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裸裸的共產黨》的寫作歷程
保羅‧斯考森（Paul B. Skousen）
二戰結束時，本書作者Ｗ‧克里昂‧斯考森並沒有打算要寫一本暢銷全國的書本，更沒料想到寫出來的這本書，最後會名列冷戰經典作品。
他本想寫一本簡明、便於閱讀，讓人想綜觀共產主義、共產戰術戰略時，可以毫無障礙的書。他希望乾淨俐落地寫出共產主義自訂的道德觀，它如何摒斥猶太—基督教倫理，它對權力及掌控的貪婪，還有對自由世界的威脅。
斯考森確實了解，學術文庫裡已經有不少書籍及專文在談論這個主題。即使百科全書都有一到兩頁是在講述共產主義。但那些文本論述時不溫不火，讓他感到不悅。而且據他觀察，有關共產主義最重要的洞見，廣泛地分散在太多的原始資料當中，一般讀者不易取得之外，也難以理解。
太多「主義」了
二戰之後那幾年的一九四○年代，美國人對於共產主義並不太在意，至少一開始沒有。他們受夠了兩次的世界大戰，還有戰爭帶來的壓力及物資不足之苦。身為一個文化體，美國人此時打算聚焦在建設自己的「美國夢」。政治上叫共產主義的那個東西，似乎不值得在意，只是屬於歐洲或某個遙遠地區、一大堆「主義」當中的又一個而已——算是政治或經濟上的抽象詞彙，照說該由政治人物處理，以便其他人都能快樂地期待去黃石公園度假、去買款新車、房子，或超炫的收音機。
只是，共產黨是不會放過美國人的——幾乎每一天，它都出現在新聞的頭條，以及廣播新聞當中。
到了1947年，蘇聯已斬斷與美國只同甘不共苦的合作關係，動手把東歐拉進經濟軍事同盟。崛起中的蘇聯帝國，其內部任何反史達林的哭號抗暴，很快都遭無情的戰爭機器搗碎。可悲的是，就在眾人呼號求救愈升愈高，終於傳過大西洋，來到美國東岸時，蘇聯這個大惡霸警告西方，叫他們別多管閑事，並威脅說膽敢來管的話，就會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結果便是東、西方的對峙，到了1947年還被冠上一個不祥的名稱，叫「冷戰」。
那時候，西方認為自己蠻強大的。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向政府保證說，任何來自蘇聯的威脅，僅侷限在歐陸打傳統戰。1947年9月26日的機密報告說：「各國當中，能威脅美國安全的只有蘇聯。蘇聯目前的戰力，無法侵略到歐亞大陸以外，但足以橫行於歐陸大部分地區、近東、華北及朝鮮半島。」
只是，就在兩年後，隨著蘇聯原子彈的一聲巨響，那種頗為自得的觀點就此化為烏有。
世界權力由美國移轉
1949年，蘇聯引爆他們的第一枚原子彈，西方自負的核子優勢，突然就沒了。四年後，蘇聯人引爆熱核氫彈，將冷戰擴大為追求核子優勢的真正競賽。
同一時間，中國共產黨趕跑大敵中國國民黨，1949年10月1日向世界宣布，另一個共產國家已登上世界舞台，國名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由毛澤東擔任元首。
八年後的1957年10月4日，蘇聯成功發射世上第一枚人造衛星「史普尼克一號」（Spunik 1），繞行地球軌道約1400次，叫數千萬人驚恐地相信，有朝一日核子彈會在頭頂繞行。
這些事件不禁叫忙碌的美國人大為好奇，這一股既不明確但又暴力，正在成長，叫共產主義的力量，似乎取得偌大的進步。它是何方神聖？
大致說來，美國人不懂什麼是共產主義。有些人認為，它是「俄羅斯模式」的社會正義的工具，強迫獨裁政體統治的國家要實施平等。對其他人來講，它是經濟上的意識形態，承諾讓各地勞工取得公平薪資。世界上有些工會會採取共產黨的戰術力量，來改善工資和福利，他們快樂地看到，在新的馬克思規矩下，工會的會員數大為增加。對其他美國人而言，共產主義是1917年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延續；它替無政府主張累積足夠的說服力，製造社會不安，想推翻美國的生活方式。
雪上加霜的還有叫人難受的韓戰、間諜網、滲透、諜報活動、羅森堡夫婦（Ethel and Julius Rosenberg）被捕處死、鐵幕屹立，以及蘇聯與日俱增的建軍行動。
沒有在阻止共產主義嗎？
1950年代早期，美國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McCarthy）扮演帶頭角色，努力揭發共產黨對美國政府的滲透。他呼籲採取適當步驟，確保美國的安全。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同時進行類似調查行動，但與麥卡錫無關。
到了1957年，共產黨在美國的公開活動似乎達到了高峰，接下來慢慢減少。1950年代結束時，「美國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USA, CPUSA）黨員流失，人數由10萬人左右，減少到不足1萬人。即便如此，聯邦調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局長胡佛（J. Edgar Hoover）曉得共產黨還在暗地裡擴張，局裡派了1500名線民到美國共產黨臥底，持續監控。
伊莉莎白‧本特利
對聯調局來說，諜報活動是既頭痛又討厭的問題。聯調局曾投注龐大力量，想糾出顛覆團體，從最敏感又層級高的政府官員當中，對共產黨連根拔起。這可是一件不輕鬆的苦差事。
辛苦工作偶爾會有收穫。例如在1945年，蘇聯間諜本特利（Elizabeth Bentley）投誠，並透露在美國活躍的蘇聯間諜共有150人。名單裡有三個大人物，他們是懷特（Harry Dexter White）、錢伯斯（Whitaker Chambers）及希斯（Alger Hiss）。他們的驚人故事會在本書的第七章清楚交代。
當時，同情共產黨理想的報紙記者試著摧毀本特利的可信度，有人把她叫做「女間諜瑪塔‧哈里」（Nutmeg Mata Hari）。另一方面，也有人認為本特利天真幼稚，被共產黨愚弄而不自知，不過是個「金髮碧眼、婀娜多姿的紐約人」。
終於打開蘇聯的機密庫房
本特利冤枉了她的前同志嗎？斯考森的描述是對她有利的，指出她不僅沒錯，但那也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冰山正偷偷劃破美國這條大船的船身。在斯考森出書之後長達30多年的時間，有關本特利證詞的辯論才漸漸被人所遺忘。
之後，一系列驚人的事件就被揭開了。強大的蘇聯帝國1980年代開始變弱，1991年崩潰。過沒多久，蘇聯的機密庫房、國家安全委員會（KGB）及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的檔案資料公諸西方人端詳。
幾千份解密的間諜文件經過翻譯、檢視之後，證據開始浮現，本特利的證詞獲得證實——
財政部資深官員懷特的確是間諜，在美國進行諜報活動。美國國安局解碼專家提供進一步佐證，找出懷特的蘇聯秘密代號為「法學家」（Jurist）。
錢伯斯參與間諜網獲得證實，跟他早些年在自己著作及演講當中所吐露的是一模一樣的情況。
至於前美國國務院資深外交官的希斯，1950年他因偽證罪下獄過了很久，才被認出是一個在華府運作，名為「魏爾小組」（Ware Group）的地下共產黨細胞。當時對於他有沒有犯下間諜罪，大家還有一定程度的疑慮。同一批蘇聯檔案顯示，希斯長久擔任蘇聯軍事情報員，另證明「維諾那計畫」（Venona Project）分析得沒錯，認定蘇聯電文裡化名「阿列斯」（Ales） 的人，就是希斯本人。
試圖馴化「北極熊」
當時的外國陰謀、間諜行動及國與國之間的猜忌，多如漩渦且亂成一團，斯考森想寫作，想揭發共產主義的真面目，可比擬成踏上艱難路程。
斯考森在1958年指出，「我想描繪共產黨內心的想法，如此美國人才會真的了解共產黨的動機及野心。」
斯考森認為，要把複雜、卷秩浩繁的研究論文，整併成一冊淺顯易懂的書，是自己一直未能完成的基業。
斯考森在1958年受訪時表示，「我是希望說，如果我們能把全部材料寫進一本書，那麼一般美國人日常讀報時，才能夠把共產黨的嘴臉瞧得夠清晰，才能洞析出蘇聯的策略是什麼。」
斯考森歷史學得很好。他熱愛政治學，取得法學學位，盼望能深入研究憲政自由及其面臨的威脅。自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畢業後，他於1935年加入聯調局，時間長達十六年。
歷練多職
斯考森廣泛接觸聯調局的工作範圍。他由最基層的傳令做起，很快當到訓練員、跨小組行政員、槍械教官、維序教官、督察員助理及管轄二十五人的通訊處長。跟所有幹員一樣，他奉調到全美很多城市，當時聯調局說這樣是「接受歷練」。
此外，他的職務經常有一些能夠發揮斯考森能力的專案及特別任務打岔進來，比如演講、教學、訓練及寫作。
1945年，他撰寫一份公關文案叫《聯邦調查局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聯調局拿它作為官方出版品，幾年內印刷數百萬份，廣傳各地。
斯考森通常一年要到全美各地演講一百到兩百場。他的一名直屬上司這麼形容他，「他是局裡最棒的演講家之一，完全忠誠，熱情洋溢……」
駐在加州時的某天早晨，斯考森去參加了一場臨時會議。主持會議的聯調局幹員胡德（R. B. Hood）召集了大約三十名局裡認可的演說家，對他們說，他們要留意接下來要聽的一場演講示範。結束後胡德轉身對斯考森說，請他發表剛剛提到的示範。後來斯考森回憶說，他竭盡所能，但「過程中瘦了十磅」！最後胡德宣布，斯考森將擔任一門舉行數週時間的演講課的新教官。
聯調局內部的共產主義學者
斯考森任職於聯調局時，並沒有被派到研究共產主義的反諜報單位，也沒有針對這個課題產出任何相關的研究文件。然而，聯調局幹員們的工作範圍不僅僅於「犯罪」或「安全」。他們在兩個領域都受過訓練，不時轉職於這兩個領域之間的職務。斯考森的日常工作，讓他接觸到共產黨員及共產黨的同情者。他有很多機會與聯調局內「負責」鑽研共產主義的權威及專家交談。斯考森日誌裡點名提到，自己研究共產主義時，幾位聯調局官員曾幫忙指導過他：
斯考森寫道，小名「米其」的拉德（D. M. Ladd） 熟稔共產黨諜報機器運作的程度，可能比聯調局其他人都要高。拉德一度是聯調局三把手，只是為時不長，他另擔任聯調局反情報行動的主管，監督多起冷戰重大國安案件的偵辦行動，包括希斯、羅森堡夫婦等等。
斯考森寫道，小潘寧頓（Lee R. Pennington, Jr.）「是我聯調局時代的好友之一，同時也是研究共產主義的恩師。」潘寧頓是聯調局的資深幹員，與胡佛局長密切合作，專精於找出共產活躍分子及同情者。1953年退休時，位列聯調局第三人。
斯考森說，「當我還是菜鳥幹員，在華府受新訓時，哈特爾（Guy Hottel）是我的主管（Special Agent in Charge, SAC）。他積極參與調查首都地區的共產黨員及犯罪的陰謀。」哈特爾與胡佛非常親近，有段期時擔任胡佛的貼身保鑣。
共產主義專家蘇利文（William C. Sullivan）是國內情報處處長，一度是聯調局第三號人物。他也是1962年出版，胡佛掛名作者的《共產主義研究》（A Study of Communism）一書的主要寫手。
與蘇利文變成朋友
斯考森與蘇利文通過幾封信，斯考森在當中一封告訴蘇利文，《赤裸裸的共產黨》幾週之內就要付梓，「我真應該把書稱為『我倆』合著，因為我永遠感謝你給我的絕佳指導。我唯一遺憾之處，是無法在導論中寫上兩三段，提到你對成書的貢獻。然而，我敢確定，你閱讀此書的時候，一定能領會我對你傑出研究的感激之忱。你的研究像挖出的許多金塊，而我把它用在書中當素材。」
接下來蘇利文寫了幾封信，協助斯考森修正內容，並充實一些額外細節與引言。
斯考森由這幾位聯調局好友，以及其他的親身經驗，取得特殊的知識及洞見，了解到是什麼東西讓共產主義有效發揮，而驅使共產黨起作用。
斯考森解釋說，「我問（聯調局）一位專家，為什麼我們不把（研究共產主義）的資訊散播出去，他對我說，原因在於『你不能把它以任何形式交給大眾，現在還不是時候。』他說，『你讀大約一百七十五本唯物辯證法書籍之後，就能領略了。』我說，『好，先派我去參加研討會吧，我想好好研究一下。』他說，根本沒研討會，沒人寫過專題論文。」
與好萊塢的親密接觸
斯考森說，自己第一手接觸共產黨的經驗，出現在最沒料想到的時機。其中一次，是發生在他負責聯調局與好萊塢電影公司的聯絡官的任內。胡佛局長要他嘗試，「策反」一位主演電影《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的明星，要他別再金援當地的共產黨，別再參與據說是共黨陣線的促進團體「藝術科學專業獨立公民委員會」（the Independent Citizens’ Committee of the Arts, Sciences and Profession）。
斯考森談到德‧哈維蘭（Olivia de Havilland）時說，「我安排好時間，去德‧哈維蘭跟她姊妹們在好萊塢的豪宅拜訪她。跟所有明星一樣，她們宅邸都有很考究的門面，但人住在後頭的合居式公寓裡。」
斯考森開始對德‧哈維蘭小姐講，胡佛局長對她在電影的演出印象深刻，而且認為，若是有人能夠喚起她的記憶，想到美國對她的生命及事業有多重要，德‧哈維蘭或許可以提供很大的幫助。交談四十五分鐘後，她不為所動，矢言沒什麼可以改變她的心意，她跟自己社團的朋友們和樂融融。
斯考森回到聯調局後，想出一個點子。他請技術人員調出聯調局偷錄而德‧哈維蘭沒參加的共黨例行聚會錄音。他發現，那些所謂的「朋友」背著德‧哈維蘭嘲笑她太天真，用粗俗的綽號來稱呼她等等。斯考森把幾個類似的評論，剪輯成三十分鐘的帶子，拎著一台手提式錄音帶播放機，再到女星家中。
斯考森說，「我跟她講，我在門廊等到她聽完，屆時假如她有意願的話，我們再談。」結果不到五分鐘，德‧哈維蘭氣沖沖回來，「滿嘴幹譙，好像趕騾子車伕」。她火氣很大，發誓再也不去那個團體。此時斯考森提議她，要不要做出他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演出，進而吸引德‧哈維蘭的注意。他請德‧哈維蘭透露自己所知，有關共產黨計畫滲透好萊塢工會的一切，而他保證，有些資訊會放給媒體知道。接下來，她再去下一次集會，裝作十分火大，指責有人向聯調局通風報信，而且宣稱，那個齷齪間諜，不管他是誰，如果不被揪出來處理，自己絕不再捐一毛錢。
女星照辦了，如此她就能脫離該團體，沒引起懷疑。接下來她對「獨立公民委員會」的質疑，讓她及其他好萊塢支持者得以離開該團體。德‧哈維蘭與斯考森變成好朋友，後來合作好幾年，辦一場大型集會叫「好萊塢給共產主義的回答」（Hollywood’s Answer to Communism）。當地電視轉播了這場活動，參與者包括德‧哈維蘭等40名演員及製片人，現場觀眾15,000人，收看電視的觀眾有超過幾百萬。
最重要目標在教育
縱使斯考森對那麼多學富五車的人試圖拆穿共產黨的把戲，卻沒有對國家級決策者造成什麼衝擊及影響，而感到很失望。
他說，「二戰時，我注意聽共產主義專家在聯調局對我們講，美國有哪兩種選擇，還有，若是美國選錯，會發生什麼結果。但我們一成不變地都踩到陷阱。我對自己說，『我們在這兒接受深知答案的美國人啟蒙，然而，高層卻有選錯的傾向。』」
斯考森說，他想要「叫很多人曉得（自由及共產主義）這個課題，如此無論是誰成為民主黨主席，或共和黨黨魁——首先他們都會先認知自己是美國人。」
斯考森悲嘆，沒有一份參考文件可以指導大眾更加了解共產主義，只任由人們在無知及不實資訊中墮落。
斯考森在1958年說，「我跟自己講，這真是瘋狂，不可能吧！但現實真是如此。結果便是，這麼多年下來，所有美國陸軍情報員、聯調局幹員、海軍情報員及政治學教授，一直在大量的（論共產主義）素材中費力爬疏，希望自己能夠正確地詮釋那些共產黨模擬兩可的說詞。」
胡佛局長
胡佛局長無法受邀演講的時候，局裡其他受過培訓的幹員或長官會代他前往。斯考森代替胡佛發表演講時，主題一般含括諜報行動、青少年犯罪及「黑幫時代」（gangster era）的刺激故事。他另奉派講解有關來自外國的威脅。
斯考森說，「幾乎自我任職於聯調局起，便開始接觸到共產主義。」不光出自個人興趣，還因為胡佛要求所有幹員去研究共產主義。「當中只有兩個人認真看待這個要求：蘇利文（Bill Sullivan）跟我。我由外勤調回來後，過不了多久，除了胡佛局長以外，獲准演講共產主義的兩位幹員，便剩蘇利文跟我……蘇利文與我準備講稿的方式，不會把局長作為焦點。我們專攻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可憎之處，援引共產黨員說過的話、做過的事。」
斯考森對一位傳記作家說，共產黨對美國的整體狀況來說實在微妙，對誰來說都是如此。「你在白宮地下室都能感受到共產黨的存在；他們控制了大約八個工會，總統都想跟他們套交情，以便那些較大的工會能夠投票支持他。事情真的很棘手。」
此外，聯調局受命調查納粹主義，而非共產主義。斯考森說，「胡佛是冒著風險要調查共產黨。他認為共產黨的危害要大於納粹。他同時會把情報提供給麥卡錫。」
隨著這些年來，聯調局講解共產主義的人手增加，胡佛言明，經過認可的演講員都得到他本人的充分授權。胡佛說，「聯調局有資格到全國各團體演講的代表，都得到我充分授權及認可。他們對共產主義的講解，完全沒有推翻我之前類似演講的內容。」
斯考森與胡佛關係友好，互相支持。他調到聯調局總部那些年當中，經常、固定與局長接觸。斯考森擔任通訊部門負責人時，辦公室與局長室就在同一走廊的斜對面。
斯考森在工作日誌寫道，「胡佛就像發電機，讓聯調局充滿活力。他犀利又專業，做事精準，講話通常快如機關槍。我把他視為良友，他也是我一生所知真正的賢人之一。」
「我的行政助理」
二戰期間，胡佛局長在數十封信中提到斯考森，並稱其為「我的行政助理之一」，而賦予他一定程度的決策地位，即便那種地位在當時聯調局編制內並不存在。胡佛還說斯考森是「局總部裡最有戰鬥力的行政人員之一」。這些說法不經意間導致不少猜測，說斯考森幹員在聯調局裡擁有高職，但事實上沒有。
斯考森說，「由於預期可能會發生戰爭，因此擴大僱用人力。高層把在相關領域有行政經驗的幹員都找來。凡是控管幾個單位的人，都叫行政助理。當時共有八個行政助理，但都聽命於副局長尼柯斯（Nichols）。」
那些把斯考森形容為「我的行政助理」並發給特定收件人的信，真的是出自胡佛之手嗎？
斯考森說，「胡佛局長總是被批評說聯調局的信總要經過他的簽名才能發出去。由聯調局總部出來的每封信，上頭只有一個名字。局長發信，全透過局長辦公室，都是由胡佛親筆簽名，或者是他貼身秘書代理執行。」
斯考森任職聯調局十六年的生涯結束後，與胡佛的友誼仍維繫很久。1951年，他獲邀到楊百翰大學（Brigham Young University）任職，他認為那是教會給予的使命，於是接受了那份差事，出力建設學校，培養教職員。斯考森任職聯調局最後一天，到胡佛的辦公室向他道別。胡佛站起來，要他回答，「你是對誰不爽？」
「我沒對誰不爽啊。」斯考森回答說。
「那你幹嘛辭職？」
「哦，你也曉得摩門教會怎麼運作。他們來找你，選中你，才不管你幹的是什麼職業。」
接下來胡佛暖心與斯考森握手。胡佛說，「嗯，我猜你打算反守為攻了。我始終了解你的立場。如果你有意回來，我們永遠歡迎你，先打聲招呼給我就行了。」
局長並未為斯考森背書
往後四年，斯考森定期把自己的新書寄送給胡佛局長，或是進城時，順道拜訪問候。胡佛一定會熱忱地回信，另在斯考森私人及職場的重大日子，捎上親切的小卡片或信件。胡佛作品《大騙子》（Masters of Deceit）出書，斯考森買了一本，寄到聯調局總部請胡佛簽名，除了簽名胡佛還寫了些感言。
等到《赤裸裸的共產黨》出書時，胡佛秉持奉行已久的慣例，絕不替他人的專案、計畫或書籍背書。無論何時，人們請他談論前幹員的著述，胡佛總是妥當地婉拒評論，讓聯調局保持距離，如此自己可以保持政治中立的地位。
即便如此，胡佛差一點就替《赤裸裸的共產黨》背書。他收到斯考森簽名贈書之後，寫了張內容友好的卡片寄給斯考森，「我敢打包票，你就這個重大主題付出的心血，一定廣受矚目，引人深思。你真貼心，記得簽一本寫有我姓名的贈書送我。」後來，胡佛還撥時間，把一些推崇《赤裸裸的共產黨》的書評寄給斯考森。1959年，胡佛寫道，「信中所附書評，都很誇獎你的新作，而且我認為，你一定有興趣讀一讀。耑此敬頌，你的好朋友，胡佛。」
寫出《赤裸裸的共產黨》
斯考森離開聯調局後，對共產主義的研究取得重大進展，並能夠落實成一本書。1953年，也就是他就任於楊百翰大學的兩年後，校長詢問斯考森，是否能參加一個內容有關共產主義的寫作委員會，可以的話，也許發展成一本適合大學的教科書。斯考森欣然接受，著手去做後來稱為「共產主義及美國遺產」（Communism and the American Heritage）的計畫。
兩年後，計畫陷入泥淖。斯考森寫信給校長，表達自己很憂心浪費了太多時間在辯論最基本、已有足夠文獻的共產黨史及馬克思理論。
斯考森1962年說，「多方看來，這項工作證實為最困難的差事。在當時，談論共產主義的文獻不僅匠氣，還零星分散。此外，英文裡還沒寫過綜合性文章，談論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哲學及顛覆性本質。故此，寫作委員會煞費苦心花了幾個月時間，想達成一些基本標準，憑以立論成文，但意見太分歧，事態很快變得很清楚，最終該由一個人先撰寫，接下來再交給其他人添加意見。」
在校長大力促成下，其他教授們答應讓斯考森離開委員會，以便他能獨力完成寫作。這件事讓斯考森再花了五年的時間。
找到正確書名
一開始，斯考森把自己的書取名為《共產主義及美國遺產》（Communism and the American Heritage）。接下來改為《共產黨的呼號》（The Cry of Communism）。雖然他還沒決定好書名，但傾向於後者。
接下來有一天，他湊巧與好友、知名電影製片人德米爾（Cecil B. DeMille）談到這件事；德米爾也強烈反共，大力提倡自由。斯考森提供定稿給德米爾，看看有什麼反應，當時德米爾剛完成自己的史詩電影《十誡》（The Ten Commandments）。過了幾個星期，德米爾回應，「斯考森兄，你書中所提的，就是要把共產黨的做作及宣傳剝個精光。所以我想把這本書稱為《赤裸裸的共產黨》。」斯考森照辦，接下來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收到初版新書時，德米爾回覆說，「你的《赤裸裸的共產黨》，對於一個必須不時提高警覺的美國人來說相當有幫助。」
暢銷書
1958年，斯考森對傳播「微言大義」如此熱衷，以至於他跳過大型出版公司，由自己儲蓄裡拿錢支付《赤裸裸的共產黨》首刷五千本的費用。一開始書賣不動，擱在朋友的車庫裡。花了大約一年，書終於暢銷起來。一經流行便如燎原野火。
首刷幾個月內賣完。過沒多久，二刷也告售罄，三刷幾乎是還沒離開印刷廠就賣完了。兩年之內，每刷本數由一萬本增至兩萬，有一度還需要大量刷個五萬本。
各種讚美《赤裸裸的共產黨》的聲音由各地蜂擁而來。除了前述胡佛的卡片，其他聯調局朋友也恭喜斯考森的書寫得真好。斯考森在他日誌寫道，自己「賣了幾百本給前聯調局的同仁們」。
前聯調局副局長崔西（Stanley J. Tracy）評論說，「這是我讀過論述共產黨主題最強而有力的書籍，邏輯上它是胡佛局長的作品《大騙子》的續篇。大學教授採用本書作為教科書實在太完美了，全國各大學、公立圖書館書架，都該擺上這本書。」
全國廣播電台新聞分析家哈爾維（Paul Harvey）對聽眾說，「以往我從來不曾對任何書籍，給予這樣無條件的支持。」
華府的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館參事寫信說，「我們已把幾冊《赤裸裸的共產黨》原文書寄到台北的外交部，建議翻譯成書，分發流傳。我們將把進一步的發展告訴您。」
中華民國駐美大使寫信說，「值此人類歷史關鍵階段，您已剝光共產黨的『理性主義』、『歷史必然』光環，把它一切醜陋赤裸裸地揭露出來，替自由世界制定出了行動方針。」
特約專欄作家兼廣播評論員索科斯基（George E. Sokolsky）要美國共產黨的支持者醒來而且留心，「對那些芝加哥律師，還有其他真想知道自己正在推崇什麼的人，我推薦一本書，書名叫《赤裸裸的共產黨》。」
美國律師協會在1958年的《年度報告》中推薦斯考森的書。美國陸軍情報學院（U.S. Army Intelligence School）把它列在推薦書目。全美國會議員、參議員、學校及大學紛紛發文表示感激，替斯考森的作品背書。
雷根總統1964年的文章中談到斯考森，「再沒人比斯考森更有資格，來談論共產主義給這個國家帶來的威脅。」
《赤裸裸的共產黨》書中沒有迎合自由派媒體的內容。《展望》（Look）雜誌在1962年3月13日那一期寫道，民眾對那本書的接受程度「簡直難以置信，原因在於書評界泰斗的《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紐約先鋒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或者《週六評論》（Saturday Review）都沒有撰文評論這本書」，然而它還是一樣暢銷，「一天一千本，目前已來到第十一刷了。」
研究方法
《赤裸裸的共產黨》對學懂共產黨歷史及目標的貢獻很大，部分要歸功於斯考森的治學方法及過程。他所面對的難題是語文障礙，以及資料的取得。當時，有關共產主義及其奠基者的實情、引證及傳記，絕大多數是用法文、德文或俄文撰寫的，而且在歐洲出版。美國學生能取得的書本非常少。斯考森的解決之道，是堅持使用英文裡可以找得到的原始材料。
「我較為偏向於使用原始的共產黨材料著手分析，歸納自己的結論，原因是我發現，很多現代共產理論的辯士試著扭曲原始學說，把學說的前後不一給合理化。」
至於較現代的事件，斯考森引用當今積極研究共產黨陰謀的作家。引用的作品列舉於參考書目。
斯考森說，「我的參考書目，含括的原始共產黨來源，比例很大。事實上全是在1930到1940年間，由紐約國際出版商（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of New York）公司首度在美國出版的。這些書我個人書房全有，引用的便是它們。」
反共運動
1950及60年代的反共運動，激增的挺美反共熱情，大浪滔滔般吞沒掉斯考森。斯考森平均一年發表演說四百場，連續五年，累得要死——有一天他演講六場，創下個人紀錄。相較於他在聯調局時代的演講任務，數量尤為可觀。這麼多的公開曝光以後，讓人大為好奇斯考森的背景以及其對於共產主義研究的專業。
隨著名揚四海，有人開始吹噓說斯考森是「胡佛的首席助手」、「聯調局共產主義專家第一把交椅」。斯考森從未這麼自稱，還煞費苦心去糾正。
聯調局湊近端詳斯考森的書
1958年《赤裸裸的共產黨》出書不久，聯調局決定要來審視書本內容。局裡「國內情報處」（Domestic Intelligence Division）有意了解書中怎麼寫聯調局，還有整體上斯考森如何處理共產主義這個議題。
他們發現，撇開一些小錯誤，「應該無損全書的威力」。聯調局給的書評相當正面，差點兒就突破明令禁止的背書原則。
報告宣稱，「書寫得很好，的確有助於反共力量的成長。這本書清楚指出共產黨對自由世界的威脅。一本書中便包含共產主義的許多面向，包括共產理論、共黨領袖的生活、共產主義邁向征服世界的暴虐、共產主義的謬誤，還有建議從現在到1970年這段關鍵時刻，如何對抗共產主義。」
中情局也來湊熱鬧
美國國家級的情報單位對《赤裸裸的共產黨》興趣如此之大，以至於局裡購買的幾冊一直被人由圖書館借走。斯考森曾寫介紹信給中情局長杜勒斯，但回信係由副助理局長豪爾頓（Paul W. Howerton）所寫。
豪爾頓1958年9月回信寫道，「我們相當了解這本書，事實上早在去年5月就下單買了。局裡一般的圖書館及受訓生圖書館都有數冊您的大作。有件事您也許想知道，當我想由圖書館借出您的書來喚起我的記憶時，卻發現它們都被局裡同事借光了。」
1986年，豪爾頓回函將近30年後，斯考森私下獲邀到維吉尼亞州蘭利（Langley）的中情局總部大樓一遊。局方帶他到總圖書館，再到一個不大的邊間。邊間的門上方有個牌子寫著「歷史情報蒐藏」（Historical Intelligence Collection）。房間裡有數百本舊書，陳列在由地板到天花板的書架上，大多數是英文書，有些是俄文及中文書，其他則以阿拉伯文及現代希伯來文寫成。陳列主題由克蘭西（Tom Clancy）、佛萊明（Ian Fleming）等數十人寫的間諜小說，到戰術手冊、情報工作手冊及國內外的間諜技巧書籍。大多是初版書，很多都有作者簽名。接下來圖書館員指向朝角落靠牆的書架，請斯考森看。那兒放了三本《赤裸裸的共產黨》，其中一本是西班牙文譯本。
館員對斯考森說，「冷戰時代，這本書是我們的聖經。《赤裸裸的共產黨》出版以前，我們沒有任何幫我們了解敵人的作品可供研讀。它是我們最棒的參考書，幫忙很大，直到後來別的材料出現。我們做情報的，人人都有一本，讀到書破破爛爛，就跟那幾本一樣。能否請您為它們簽名一下？」
好萊塢對共產主義的回應
有人貶抑反共熱潮不過是想煽動美國人的熱情，但事實絕非如此。面對俄共總書記赫魯雪夫以及其他共黨領袖不斷的揶揄、威脅，美國人用行動來回應。對蘇聯叫陣的最大一次行動，應該是1961年10月16日舉行的大型反共集會——「好萊塢回應共產主義」（Hollywood’s Answer To Communism）。超過15,000人擠進好萊塢露天劇場，外加電視轉播收看的觀眾，估計有4百到6百萬人。
參加集會的人士可謂星光熠熠，都是好萊塢大咖：約翰韋恩帶領眾人宣讀《效忠宣誓》誓詞，其他名流有吉米史都華（Jimmy Stewart）、沃爾特布列南（Walter Brennan）、泰克斯立特（Tex Ritter）、琳達達內爾（Linda Darnell）、喬治墨菲（George Murphy）、洛克哈德森（Rock Hudson）、尼爾森夫婦（Ozzie & Harriet Nelson）、瑪琳奧哈拉（Maureen O’Hara）、文生普萊斯（Vincent Price）、納京科爾（Nat King Cole）、華特迪士尼（Walt Disney）、約翰福特（John Ford）、羅伊羅傑斯（Roy Rogers）、戴爾伊凡斯（Dale Evans）、唐迪福爾（Don DeFore）、雷根（Ronald Reagan）、帕特奧布賴恩（Pat O’Brien）、康妮海因斯（Connie Haines）、珍羅素（Jane Russell）、羅伯史達克（Robert Stack）、康乃狄克州民主黨籍參議員杜德（Sen. Thomas J. Dodd）、弗列‧舒瓦茲博士（Dr. Fred Schwartz）、愛德嘉卑爾根（Edgar Bergen）、巴迪艾森（Buddy Ebsen）、愷撒羅摩洛（Cesar Romero）、帕特博尼（Pat Boone）等數十名。
當天為「好萊塢回應共產主義」演講的人，都是當時的反共領袖，包括斯考森在內。《洛杉磯鏡報》（The Los Angeles Mirror）報導，斯考森對聽眾的吸引力持續不散。
有位記者報導，「聽眾們熱情洋溢，四小時集會裡多次站起來喝采，許多讚美都送給前聯調局幹員斯考森；他提出對抗共產主義的五點計畫。」
聽眾的接受度，讓斯考森極為激動。「我講完『可以做什麼來擊敗共產主義』時，聽眾們站起來喝采。真是令人感到興奮，因為我的那些建議，都是我國左派教授一直批評，說美國人民絕不會接受的東西。」
好萊塢露天劇場集會結束後，斯考森發現採訪及演講邀約源源不斷，自己巡迴全國好幾個月，受訪及演講了幾百場——有時還搭直升機進場。他向麥迪遜廣場爆滿的聽眾演講，在全國大多數主要城市廣場也一樣。1962年2月，好萊塢露天劇場集會已重播多次，累積2千多萬觀眾人次的觀看。美國已經被喚醒並且站了起來。
好些前同事酸溜溜
不知怎地，有些聯調局前同事並不樂見《赤裸裸的共產黨》的成功，以及斯考森愈來愈受到的歡迎。隨著反共熱情日益高漲，聯調局裡卻有些人愈來愈在意。局裡意見紛紜，說斯考森出賣自己與聯調局的關係，利用反共運動而獲利。
例如斯考森的恩師兼好友蘇利文竟使用官方照會，把斯考森描繪成極端分子。1963年1月，蘇利文在自己一份備忘錄裡援引海軍軍法署長瓦德（Chester Ward）一些貶損斯考森的談話。瓦德以前在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任職十六年，他宣稱見過斯考森本人，說他是「沒原則的反共詐欺犯」、「瘋著賺錢，遂行個人目的」。
其他聯調局官員心態類似。在接下來的備忘錄裡，沒提到瓦德是批判斯考森的源頭，只說斯考森「已被定調為詐欺犯」及「瘋著賺錢」等等，彷彿這種說法已成公認、既定的事實。除了那堆無中生有的標籤，瓊斯（M. A. Jones）還加上毫無根據的說法，宣稱斯考森「使盡渾身力氣來剝削反共主題…他想都不想，就出賣自己以前與聯調局的關係，以成就自己反共作家、演講家的地位。」
源自蘇利文、瓊斯、德羅區（Cartha Deloach）、貝爾蒙特（A. H. Belmont）、瓦那爾（W. R. Wanall）等人的備忘錄提到斯考森時，經常加入這些字眼，「近年來，他與極右派的團體如約翰伯奇協會（John Birch Society, JBS）緊密掛勾」，還頻繁提到其他「右派」名人如施瓦茨（Frederick Schwartz）、斯穆特（Dan Smoot），每次都帶著貶斥的意味。
什麼是約翰伯奇協會？
斯考森有位華府好友班森（Ezra Taft Benson）。班森在艾森豪政府擔任農業部長，曾協助放了幾本《赤裸裸的共產黨》到白宮、國務院、聯邦官署、國會等機構。斯考森及班森早期都支持約翰伯奇協會，但時間並不久。
斯考森說，「我倆沒加入該協會，但我寫過〈共黨攻擊約翰伯奇協會〉，因為該協會一直追蹤我們社會裡的顛覆分子並揭露出來，為此它一直遭受抹黑及攻擊。」
過一段時間以後，斯考森及班森雙雙疏遠了約翰伯奇協會。斯考森說，「長期下來，（約翰伯奇協會）有點兒過分了，比如倡議彈劾首席大法官。他們涉入政界太深。我就離開他們。我從沒入會，但共產黨真想摧毀他們的時候，我的確為他們辯護。」
被烙上柏奇人的標籤，會受傷嗎？斯考森說，「受不受傷，要看人們無知到什麼程度而定；我們要他們知情通曉，他們卻閒言閒語。」
志同道才合
不知何時，斯考森聽說對他的人身攻擊開始在聯調局的管道裡傳來傳去。於是他寫信給胡佛局長。
「過去幾年，事實上我做的每場公開演講，都錄音紀錄下來。我想這足以證明，我跟任何批評我的人一樣反對極端行為。只是，他們一直訴諸不真不實的道聽塗說，想製造一個印象，說《赤裸裸的共產黨》跟我個人是激進極端言行的支持者。」
事後回想，斯考森對自己老朋友蘇利文突然轉而反對他，後來還反胡佛局長，依然感到迷惘。斯考森推測，推波助瀾的因素是蘇利文的政治傾向。《紐約時報》表示，蘇利文是「第一位打入聯調局高層的自由派民主黨人」，這個政治傾向與斯考森及胡佛南轅北轍。
多年來，國會山莊裡一直有一股暗流想除掉胡佛。斯考森說，「有很大的可能是羅伯特‧甘迺迪（Robert Kennedy）讓蘇利文相信，出力除掉胡佛後，他（蘇利文）就能成為新任局長……這個念頭叫他沖昏了頭，導致聯調局大內鬥，胡佛終於把蘇利文給攆出聯調局。」
李（J. Bracken Lee）市長
1957年，在鹽湖城的邀請，及胡佛的推薦下，斯考森接受重建鹽湖城市警局的任務，並出任市警局長。三年半內，斯考森邁開大步，把市警局打造成專業洗鍊的機構。這項新工作拖慢《赤裸裸的共產黨》的寫作進度，但他夜裡勞心勞力寫書，如此他白天才能盡心於警察局長的工作。他受到員警同仁及鹽湖城市民的歡迎。犯罪降低，娼妓離開當地，《時代》雜誌稱鹽湖城警方為「模範警力」。《法律與秩序》（Law and Order）這本全國性警政標竿刊物的編輯邀請斯考森撰文，暢談他的成功策略登在月刊裡。
接下來約瑟‧李當選新市長——他矢言撤掉斯考森局長，讓鹽湖城「放輕鬆」。
李不喜歡斯考森的嚴格執法，尤其是查禁脫衣舞俱樂部及賭博。他想抹黑斯考森，於是接洽聯調局，使盡渾身力氣找碴，想傷害斯考森局長的美譽，為開除他找堂皇藉口。他很失望地了解到：斯考森在局裡的評價很高，而且已經自願離職，到楊百翰大學任職。
李羅織其他罪名，另使計施壓，而在市政委員中取得三比二的多數票，開除了斯考森。
開除斯考森後，鹽湖城全市嘩然，消息一路傳到華府。斯考森的支持者從全國各地打電話、寫信來抗議李的愚蠢亂搞。
李為自己的舉措找藉口，說斯考森是「第一流的冒牌貨」，「亂花、誤用公帑」、「巧言令色」，根本是個「浪費奢侈的公僕」，濫權指使公職人員去寫《赤裸裸的共產黨》等等。其他慣常愛用的抹黑，還有把斯考森說成是「剛出道的希特勒」，把鹽湖城警察局當成祕密警察「蓋世太保」（Gestapo）。李後來補刀說，「他叫所有的人都怕他，而這一點令我擔憂。」同樣的話語於2008年斯考森的暢銷書《飛躍五千年》（The 5000 Year Leap）及《締造美國》（The Making of America）出版時再度湧現，攻擊斯考森的人格。
事實證明，李的指控如濫用公帑，沒半個經得起檢驗。員警、職員的個人證詞、官方的會計紀錄都證實是李市長不對。市長甚至無法對他宣稱的斯考森不法行為，提出正式法律訴訟。但事情已經無法回頭了。
他被開除後不久，鹽湖城員警及文職職員、不分男女，向斯考森送上親筆簽名的送別宣言書。他們甚至不惜觸怒市長，在《警界互助雜誌》（Police Mutual Aid Magazine）及《槍硝》（Gunsmoke）刊登輿情文章，推崇斯考森「人格及行政能力無與倫比，讓我市警方贏得全國肯定」。
後記
在出版《赤裸裸的共產黨》之前，斯考森的人生歷經起起落落。被李市長開除後，幾星期內他便專注於完成另一本書，勤跑四方發表演說。他蒐集材料，更新《赤裸裸的共產黨》的內容，以便跟得上變動迅速的共產世界。一年之內，他便炮製出共產黨的行為、以及他們追求的45個目標。在1961年3月出版的《赤裸裸的共產黨》第八版中，增加了〈共產黨的四十五個目標〉這一章。兩年後，相同的那45個目標被宣讀進入國會紀錄；詆毀斯考森的人蔑視此舉為毫無意義，但它讓45個目標取得先知般的不朽地位，今天依然活在網路找得到的數十萬篇文章、評論當中。
斯考森一直很在意自己與聯調局的情誼，主動提供並分享情資，與局裡維持友好關係。他老家及大學裡那些公開攻擊他的人，每當斯考森新書一出來，依然會收到贈書。斯考森都會附上親切的問候，並向收件人表達，自己並無惡意，希望繼續當朋友。
到了1962年，《赤裸裸的共產黨》銷售量跨越百萬本關卡，繼續暢銷，直到1960年代中、晚期反共運動冷卻下來，才告下滑。
本書被譯成西班牙文，在拉丁美洲講西語的大城市賣得很好。書的好些篇章也譯成世界各國語文。雷根執政時期，人們被問到是否讀過《赤裸裸的共產黨》時，幾乎人人都頻頻點頭，並表示內容記得很清楚。
2008年是《赤裸裸的共產黨》出版的50週年，大家對它重燃興趣。這一版付梓，銷路依然很好。
成為冷戰經典書籍
1990年代末期，儘管那些自居「左派」的人認為書是「右派」作家寫的，斯考森的書仍被列為崇高燦爛的美國經典。美國歷史學者們公認，他們突然有所領悟，所以頒授這個殊榮給《赤裸裸的共產黨》。進步派茁壯了幾十年之後，美國主流史學家突然了解到：美國歷史的確有保守的一面；那一方面造就了雷根的大革新，以及最棒的傳統「美國風格」。
1998年，柯恩（Patricia Cohen）在《紐約時報》撰文說，「歷史學者全然忽視了現代美國的保守主義。出於或可稱為自由派90年代版的愧疚，自由派史學家坦誠面對保守派一直譴責他們所犯的偏見。」
哈佛大學自由派教授莉莎‧麥基爾（Lisa McGirr）指出，分歧的保守團體原本分散且雜亂無章，直到共產主義出現。正是這個共同的大敵，才讓它們在二戰後，由所謂極端到溫和的觀點都聯合起來，成為單一政治力量。而在1950年代，美國人做了什麼來鞏固那種政治力量呢？麥基爾認為是那些旨在反共的訊息：
「為人母親、牙醫師、醫生及軍火業工程師交換消息，以及《赤裸裸的共產黨》之類的書籍，以警惕共產黨的威脅。」
系列書籍
《赤裸裸的共產黨》出書12年後，斯考森發表一篇書評，談奎格利（Carroll Quigley）的《悲劇與希望》（Tragedy and Hope）。他的書評發表於1970年，叫〈赤裸裸的資本家〉（The Naked Capitalist）。斯考森援用奎格利原書內文很多又很長，聚焦在奎格利的顯著觀點，他說，「這樣沒人可以譴責我斷章取義。」奎格利塑造自己為「圈內人」，極有資格談論世上最有錢的人如何提倡共產及社會主義的故事。
斯考森於2006年過世，寫書談論社會主義實情的計畫未能完成，書名叫《赤裸裸的社會主義者》（The Naked Socialist），後來由他的兒子保羅‧斯考森接續完成，2014年出版。書中清晰描述社會主義的機制，還有不管躲在五花八門的名稱、同義詞下，社會主義如何一直在摧毀自由。書中沒有動用經濟及政治方面的術語而縱觀歷史，它揭露社會主義至今為止對國家及文明的腐蝕影響。它另顯示美國憲法如何建構，以徹底消除社會主義的七根支柱。
六十週年版
在《赤裸裸的共產黨》六十週年版當中，做了五十一年來的首次修訂，內文維持原始犀利的形式，另增加一些內容。
〈共產黨的45個目標〉發表近60年，除了當中的一個以外，其他都得逞了，我們會在新的一章中加以描述。
其他有關《赤裸裸的共產黨》的研究、重要性素材，都在斯考森官網www.wcleonskousen.com上可以取得。
保羅‧Ｂ‧斯考森
2017年5月7日寫於猶他州鹽湖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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