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這一時期的土地兼併之嚴重，苛捐雜稅、徭役差役之沉重，已經到了階級矛盾總爆發的邊緣，所以這時候南方和西南的農民起義已成朝廷的心腹大患。要不是不世出的奇才張居正出山，用奇招化解此一矛盾，大概李自成的農民起義就要提前六十年到來了。
那麼，張居正用了什麼樣的奇招化解這個尖銳的巨大矛盾呢？答案是：「清丈田畝」加「一條鞭法」！
考量
其實，說起來「一條鞭法」並非張居正發明的。事實上，早在嘉靖年間，有些地方官就試行過一條鞭法的賦稅改革。甚至像海瑞，他在應天巡撫任上，也試點過一條鞭法。
我們剛才講到的吳晗筆下所謂「海青天怒判徐家案」倒也實有其事，但不過不像吳晗先生寫的那樣，海瑞並沒有殺徐家老三，而是逼著徐階把徐家大量的良田都退了還出來。
海瑞意識到大地主階級的土地兼併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他一方面上疏朝廷，主張讓大地主退地；另一方面為了解決老百姓賦稅與徭役的壓力，他也在應天府任上試行過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的本質就是把名目繁多的賦稅、徭役合編成一個，因為是合編起來，所以原來叫「條編法」，編是編定的編，後來訛誤成了鞭子的鞭。
事實上，歷朝歷代，有關賦稅問題最後都會演變出一個突出的矛盾，那就是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愈來愈層出不窮。
比如說朱元璋他自己是出身農民的，而且是赤貧的貧農，他對元末的苛捐雜稅深有感觸，所以明朝建立之初，他在談及稅制時就說過「法貴簡單，使人易曉」。這話是對戶部亦即稅務部門說的，其實意思就是要賦稅徵收簡單化、清晰化。
所以開始時候明代基本上繼承了唐代的兩稅法，以田地為基本衡量單位，從賦稅與徭役兩方面確定老百姓的納稅義務。可後來執行起來走樣了，隨著官僚腐敗日益嚴重，苛捐雜稅開始惡性膨脹，便開始「猛於虎」了。
張居正上臺後，大力推行萬曆新政，表面上他主要精力都在考成法上，但其實他最關心的還是經濟方面的問題。
他曾經反覆提及賦稅和徭役的問題，認為「惟是黎元窮困，賦重差繁，邦本之虞，日夕在念」（《張太岳集‧書牘六‧答藩伯吳小江》）。也就是賦稅沉重、徭役繁多，這是「邦本之虞」，也就是國家最根本的危險所在，所以他才「日夕在念」，心裡一刻也放不下。
那麼，怎麼解決這個經濟問題呢？
我們都知道張居正是個做起事來雷厲風行的人，可《明史》上總結他的性格特點時卻說他「沉毅淵重」，意思是他很穩當，甚至有點老謀深算。我覺得他在經濟改革上尤其體現出穩重的性格。
一方面，經濟問題張居正並不是非常拿手。他一進入官場就在翰林院，然後到國子監，都是教育系統，後來雖然曾任禮部右侍郎，也只是一個過渡，一來時間很短，二來根本接觸不到經濟工作。再後來他就進了內閣。所以從工作經歷上說，他根本沒接觸過經濟工作。
缺少必要的經濟工作實踐，使得張居正不敢貿然在經濟領域做出大動作。
另一方面，一條鞭法的改革也面臨重重阻力。我們說一條鞭法早就由某些地方官試行過，可朝廷對於這些地方官的努力一概都不認可。
比如說嘉靖到隆慶年間，試行一條鞭法比較有名的海瑞和浙江巡撫龐尚鵬都先後遭罷職。主管經濟工作的戶部尚書葛守禮尤其反對一條鞭法，他是經濟改革上反對派的領袖。進入萬曆朝之後，葛守禮遷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是監察系統的最高長官，張居正還要靠他的威望駕馭言官系統，也不想在一條鞭法上與葛守禮產生正面的激烈衝突。所以他一上臺執政，對於一條鞭法，也不說好，也不說壞，他要看，看一條鞭法到底具有怎樣的利弊得失。
當然，觀察一條鞭法的同時，他也沒閒著。張居正認為要推行一條鞭法必須先清丈田畝，也就是要先把大地主階級手中隱藏的大量的土地呆帳、壞帳弄清楚。不管要不要推行一條鞭法，這個工作都應該得做。所以，他在推行考成法的同時，就要求各級官吏開展清丈田畝的工作。
當然，單單清丈田畝已經極其艱難，因為這觸動到大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
張居正自一上臺起，即大力推動清丈田畝的工作。尤其是到後來，他愈來愈認識到這是所有經濟工作的基礎，所以他對各地的官員都強調說：「清丈事，實百年曠舉，宜及僕在位，務為一了百當。」（《張太岳集‧書牘十二‧答山東巡撫何來山》）意思是張居正充分認識到清丈田畝的艱難，所以要用強權保障這項工作施行，他現在大權在握，務必要趁這個有利的政治時機把這項工作完成，而他死後，繼任者會面臨什麼樣的政治情況，那就難說了。
這也說明了張居正對自己死後政治局勢的擔憂，所以不論再難，他也要完成這項經濟改革的基礎工作。
到了萬曆八年，清丈工作終於取得了全面的成就，全國範圍內從大地主階級手中清算出多餘的土地多達三百萬頃。
三百萬頃是個什麼概念呢？它大概相當於半個荷蘭，而它產出的糧食在當時幾乎可以養活整個歐洲。
推行
在清丈田畝的同時，張居正仔細研究了一條鞭法。到了萬曆三年，機會來了。經濟改革上反對派的領袖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禮退休離職。這一下領導層內最大的阻力去除了。張居正著手在清丈田畝的同時，在某些地區再次試點一條鞭法。
我們前面說過，萬曆朝之前，在地方上試行一條鞭法最為有名的是海瑞和龐尚鵬。那麼，用誰來開展試點工作呢？張居正權衡再三，決定不用海瑞，用龐尚鵬。
為什麼呢？其實原因我們在張居正的用人之道裡說過，就是張居正要用循吏，不用所謂的清官，用穩重的人，不用太極端的人。相較於龐尚鵬，海瑞為人太極端了些，張居正不願把如此重大的經濟工作的試點交給海瑞來做，回頭看，是有道理的。
於是萬曆三年，張居正重用已經被停職的龐尚鵬，選擇福建做為首批試點地區，再次試行一條鞭法。
至於為什麼選擇福建做為試點地區，張居正也是有道理的。因為自倭寇橫行以來，福建、浙江一帶就是「重災區」。經過倭亂之後，這些地方的治理情況尤其不如人意，而地主的土地兼併也尤其嚴重。反過來，問題暴露得愈越突出，也愈好下手做針對性的治理，所謂「以猛藥治惡疾」，道理即在於此。
龐尚鵬上任之後，果然不負張居正的厚望，在福建地區把一條鞭法推行得非常成功。當年福建地區的財政狀況就得到了根本的扭轉，老百姓不再流離失所，也能夠安定下來休養生息。
雖然福建地區的試點很成功，但張居正還是不敢大意，他只是逐步擴大試點範圍。在福建試點成功之後，張居正又安排官員在浙江與江西兩地推行一條鞭法。由於這兩個地方與福建毗鄰，這樣這兩個地區也試點成功之後，就和福建形成了一個經濟特區。
在閩浙贛經濟特區的一條鞭法獲得明顯成功之後，張居正還是不敢大意。因為葛守禮等人當初一意反對一條鞭法，認為不能將此做為全國性的賦稅政策，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認為它適合於南方的農業生產情況，但並不適合於北方。所以在閩浙贛的成功並不能代表它就能成為一項國策。
張居正只得小心地由南向北逐片劃出試點的經濟特區。
繼閩浙贛之後，又把兩湖地區劃入試點範圍，因為這是張居正的老家，所以試點的阻力也小得多。
然後又向北，把山東地區劃入試點範圍。這是不折不扣的北方地區了，果然，一開始就遭到巨大的阻力，頭一年的經濟情況也很糟糕。
張居正沒有貿然下結論，而是在調查之後，發現癥結是在山東的官員身上，他們完全站在當地勢家大族的立場上對一條鞭法進行自覺抵制，這樣執行起來自然不如人意。
張居正當機立斷，運用考成法的強權手段狠狠打擊當地反對派官員的囂張氣焰，然後與山東地方長官反覆溝通，強調經濟改革的重要性與意義所在。
他在給山東巡撫李世達信中甚至說：「條編之法，近旨已盡事理，……僕今不難破家沉族，以殉公家之務，而一時士大夫乃不為之分謗任怨，以圖共濟，亦將奈之何哉！計獨有力竭而死已矣。以公知已，敢布區區。」（《張居正集‧卷二‧書牘九‧答總憲李漸庵言釋遞條編任怨》）
這是向李世達展現決心，意思是我張居正為了施行一條鞭法，有不惜「破家沉族」、「力竭而死」的決心和勇氣，你們地方官還有什麼好怕的呢？
這說明在當時，張居正已經確定一條鞭法是解決經濟問題的根本之道，所以他才把它看作是一種生死抉擇。
張居正的決心起了很好的示範作用，李世達橫下心在山東再次施行一條鞭法，終於大獲成功。這證明一條鞭法不僅適用於南方，也一樣適用於北方。
在漫長的經濟特區的試點過程中，張居正也一天天老去，等這些經濟特區完全試點成功了，這時候已經到了萬曆八年，離張居正去世只有兩年時間了。
張居正在沉穩地試行多年之後，終於在萬曆九年，即他臨去世前一年，決定將一條鞭法於全國推行。
至此，一條鞭法終於成了明王朝經濟政策的根本，明代最具有經濟學意義的賦稅改革徹底推行開來。
經濟學意義
我們為什麼稱它是明代最具有經濟學意義的賦稅改革呢？這要說到一條鞭法的好處。
依我個人理解，一條鞭法最大的好處主要在三方面：
第一、因為一條鞭法與清丈田畝緊密結合在一起，自然使得大地主階級侵吞的大量土地公之於眾，這部分土地從偷稅田畝變成納稅田畝，尤其是重點的納稅田畝，有效地扼制了土地兼併的情況。
第二、一條鞭法不僅把各種賦稅合編成一個，也把徭役合編進來，也就是可以以賦稅代替徭役。你不願出徭役，可以出錢贖你那份該出的徭役。這下，農民所有的負擔一下合成了一個。
所以福建、江西等地，在一條鞭法試點過後，有史料記載說：「父老於是無親役之苦，無鬻產之虞，無愁嘆之聲，無賄賂侵漁之患。」（《江西通志‧卷二十三》）意思是，老百姓，尤其是農民的負擔真的減輕了。
第三、個人認為這一個最關鍵，因為所有的賦稅和徭役合成一項，那麼繳稅就不適合用實物交稅。不用實物繳用什麼繳呢？
用銀兩繳！
這一下可不得了，張居正可能沒意識到，做為硬通貨的白銀，其貨幣功能一下得到徹底的釋放，所謂的資本主義的經濟萌芽，在此一契機下，獲得意外的良好生長環境。
要知道，此前中國的賦稅基本上都是實物賦稅。《明史》裡記載戶部每年賦稅收入「大略以米麥為主，而絲絹與鈔次之」。其實，歷朝歷代都是這樣，所以杜甫寫詩回憶開元盛世說：「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說明不論是公家的財產還是私人的財產，全都是以稻米、粟米做為衡量標準。
因為賦稅政策是國家經濟的根本政策，以實物為標的的賦稅政策鼓勵的自然是實物而非貨幣。雖然中國的貨幣古已有之，但貨幣在百姓生活和國家經濟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並不像武俠小說裡所暢想的那樣的：什麼江湖俠客一揮千金，身上的銀票一大疊……那是小說家言，並不符合真實的歷史情況。
真實的歷史情況是，隨著張居正一條鞭法的施行，白銀成為賦稅的標的物，才徹底成為政府財產和私人財產的象徵，也最終成為全社會經濟生活的核心。這樣的貨幣功能反過來協調了全社會的經濟生活，尤其是促進商業活動的繁榮，並最終促使晚明資本主義萌芽狀態的全面呈現。
當然，我這一理解可能比較片面，甚至不無誇大之嫌，但實施一條鞭法所產生的貨幣化影響肯定是存在的。
不過，可惜的是，張居正去世得太早，在他死後，一條鞭法的施行遭遇巨大的阻礙，不久就人亡政息了。但不幸中的萬幸是，以銀兩繳稅的方法卻保持了下來，這對由明到清的經濟生活還是產生了非常重大的影響。
事實上，整個萬曆新政最令人遺憾之處，我覺得就在一條鞭法上。
從萬曆新政的全局來看，我個人覺得張居正的整體思路，是以推行以清丈田畝和推行一條鞭法的經濟改革為中心，另外，再以穩定北部邊防和實施考成法為兩個基本點。
應該說，在兩個基本點上，張居正以雷霆手段輔以縝密的布局，當時即取得明顯的成功。但在一條鞭法這個中心上，卻有剛進入全面推行階段就遭遇「人亡政息」的巨大遺憾。
我常想，張居正花費了將近九年的時間準備，卻只有一年的時間推行。要是老天爺再給他二十年，哪怕就十年，讓考成法配合一條鞭法全面、深入地實行開來，大明王朝又會是什麼樣的呢？
可惜，歷史不能假如，真正的強者也不相信歷史的假如。張居正不也說了嗎？該做的事，要趁自己活著，「務為一了百當」。（《張太岳集‧書牘十二‧答山東巡撫何來山》）憑著這股實踐精神，他居然修築長城，而且一修還修了兩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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