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風險社會
小羅斯福（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總統對於恐懼絕對知之甚詳。當他舉手宣誓成為美國第三十二任總統的同時，華盛頓特區正籠罩在一片愁雲慘霧之中。當時正值經濟大蕭條的谷底，銀行像骨牌效應一樣一家家倒閉，美國超過一半的工業生產煙消雲散，農產價格狂跌，每四個工人當中就有一個失業，有兩百萬美國人無家可歸。
這個國家正要把護國的重責大任託付給這位行動不良而一個月之前才僥倖逃過暗殺攻擊的人。羅斯福總統夫人（艾蓮諾．羅斯福）清楚明白地用「提心吊膽」形容她丈夫的就職。
在羅斯福的就職演說中，他直接表達當時的心情和氣氛。他這樣開始：「我確信各位同胞一定期望我在就職典禮上，向大家闡明對我們國家現今處境去向的決定。」「這是個關鍵時刻，我們應該討論事實，而且是完整的事實，並要直率地和勇敢地討論。誠實地面對我國今日的狀況，無須退縮。這個偉大的國家會像以往一樣堅持下去，將甦醒並繁榮茁壯。因此，首先我堅信，我們唯一需要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無以名狀的、非理性的、無法解釋的恐慌，會癱瘓我們的力量，在應大步向前時裹足不前。」
小羅斯福當然知道，除了恐懼，還有很多其他的事值得害怕。但他也瞭解，美國當時面臨的問題之嚴重，「非理性的恐懼」會讓情況更加惡化；人民對自由民主的信心會被腐蝕，轉而投向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瘋狂夢想的懷抱。經濟大蕭條或許會傷害美國，但恐懼則會摧毀這個國家。
這項洞見比美國的存在更為久遠。羅斯福的演講詞取材自亨利．大衛．梭羅。而梭羅則受蒙田的啟發。蒙田在三百五十多年前寫道：「我最大的恐懼即為恐懼。」
恐懼可以是具建設性的情緒，當我們擔心某項風險，就會更小心而採取有保障的行動。恐懼讓我們得以存活和茁壯，如果說人類的存在要感謝恐懼其實不誇張。但是，「非理性的恐懼」就是另一回事了。非理性的恐懼在經濟大蕭條時可能摧毀美國；也因此在九一一恐怖攻擊後，一千五百九十五個人因為棄搭機改開車而死於車禍。西方國家日益升高的非理性恐懼，導致愈來愈多為因應日常生活中的風險而作出的愚蠢決策。
風險和恐懼是社會學家間的熱門話題，他們一致同意現代人比生活在過去世代的人憂慮更多。有人說我們生活在恐懼文化之中，恐怖主義者、網路跟蹤狂、冰毒、禽流感、基因改造生物、受污染的食物：新的威脅似乎像毒蕈一樣不斷冒出。氣候變遷、致癌物、隆胸填充物外漏、肥胖病、殺蟲劑、西尼羅河熱腦炎病毒、SARS、禽流感、噬肉菌，清單愈列愈長。不論哪一天，翻開報紙、看晚間新聞，都大有可能看到哪位記者、某活動活躍分子、顧問、集團主管或是政客警告我們有關某種流行病或是其他會威脅我們和週遭親朋好友的事。
偶爾，這些恐懼會爆發成快速蔓延的恐慌。最近的是潛藏在公園和網路聊天室的戀童癖；在一九九○年代初期是公路憤怒；在一九八○年代則是皰疹。撒旦教派、狂牛症、校園槍擊屠殺事件、快克古柯鹼種種都曾急升成大眾頭號關注焦點，只是被忽視遺忘的速度也一樣快。有些有時會回升又成為引人注目的話題，其他的則降級成不重要的小麻煩而再也沒人提起。別了！皰疹！
這些還只是在每日新聞裡見到的玩意。作家、活躍分子、顧問和未來學學者，不時警告我們有關各種驚人奇異的威脅：基因改造強化的生物武器、奈米科技的自我複製，會將所有的東西變成「灰色黏團」，神秘的物理實驗造出黑洞，把地球整個吸進去。核戰世界末日相形之下反而顯得古雅有趣了。雖然千禧蟲災害是個敗筆，但大滅絕的理論絲毫沒有減少而層出不窮。人類得走運才能活過下個世紀的主張已經是司空見慣、稀鬆平常的聽聞了。
伍爾利希．貝克並不那麼悲觀。這位任教於倫敦政經學院的德國社會學家向《衛報》表示，他只是認為人類「不大可能活過二十一世紀而不退回到未開化狀態。」貝克的意見值得採信，因為他是意識到現代國家正變成杞人憂天的社會的先驅之一。在一九八六年，貝克創造「風險社會」一詞來形容對於風險的關注升高的國家，尤其是由現代科技導致的風險；這些地方的人民從來不曾那樣害怕。
但我們為何這麼害怕？這真是很難回答的問題。當然恐怖主義是真正的危險，如同氣候變遷、禽流感、乳癌、兒童誘拐犯以及所有其他讓人們苦惱擔憂的事。然而人類社會中一直存在著風險，我們為何應該比之前的世代更加憂慮？
伍爾利希．貝克認為答案很清楚：我們從未曾如此害怕，因為我們面對至今為止最多的風險。科技的發展超出人類的控制，環境正在瓦解崩壞，社會壓力逐漸升高、世界末日的威脅逼近。人們就像鹿聞到正在靠近的狼的氣息，感到危險浮現。
很多人和貝克的看法相同。窺視未來而放任自己想像狀況會壞到無以復加，變成某種知識分子的室內休閒遊戲，其中一些更有野心的人，把心中的恐怖想像轉成暢銷書。但如果這些陰暗的幻想多參考一點過去而非未來，他們會發現事情「總有」可能變糟。認為我們今日可能面對的災難會比過去更嚴重，則是無知又自大的想法。多放一些心思在歷史，也會發現總是有人預告災難大叫「糟了」，不過其中無人比哄小孩的故事中的三隻瞎老鼠更有能力看清未來。
下回有人無比確定地宣告天要塌下來時，大家不妨考慮一些基本事實：
在英國，一個出生在一九○○年的小孩可以活過四十六歲；他出生在一九八○年的孫子則能期待七十四高齡；而他出生在二○○五年的曾孫可以有八十年的壽命。
人類歷史上有很長一段時間，生產一直是女性一生中最危險的經歷之一。在很多開發中國家也依然如此，當地每十萬個小孩出生，有四百四十位產婦死亡。相對地，在已開發國家的死亡人數只有二十。而我們不再認為新生與死亡必定相伴而來。
新生兒的狀況也與產婦相當。直到不久之前，埋葬迷你尺寸棺材的痛苦經驗仍屬平常，但今日得以慶祝五歲生日的小孩，比例已大幅提升。一九○○年，英國有百分之十四的嬰兒和幼兒夭折；到了一九九七年，這個數字已降至百分之○．五八。在美國，自一九九七年起，不滿五歲的兒童死亡率，減少超過三分之二。在德國則減少四分之三。
人類不只活得更久，也活得更好。在歐洲和美國的研究發現，罹患心臟病、肺病和關節炎等慢性疾病的人數降低；而病患發病的年齡較以往晚十至二十五年，且症狀較輕微。人們苦於肢體障礙的狀況比過去少，同時人類的體型更大：美國人平均身高比一個世紀之前多出五吋，體重多出五十磅。這造成南北戰爭重演參與者的困擾：他們使用真正當年的裝備，卻反而擠不進古董軍事帳篷。我們甚至更聰明了：多年來人類的智商穩定提高。
芝加哥大學的諾貝爾獎得主羅伯特．福格爾向《紐約時報》表示：今日已開發國家的人民經歷「人類進化史上獨特的一步，而且是最近七千個世代最特別的的一步。」他在其著作《一七○○年至二一○○年之遠離飢荒與早逝》中，整理出當今和日後世代的人類優勢。
雖然報紙頭條報導負面，人類社會的政治形態其實往好的方向發展。在一九五○年，一共有二十二個完全民主國家，在二十世紀末，已有一百二十個完全民主國家，而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人，可以有效投票。很多人聲稱有愈來愈多的流血混亂事件，但這不是事實。喬治梅森大學的蒙提．馬歇爾於二○○五年向《紐約時報》表示：「國家間的戰爭比以往少，內戰則自一九六○起降至歷史新低。」稍晚於二○○五年，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人類安全中心發表一項重要研究，證實並解釋這個樂觀的說法。
眾所周知，生活在西方國家的幸運兒，是有史以來最富足的人類。我們在提及此事時，不免有罪惡感，因為我們知道許多其他的人，沒有相同的好運。但較不為人知的是，在開發中國家也存在著長足的進步。
一九八○年起的二十年間，開發中國家的營養不良人口，從百分之二十八降至百分之十七。這當然仍偏高，但比起以前已大大改善。
聯合國的人類發展指數可說是人類生活品質的最佳指標，因為它結合了收入、健康和識字程度的重要資料。在人類發展指數名單的一百七十七個國家倒數第一的是非洲的奈及利亞；而當地二○○三年的人類發展指數比一九七五年高出百分之十七；幾乎在所有極度貧窮的國家都有相同驅勢：在馬利改善百分之三十一，在查德則為百分之二十二。末日論者喜提及貧窮世界的人口增加是災難的源頭。但他們卻從未提到人口其實沒有急增，因為女性的生育數目較過去為高，這些新生兒也比以往更不易夭折。除了性情最乖戾的馬爾薩斯主義者以外，所有人都會認為這是好消息。
綜觀所有的統計數字，這代表什麼意義？簡而言之，我們是史上最健康、最富足和最長壽的人類。然而，我們卻愈來愈害怕。這是這個時代最大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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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於風險的想法和反應，多半不合邏輯。在一項一九九○年的研究論文中，喬治．洛文史坦和珍．馬瑟以客觀的指標比較人們對九項風險的關心程度，其中有愛滋病、犯罪和青少年自殺。結論實在只能以雜亂來形容：在部分的個案中，關心的程度隨風險高低有別；在其他的例子裡，關切的程度之於真正的風險，則呈現範圍極大的差異。研究者委婉作結：「人們感受到的風險和實際上的風險，沒有一般性有規則可循的正相關。」
人類之於風險既令人困惑又混亂無章的關係，有無數的例證。影響乳癌的唯一因素是年齡，年紀愈大的女性愈容易患病。但牛津大學於二○○七年的研究，調查英國女性對罹患乳癌時機的想法的問卷中，超過半數的回答是「和年齡無關」；五分之一認為五十多歲的女性風險最高；百分之九．三回答四十多歲；而百分之一．三回答七十多歲。總共只有百分之○．七的女性選擇正確的答案「八十歲以上」。乳癌最晚自一九九○年代初期起，已是大眾關注的重要焦點和討論的主題。然而調查顯示，絕大多數的女性仍然對最重要的風險因子一無所知。這怎麼可能呢？
在歐洲，手機的數目超過人口數，而且銷售額仍繼續上升。一項調查發現，超過百分之五十的居民相信手機嚴重危害健康這項未經證實的說法。另外，歐洲人的吸煙習慣和對基因改造食物的厭惡，也存在著矛盾。這是一個值得科學家解答的謎題：一個不加思索便點上一支高盧牌香煙（法國悠久品牌香煙）的人，如何決定走上街頭要求禁止缺點小到連是否難以消化都未經證實的食物。
在歐洲和其他地區，人們見到核子反應爐時害怕不已，卻對Ｘ光檢查聳肩忽視，雖然他們在Ｘ光檢查時暴露在可能和核電廠漏出一樣的放射線下。更奇怪的還有，縱使因車諾比爆炸外洩的放射線而死亡的人數（九千人之譜），估計遠不及每年罹患皮膚癌（超過一百萬）以及死於皮膚癌（超過一萬人）的美國人人數，人們還是花大錢買機票去遠方，躺在沙灘上，吸收日光中的放射線。
讓我們來比較人們如何看待兩項普及的休閒活動：看車賽和吸大麻。美國運動汽車競賽協會的活動，在五年間發生超過三千件撞車事故。二○○一年，戴爾．恩哈德（美國傳奇賽車手）的死亡車禍是七年間的第七件。政府准許協會的車手冒此風險，大眾認為觀賞車賽適合闔家大小同樂。然而如果某位車手想在賽後吸大麻放鬆，他就會被捕監禁，因為他持有全世界政府視為極度危險而禁止成人使用的違禁品。不過，其實不可能有人因吸食大麻過量而死亡。
在類固醇和其他禁藥的使用上，也見到相同的邏輯。禁用的原因之一是，據信這些藥物極度危險，甚至瞭解其風險的運動員也不准使用。但運動員從事的運動，往往比使用禁藥更危險得多。僅舉一例來說，空中花式自由式滑雪選手必須衝下陡坡、猛力跳起、在空中飛躍、扭身、轉身、翻身和安全落地。一點小錯就可能導致頭部著地和重傷，甚至摔斷頸子。但是空中花式自由式滑雪不是被禁止而是受到喝彩。二○○六年的冬季奧運會中，一位加拿大滑雪選手在摔斷頸子僅數月之後，還裝著固定脊椎的金屬板又回到坡道，再次向癱瘓和死亡挑戰，成為明星。「我寧願我的孩子吃類固醇和生長激素，也不願他打橄欖球，」一位研究禁藥使用的英國科學家向《金融時報》表示：「我沒見過生長激素造成的四肢痲痹。」這種情形在美式足球更為嚴重。這項大受歡迎的運動偶爾造成青少年脖頸折斷，而且經常讓國家美式足球聯盟的明星，變成搖搖晃晃和受疼痛折磨的中年廢物。
手槍很可怕，那開車上班呢？這是無聊的每日固定作息之一。槍殺事件成為頭條和影響競選的要素，而交通事故被淡化成現代生活的煩人背景噪音一點都不令人意外。但是在很多國家，美國也是其中之一，車禍比槍擊造成更多人死亡。在加拿大，車禍死亡人數和槍擊死亡人數為二十六比一。如果你不販毒或是沒有販毒的朋友，你也不留連於毒販和他們的朋友盤據之處，你被槍殺的機會幾乎是零。但是你死於車禍的風險就不同了，這可能發生在任何開車出門的人身上。
從前小孩遭遇挫折和意外不足為奇，那是成長的一部份。那個時代不再：學校以護欄圍起以防堵帶槍的瘋漢；上學的第一天，孩子們便被告誡每一個陌生人都是威脅；操場上的攀爬設施被拆除，無人看管的捉人遊戲被禁止，免得有人扭傷腳踝或受傷流鼻血。回到家裡，孩子們不准和所有的長輩幼時一樣單獨在外面玩，因為父母親相信每一叢灌木矮樹後都藏著變態；任何新的統計數字都不能改變他們的想法。童年開始像牢獄生活，孩子們幾乎永遠被鎖在門後和警報系統下。所有的活動都是計畫好的、被監督的和被控管的。結果他們至少生活地更安全嗎？大概沒有：部份原因是坐在室內太久，肥胖、糖尿病和其他的健康問題，反而比困擾父母的恐怖更加危險。
當然，我們還是要談談恐怖主義，這個時代的詛咒。從恐怖的九月那一天起，恐怖主義就徹底成為美國政府的工作要項，更擴大為國際秩序要務。布希只說美國的存亡吉凶未卜；布萊爾說得更嚴重：整個西方世界面對「真正的、實在的」危險。
然而在上個世紀，造成超過一百人死亡的恐怖攻擊事件不到二十次；甚至是九一一事件，這場前所未見的恐怖攻擊中的死亡人數，不及每年死於一般謀殺的美國人數的五分之一。至於媒體爭相報導的末日式攻擊事件：最近一次恐怖分子利用真正的大規模毀滅武器，是一九九五年東京的神經毒氣攻擊。主事的奧姆真理教既富有又有優秀科學家的服務，他們的目標：人潮擁擠的地鐵系統，是理想的毒氣攻擊標的，結果造成十二人死亡。
相較之下，被認為較不可怕的肥胖、糖尿病、心臟病和其他一般病痛造成的傷害則是：每年平均有三萬六千多美國人死於流行性感冒及其併發症；肥胖則造成十萬人死亡。根據美國疾病控制預防中心的說法，每年有「好幾十萬」的人死亡，只因他們沒有「最寶貴的預防醫療管道」。
這些風險既非新發現也非神祕的恐怖數據，甚至毫不複雜也人人都知道。我們在人類健康發展上已有長足的進步，但如果能以經證實的策略因應，還可以有更多發展，相較之下花費的成本和獲得的益處實在微不足道。不過我們沒有這麼做，相反地，龐大的支出用在處理恐怖主義的風險，而不論怎麼看，這和疾病的風險相比，就像大象身旁的小蟲。這項資源錯置的直接後果就是，無數生命毫無意義的逝去。
當我們對風險的判斷脫軌，就會有這種致命的結果。
所以，瞭解我們為何經常誤解風險是很重要的。為何我們害怕的相對微小的風險愈來愈多？為何我們忽視更大的風險？我們為何變成「恐懼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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