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夕照的社會
我是個好逛舊城的人。老鋪面、老街道、老城牆，都像川中老家的「紅茅燒」，有股子熗人的醇香。四川原來有很多舊城，近些年建設加快，老房子就像老朋友一樣，「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了。
赤腳走在青石板鋪成的老街上，眼睛溜過街兩邊店鋪、飯鋪那些隨風搖曳的牌匾，從半敞開的木「腰門」看進去，一順兒裹著紅布的酒罈子整整齊齊地排放在黑漆漆成的木櫃台上。不留神，目光還能從小老闆娘清盈的秋波中輕輕掠過。那份閒散、適意和親切的感覺，真是內心深處一曲悠悠如夢的鄉歌。
唐宋遺韻，畢竟過了太多時間，不易捉摸了。而清代的老街，還像殘留在夢中依稀的記憶，飄拂不定，揮之難卻。這裡摘取幾則晚清社會新聞，宛如拾得些老街的遺趣，慢慢咀嚼，倒也餘味無窮。
【新聞專稿】
清國東段長城觀察記
一八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在一封來自上海八月二日的信中，有一段關於遊覽大清國長城有趣的描述，摘錄如下：
由於《天津條約》已經得到了咸豐皇帝的批准，法國公使葛羅1現在非常渴望遊覽長城，並且希望從他親身觀察的角度來判斷如下說法是否正確，即長城是從遼東灣的入口處發端的。
七月十一日早上七點鐘，這位公使在一群祕書和隨員的簇擁下，登上了「普雷吉特號」小汽輪。黃昏時，這艘三帆快速護衛艦到達長城附近。由於天氣不是特別晴朗，人們認為還是慎重一點好，於是他們並不太靠近海岸，而是讓這艘汽輪在近海處拋錨，錨地距長城大約有三十到四十里格（譯者注：英制長度單位，一里格等於三英里，相當於五‧四公里）的距離。
第二天拂曉啟航。過不多久，長城就呈現在人們眼前。它看起來像是一條很長的、高度相同的建築，上面呈鋸齒狀，從海邊開始穿越連綿群山構成的山脈，直到山下的平原。這條山脈的走向與海岸平行，但離開海岸有約一海里的路程。
再往前行進一個小時，人們就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長城的各種細節，它整個城牆和頂上的鋸齒（編者注：指城垛）、城堡以及下面一直延伸到了大海裡面的防波堤。在我們面前展現出了人所能夢想到的最如詩如畫的生動景色。眼前這片沿著海岸延伸的平原幅員遼闊，覆蓋著茂盛的綠色植被，座座村落掩映在樹林深處。遠方是一望無際的巍峨群山。
在漢人一側的長城腳下，可以看到兩處韃靼人露營地一頂頂白色的帳篷，他們的馬匹在四周自由自在地吃著青草。從漢人這邊看來，長城就像是一件矗立在大地之上的偉大工事，它戴著用青磚做成的鋸齒形的王冠，但現在卻因年久失修而顯得有些搖搖欲墜了。
從滿族人一側看來則剛好相反，長城不過是用石頭作基礎，用磚石砌成的建築物。在沿著整個長城的城牆上築有方形的塔台，彼此之間大約有兩箭之遙的距離，為的是在這兩個塔台中的任何一個上面都可以射殺來犯之敵。
長城在兩道彼此平行的防坡堤保護下延伸到了海裡，其坡度是如此之緩，以致從小船上下來的人可以輕輕鬆鬆地在堤上行走。海水相當深，即使是最大的船隻，都可以行駛到離這個地點大約兩英里的距離之內，以後的觀光者應該從那裡登陸。但不巧的是，當時我們不知道這個情況，所以把船停泊在了一個不很容易登陸的地方。
我們靠近海岸時，附近的清國村民立刻圍上前來看熱鬧。使團翻譯Ｍ‧馬科斯和「普雷吉特號」的船長迪奧澤伯爵率先登岸，力圖與當地的管事協商使團登陸事宜，並想探明使團登陸是否會遇到阻礙。一位清國官吏騎著一匹白馬，帶著兩名騎兵，從他們的營寨來到這裡，詢問這些來自未知世界的人們想幹什麼。當得到我們的翻譯心平氣和的保證之後，他答覆說：「沒問題，可以登陸。」
當所有人安全上岸後，我們就徑直向長城走去。途中，我們不得不穿越幾條流向大海的溪流。後來，我們為了在不那麼潮濕的地方找到道路，行走路線被迫向內陸偏離了些。當我們接近長城時，發現韃靼人正在爬上他們的馬匹，並且可以從手勢看出他們相當激動。韃靼騎兵們兵分三路：一撥騎馬列隊站立在營帳前，由此切斷了通往長城的道路；第二撥在我們左方的深草叢中時隱時現地行進；第三撥面朝我們疾馳而來。與我們碰面時，他們再次詢問我們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並且告訴我們說，他們不會讓我們繼續前進。他們說長官不在，而他們擔當不起放任我們靠近長城的責任。
當我們得知這些在首都門戶安營紮寨的清國軍人們，竟不知道自己的國家一直與英國和法國處在戰爭狀態時，驚訝程度可想而知。什麼廣州事件，什麼大沽海戰，什麼停戰協議在天津簽訂，所有這一切他們都一概不知。
經過短時間協商後，他們同意我們繼續行進，我們以為已經克服了困難，然而還沒等走出三四百碼（譯者注：一碼等於○‧九一四四米），另一隊剛到的騎兵又疾馳而至，這讓我們感覺到最好還是別繼續往前走了。其實，我們的衛隊有十二人之多，裝備精良，再加上我們自己佩帶的左輪手槍，本可讓那些韃靼人近身不得。並且，即或他們在旁邊，我們也能夠登上長城。但是，公使先生希望避免任何爭端，他不願意僅為了滿足純粹的好奇心而讓己方處於危險境地。
葛羅用幾幅圖畫與韃靼人交換了幾把扇子，請這些韃靼騎兵品嘗了我們帶來的白蘭地，還讓他們看了我們的手錶和羅盤，這些都讓他們大感驚訝。隨後，葛羅返回「普雷吉特號」。
這些韃靼騎兵沒有弓箭，但他們每人肩上都背著一桿火槍。他們的火藥顯得很粗糙，在他們的彈匣裡除了子彈外還有一些小小的鉛塊兒。每個人的長統靴內都插著煙斗和扇子。
我們登上「普雷吉特號」，在駛離海岸之前，又去欣賞了長城另一面的鄉村美景。這一面與滿洲平原（編者注：即松遼平原）相對，被特別的翠綠所覆蓋。如此迷人的景色只有在那些冬季被瑞雪覆蓋，初春又被溫暖陽光烘烤得生機再現的地方才能見到。而長城看起來就像是從這繁茂的碧綠之中天然生長出來一般，它沿著山脈一側緩緩上升，一直伸延到六百里格之外的遠方。葛羅凝視著這迷人的景色，陷入了遐想之中。他過了好一會兒之後，才發出起程的命令。「普雷吉特號」向大沽駛去。那裡，「奧達西斯號」快速護衛艦在等待著我們歸航。
注釋
1葛羅（Baron Jean Baptiste Louis Gros，1793-1870），或譯作葛歷勞士，法國外交官。曾在法駐葡萄牙、西班牙、埃及等國使館供職。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他兩度被任命為法國侵華軍全權代表。一八五八年（咸豐八年），英法聯軍占領大沽後，葛羅以特使的身分來華，強迫清廷簽訂《中法天津條約》。一八六○年再度來華，簽訂《中法北京條約》。事後，又主動表示要幫忙鎮壓太平天國革命，聲稱「所有該國停泊各港口之船隻兵丁，悉聽調遣」，被清廷婉言謝絕。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調任駐英大使，次年退職。
【新聞專稿】
清國名城廣州遊歷記
一八六○年十二月十日
題記：沿珠江溯流而上的旅程令人沉醉，我們觀賞了大清國在河口設立的砲台，享用了清式晚餐，還在廣州城內參觀了美國人的住宅，另外還了解到了一些有關大清國審訊、行刑、祭祀和「洋涇英語」1的情況。
清國廣州，星期一。
廣州的水上世界
在香港和廣州之間，每天有兩艘美商旗昌輪船公司2的班輪往返，它們是「維爾拉麥號」和「白雲號」。這段水路距離為九十英里，單程航行時間約六至七個小時。我們是應「維爾拉麥號」的維爾考特船長之邀來廣州的。維爾考特先生先前是美國海軍的一名上尉軍官。
早上八點鐘，我們登上了「維爾拉麥號」。班輪沿海岸破浪前進，穿行在許多碧綠色的小島之間。上午十一點鐘時，我們發現輪船航行到了清國河口堡壘的砲口之下。河流在這裡收縮成了一條狹窄的水上航道，而清國的這些防禦工事排列在河兩岸的山腳下。有一堵堅固的石牆沿河伸延，砲陣橫列在石牆上，使得這些堡壘對通過的敵對船隻能進行有效的火力攻擊。
然而，我們發現這些工事的後部沒有設防。設想英國佬從山背後登陸，爬上山頂，居高臨下，發揮攻擊火力，那麼，這些碉堡就毫無價值了。這一點的確很讓清國佬傷腦筋。他們很天真地說，如果這樣交戰就太不公平了。在此，我最好還是說明一下，直到最近的這次戰爭，清國人從未預料到英國海軍能夠讓一支地面作戰部隊登陸，他們以為英國人接受的戰鬥訓練完全是水面作戰，而只是雇用法國人在岸上作戰。
進入這條狹窄的河道之後不久，我們就看見了黃埔鎮。鎮上最高處是座寶塔，塔身的一半爬滿了常青藤，整座寶塔顯得非常雄偉壯觀，令人過目難忘。黃埔鎮是航運的起點，中外所有船隻都在此裝卸貨物。來自世界各地的四五十艘船隻匯集於此，自然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貿易市場。除這些商船外，還有六七條舊船停泊在河邊，用作船商的貨倉。從這裡到廣州的距離大約只有八英里，但這段河流水位淺，不適合貨船航行。
我們繼續逆流而上，緩緩航行。憑欄遠望，河岸上是青青的菜地、繁密的樹林和一個接一個的村莊，以及一座座高聳的寶塔。秀麗的風景在正午明亮的陽光中撲面而來，又漸漸遠去，令人賞心悅目，無限欣喜。當我們航行到離廣州城不到兩英里時，輪船不幸擱淺了。我們只好在原地停留一段時間，等河水再次漲潮時輪船能重新浮起來。就這樣，當我們終於到達廣州城時，已是黃昏時分了。
在接近廣州時，我們發現「維爾拉麥號」在一條迷宮般錯綜複雜的航道上悄無聲息地滑行。我們對舵手熟練的操作相當驚訝，他們能在成百上千隻停泊在河流中心的帆船和舢板之間，毫無懼色地全速行駛。
在河中首先遇到的是一些體型龐大的船隻，樣式看起來半像美國式又半像清國式，它們排成一列沿河停泊，有些船的船身已沉入水中。據說建造這些船是用來在戰爭中對抗英國佬的。因為當這個天朝大國的人們發現他們自己的船隻不能應付那些「洋鬼子」時，即考慮仿造對方的船型，並立即動手建造了這些類似英國三帆快速護衛艦的大船。然而，這些船剛建好，就被打進廣州的外國軍隊弄沉了。
稍後，我們又遇到了許多飄浮在水面的建築，那樣子很像高級商店。它們是清國政府用作漕運的官船，負責將南方的糧食調運到帝國的北方。
現在，我們又看到了密密麻麻匯聚到一塊的小船，它們形狀各異，上面永久性地住著廣州的水上居民（編者注：即俗稱的「蜑民」），據說竟有四十萬人口之多！這個數字是這樣推算出來的：約計有八萬艘民船，而每艘民船上平均居住五人。這些人出生在水上，嫁娶在水上，最後死也死在水上。總歸一句話，他們的生命從水上開始又在水上結束。他們一輩子很少夢想能到陸地上去生活。
這些民船每二三十隻不等為一群，沿縱深方向有規律地排列成行，而且在各行之間劃分出了一條條的水街，前後約有一英里長。居民們的生活所需都由定時往返於這些水上街道的流動售貨船供給。
在這群龐大的水上人口之中，有些人居住在裝飾過的內河船上。這些船通常用來滿足放縱和奢侈的目的，比如妓院、劇場、雜耍、賭場以及煙館等等。另一些船則用來運送旅客，它們一直處於忙碌狀態。一些船則一直停泊著，這些船的船主們同陸地上的人一樣，有著各種各樣的職業。還有些體型巨大的船，是用來作鹽、米倉庫的。有一種稱為「蜈蚣」的船，船上有上百名槳手，在水面上充當著快船的角色，往來穿梭，滑行如飛。
在這個喧囂的水上世界，除了形形色色、自得其樂的民船外，還有全副武裝的官船、西式三桅船以及小舢板等。有些年老的或年輕的婦女在為這些船拉縴，她們都是為了生計而辛苦地勞碌著。
由於東方人都在傍晚七點鐘吃晚餐，我們剛一上岸，主人就宣布要開飯了。我們一行人分別住進了各家美國人的私人住宅。根據邀請，我們在廣州逗留期間都將住在這裡。當我們終於從餐桌旁起身時，已是晚上十點鐘了。廣州的晚餐可真要命，不到就寢時間你難以離開餐桌，而且在肚子非常飽的情況下，要站起身來也的確是個考驗，尤其是當你已經吃了十幾道不同的菜，品嘗了主人家所有品牌的酒，同時一晚上都在不斷吸煙的情況下。對此，廣州人取了個很好的名字，叫「消夜」。
我們一直折騰到深夜十二點鐘才就寢。東方人的床很硬，枕頭更硬，據說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保持清醒。但我寧願睡在軟綿綿的床上，那樣肯定要舒服得多。
第二天早晨我一睜開眼睛，就發現有一位看上去很懂事的清國男孩一動不動地站在床邊。他手上托著一個盤子，有白蘭地雞尾酒、一杯熱咖啡和一些土司麵包，作為「醒腦」之用。在讓我吃了不少這些提神的東西後，這位自稱叫「約翰」的男孩又重新整理了一下我的蚊帳，好讓我再接著睡個夠。他還收拾了我的衣服，拿去清洗。我睡眼惺忪地盯著「約翰先生」，起初很驚訝，但很快地就發現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幹什麼，於是我翻個身又接著睡去。
上午十點鐘當我再次醒來時，不想喝那雞尾酒了。我洗漱完後，就自己到餐廳去用早餐。在這裡，我們開始談論一種最豪華的清式大餐，是用牛排做的。先前，我常聽人說廣州牛排如何如何美味，但從未有幸親口嘗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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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後記
我出生的城市內江地處四川盆地。沱江為長江支流，像一條蜿蜒的玉帶，環抱著這個川中小城。李白詩贊為「青山橫北郭，綠水繞東城。」我家伯父鄭拾風少年出川，參加抗戰，當過《大公報》戰地記者。民國政府還都南京後，曾任《南京人報》總編輯。報導下關事件時，報紙被開「天窗」，提筆寫下「今日無話可說」六字，遭通緝逃上英國軍艦流亡香港。一九四九年後定居上海。他文革中被關牛棚，放出來後沒有多少事做，多次返鄉探親，每次回來都要為我帶幾期上海出版的《兒童時代》雜誌。撲面而來的書香，聞所未聞的故事，送來大上海那遙遠而神祕的氣息。拾風伯父喜歡拉著我的手到江邊散步，一起吟誦宋詞：「君住長江頭，我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受他的影響，我對上海懷有一份天然親近的情感。
近年來，我多次行走滬上，與朋友相約登金茂大廈頂樓喝茶。外灘夢幻般的景象，總讓我回想起童年往事，也感覺到《帝國的回憶》舊版在反映中國社會演進方面，似乎缺了上海這個主角。上海是牽引中國脫離封建帝制社會的火車頭。上海的變遷，不僅牽動整個長江流域，而且對於全中國的改變，都具有重要意義。為此，我利用二○○五年赴美進修的機會，對《紐約時報》報導上海的電稿，有意識地截取了一八五四年、一八七七年、一八八六年、一九○六年、一九○八年五個時間斷面，組成一個專題序列，編入新版，供讀者品味。
驅使我編纂《帝國的回憶》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生長的城市與清末那段歷史有很深牽連。內江是辛亥年間四川保路同志會鬥爭最尖銳的地區。一九一一年八月，革命黨人會聚內江，召開著名的「羅泉井會議」，共商大計。他們把暴動日期刻上竹牌，做成「水電報」投入江中，號召各路義士會攻成都。清廷震動，急調「督辦川漢粵漢鐵路大臣」端方率湖北新軍精銳進川鎮壓，致使漢口兵力空虛，造成調虎離山之勢，為武昌起義創造了條件。端方行軍入川後，在內江遇刺。如果說武昌首義成功是果，而革命之花卻開在內江。這一點也獲得中山先生的肯定。
另外，內江還是黃花崗烈士、民國大將軍喻培倫的家鄉。喻培倫十九歲離開內江，東渡日本留學，是革命黨中有名的「爆破大王」。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喻培倫參加廣州起義。他在胸前掛滿炸彈，率先衝進總督衙門，炸死炸傷清兵無數。他為建立民權的中國流完最後的血。民國政府為紀念他建立的「喻大將軍祠」就坐落在我幼時居住的文英街上。我曾無數次懷著敬肅之心走過將軍祠堂，對這位精忠報國的鄉黨充滿敬佩。那些做出驚天大事改變中國的人，常常不是什麼神仙皇帝，也不是裝模作樣的軍機大臣，倒可能就是一名排長，或一位怒髮衝冠的少年。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如同一口碩大無比的「銷金鍋」。任何從外部世界傳來的東西，一倒進鍋裡，都會有化學蝕變發生。一千年前，基督教來到長安，變成了景教；一千年後，英語進入上海，也被改造成洋涇?，而西式法院則變成了會審公廨，甚至連美國公使也變成了大清皇上的欽差。中華文明五千年薪火相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有大海一樣寬闊而包容的胸懷。這樣的特質，對於構建各種文明相容並蓄的和諧世界，無疑具有珍貴的價值。
借再版之機，謹向遠流出版公司的游奇惠主編和陳穗錚女士致以衷心的感謝。陳女士治學嚴謹，為本書責任編輯期間，曾與我反覆討論、印證有關譯文和史實，令我深受教益。
鄭曦原 於雅典
二○一一年八月十日
2024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