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上了船後，委實身心俱疲，儘管這個十月的夜晚，海上還算相對平靜，但我幾乎沒怎麼睡。躺在三張塑膠椅排成的床榻上，手被夾在中間的感覺讓人無法入眠。相鄰的起居室，幾個當地乘客用大螢幕觀看翻譯成義大利語的《X音素》。我們預計天亮後抵達，而我分分秒秒都在倒數。 渡輪在十三平方公里大的蘭佩杜沙島海邊靠岸，這座島寸草不生，除了米蘭還有來自北義大利其他地區的假日遊客把這裡當作廉價的旅遊景點以外，沒甚麼開發。我和夥伴戴夫下船後看到的第一個畫面，是一群剛下救難船的移民，在港口碼頭擠成一堆，各自蜷在毛毯裡，等著被轉置到難民收容中心，也就是所謂的「歡迎中心」（Centro Accoglienza）。住在該處的移民簡稱為「營區」。 這個景象說明了蘭佩杜沙島的另一個面向。數十年來，島上主要收入一直是觀光產業，但只要待在這裡半天，就能察覺度假觀光不過是島嶼的其中一面。米蘭來的遊客在索然無趣的羅馬街（Via Roma）上吃著庫司庫司（couscous）當晚餐、逛紀念品店，光顧大敲竹槓的餐廳，或是忙著抓住假期尾聲，在海灘上盡情享受燦爛陽光，值此同時，附近海域一天就有近千名難民獲救，其中有些人會被送來這裡的營區。 上島後不久，我遇到四個亞裔面孔的青少年，他們踩著夾腳拖，站在孟加拉手機零件攤販附近，這種攤販在羅馬街上尋常可見。他們貌似只是到處看看，但又透露出些許不安。我猜，他們可能初來乍到，所以決定上前攀談。他們看起來不怎麼怕生，馬上就打開話匣子。其中有三人似乎非常親近，而其中一位告訴我，他們來自孟加拉的偏鄉，一個叫加德（Jaldhup）的村落。 「我們現在待在營區裡。」稚氣未脫的他笑道，露出一口白牙。他看上去約莫十五歲，另外兩人也差不了多少。我問：他們怎麼會流落此地？ 「我們的村子很窮，我們也非常窮。」他講話時頗有自信，語氣像在跟村裡的某個阿姨聊天。「『我們家』的農耕收入非常少，妳知道的，所以爸媽決定把我們送出去工作。」他說他今年十六歲，名叫札希德。站在他旁邊的害羞男孩跟他同年，叫阿西夫，互稱表親。但後來他們告訴我，其實他們之間並無血緣關係。「表親」一詞只是用於稱呼與自己或家人親近的對象。名叫賽伊德的男孩站在旁邊，他比另外兩人年長一歲，是他們最親近的好友。三人之中，札希德的英文說得最好，自然而然就替其他人說起他們的故事。 「那些安排我們『出國』的人跑到村子裡來，尋找像我們爸媽那樣的人。他們知道這村子有多窮，所以想『招募』我們出國，而他們總是鎖定我們這種年輕人。那些人找上爸媽，他們也希望我們出去賺錢養家，於是賣掉牲畜、土地，幫每個人付五千歐元（約新臺幣十八萬元），才得以將我們送出國，偷渡到利比亞去工作。」 「我們拿著假護照搭飛機到利比亞，途經杜拜（Dubai）與蘇丹（Sudan）。抵達利比亞機場時，當地的人口販子跟我們碰面，立刻拿走證件，他們真的很可怕⋯⋯人口販子叫我們閉嘴，其中一個賞了我巴掌。遭受這種待遇，我們完全傻住了。這才驚覺，惡夢剛要開始。」 我在蘭佩杜沙的時間跟這三個男孩混熟了，也聽完剩下的故事。後來才知道，有數百名像他們一樣的未成年難民在海上獲救，被送到這裡。而我也漸漸明白，在遇到札希德的第一天，從他那聽來的「惡夢」，同時也是成千上萬名渡歐移民的悲慘際遇。 但對於所謂的「歐洲堡壘」（Fortress Europe）來說，這些難民是「非我族類的他者」，這個堡壘從較富裕的西北歐國家開始，層層堆起排他防線，但最外層的防線巡邏與防禦工作，卻落在歐洲較為貧窮、邊緣的國家肩上，像希臘或義大利。這些位處歐洲邊陲的國家被迫與「非我族類」打交道。試圖橫渡地中海、進入義大利的難民人數，近年不斷穩定提升。二〇一四年，共有十七萬零一百位難民自海上進入義大利，而自該年年初迄今，義大利更足足收容了四十萬名橫跨地中海的難民。二〇一六年前三個月，進入義大利的難民數量增長了八成。同年三月，歐盟與土耳其簽訂協約，讓土耳其、摩洛哥與利比亞等國家成為「堡壘」的第三道防線，再加上巴爾幹半島國家關閉國界的舉措，導致由利比亞出發、跨海進入義大利的難民數量激增。 數年來，在「歐洲堡壘」不斷關閉邊疆的情況下，地中海頓時成為歐洲的墳場，而蘭佩杜沙島無疑位處其中。二〇一三年十月三日，一場災難深深撼動蘭佩杜沙島的居民，兔島（Isola dei Conigli）對面的兔灣（Rabbit Bay）一帶發生船難，三百六十八名移民共赴黃泉，裡頭包含許多孩童。最後，只有一百五十五人生還，得以向世界說出他們經歷的悲劇與承受的磨難。但就在隔天，前日亡者尚未入土之際，搜救者發現另一艘載著敘利亞移民的船也翻覆了。總共三十八人死亡，逾二百人獲救。 這兩場慘劇澈底激怒了蘭佩杜沙人。歐洲執委會主席若澤．曼努埃爾．巴洛索（José Manuel Barroso）及義大利總理恩里科．雷塔（Enrico Letta）隨後造訪蘭佩杜沙島，卻迎來當地人噓聲四起，他們覺得歐盟從未盡力阻止那些導致難民死亡的悲劇，讓人大失所望。 移民渡海的行動確實從二〇一一年起開始增加，地中海一帶卻從未出現跨國合作的搜救行動。歐盟反而挹注大量預算在保衛邊境上。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統計，歐盟從二〇〇七至二〇一三年，共花費約二十億歐元（約新臺幣七百二十億元）建築圍牆、監視系統與設立邊境巡邏隊。上述大致為二〇一三年悲劇背後的時空脈絡。就像義大利裔的調查記者法布里奇奧．加蒂（Fabrizio Gatti）指出的，第二艘船沉沒時，因為義大利與南歐島國馬爾他兩國海軍轄區交疊不清，救援才有所耽誤。最終，義大利在該年決定展開「我們的海」（Mare Nostrum）計畫。這項涵蓋國際海域的搜救計畫，每月需耗資九百萬歐元（約新臺幣三億二千四百萬元）維持，但其他歐盟成員國完全沒有提供義大利任何經濟援助。隨後在二〇一四年十一月，「我們的海」遭規模較小的「崔頓」計畫取代，並由歐洲國際邊界管理署（Frontex）負責執行。二〇一五年四月，單單一週內便有兩艘難民船相繼沉沒，共一千五百人罹難。歐洲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因此啟動「蘇菲亞行動」（Operation Sophia），旨在打擊北非的人口販運網絡。根據理事會的決議，此計畫盼能打擊地中海中部偏南／北非一帶的人口販運網絡，並辨識、逮捕與掃蕩疑似或確定為人口販子使用的船隻 。 但海上悲歌並未就此停歇，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又有三艘船隻沉沒，帶走了逾七百條人命。受害者大半來自厄利垂亞（Eritrea）、奈及利亞、索馬利亞與蘇丹。非政府組織「海洋守望」（Sea Watch）也參與搜救行動，並表示這些慘絕人寰的溺斃事件，多少肇因於歐盟未能規劃一套特定搜救行動。他們更指出，歐盟先前發動的行動皆未有明確的搜救原則。 二〇一六年十月三日，約一千名蘭佩杜沙島民參與二〇一三年沉船事件的紀念活動。他們遊行至島上於二〇〇八年建起的紀念地標「歐洲之門」，紀念那些在地中海逝去的生命。那一天也被指定為「移民受難者紀念日」（National Day of Remembrance for the Victims of Immigration），成為官方首次訂定的移民相關紀念日。蘭佩杜沙市長茱西．妮可莉妮（Giusi Nicolini）對紀念活動的參與者談及這些悲劇仍是現在進行式。她說：「從當時到現在，又有一萬一千人不幸喪生，光是今年就約三千五百人死亡。」可怕的是，她發表此番談話時，二〇一六年尚有三個月才要結束。那天，不僅蘭佩杜沙島的社會運動者，甚至全西西里地區的相關人士都紛紛舉辦工作坊或安排演說，一同紀念這一天。
與世隔絕的營地 有些人問我為何不寫蘭佩杜沙島的美好地景或是陽光燦爛的沙灘，反而去紀錄這一個個悲劇。我希望這些人到當地看看吧。對島民來說，這麼多移民在地中海溺斃一事，無疑是沉重的負荷，因此也影響了他們對外部世界的認知，以及與外界的關係。豎立在島上的「歐洲之門」，代表島民的悲傷與尊重。在海面數公里外的船隻，遠遠便能看見這座門。難民的悲劇成了蘭佩杜沙島的集體記憶，是他們過去與當下的一部分。 不過，島民的生活看起來並沒有受到影響。事實上，當地人稀鬆平常過日子的情景，可能會令人難以理解。人們可以坐在碼頭邊，看漁人為每日出海做準備，或星期天早上待在市鎮中心，看著當地居民出入教堂。這些看似尋常的情景，可能會讓人覺得移民的世界與他們毫不相干。確實，不是所有島民都明白移民經歷了哪些事。我四下詢問，結果發現不是每個人都知道「歡迎中心」在哪，但它就坐落在島中央。事實上，如果腳程快些，沿鄉間小徑往島嶼中央走，從羅馬街走到難民中心僅僅二十分鐘。這不過就是日常散步的距離罷了。途中，我不由得想到當地人多麼不在意移民究竟身處島上何處，這時突然看到前方有學校的圍籬，上頭掛著一幅橫幅標語，寫著「捍衛人命而非邊界」，擲地有聲地提醒路過的人，切勿忽視命喪海上的移民。在蘭佩杜沙島，移民便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我在僅有橄欖樹與仙人掌的旱地持續走了數公里，一道金屬大門終於出現在咫尺之遙。這座收容中心有軍隊駐守，與其說是收容所，不如說更像拘留中心。二〇一六年秋天，此處拘留了逾千名來自非洲全境及孟加拉的難民。 這裡是蘭佩杜沙島唯一一間難民收容中心（Centro di Prima Accoglienza-CdA），一九九八年開始運作以來，這座島嶼逐漸成為非洲、中東與亞洲移民入境歐洲的第一站。從二十一世紀初起，因為部分非洲及中東政治情勢逐漸不穩，窮困問題持續，來自那些地區的人都將義大利視為進入歐洲的入口。到了二〇〇六年，來自迦納（Ghana）、奈及利亞與馬利（Mali）的大量偷渡客循利比亞至義大利的途徑進入歐洲，將蘭佩杜沙當成中轉站。二〇一一年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爆發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軍事介入利比亞，更迫使許多非洲及中東人離鄉背井，逃到蘭佩杜沙島。舉例而言，二〇一一年至少有四萬八千人從突尼西亞與利比亞逃來這座島。在此期間，「營區」（所有難民都這麼稱呼）也作為身分查驗暨驅逐中心（Centre of Identification and Expulsion, CIE）之用，附近也發生過數起移民及當地居民發起的抗議行動。二〇〇九年，聯合國難民署（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曾批評營區過度擁擠，因為這裡原先是為容納八百五十人而設計的，如今卻有兩千人居住於此。根據報導，有些人在營區裡還得睡在戶外，任憑風吹雨打。二〇〇九年二月，營區住民忍受不了惡劣的環境，發起暴動，隨後引發大火，燒燬了大半營區。 同年，義大利政府決議設立新的身分查驗與驅逐中心，卻又招致抗議聲浪。約莫七百人逃離原本的營區，最後，有一群人索性拆掉營區大門，徒留空無一人的營區。難民紛紛伴著當地居民進城遊行，其中許多人甚至提供他們食物，以免挨餓。這場抗議規模之大，警察與卡賓槍騎兵隊（Carabinieri，義大利憲兵）也無計可施，只能眼睜睜看著難民走向市政廳，高呼「自由！」和「請幫幫我們！」他們渴望自由，不想被遣送回母國。 二〇一五年十月，蘭佩杜沙島的難民收容中心成為歐洲的第一個「熱點」，與另外十處熱點一齊坐鎮前線，隨時準備先發制人。「熱點」一詞來自歐盟的熱點制度，舉凡義大利與希臘等邊境國家先後成為實施對象，目的是阻止移民取道南歐入境，並盡量減少尋求庇護者的數量。受制於歐盟《都柏林公約》中的移民政策規範，義大利無法讓尋求庇護者自由選擇他們想申請庇護的國家。熱點制度的宗旨便是希望在移民進入歐洲的源頭就有所「過濾」，分為兩大類：尋求庇護者與經濟移民。初步認定具有難民身分的移民，得進入庇護申請的流程，至於經過治安部門與歐洲國際邊界管理署認定的經濟移民，則會迅速排除在收容系統外，再無尋求庇護的可能。由於義大利跟移民的母國並無簽署與拘留、遣返有關的重新接納協議（readmission agreements），因此當局會拒絕經濟移民合法入境，並給他們七天時間從羅馬機場「自行出境」。這些身無分文，亦無收入的移民，就此遁入社會邊陲的陰暗處，為了生存而奮鬥。 在熱點制度中，區分移民身分的核心機制即是依靠指紋來運作。義大利遵照歐盟指示採集移民的指紋已行之有年，但就如社會運動人士所言，政府在採樣手段上可以說是有軟有硬。不但身分識別的整個過程帶有偏見，並依據移民母國的不同而有所差別，甚至將他們以完全不同的權利與待遇分門別類。舉例而言，來自西非國家的移民多半會排除在尋求庇護的行列之外，並被貼上非法移民的標籤。相反地，倘若難民來自敘利亞或伊拉克這種國際保護比率（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recognition rate）超過百分之七十五的國家，便「可能」獲准遷移至歐盟國家。實際上，即便是這些「符合資格」的尋求庇護者，也鮮少獲准移轉到其他歐盟國家。時任蘭佩杜沙島市長的茱西．妮可莉妮認為，熱點制度的用意是「排斥難民的大眾，僅接受小眾」。據歐洲執委會的資料顯示，歐盟重新安置的難民數量為八千一百六十二人（其中六千二百一十二人遷出希臘、一千九百五十人遷出義大利），只達成原定目標（十六萬人）的百分之五。 多數遭排除在尋求庇護體系外的人，其中大部分是西非國家的移民。他們因母國內部的政治迫害、貪腐與動盪導致經濟衰退而陷入貧困。接下來的幾章將會提及他們的處境。 歐盟將蘭佩杜沙島這處「熱點」視為整套系統的首個實驗模型，等到這座島嶼實施熱點制度後數月，同樣的措施也開始在西西里島上的城市，如特拉帕尼（Trapani）及波札洛（Pozzallo）等地採用。就我個人所見，蘭佩杜沙島的熱點政策導致甫逃離戰亂與破壞的移民，立刻陷入非法入境義大利的局面，迫使他們進入充滿剝削、不見天日且非法的勞動市場。換言之，蘭佩杜沙島這處熱點，一方面使尋求庇護的移民立刻遭到驅逐，另一方面也因此讓歐洲獲得大量沒有身分證件的非正規廉價勞工。 到了營區入口，兩名士兵上前盤問我的來意，隨後找了一位聯合國的人來跟我談。抵達此島前所做的準備讓我知道要進入這裡並不容易，尤其對記者和媒體工作者更是如此。果不其然，聯合國工作人員叫我寫信到亞格里琴托（Agrigento）申請進入營區的許可證。我問申請時間要多久，她搖搖頭表示不清楚。至於能否順利申請到許可，她則聳聳肩，承認「機會渺茫」，隨後補上一句：「基本上不可能。」他們將移民拘留在島中央，隔絕於當地人口之外的做法並不令人意外。蘭佩杜沙設置難民收容所的地點，不禁讓我想起英國的情況，因為英國也有許多設置在偏遠、孤立地區的拘留暨驅逐中心。對於住在裡頭的移民來說，遭人蓄意孤立的感覺甚深。「他們為甚麼要把我們留在一個鳥不生蛋的地方？」很多人這麼問我。「他們想隱藏甚麼？」
當時，他們並未料及自己悲慘的境遇到歐洲竟會沒完沒了。在蘭佩杜沙島待上幾週後，他們被轉移到西西里島（Sicily）南岸的西庫里亞納（Siculiana），住進一座人滿為患的收容營。就他們看來，無疑像住進監獄。收容營惡劣的生活條件讓許多人早已逃跑，事實上，逃跑情事相當普遍，就連老鳥都會教新來的移民說「Dov'è la stazione?」，意即「（火車／巴士）車站在哪裡？」這也是三位男孩唯一會說的義大利語。短短幾天內，他們決定一走了之。在燒灼烈陽下整整徒步七小時，終於抵達附近的巴士站，隨後前往巴勒摩（Palermo），接著又轉乘巴士到米蘭，前往西南方的文提米利亞（Ventimiglia），最後跨境至法國。他們的旅程無非是一次次動身逃亡，盼望脫離無止盡的悲慘境況。
「自由遷移」（Freedom of movement）是歐盟的基礎原則，在此原則下，歐盟成員國的公民得以自由在各國之間遷移、定居。這樣的「自由」定義了歐盟公民的基本權利，在這塊世上最富裕的大陸，人們得以像貨物流通般，輕鬆跨越國界。
午夜上了船後，委實身心俱疲，儘管這個十月的夜晚，海上還算相對平靜，但我幾乎沒怎麼睡。躺在三張塑膠椅排成的床榻上，手被夾在中間的感覺讓人無法入眠。相鄰的起居室，幾個當地乘客用大螢幕觀看翻譯成義大利語的《X音素》。我們預計天亮後抵達，而我分分秒秒都在倒數。 渡輪在十三平方公里大的蘭佩杜沙島海邊靠岸，這座島寸草不生，除了米蘭還有來自北義大利其他地區的假日遊客把這裡當作廉價的旅遊景點以外，沒甚麼開發。我和夥伴戴夫下船後看到的第一個畫面，是一群剛下救難船的移民，在港口碼頭擠成一堆，各自蜷在毛毯裡，等著被轉置到難民收容中心，也就是所謂的「歡迎中心」（Centro Accoglienza）。住在該處的移民簡稱為「營區」。 這個景象說明了蘭佩杜沙島的另一個面向。數十年來，島上主要收入一直是觀光產業，但只要待在這裡半天，就能察覺度假觀光不過是島嶼的其中一面。米蘭來的遊客在索然無趣的羅馬街（Via Roma）上吃著庫司庫司（couscous）當晚餐、逛紀念品店，光顧大敲竹槓的餐廳，或是忙著抓住假期尾聲，在海灘上盡情享受燦爛陽光，值此同時，附近海域一天就有近千名難民獲救，其中有些人會被送來這裡的營區。 上島後不久，我遇到四個亞裔面孔的青少年，他們踩著夾腳拖，站在孟加拉手機零件攤販附近，這種攤販在羅馬街上尋常可見。他們貌似只是到處看看，但又透露出些許不安。我猜，他們可能初來乍到，所以決定上前攀談。他們看起來不怎麼怕生，馬上就打開話匣子。其中有三人似乎非常親近，而其中一位告訴我，他們來自孟加拉的偏鄉，一個叫加德（Jaldhup）的村落。 「我們現在待在營區裡。」稚氣未脫的他笑道，露出一口白牙。他看上去約莫十五歲，另外兩人也差不了多少。我問：他們怎麼會流落此地？ 「我們的村子很窮，我們也非常窮。」他講話時頗有自信，語氣像在跟村裡的某個阿姨聊天。「『我們家』的農耕收入非常少，妳知道的，所以爸媽決定把我們送出去工作。」他說他今年十六歲，名叫札希德。站在他旁邊的害羞男孩跟他同年，叫阿西夫，互稱表親。但後來他們告訴我，其實他們之間並無血緣關係。「表親」一詞只是用於稱呼與自己或家人親近的對象。名叫賽伊德的男孩站在旁邊，他比另外兩人年長一歲，是他們最親近的好友。三人之中，札希德的英文說得最好，自然而然就替其他人說起他們的故事。 「那些安排我們『出國』的人跑到村子裡來，尋找像我們爸媽那樣的人。他們知道這村子有多窮，所以想『招募』我們出國，而他們總是鎖定我們這種年輕人。那些人找上爸媽，他們也希望我們出去賺錢養家，於是賣掉牲畜、土地，幫每個人付五千歐元（約新臺幣十八萬元），才得以將我們送出國，偷渡到利比亞去工作。」 「我們拿著假護照搭飛機到利比亞，途經杜拜（Dubai）與蘇丹（Sudan）。抵達利比亞機場時，當地的人口販子跟我們碰面，立刻拿走證件，他們真的很可怕⋯⋯人口販子叫我們閉嘴，其中一個賞了我巴掌。遭受這種待遇，我們完全傻住了。這才驚覺，惡夢剛要開始。」 我在蘭佩杜沙的時間跟這三個男孩混熟了，也聽完剩下的故事。後來才知道，有數百名像他們一樣的未成年難民在海上獲救，被送到這裡。而我也漸漸明白，在遇到札希德的第一天，從他那聽來的「惡夢」，同時也是成千上萬名渡歐移民的悲慘際遇。 但對於所謂的「歐洲堡壘」（Fortress Europe）來說，這些難民是「非我族類的他者」，這個堡壘從較富裕的西北歐國家開始，層層堆起排他防線，但最外層的防線巡邏與防禦工作，卻落在歐洲較為貧窮、邊緣的國家肩上，像希臘或義大利。這些位處歐洲邊陲的國家被迫與「非我族類」打交道。試圖橫渡地中海、進入義大利的難民人數，近年不斷穩定提升。二〇一四年，共有十七萬零一百位難民自海上進入義大利，而自該年年初迄今，義大利更足足收容了四十萬名橫跨地中海的難民。二〇一六年前三個月，進入義大利的難民數量增長了八成。同年三月，歐盟與土耳其簽訂協約，讓土耳其、摩洛哥與利比亞等國家成為「堡壘」的第三道防線，再加上巴爾幹半島國家關閉國界的舉措，導致由利比亞出發、跨海進入義大利的難民數量激增。 數年來，在「歐洲堡壘」不斷關閉邊疆的情況下，地中海頓時成為歐洲的墳場，而蘭佩杜沙島無疑位處其中。二〇一三年十月三日，一場災難深深撼動蘭佩杜沙島的居民，兔島（Isola dei Conigli）對面的兔灣（Rabbit Bay）一帶發生船難，三百六十八名移民共赴黃泉，裡頭包含許多孩童。最後，只有一百五十五人生還，得以向世界說出他們經歷的悲劇與承受的磨難。但就在隔天，前日亡者尚未入土之際，搜救者發現另一艘載著敘利亞移民的船也翻覆了。總共三十八人死亡，逾二百人獲救。 這兩場慘劇澈底激怒了蘭佩杜沙人。歐洲執委會主席若澤．曼努埃爾．巴洛索（José Manuel Barroso）及義大利總理恩里科．雷塔（Enrico Letta）隨後造訪蘭佩杜沙島，卻迎來當地人噓聲四起，他們覺得歐盟從未盡力阻止那些導致難民死亡的悲劇，讓人大失所望。 移民渡海的行動確實從二〇一一年起開始增加，地中海一帶卻從未出現跨國合作的搜救行動。歐盟反而挹注大量預算在保衛邊境上。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統計，歐盟從二〇〇七至二〇一三年，共花費約二十億歐元（約新臺幣七百二十億元）建築圍牆、監視系統與設立邊境巡邏隊。上述大致為二〇一三年悲劇背後的時空脈絡。就像義大利裔的調查記者法布里奇奧．加蒂（Fabrizio Gatti）指出的，第二艘船沉沒時，因為義大利與南歐島國馬爾他兩國海軍轄區交疊不清，救援才有所耽誤。最終，義大利在該年決定展開「我們的海」（Mare Nostrum）計畫。這項涵蓋國際海域的搜救計畫，每月需耗資九百萬歐元（約新臺幣三億二千四百萬元）維持，但其他歐盟成員國完全沒有提供義大利任何經濟援助。隨後在二〇一四年十一月，「我們的海」遭規模較小的「崔頓」計畫取代，並由歐洲國際邊界管理署（Frontex）負責執行。二〇一五年四月，單單一週內便有兩艘難民船相繼沉沒，共一千五百人罹難。歐洲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因此啟動「蘇菲亞行動」（Operation Sophia），旨在打擊北非的人口販運網絡。根據理事會的決議，此計畫盼能打擊地中海中部偏南／北非一帶的人口販運網絡，並辨識、逮捕與掃蕩疑似或確定為人口販子使用的船隻 。 但海上悲歌並未就此停歇，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又有三艘船隻沉沒，帶走了逾七百條人命。受害者大半來自厄利垂亞（Eritrea）、奈及利亞、索馬利亞與蘇丹。非政府組織「海洋守望」（Sea Watch）也參與搜救行動，並表示這些慘絕人寰的溺斃事件，多少肇因於歐盟未能規劃一套特定搜救行動。他們更指出，歐盟先前發動的行動皆未有明確的搜救原則。 二〇一六年十月三日，約一千名蘭佩杜沙島民參與二〇一三年沉船事件的紀念活動。他們遊行至島上於二〇〇八年建起的紀念地標「歐洲之門」，紀念那些在地中海逝去的生命。那一天也被指定為「移民受難者紀念日」（National Day of Remembrance for the Victims of Immigration），成為官方首次訂定的移民相關紀念日。蘭佩杜沙市長茱西．妮可莉妮（Giusi Nicolini）對紀念活動的參與者談及這些悲劇仍是現在進行式。她說：「從當時到現在，又有一萬一千人不幸喪生，光是今年就約三千五百人死亡。」可怕的是，她發表此番談話時，二〇一六年尚有三個月才要結束。那天，不僅蘭佩杜沙島的社會運動者，甚至全西西里地區的相關人士都紛紛舉辦工作坊或安排演說，一同紀念這一天。
與世隔絕的營地 有些人問我為何不寫蘭佩杜沙島的美好地景或是陽光燦爛的沙灘，反而去紀錄這一個個悲劇。我希望這些人到當地看看吧。對島民來說，這麼多移民在地中海溺斃一事，無疑是沉重的負荷，因此也影響了他們對外部世界的認知，以及與外界的關係。豎立在島上的「歐洲之門」，代表島民的悲傷與尊重。在海面數公里外的船隻，遠遠便能看見這座門。難民的悲劇成了蘭佩杜沙島的集體記憶，是他們過去與當下的一部分。 不過，島民的生活看起來並沒有受到影響。事實上，當地人稀鬆平常過日子的情景，可能會令人難以理解。人們可以坐在碼頭邊，看漁人為每日出海做準備，或星期天早上待在市鎮中心，看著當地居民出入教堂。這些看似尋常的情景，可能會讓人覺得移民的世界與他們毫不相干。確實，不是所有島民都明白移民經歷了哪些事。我四下詢問，結果發現不是每個人都知道「歡迎中心」在哪，但它就坐落在島中央。事實上，如果腳程快些，沿鄉間小徑往島嶼中央走，從羅馬街走到難民中心僅僅二十分鐘。這不過就是日常散步的距離罷了。途中，我不由得想到當地人多麼不在意移民究竟身處島上何處，這時突然看到前方有學校的圍籬，上頭掛著一幅橫幅標語，寫著「捍衛人命而非邊界」，擲地有聲地提醒路過的人，切勿忽視命喪海上的移民。在蘭佩杜沙島，移民便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我在僅有橄欖樹與仙人掌的旱地持續走了數公里，一道金屬大門終於出現在咫尺之遙。這座收容中心有軍隊駐守，與其說是收容所，不如說更像拘留中心。二〇一六年秋天，此處拘留了逾千名來自非洲全境及孟加拉的難民。 這裡是蘭佩杜沙島唯一一間難民收容中心（Centro di Prima Accoglienza-CdA），一九九八年開始運作以來，這座島嶼逐漸成為非洲、中東與亞洲移民入境歐洲的第一站。從二十一世紀初起，因為部分非洲及中東政治情勢逐漸不穩，窮困問題持續，來自那些地區的人都將義大利視為進入歐洲的入口。到了二〇〇六年，來自迦納（Ghana）、奈及利亞與馬利（Mali）的大量偷渡客循利比亞至義大利的途徑進入歐洲，將蘭佩杜沙當成中轉站。二〇一一年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爆發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軍事介入利比亞，更迫使許多非洲及中東人離鄉背井，逃到蘭佩杜沙島。舉例而言，二〇一一年至少有四萬八千人從突尼西亞與利比亞逃來這座島。在此期間，「營區」（所有難民都這麼稱呼）也作為身分查驗暨驅逐中心（Centre of Identification and Expulsion, CIE）之用，附近也發生過數起移民及當地居民發起的抗議行動。二〇〇九年，聯合國難民署（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曾批評營區過度擁擠，因為這裡原先是為容納八百五十人而設計的，如今卻有兩千人居住於此。根據報導，有些人在營區裡還得睡在戶外，任憑風吹雨打。二〇〇九年二月，營區住民忍受不了惡劣的環境，發起暴動，隨後引發大火，燒燬了大半營區。 同年，義大利政府決議設立新的身分查驗與驅逐中心，卻又招致抗議聲浪。約莫七百人逃離原本的營區，最後，有一群人索性拆掉營區大門，徒留空無一人的營區。難民紛紛伴著當地居民進城遊行，其中許多人甚至提供他們食物，以免挨餓。這場抗議規模之大，警察與卡賓槍騎兵隊（Carabinieri，義大利憲兵）也無計可施，只能眼睜睜看著難民走向市政廳，高呼「自由！」和「請幫幫我們！」他們渴望自由，不想被遣送回母國。 二〇一五年十月，蘭佩杜沙島的難民收容中心成為歐洲的第一個「熱點」，與另外十處熱點一齊坐鎮前線，隨時準備先發制人。「熱點」一詞來自歐盟的熱點制度，舉凡義大利與希臘等邊境國家先後成為實施對象，目的是阻止移民取道南歐入境，並盡量減少尋求庇護者的數量。受制於歐盟《都柏林公約》中的移民政策規範，義大利無法讓尋求庇護者自由選擇他們想申請庇護的國家。熱點制度的宗旨便是希望在移民進入歐洲的源頭就有所「過濾」，分為兩大類：尋求庇護者與經濟移民。初步認定具有難民身分的移民，得進入庇護申請的流程，至於經過治安部門與歐洲國際邊界管理署認定的經濟移民，則會迅速排除在收容系統外，再無尋求庇護的可能。由於義大利跟移民的母國並無簽署與拘留、遣返有關的重新接納協議（readmission agreements），因此當局會拒絕經濟移民合法入境，並給他們七天時間從羅馬機場「自行出境」。這些身無分文，亦無收入的移民，就此遁入社會邊陲的陰暗處，為了生存而奮鬥。 在熱點制度中，區分移民身分的核心機制即是依靠指紋來運作。義大利遵照歐盟指示採集移民的指紋已行之有年，但就如社會運動人士所言，政府在採樣手段上可以說是有軟有硬。不但身分識別的整個過程帶有偏見，並依據移民母國的不同而有所差別，甚至將他們以完全不同的權利與待遇分門別類。舉例而言，來自西非國家的移民多半會排除在尋求庇護的行列之外，並被貼上非法移民的標籤。相反地，倘若難民來自敘利亞或伊拉克這種國際保護比率（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recognition rate）超過百分之七十五的國家，便「可能」獲准遷移至歐盟國家。實際上，即便是這些「符合資格」的尋求庇護者，也鮮少獲准移轉到其他歐盟國家。時任蘭佩杜沙島市長的茱西．妮可莉妮認為，熱點制度的用意是「排斥難民的大眾，僅接受小眾」。據歐洲執委會的資料顯示，歐盟重新安置的難民數量為八千一百六十二人（其中六千二百一十二人遷出希臘、一千九百五十人遷出義大利），只達成原定目標（十六萬人）的百分之五。 多數遭排除在尋求庇護體系外的人，其中大部分是西非國家的移民。他們因母國內部的政治迫害、貪腐與動盪導致經濟衰退而陷入貧困。接下來的幾章將會提及他們的處境。 歐盟將蘭佩杜沙島這處「熱點」視為整套系統的首個實驗模型，等到這座島嶼實施熱點制度後數月，同樣的措施也開始在西西里島上的城市，如特拉帕尼（Trapani）及波札洛（Pozzallo）等地採用。就我個人所見，蘭佩杜沙島的熱點政策導致甫逃離戰亂與破壞的移民，立刻陷入非法入境義大利的局面，迫使他們進入充滿剝削、不見天日且非法的勞動市場。換言之，蘭佩杜沙島這處熱點，一方面使尋求庇護的移民立刻遭到驅逐，另一方面也因此讓歐洲獲得大量沒有身分證件的非正規廉價勞工。 到了營區入口，兩名士兵上前盤問我的來意，隨後找了一位聯合國的人來跟我談。抵達此島前所做的準備讓我知道要進入這裡並不容易，尤其對記者和媒體工作者更是如此。果不其然，聯合國工作人員叫我寫信到亞格里琴托（Agrigento）申請進入營區的許可證。我問申請時間要多久，她搖搖頭表示不清楚。至於能否順利申請到許可，她則聳聳肩，承認「機會渺茫」，隨後補上一句：「基本上不可能。」他們將移民拘留在島中央，隔絕於當地人口之外的做法並不令人意外。蘭佩杜沙設置難民收容所的地點，不禁讓我想起英國的情況，因為英國也有許多設置在偏遠、孤立地區的拘留暨驅逐中心。對於住在裡頭的移民來說，遭人蓄意孤立的感覺甚深。「他們為甚麼要把我們留在一個鳥不生蛋的地方？」很多人這麼問我。「他們想隱藏甚麼？」
當時，他們並未料及自己悲慘的境遇到歐洲竟會沒完沒了。在蘭佩杜沙島待上幾週後，他們被轉移到西西里島（Sicily）南岸的西庫里亞納（Siculiana），住進一座人滿為患的收容營。就他們看來，無疑像住進監獄。收容營惡劣的生活條件讓許多人早已逃跑，事實上，逃跑情事相當普遍，就連老鳥都會教新來的移民說「Dov'è la stazione?」，意即「（火車／巴士）車站在哪裡？」這也是三位男孩唯一會說的義大利語。短短幾天內，他們決定一走了之。在燒灼烈陽下整整徒步七小時，終於抵達附近的巴士站，隨後前往巴勒摩（Palermo），接著又轉乘巴士到米蘭，前往西南方的文提米利亞（Ventimiglia），最後跨境至法國。他們的旅程無非是一次次動身逃亡，盼望脫離無止盡的悲慘境況。
「自由遷移」（Freedom of movement）是歐盟的基礎原則，在此原則下，歐盟成員國的公民得以自由在各國之間遷移、定居。這樣的「自由」定義了歐盟公民的基本權利，在這塊世上最富裕的大陸，人們得以像貨物流通般，輕鬆跨越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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