱。（《清德宗實錄》，第四冊，第2325頁）
這個上諭，將清漪園正式改名為頤和園，取“頤養沖和”之意。從此，頤和園工程便大張旗鼓地進行了。
此時的光緒帝已十六歲。慈禧歸政在即，頤和園是其頤養天年之最佳所在，頤和園工程必須加緊進行。而頤和園工程經費無著，海軍衙門便成了頤和圓工程的“銀庫”。奕訢身任海軍衙門總辦，又兼管神機管。他可以名正言順地為頤和園工程籌款了。重修頤和園挪用海軍經費，大體來源於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海軍鉅款的息銀。奕訢借李鴻章之力籌到海軍鉅款二百六十萬兩。其中廣東一百萬兩，兩江七十萬兩，湖北四十萬兩，四川一百二十萬兩，直隸二十萬兩，江西十萬兩。奕訢命將此款存儲生息，共得息銀四十萬兩，被用來重修頤和園。
二是海防捐。海軍衙門收到各省的海防捐銀一百五十七萬八千兩。
三是所謂海軍衙門“閑款”。這筆“閑款”四十五萬七千五百兩，用於工程。
四是挪用海軍經費正款。從一八八八年開始，到一八九四年計七年間，每年挪用三十萬兩，共撥銀二百一十萬兩。
有學者估計，到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為止，頤和園工程挪用的海防經費約為庫平銀八百六十萬兩。慈禧到底挪用了多少海軍經費？有的說是三千萬兩，有的說是八千萬兩，還有的說是三百萬兩。因頤和園工程檔案已被銷毀，準確數字很難求得，但大體約八百六十萬兩，還是可信的。（戚其章：《頤和園工程與北洋海軍》，《社會科學戰線》，1989年第四期）
此外，另兩項借慈禧歸政後頤養之地的三海（南海、中海、北海）工程，也挪用了大量的海軍經費。據統計，從光緒十一年四月起，到光緒二十一年四月止的十年中，整個三海大修工程的經費總額約為六百萬兩，而其中從海軍衙門經費中挪用的就達四百三十六萬兩。頤和園工程和三海工程總計挪用海軍衙門經費為一千三百萬兩。北海海軍的七艘主力戰艦，即定遠、鎮遠、濟遠、經遠、來遠、致遠、靖遠的購置費為七百七十八萬兩。而慈禧為大修樓臺殿宇所挪用的海軍經費，就可以再增加兩支原來規模的北洋艦隊。然而，奕訢在海軍衙門存在的九年中沒有購置過一艘新艦。慈禧為一己之私利，置海軍建設於不顧，這就為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埋下了禍根。
慈禧訓政
光緒十二年，光緒帝十六歲，已屆親政年齡。按照清朝祖制及臣民心態，慈禧太后不得不考慮歸政問題。經縝密思考。她於六月初十日召開由醇親王奕訢及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等人參加的會議，表示明年歸政，併發下懿旨：
著欽天監于明年正月選擇吉期，舉行親政典禮，所有應行事宜及應復舊制之處，著各該衙門敬謹查照成案，奏明辦理，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朱壽朋：《光緒朝東華錄》，第二冊，總 二十一九頁）
措辭不可謂不誠懇，態度不可謂不明朗。但這都是假像。慈禧召見奕訢等人，目的既是搶先一步作出歸政的姿態，又是對他們真實心理的一個政治試探。在近三十年臣事慈禧的政治生涯中，奕訢早已深諳慈禧的權術。如果慈禧誠心歸政，光緒帝載湉真的親政，作為載湉本生父的奕訢當然求之不得。因為那時他的權勢比現在要更加喧赫，但他深知這只是一個不能實現的夢想，而且這個夢想稍露端倪，他就得身敗家亡，這是一次不動聲色、不著痕跡的心理較量。不出五天，聰明的奕訢終於想出來一個“訓政”的主意，以此來代替“垂簾聽政”。
六月十五日，奕訢奏道：“王大臣等，審時度勢，合詞籲懇皇太后訓政。敬祈體念時艱，俯允所請。俾皇帝有所秉承，日就月將，見聞密邇，俟及二旬，再議親理庶務。” （朱壽朋：《光緒朝東華錄》，第二冊）奏請慈禧訓政二年，再行歸政。同時為了示之以誠，又建議歸政後，“必須永照現在規制，一切事件，先請懿旨，再于皇帝前奏聞”。就是說，即使歸政了，目前的政治格局也要永遠保持下去。其他大臣也幾乎異口同聲地請求太后訓政。《慈禧外紀》說：“凡太后所用之人，皆有不安之意。恐帝親政之後，不能保其權位也。以是之故，太后下諭歸政，而上奏請延長垂簾之期者甚眾。”（《慈禧外記》，第十一二頁）這話不無道理。
面對諸王大臣的哀哀懇求，慈禧不給面子，發下懿旨：“該王大臣等所請訓政數年，及暫緩歸政之處，均毋庸議。”並明確表示：“皇帝親政典禮于明年正月十五日舉行。”這是第一個回合。奕訢自知火候不到，便“重申愚悃”，“再行瀝陳”，同時上奏隊伍中又加上了錫珍、貴賢等人，一時在朝野上下形成了一片懇請訓政的呼聲。慈禧見時機已經成熟，便半推半就地“勉允所請”，應允“于皇帝親政後再行訓政數年”（朱壽朋：《光緒朝東華錄》，第二冊，總2127頁）。
慈禧為使訓政制度化，面諭世鐸等人擬定具體條文。世鐸心領神會，同奕訢商定款項，史稱《訓政細則》，其主要之點是：
（一）凡遇召見引見，皇太后升坐訓政。擬請照禮臣會議，暫設紗屏為障。
（二）中外臣工呈遞皇太后、皇上安折，應請恭照現式預備。奏摺亦恭照現式書寫。
（三）近年各衙門改歸驗放驗看開單請旨，及暫停引見人員，擬請循照舊制，一律帶領引見，仍恭候懿旨遵行，排單照現章預備。
（四）鄉會試及各項考試題目，向例恭候欽命者，擬請循照舊制。臣等進書恭候慈覽，擇定篇頁，請皇上欽命題目，仍進呈慈覽發下。
（五）內外臣工折奏應行批示者，擬照舊制，均請朱筆批示，恭呈慈覽發下。（朱壽朋：《光緒朝東華錄》，第二冊，總2180頁）
這裡的“恭候懿旨遵行”、“恭候慈覽”和“進呈慈覽發下”等語，明確昭示一切權力仍歸慈禧，光緒帝不過是一個十足的傀儡而已。從這個《訓政細則》可以看出，太后訓政、皇上親政是並行的體制，其實與過去的皇太后垂簾聽政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區別只在於光緒帝在名義上是親政了，但事事仍必須聽命于慈禧太后。“光緒的親政便成了一句面子上的空話，全部的政權依然牢牢地握在太后自己的手掌裡”（德齡：《瀛台泣血記》人民出版社二○○八年版）。
光緒十三正月十五日，慈禧太后為光緒帝舉行親政典禮。慈禧太后于慈寧門接受了光緒帝率王公大臣所行之賀禮，而後御太和殿受賀，在保和殿筵宴。從此，清帝國的臣民便知道光緒帝親政了。
百日維新與戊戌政變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是一個重要的日子，這一天光緒帝發佈諭旨，明定國是，變法自強。
四月二十五日光緒帝命工部主事康有為於本月二十八日預備召見。
與此同時，慈禧同榮祿密謀脅迫光緒帝於四月二十七日連發了四道諭旨。
第一道諭旨是罷免翁同龢。旨曰：“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翁同龢近來辦事多未允協，以致眾論不服，屢經有人參奏。且每于召對時，諮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見於詞色，漸露攬權狂悖情狀，斷難勝樞機之任。本應查明究辦，予以重懲。姑念其在毓慶宮行走有年，不忍遽加嚴譴。翁同龢著即開缺回籍，以示保全。”（《清德宗實錄》，第六冊，第3815頁）
翁同龢時任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總理大臣、戶部尚書並會辦軍務，最為光緒帝寵信。光緒帝事前並不知道慈禧要罷免翁同龢，慈禧完全是突然襲擊，令光緒帝措手不及。據說：“皇上奉此諭後，驚魂萬里，涕淚千行，竟日不食，左右近臣告人曰：‘可笑皇上必叫老翁下了鎮物了。’”
這一天恰好是翁同龢的生日，情緒頗佳，“喜而不寐”。在誕辰的一天，突聆宣詔，“開缺回籍”，真如五雷轟頂。第二天，翁同龢到得宮門同光緒帝告別，“在道右碰頭，上回顧無言，臣亦黯然如夢”。（《翁文恭公日記》）光緒帝竟然沒敢召見翁同龢，沒敢同翁同龢說一句話。就這樣，光緒帝在大臣中最親密的助手被削掉了，慈禧不動聲色地砍掉了光緒帝的臂膀。
第二道諭旨是重申收回二品以上大臣的任命權。諭曰：“嗣後在廷臣工，仰蒙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賞項及補授文武一品暨滿漢侍郎，均著於具折後，恭詣皇太后前謝恩。各省將軍都統督撫提督等官，亦一體具折奏謝。” （《清德宗實錄》，第六冊，第三八一五頁）
謝恩的原則是，誰任命的向誰謝恩。向慈禧謝恩，即昭示二品以上高級官吏的任免權由慈禧收回。慈禧向大小臣工曉示用人權是掌握在我的手裡，慈禧在組織上收回了高級官員的任免權。
第三道諭旨是慈禧準備秋天到天津閱操。諭旨還要求榮祿、胡橘棻做好相關準備。“閱操”即閱兵之意。閱兵是兵權所屬的示威性舉措，只有真正握有兵權的人才有資格檢閱軍隊。慈禧讓光緒帝陪著她到天津檢閱在全國最有戰鬥力的北洋諸軍，其目的就是向軍內外傳播一個重要資訊，即兵權掌握在我慈禧的手裡，全國的軍隊都必須聽我慈禧一人指揮。這道諭旨，通過光緒帝的口告知朝廷內外，雖然已歸政光緒帝，但兵權卻仍然操縱在我慈禧手中，我慈禧仍然是全國軍隊最高的司令。
第四道諭旨是任命榮祿諸多要職。王文韶入京後不再擔任直隸總督，而任軍機大臣，仍兼總理大臣，很受信任。但榮祿此次受到極大重用，由署直隸總督而為正式直隸總督，並任軍機大臣，管兵部事，同時節制北洋海陸諸軍，成為慈禧最為信任的握有軍事實權的顯宦。老謀深算的慈禧把軍政大權交給了她最信任的榮祿了。………
2024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