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我得大力推崇賈德的《戰後》…它擺脫了陳腐的冷戰模式，合理評價歐盟的角色，為理解歐盟提出嶄新、富啟發性的觀點。」
麥可．霍華德爵士，《泰晤士報文學副刊》年度好書

「他敢於以渾然一體的敘述闡明一九四五年後歐洲的總貌…這是具有慧思與人性的歷史書寫…短期內不可能有人能超越賈德的成就。」
諾曼．戴維思，《衛報》

「精湛剖析今日的歐洲如何從一九四五年的灰燼和疲憊中站起來。」
J. G. 巴拉德，《新政治家》年度好書

「一了解這本書的卓絕出眾，你會大吃一驚…書中幾乎每一頁都使四十歲以上的讀者想起他...

推薦文
真正的六○年代革命，革了什麼命？——讀《戰後歐洲六十年》
文 / 張鐵志
前年過世的當代著名歷史學者東尼•賈德（Tony Judt）在《戰後歐洲六十年》一書中說，六○年代的青春衝動不是為了了解世界，而是為了改變世界。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說六○年代是作為青年人的黃金時代。所有事情都似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改變，而且世界似乎被年輕人所支配。的確，雖然他對於六○年代到底改變了什麼是懷疑的。

東尼•賈德並不只是一個客觀的歷史研究者，而就是這段歷史的見證者。（霍布斯邦說，我們兩人都知道，二十世紀歷史只能被經歷過這個時代所以想成為歷史學者的人充分理解。）生於一九四八年的他，其實是六○年代反抗文化的一分子。他於《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網站回憶說他在十四歲時，披頭四發行Love Me Do；三年後，迷你裙誕生，而「我的年紀大到可以欣賞她們，又足夠年輕可以佔她們便宜。」而他二十歲時，正好是那個魔幻的一九六八年，於是，「我起來反叛」。

那一年，他在倫敦參加反越戰遊行，春天他到了巴黎去呼吸真正的「革命」空氣。但即使五月的巴黎作為一個革命劇場，有石頭和暴力作為豐富的道具和劇碼，但賈德覺得抗議青年們仍有些不嚴肅性──因為他們在抗議中也談著夏日旅行計畫。他說，最讓思想家雷蒙•阿宏生氣的事情就是抗議青年們都在享受樂趣（having fun）。

他又去了德國，並且發現那裡的革命者都很嚴肅──對「性」很嚴肅。他的觀察是：英國學生對性想得很多，但是做得很少，法國學生做了很多，但是把性與政治分開，但在德國，政治就是關於性，而性大部分是關於政治。「隨性的性交是讓一個人解除對美國帝國主義幻想的最好方式，而且代表一種對他們父母輩的納粹餘毒的精神治療式的清除。」

的確，六○年代歐洲青年的反叛，更多是一種文化反叛，而不是政治革命。在《戰後歐洲六十年》一書中，他分析隨著史達林的殘酷被揭露，和匈牙利的反抗被鎮壓，共產主義在西歐逐漸破產。不過，新左派發現了另一個馬克思，一個非列寧、非史達林，存在於《一八四四經濟哲學手稿》中的青年馬克思：「年輕馬克思似乎一心一意要解決特別現代的難題：如何改變『異化』意識，使人類不再無知於自己的真實處境和能力；如何扭轉資本主義社會裡的輕重緩急順序，把人類擺在他們自身存在的中心；簡而言之，就是如何改變世界。」

人們開始閱讀葛蘭西、羅莎•盧森堡，而馬庫色成為新的青年導師。新馬克思主義者相信資本主義中仍然存在著壓迫，但「如果壓迫沒有使得人們上街，那麼必定是進入了人們的靈魂，以及他們的身體。」因此身體和情慾解放與革命是不可分割的。

雖然賈德是六○年代西歐的反抗青年，但是，他對於他的西歐同輩人是評價不高的。他認為，當時真正的革命在東歐，「對革命有興趣嗎？為何不去布拉格，那個時代歐洲最令人興奮的地方；或者華沙，在那裡我們年輕的同代人冒著驅逐和囚禁風險去追求他們的理念和理想。」他們這些西歐人談著反叛，但到底是為了什麼，又付出了代價？「我們之中某些勇敢的靈魂可能會去坐牢，但很快就可以回家吃中飯。」

然而，巴黎牆上的口號和塗鴉、倫敦和利物浦的搖滾樂、德國青年的性政治，難道真的沒有改變世界？我深信是有的。西歐抗議青年讓我們看到自由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的困境與矛盾，東歐更勇敢的革命者則讓我們認識共產主義極權體制的本質。他們的同伴，美國六○年代的反抗青年們在一九六二年的「修倫港宣言」解釋了他們的共同精神：

「如果人們認為我們看似在尋求一個不可能達到的世界，那麼就讓他們知道，我們的行動是為了避免一個缺乏想像可能性的世界。」
於是，我們走過一九六八年，走過一九八九年，走過二○一一年從埃及到華爾街的抗議，我們繼續尋求那個看似不可能的彼岸世界。

第八章
追求政治穩定
針對十八世紀初期英格蘭政治穩定局面的形成，英格蘭史學家普蘭姆（J. H. Plumb）寫了部經典著作。在這著作中他寫道，「民間普遍有一看法，大體上源自勃克與十九世紀史學家的看法，認為政治穩定局面的形成，像珊瑚一樣緩慢；認為政治穩定是歲月、客觀環境、審慎、經驗、智慧，經數百年慢慢積累而成。我認為再沒有比這更偏離事實的說法（……）在一個社會裡，政治的穩定往往非常快速就形成，就像水結成冰那麼突然。」

一九五○年代前半，相當出人意表地，歐洲出現了堪稱是政治穩定的局面。

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三年初期，誠如前面提過的，歐洲人生活在二次大戰的陰影裡，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感到忐忑不安。以失敗收場的一九一九年協議，政治家和民眾都還記憶猶新。共產主義在東歐的霸王硬上弓，讓人清楚想起一次大戰後革命情勢所造成的不穩定。布拉格政變、柏林緊張情勢、遠東的韓戰，似乎令人不安地想起三○年代一連串國際危機。一九五一年七月，西方諸盟國已宣布將結束他們與德國的「戰爭狀態」，但在冷戰急速加劇的情況下，仍未能敲定和約，而且看來不大可能簽署和約。法西斯主義會不會在未解決的德國問題上，或在其他任何地方，找到滋長的沃土，這一點也沒有人敢打包票。

由國際聯盟、國際機構、國際協議交織成的網絡日益擴大，未替國際和諧提供什麼有力的保障。憑著後見之明，今日的我們能看出，在這些聯盟、機構、協議之中，歐洲理事會、歐洲煤鋼共同體、歐洲支付聯盟（European Payment Union），特別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乃是新而穩定之國際關係體系的基礎。某些文件，例如歐洲理事會一九五○年的人權保護公約，會在接下來幾十年裡變得舉足輕重，重要性歷久不衰。但在當時，這些文件，就像發行它們的機構，非常類似一九二○年代那些立意良好但注定失敗的條約、聯盟。當時人心存懷疑，不是很看重它們，自有其道理。
但隨著史達林去世和韓戰結束，西歐突然在有點出乎意料下進入一個特別的政治穩定時期。四十年來歐陸西半部諸國首度既無戰事纏身，也未受到戰爭即將爆發的威脅，至少在它們彼此之間是如此。國內的政治鬥爭平息。義大利以外的各國共黨，都開始慢慢退居政治邊陲。而法西斯主義東山再起的威脅不再有人相信，或許只在共黨的政治群眾大會上有人相信。

西歐人新獲得的安康幸福，得歸功於冷戰的前途未卜。政治衝突的國際化和隨之促成美國的加入，使國內政治衝突不再那麼讓人無法忍受。過去幾可確定會導致暴力、戰爭的政治議題——未解決的德國問題、南斯拉夫與義大利間的領土紛爭、遭占領的奧地利的未來安排——全受到壓抑，且將在時機成熟時，在歐洲人所幾乎無權置喙的大國對峙、協商的環境裡，得到解決。

德國問題至這時仍未解決。即使一九五○年的恐慌已平息，西方諸領袖體認到史達林當下未有在中歐「上演韓戰」的計畫之後，雙方意見的分歧仍和以前一樣大。西歐官方的立場，乃是一九四九年誕生的兩德應統一為民主國家。但除非所有德國人都能自由選擇自己願置身的政治制度，這一統一不可能實現。在這期間，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會被視為所有德國公民的代表。私底下，美國人，一如西歐人，倒是樂見德國永遠分裂下去。誠如約翰．佛斯特．杜勒斯於一九五九年二月向艾森豪總統表示的，「關於現狀，有許多值得肯定」之處，但那不是「我們能公開採取的立場」。

蘇聯的立場，出乎意料地，與西方類似。史達林晚年仍維持蘇聯官方立場，即莫斯科希望德國統一，甚至只要德國統一後無武裝，願意接受中立的統一德國。在一九五二年春的一連串照會中，史達林建議占領德國的四強，針對以下目標擬定和約：建立中立、非軍事化的統一德國，所有占領軍撤走，德國政府透過全德國人參與的自由選舉選出。歷史學家批評華府未接受史達林這些建議，「錯失」了結束冷戰或至少紓解冷戰最危險對峙的「機會」。

的確，西方諸領袖未把史達林的照會當一回事，不願接納蘇聯的提議。但誠如事後發展所證明的，他們是對的。蘇聯領袖本身就不大看重自己的建議，而且並未真的認為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會撤出占領軍，任由一中立、無武裝的德國在一分裂大陸的中央自由行動。甚至，史達林和其繼任者反而樂見美國繼續駐軍德國；從那一代的蘇聯領導階層的觀點來看，美國駐軍西德乃是防止德國壯大後復仇的較可靠保障之一。為了得到這個保障，莫斯科願意放棄建立受蘇聯左右的非軍事化統一德國，樂於拋棄受其庇護的東德人和他們的民主共和國，但缺少這個保障的犧牲都不值得一試。

俄國人所絕對不希望看到的，乃是重新軍事化的西德。蘇聯外交方針的重點，不是與西方在德國統一上達成協議，而是阻止德國真的快要重新武裝。美國人之所以在希特勒戰敗只五年後即提出讓德國重新武裝，韓戰是直接原因。如果要美國國會同意杜魯門政府的要求，增加海外軍事援助，那麼美國盟邦（包括德國）就得對他們大陸的防務實際付出心力。

美國國務卿艾契遜於一九五○年九月開始和英、法討論德國重新武裝之事時，法國激烈反對此議。先前法國人就懷疑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存在，不代表美國對防衛法國東疆的堅定承諾，而只是欲讓德國重新軍事化的幌子。美國的上述舉動，正坐實了法國人在這方面的種種猜疑。就連德國人自己都不願意，只是他們有自己的理由。阿登納清楚了解上述情勢的改變所賜給他的機會：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未一把抓住機會重新武裝，反倒退縮不前。若要德國為西歐防衛出力，波昂會堅持得讓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得到完全的國際承認，赦免遭盟軍拘禁的德國戰犯的罪行，才肯照辦。

法國人預期到會有這類協議在他們背後偷偷談成，於是提出反提案以先發制人，阻止進一步討論德國人對北約付出軍事貢獻之事。一九五○年十月，法國首相勒內．普列文（René Pleven）提議比照舒曼計畫成立歐洲防禦共同體（European Defense Community, EDC）。除了議會、部長理事會、司法院，這一共同體還將有自己的歐洲防衛隊（European Defense Force）。美國人，一如英國人，不喜歡這構想，但同意將它列為解決歐洲防禦問題的中策。

於是，歐洲防禦共同體條約在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七日簽署，同時也簽署了數份附帶文件，文件言明一旦所有簽約國批准這條約，美國、英國會與歐洲防禦共同體充分合作，對德軍事占領也將結束。蘇聯提出一個將德國非軍事化的和約，試圖使這項協議觸礁，但未如願。西德聯邦議院於一九五三年三月批准歐洲防禦共同體條約，荷比盧三國跟進。只待法國國民議會批准，這條約即可生效，屆時西歐將擁有類似歐洲軍隊的建制，而且這支軍隊由多國派部隊混合組成，彼此密切協調，包括德國部隊。

但法國人仍不高興。誠如珍妮特．富蘭納於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的精闢評論，「對所有法國人來說，歐洲防禦共同體的問題在德國，而非俄國，對美國人來說亦然。」法國遲遲不同意，令美國人惱火——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的北約理事會會議上，艾森豪的新任國務卿約翰．佛斯特．杜勒斯揚言，如果歐洲防禦共同體未能成立，美國會對其政策給予「令人痛苦的重新評估」。儘管普列文計畫是法國首相所構思出來，但公開辯論顯示了不管在哪種條件下法國人都極不願意讓德國重新武裝。此外，德國重新武裝與成立歐洲軍隊的提議，提出的時機再糟糕不過：法軍正在越南遭受挫敗、羞辱，而新任法國首相皮耶．孟戴斯—佛朗斯（Pierre Mendès-France）評估，把他脆弱聯合政府的未來，賭在讓國家敵人重新武裝這個不受歡迎的提議上，殊為不智。

因此，歐洲防禦共同體條約終於送到國民議會尋求批准時，孟戴斯—佛朗斯雖可把它操作成對內閣的信任投票，卻未這麼做，一九五四年八月三十日，該議會以三一九比二六四的票數予以否決。成立歐洲防禦共同體的計畫，和隨之而來讓重新武裝的德國加入歐洲軍隊一事，就此夭折。與比利時外長保羅—昂利．史帕克、盧森堡首相約瑟夫．貝克（Joseph Bech）私下交談時，受挫的阿登納把孟戴斯的行為歸因於他的「猶太人特質」——據這位德國總理的說法，孟戴斯藉由支持法國民族主義情緒來抵銷其「猶太人特質」，但做過了頭。孟戴斯本人對歐洲防禦共同體的未能成立，則有如下看來較合理的解釋：「在歐洲防禦共同體裡，整合過度，但英格蘭參與太少。」

歐洲人和其美國盟友回到了起點。但這時情勢已大不相同。韓戰已經結束，史達林已死，北約已是國際舞台上的固定角色。法國人如願將歐洲防禦問題的解決推遲一陣子，但無法推遲太久。法國國民議會投票否決歐洲防禦共同體才幾個星期，西方三強（美、英、法）就在倫敦、巴黎匆匆召開會議，會晤了兩次。在英國外長艾登的倡議下，有組提議（所謂的倫敦協議）迅速得到認可。這些提議後來化為巴黎條約，構成接下來五十年歐洲防禦政策的基礎。

第十一章
社會民主時期
一九六○年代是政府在歐洲的鼎盛時期。此前一個世紀期間，在西歐，公民與政府的關係一直游移在軍事需求與政治要求之間：甫獲公民權之公民的現代權利，被保衛王國的更古老義務所抵消。但一九四五年起，彼此緊密交織的社會救濟金和經濟策略，愈來愈成為那關係的鮮明特色，在這關係中，政府要服務其人民，而非人民服務其政府。

後來，西歐福利國家那些包山包海的雄心，不再像過去那麼受到青睞——特別是因為這些國家再無法實現其承諾：失業、通膨、人口老化、經濟成長趨緩，使政府無法放手施為以實現其承諾。國際資本市場和現代電子通信的轉變，使政府難以規畫並執行國內經濟政策。最重要的，干涉主義政府本身的合法性受到削弱；在國內受到公部門機關和生產者之僵固、無效率作為的削弱，在國外受到蘇聯集團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長期經濟不振和政治壓迫這無可否認的事實削弱。

但這些都是未來的事。在現代歐洲福利國體制的黃金時期，行政機關的公權力仍然包山包海，行政機關的公信力仍未遭到抨擊時，有項引人注目的共識出爐。當時人普遍認為，政府絕對比不受限制的市場更能滿足人類社會的需求：不只在伸張正義和維護國家安全上，或分配商品與服務上，而且在規畫、施行有助於社會團結、道德維護、文化活力的策略上。若認為這類事情最好交給開明的自私心態、交給自由市場的商品和觀念去運作的看法，就會被歐洲主流政治界、學術圈視為是前凱因斯時代古意盎然的遺物：在最好的情況下只是未學到三○年代大蕭條的教訓，最糟的情況下則會招致衝突，且暗暗了訴諸人類最卑劣的本能。

因此，政府是個好東西；而且有不少這樣的好東西。一九五○至一九七三年，在法國，政府支出從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二十七．六增加為三十八．八，在西德由百分之三十．四增加為百分之四十二，在英國由百分之三十四．二增加為百分之四十一．五，在荷蘭由百分之二十六．八增加為百分之四十五．五——在國內生產毛額的成長達到空前絕後之速度時。支出成長的部分，絕大部分花在保險、養老金、健康、教育、住宅提供上。在斯堪的納維亞，光是社會保險支出占全國收入的比重，一九五○至一九七三年在丹麥、瑞典兩地就成長了一倍半，在挪威成長了兩倍。只有在瑞士，戰後政府支出占國民生產毛額的比重始終較低（直到一九八○年才達三成），但即使在瑞士，都與一九三八年的數據（只百分之六．八）迥然有別。

在歐洲任何地方，戰後歐洲資本主義的成功故事，都伴隨著公部門角色的提升。但政府參與的性質因地而有很大差異。在歐陸大部分地方，政府避免直接擁有產業（但對公共運輸或通信是例外），能間接控制就間接控制；往往透過名義上自主的機構來間接控制，義大利的聯合大企業「工業復興公司」，就是最大、最著名的這類機構（見第八章）。

工業復興公司之類的聯合大企業，不只服務其員工和消費者，還服務形形色色的政黨、工會、社會福利機關、乃至教堂（它們發送教堂的贊助，提升教堂的影響力）。下抵村子，上至首都，義大利的基督教民主黨把觸角伸入各式各樣的公務機構和由政府控制或受政府補助的產品：運輸、電子媒體、銀行、電力、機械業和化學業、建築業、食物生產。最大受益者是這政黨本身，其次是因此在政府機關找到穩當工作的無地農民的數百萬孩子孫。義大利國立戰爭孤兒協會雇用了百分之十七的孤兒，其年度預算有八成花在薪資和行政管理上。

同樣地，在比利時，由政府資助或控制的企業，使布魯塞爾中央政府得以減輕地方的民怨，因為得以用服務、工作機會、高昂基礎建設投資這類甜頭，化解地區間、不同語言族群間的利益衝突。在法國，戰後收歸國有的作為，建立了久久不消的影響力和資源贊助的網絡。法國電力公司是該國最大的電力提供者，也是法國雇用員工最多的企業之一。根據戰後一項協議，法國電力公司每年將其法國營收的百分之一，交給當時最大的工會組織「法國總工會」，當作社會基金。對法國共黨（法國總工會本身的贊助者）來說，由這筆基金支付費用的度假和其他救助（更別提為該工會員工提供的就業機會），是此後數十年間有利可圖且具重要政治價值的贊助工具。

因此，政府以多種方式促進了商業、政治、社會的順暢運作。而且政府直接或間接使數百萬人有了工作和薪水，從而使他們不管是專業人士或官員，都在政府中擁有既得利益。英國頂尖大學的畢業生，一如同時期法國高等專業學院的畢業生，一般來講不在民間行業求職，更別提在工、商業求職，而是在教育、醫療、社會福利事業、官方司法體系、國營專賣機構或公職部門找工作。在比利時，一九七○年代底，六成的大學畢業生在公職或由官方補助的社會福利部門找到工作。在歐洲，政府為它所能提供的商品和服務，打造了一個獨一無二的市場，形成一個幾乎得到所有人肯定的「就業、影響」良性循環。

左派與右派、基督教民主黨和共產黨、社會黨和保守黨，或許會因為對政府的目標存有教義上的認知差異而激烈爭辯，水火不容，但幾乎所有人都從政府所提供給他們，可藉以取得收入和影響力的機會中得到好處。人民幾乎是不分黨派地普遍相信，政府扮演的角色——規畫者、協調者、促進者、仲裁者、提供者、照顧者、守護者。福利國家標榜社會主義，但遠遠算不上社會主義。從這意義來看，當福利資本主義於西歐展開時，它是不折不扣後意識形態的。

但在戰後歐洲這普遍的共識裡，存有一特殊的願景，那是社會民主黨人的願景。迄這時為止，社會民主主義始終是個混合物；事實上，這正是其左、右派敵人據以反對它的理由。社會民主主義是二十世紀初期一代歐洲社會主義者所獲贈之深刻見解的產物。這一深刻見解乃是：現代歐洲之心臟地帶的激進社會革命——十九世紀社會主義空想家所預言並計畫的革命——存在於過去，而非未來。十九世紀那種暴力城市劇變的典範，作為解決工業資本主義之不公不義、效率不彰的辦法，不只有害，不可能實現其目標，還是多此一舉。要讓各階級的處境得到真正的改善，可透過和平、漸進的方式來達成。

這不代表十九世紀社會主義信條隨之遭到揚棄。二十世紀中期絕大多數歐洲社會民主黨人，即使與馬克思、宣稱是馬克思接班人者保持距離，仍堅信資本主義因具有內在缺陷而運作不良，堅信社會主義在道德上、經濟上都較優越。他們與共產黨人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不相信資本主義即將滅亡是勢所必然，或不願支持透過自身的政治行動加速資本主義滅亡這主張。誠如他們在數十年的大蕭條、分裂、獨裁期間所終於體認到的，他們的職責乃是利用政府的資源，消除不受限制的市場經濟活動和伴隨資本主義生產形式而來的社會弊病：不是要建造經濟烏托邦，而是要打造美好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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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繁榮與革命：
1953～1971

第八章 追求政治穩定
第九章 破滅的幻想
第十章 富裕的年代
附言：兩個經濟體的故事
第十一章 社會民主時期
第十二章 革命的幽靈
第十三章 大勢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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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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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富裕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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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革命的幽靈
第十三章 大勢底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