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自取滅亡》（Deutschland schafft sich ab）出版之後，很多人問我要不要乾脆寫一本關於如何改善這個情況的書。這當中的棘手之處在於，現今完善且正確的方法比起那些不好的、錯誤的及漏洞百出的方法要顯得更加不明確，一方面由於我們才剛意識到這個錯誤及其背後的原因，這也是我窮其一生在求學階段及職業生涯中所不斷練習的一點，在發現錯誤的決策、連帶的風險以及補救措施後，緊接而來的不見得就是發現正確的方法。
未來在人類社會更大規模的發展上也是如此，如果我不認同共產主義、拒伊斯蘭模式於千里之外、厭惡日漸擴張的愚蠢之流的話，那麼我根本不會知道一個「好的」社會應該是什麼樣子。原則上，未來的局勢以及它可能的優缺點是我根本無法預先設想到的，這是一個開放社會中容易使人遺忘且並且一直無法獲得重視的中心思想。況且，一方面正當人們能夠避免悲劇發生並且提高獲幸福機率的同時，另一方面在一兩個考量之下所產生的特定決策仍會帶來不可避免的悲劇，當中的因素就是這本書的重點，我將從人類歷史中推導出這些原因，並且盡我所能清楚地呈現出策略機制、應用在人類社會中的過程以及其典型的錯誤。
對此，德國所採用的許多錯誤政策正是我最直接的示範教材。撰寫這本書的同時恰巧在德國戰後政策中出現了一個最大的錯誤，亦即德國聯邦政府未經深思熟慮草率制定出的烏托邦式的難民政策。從中產生出致命性的錯誤發展也成為了這本書的主軸，內容不僅是針對政策錯誤的分析，亦有我針對這些政策所做出的回應。我對於德國這種特定的理想化政策之所以反感，並非出自於獨斷的裁定，而是分析了社會及政策發展中的機制及驅動因素後所下的必要結論。《德國自取滅亡》一書二○一○年八月出版之際，我在書中主要對於錯誤的移民政策及激進的伊斯蘭教所潛藏的危機發出警語，梅克爾(Angela Merkel)透過政府發言人史提芬・塞柏(Steffen Seibert)表示，諸如此類的言論可說是「無濟於事」，並且解除了我在德意志聯邦銀行(Deutsche Bundesbank)的董事職位。梅克爾心中所想的世界發展顯然和我所描述的大相徑庭，忠言逆耳有時能帶來不好的下場，這種例子在歷史上見得太多了，當時的我只能奮力地挽救我身為德國公民的一絲榮譽。
世界上國家的治理情況好壞皆有，這從歷史的比較上就看得出來，不過，如果我們隨意地就任何一個時間點用目光掃過並加以打量這個世界、看看它的當下的模樣的話也能得知一二，這個現象全球皆然。然而，在地區或甚至是國家結構中，治理得較好或較差的組織單位彼此並沒有太大關聯，尤其是從來沒有人清楚地解釋過，當中的區別究竟是從何而來的。在二○一五年夏天，一波強大的難民狂潮襲捲而來之前，德國的執政能力給人的印象一直是優於法國的，這個印象容易因為經濟及社會上的表現鞏固強化，然而，造成這些差異的原因究竟為何?
光在一個國家內就存在極大差異，這在巴伐利亞和布萊梅這兩個聯邦州的任意比較之下就可看得一清二楚，不過從此也出現了數據分析與因果歸因的一連出問題。布萊梅市長能夠在任何一場會議中以充分的資料指出，為何布萊梅能被治理得至少像巴伐利亞一樣好，排除萬難也要做到最好。正當布萊梅人對其高中畢業生參加大學聯考的高比例讚譽有加時，巴伐利亞人則是對於他們的學生就算不考大學聯考也能學得更多引以為傲。這個例子告訴我們，民眾是用絕對主觀的目標及標準來判定治理品質的好與壞：比起願意挑戰個人能力且盡可能地善加發展的人，一個嘴上強調各種學歷的平等性，內心卻希望每個人都能參加大學聯考的人，採用的將會是另一套教育政策，不同的理想當然也造就了不同的政策走向。
不同於那些把德國國民利益擺中間的政治人物，認為這個世界上的所有人一旦越過了德國國界，在憲法之前就享受人人平等的權力，並且能對這個社會福利國家有所要求的政治人物需要的會是另一套難民和移民政策。
想像一下，如果聯合國在一場祕密會議中召集了一位美國中西部新保守主義的共和黨員、一位來自埃及的回教弟兄、一位出身柏林十字山區(Kreuzberg)的綠黨基本教義派黨員以及一位中國共產黨的經濟學者，旨在為發展優良執政而設立共同目標及標準。再者，我們假設四位與會者都具有高度的聰明才智、受過良好教育且心懷善意，然而在會議結束之後，他們極可能難以在避免戰爭、對抗世界飢荒的議題上再度展現向心力了。想要發展優良執政標準的人就不能沒有價值尺度，只要排除了最終或最高神諭的存在，因其本身就是一種評判，那麼這些價值基本上就能夠被任意選擇，彼此的先後順序更是無足輕重。不過這些價值如同評判一樣受制於全球法治的邏輯之下，應該要盡可能具一致性地被形塑出來，如此一來才不會互相抵制形同虛設，亦才不會使建立在這些價值之上的政治作為顯得荒腔走板。
在這本書中會持續探討政治的本質、基礎及目標，然而，針對書中許多概念的定義，我是一個實用主義者，這些概念的內容不外乎是慣例公約、它們具有歷史性的發展，並且能在不變得「更好」或「更壞」的情況下改變。重要的是參與交換意見的夥伴能夠對於某個特定的概念上達到共識，否則將會產生如巴別塔式的語言淆亂，而遺憾的是，這種情況我們政治領域的溝通上已十分常見。政治的首要核心應是權力的取得、擴大及防禦，次要核心是為了達到目標所付出的行動。根據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說法，權力是強行使人接受自己意願的能力，它是政治成形過程中的先決條件及工具，沒有權力就沒有好或壞的執政可言。
擁有施政權力的人就有能力改變一個國家或社會裡的法律及各式各樣的法令規章，即使在這樣的機會淪為形式化或是受限的情況下也是如此，不管是傳統的氏族社會或是現代化的國會式民主政體都一樣。這樣的限制只有部份能在獨裁專制的執政模式之下得以廢除，不過這樣的例子少之又少，維持的時間亦不長。
政治思想及行動需要動機、目標及遠景來引導，其目的都是塑造社會或是它們分別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付出政治行動的人可以是烏托邦主義者、理想主義者、現實主義者、渴望權力的瘋子或單單只是資源的剝削者或重新分配者，想藉由取得政治權力就近取得門路；但他並非是尋找真相的人，因為在政治這齣戲中通常沒有真相這條規則。
欲追求認知、追求藝術或知識的自我實現的人通常不會踏上政途，而那些僅是要維持生計、努力賺錢及養家活口的人更是不會致力於政壇。在所有的社會體系中，政治一直是少數人做的生意，從政者勢必得嚮往權力、必須能夠刻苦及艱辛地朝他的目標邁進。因為在政治動機、政治性質及政治行為中法規的相互影響之下，固有的典型錯誤和過失將會一直不斷出現在政治過程中。人們大可放棄像「你看看，這樣的政治決策或政治人物是多麼虛假、投機取巧、目光短淺或思慮不周」的言論，因為這些典型的政治失誤也會發生在世界上具模範生之姿的國家及社會中，如此一來，我們正被使我們與發展機會漸行漸遠的方法治理著，就連當今的德國不能倖免。
如果我們能夠洞悉這些錯誤的本質，並且找到預防它們及其影響的辦法的話，那麼優良執政出現的機會必然大增。人類之所以在文化及文明史上能獲得巨幅的進步，尤其是因為過程中包含了政治空間以及連帶的法令常規，這也是不折不扣地政治進程，因為這個進程是在政策的制定之下發展出來的，到了最後，甚至所有的作為都具政治性，就連政策及其對於那些一直不斷被重新商議後所訂定的崇高目標下的動作也一樣。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亦意識到現代小學生從忘憂宮磨坊主的故事中可以得到什麼樣的啟示，可憐的磨坊主人無畏國王的威嚇展現了果斷的決心，一狀告上柏林最高法院，腓特烈二世隨後在這件即使他身為絕對強勢的國君也不該做的事上不得不讓步。
許多人抱怨在他們所知悉的領域中所實施的某些政策毫無意義或具危害性，並且對於政策並沒有針對具體的情況來制定而感到訝異，人們只想到幾位大名鼎鼎的經濟學者於二○一三年底及二○一四年初針對最低工資的新規定口徑一致發射出的議論性炮火，他們手足無措的詫異並沒有達到絕大部份的政治目標，因為還有一些帶有政治偏見及失序地往反方向前進的機構參與其中。在政治失策上一味地抱怨或叫苦連天一點助益也沒有，因此我並不想抱怨現在的態勢，而是要仔細分析這些政治偏見及失序背後的原因及特色，同時提出一些能加以抵制的預防措施及規則。
歷史學家芭芭拉・圖賀曼(Barbara Tuchman)在三十年前就曾埋怨過：「為什麼居高位者經常背離著理智及國家利益在做事?為什麼他們的知識才能時常無用武之地?」她言下之意就是「愚蠢」，而這個說法也有她的道理，根據歷史上一些明確的例子，尤其是在外交領域，她分析了這些愚蠢事蹟，不過愚蠢這個概念僅是用於描述，並非能解釋什麼，因為客觀來說，大多是政治作為讓相互矛盾的元素及動機變得愚蠢，而非單一政客的個人愚昧和盲從。問題並非源自於理解出現問題，若是僅是如此，那麼只要為政治人物制定一個最基本的智商門檻就可輕易地預防政治上的愚蠢作為，問題是來自於感情層面。在複雜程度高的議題方面的錯誤消息所帶來的政治影響力是絕對不容低估的，尤其是當這些假新聞透過絕大多數的媒體散播出來的情況下，一個典型的例子為：就連今日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份子對於貨幣與財政預算問題相關的內容都敬畏三分，大部份的人相信媒體所報導的內容，或是直接略過相關的文章不讀，如此一來，政治和媒體的眼前路上可就沒了障礙，這兩者絕大多數對於貨幣問題根本不感興趣，而是將重點放在一個歐洲的思維，例如：歐元應該促使歐洲的共同成長，為此人們一定要不惜一切代價地死守住歐元。
人們曾在九○年代仍試圖抵抗全然已知的風險，不過還處在夢遊階段的政治階級並沒有展現出遵守他們自己清楚制定的方針的企圖心，這也再一次告訴我們：這個政治階級在面對問題中心時沒有事先考慮到象徵性的政治作為所代表的邏輯意含以及讓可預期的發展反應在他們的政治行動上。
這樣的缺失是必然從政策本質中產生出來的嗎?那麼治療的良藥以及預防措施又是什麼?精心追求清楚的規則、更高的透明度、更多的去中心化及更多委派授權動作嗎?
將過失輕易地扣在政策上頭的作法當然是不夠嚴謹的，有所動作及行使權力的政治人物一向是照映出他們所處社會的一面鏡子，例如在由關係、人情及貪腐主導的侍從主義的社會制度中，無法駕馭這些政治工具及無法融入這些規則的政治人物根本無法掌權，這就是在像希臘這樣的國家中完全被低估的執政問題。在非洲及許多阿拉伯國家中普遍存在的氏族社會裡，在選擇精英份子時所依據的成就原則僅是扮演一個小角色，而對於政治領袖的一舉一動顯然都要以自身家族為優先考量。反對改革且猶豫不決的因循者歐蘭德(François Hollande)會成為總統並非偶然，而是因為絕大多數的法國人不想讓一個積極改革的人來當總統。凡是願意且能夠以長遠眼光進行綜合思考的政治人物並不會犯下許多上述的錯誤。重要的政治人物至少能在他們感到特別有責任的領域做到這一點。
最終這只是個錯綜複雜的相互作用，社會和政治體系在其中創造出「自己的」政治人物，而這些政治人物會反過來改變社會及政治體系。
許多人會提出異議，認為這裡涉及的是人類思維及決策中的一般錯誤，並非僅限於政治。基本上這樣的質疑是正確的，不過這些錯誤在任何一個領域都沒有像在政治中有如此廣大的實用相關性。人們在私人領域或者工商企業中並非永遠都是直接面對錯誤所帶來的後果，不過這些後果倒是會來得相當快。只有在愛情、宗教以及政治中才有可能長期沉浸於美夢的編織中。意志力和舌燦蓮花的本事能讓人長期在政治的最高權力機關裡以及特別是在政治討論中如魚得水，與之相反地，這樣的情形在經濟領域中常常在兩個財政年度過後已不復見，這一個痛苦的經歷相信前黑森州總理羅蘭・科賀(Roland Koch)在二○一四年八月時就領教過了：在他不得不數度調降當年度的盈利預測之後僅僅過了三年，他在比爾芬格建築集團(Bilfinger)的主席之位眼看就要在一夕之間變得岌岌可危，於是他遂向理事會請辭，雙方也就立即和平地分道揚鑣。
這些錯誤在政治進程中獲得具體的重要性及它的破壞性，這些都不是來自於錯誤本身，而是偏離了善政一途所引發的結果。
每一個對於善政的想法或明或暗都建立在對於人類規範寫照的基礎上，亦即人類的福祉及命運，這個人類的寫照被植入一個特定的人類社會中。不過，一個全然經過實證且大致上正確的人類社會基礎僅會有一部份透過一種規範性的意志行為而產生，亦並非經過宗教啟示或哲學沉思後而誕生，而是主要透過我們對於人類本質及人類歷史真實或假定的知識而產生。這一門知識既可能是深奧或膚淺、較完整或較不完整，也可能是合時或過時，它將會一直不斷地為我們開啟不同的視野，藉此能夠明為各種判斷的理由，屆時也勢必會產生不同的標準來決定什麼是對人們有用的以及什麼才是優良政策的依據。只要這個世界一天不停滯前進，每一次對於這些標準的基本爭論根據其本質都必需是要漫無邊際、齊頭並進但實事求是的，早晚人們都會知道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能缺少我們訂定的價值判斷。每一個問題、對於每件事的關注都會在人的驅動之下產生，並且必然會由價值判斷來引導。
發展出這個社會及善政所需標準的人無法遠離價值判斷，這並不代表著精神上的獨斷獨行，價值判斷可以是實事求是地討論，而人們同時也該試著理性地解釋它。不過人們一定要意識到，這些判斷最終會來自一個受情感驅動的非理性空間，因此嚴格說來它們永遠無法被証實。人們也必須要清楚明白一個道理，我們或國家的行為除了預期的效果之外往往也會帶來大量的副作用，這些副作用是要經過全面衡量的，不過這幾乎是不可能並且也從未發生過的事。一旦決策變得越具體，在倫理上遇到的難題就會越大，這一點在討論最近一次金融風暴所帶來的影響以及難民危機裡的正確行為中就可以看得出來。梅克爾於二○一五年九月十五日針對她決定開放巴爾幹路徑上的德國邊界迎接難民的批評做出回應：「如果現在的我們還必須為我們在危急情況下伸出友善的手而道歉的話，那這就不是我所認知的德國。」這個德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由執政者犯下的最大政治錯誤是基於道德考量的做法，不過後續所帶來的副作用卻沒有被正視。
善政需要價值判斷，政策如果要成功，光是靠道德標準是絕對不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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