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長崎筆記
我不掩飾對大江健三郎《廣島筆記》的不滿。
因為，我沒有讀到自己在廣島感到的、那種焦急的資訊。
它不需文學或哲理的彩飾，它應該簡單乾淨，甚至只有兩句：一，必須無條件禁止和銷毀一切
核武器。二，發展和使用核武器，即踐踏冒犯人類的道德底限。
如在兩句之上再作補充，就應該說：
在這個帝國主義發瘋的二十一世紀之初，美國是再次挑動核災禍的最大嫌犯。原子彈這種兇器
（儘管它可能是微型的或戰術的），時刻都可能被美國投向人類。
大江健三郎儘管也執著於批判，但諸如頹廢、屈辱、威嚴、自殺等概念的闡釋，更像是曖昧的
作態。它不能代表被核轟炸一瞬抹煞的、十萬死滅生靈的悲願。它以一副深刻面孔，迴避了揭露的義務。它對一九六四年中國的第一次核子試驗憂心忡忡（頁九○至九一），而不去呼籲阻止迫在眉睫的美國核犯罪。它推敲斟酌，最後也沒說出一句世界共識的大白話：想冒天下之大不韙使用核武器的最兇惡的嫌犯，就是蠻橫的美國。
大江健三郎近年來對中國文學議論很多，顯然並不在意自己的言行會有對中國的冒犯。但是他的《廣島筆記》裡，對籠罩人類頭頂的、新的核威脅卻出語謹慎。哪怕，昨天美國以原子「小男孩」和「胖子」轟炸過日本，今天美國政客更屢次叫囂，要動用「戰術」或「微型」核武器。
在《廣島筆記》裡稀疏的美國批判，不過是：
──我懷疑，即將向廣島投下原子彈的時候，決定那次作戰的美國知識分子的一群，心裡或許曾閃過「信任人的力量，或人道主義」之類的念頭。──我懷疑，他們不就是在那種荒謬的人道主義確信之上，才做出投下原子彈的最後決斷麼。（《広島ノート》，岩波新書，一九九五年，頁一一一）
──我每每想，投下了原子彈的美國軍事負責人，其實僅是靠了廣島市民自己的迅速恢復力、靠了他們不許自己停滯於悲慘之中的、自立了的人的廉恥心，才能對原子彈的災難不屑一顧。（同上，頁一五七）
如日本評者所說，這些話相當難懂。什麼叫「自立了的人的廉恥心」？他的批判語言，如他自己指出的一樣曖昧。彎繞的敘述，堆砌的哲理，掩藏著一絲是非的妥協。
他遠不如那些毫無話語權勢的窮國戰士，擲出唯有的石塊，阻擊兇殘的坦克，或者以肉軀築成街壘，以生命抵抗—貧鈾彈、戰術核武器、核戰爭的罪惡進軍。那些軀體炸裂時響起的嘶喊，是批判者留給人間的留言，在我聽來，它們才正是廣島呼籲的續篇。
美國說：不使用原子彈，日本軍國主義不會投降。只因扔下了原子彈，對日本的戰爭少死了一百萬人。
這是一種很實際的邏輯。在飽受日本軍國侵略蹂躪的中國，這樣的觀點也被一些人認為理所當然。
但是，到過廣島或長崎的人，都因為兩座城市的受難，突然開始思考─—究竟什麼是戰爭或國際紛爭之中的道德底線，究竟什麼才是敵與我、黑暗與光明、正義與反動的鏖戰之間的人道主義。
他們在頑強的、甚至痛苦的思索之末，最終超越了一己的民族立場，贊同了廣島和長崎的思想。因為他們明白了在對抗的世界裡，關於敵我、黑白、正義的觀點永遠是分裂的，為了拒絕和反對強勢力量控制下的道德觀念強加，人類必須有最低限度的共同道德底線。
使用核武器，即對這一道德底線的破壞。與文人的作態不同，他們在張開喉嚨時已擺脫了狹隘的民族得失，也超越了價值觀對立的二元論，他們加入廣島長崎的吼聲時，追求的是對人的起碼關懷。一年復一年，十年又十年，加入這個呼喊的隊伍的人，愈來愈多了。如今他們拒絕任何強辭奪理，他們只呼籲—無條件地銷毀核武器，無條件地禁止核戰爭。
這呼喊簡單無比，它排斥任何藉口，否決一切偷渡。否決諸如安全、反恐、戰術、微型等概念和道德上的偷渡。要以經久不歇和雷鳴般的、全世界全人類一致的共同怒吼，實現禁止核武器的目標，首先壓制住任何集團、尤其是核流氓美國及其同夥的犯罪欲。
─—這就是我在廣島感到、但是沒有在《廣島筆記》中讀到的原則。
廣島和長崎一直呼喊，六十年間並不理會—為核武器辯解的任何噪音。他們把訴求簡化，絕對禁止、拒絕藉口、不論條件原因、不分敵方是誰、強調使用核武器即是反人類的犯罪；強調地球上不能再第二次出現廣島長崎；強調既是人類就絕不能使用核武器。
倖存者的喊聲，日復一日，哀怨淒絕。他們呼喚更多人的加入。他們感動了全世界，也感動了求學日本的我。
不斷再版的《廣島筆記》，與廣島的喊聲多少有異。它在陰影籠罩的六十年後，沒有做一根勇敢的手指，向世界指證美國及其同夥的核威脅。
它也沒有揭露為之造勢的媒體犯罪。它沒有說：在南斯拉夫、阿富汗和伊拉克使用的貧鈾彈，乃是對六十年人類艱難建立的和平準則的踐踏，乃是對廣島長崎六十年泣血呼籲的蔑視。
對他人作品的評論並不重要。對我來說，重要的是加入呼喊。
已經是間不容髮，一切都緊迫至極。因為罪惡的新十字軍帶著貧鈾彈、戰術核武器和各色新式兇器，正朝著整個世界，踏著正步、列著隊形、一陣陣敲響著罪惡進軍的鼓點。它的矛頭──高高仰起的導彈的尖矛，直指著我的同胞骨肉。
在如此時刻，廣島長崎的教育，給我注入了強勁的力量。在這思想貧乏的時代，我不能不對長崎廣島心懷感激。六十年前，它們以慘敗、受難、滅絕、以及復活，煉鑄了一個絕對的原則。那個原則，那個人類找到的、先決於任何分歧的巨大共識，使我激動。於是我不願旁觀，我要加入，我要投身到那呼喊中去。
尤其是長崎。
在旅行長崎之後，我有時暗想，比起在當今世界家喻戶曉的Hiroshima（廣島），同是遭受了原子轟炸浩劫的城市、同是受難者和核罪行的苦主證人，Nagasaki（長崎）是否多少受到了淡漠？
是這樣麼？
長崎深深地吸引著我。甚至我覺得，冷淡長崎選中廣島的做法背後，或許還藏著某些用意。或許恰是在長崎，在另一片被美國原子彈變成焦土的日本土地上，唐船、鎖國、鄭成功、沙勿略、蘭學、志士、基督、軍艦、吞併琉球、軍火交易──走馬燈一般，競相逐次登場，演出了一部警示眾生的因果劇。
我捉摸著自己的一個直感：或許，沒有哪個城市能比得上長崎。也許它的深港淺山，就是一
把─—理解日本的鑰匙。
文化八面糾纏，但長崎的本質，是它與西歐的關係。這個港口，滿綴著日本與西歐的軼事，分娩過一部日本的開明史。最後，就在這塊生長著日本人「脫亞入歐」理想的土地上，西歐物質文明生產的原子彈瞄準了它，把它炸做了一個地獄。
─—這就是《長崎筆記》構思的動機。
一
順風順水平戶海
倭女倭刀國姓爺
──歌謠
對中國人而言，長崎和北海道一樣，遠不可測語焉不詳。誰都不會想，長崎曾與中國密不可分。
但一旦來到了長崎，人們又會驚奇它與自己的距離。唯它與中國才是一衣帶水；它與浙閩東海臺澎金廈之間地理的臨近，給人開眼的感覺。
季風和洋流，都稱心如意。從日本九州的長崎外海，一葉輕帆投入大洋，逐波隨風，不久便可在寧波泉州登陸。
唐人船，在那時趁秋風東渡日本。「唐」是中國別名，不僅限於唐代。在西日本各港，一連若干個世紀，唐船帆檣如雲。唐人習慣了季風和海路，他們常在長崎貿易之後，辭歲越年，直到次年春天揚帆歸國。
那是帆船貿易的時代。順風順水，唐人船的週期往復，使得每年都有數千人居留九州各港。在長崎，一角繁華的中華街逐步建成。
航海、貿易、走私，當然也時而風高越貨、月黑劫船。那時的大洋裡，出沒著一代代的浪裡白條、弄潮男兒。他們穿梭於長崎至福建的一條水域，國籍含混，人員複雜，種得東海萬頃田，時而顯現為唐人海商，時而又扮做了日本倭寇。
明朝禁海和日本缺貨，其間的暴利，鼓勵他們把生涯付予險浪。他們的錨地和貨場，先在舟山雙嶼，後在長崎平戶。大陸人的性格，溶化於滾滾波濤中的商機。不顧法度、追求利潤的一支海上武裝商隊出現了。鄭芝龍、鄭成功父子是其中的佼佼者，而最初打下這一方碧水霸業的，卻是不大為人所知的王直。
一五四一年，被明朝趕出了舟山群島的王直，最終把平戶選作了基地。這些武裝走私的海商，漸漸裹挾了、也混雜於失意的浪人破落的百姓—以後，出沒東海的倭寇，國籍變得摻合混雜，行業也是亦商亦盜。他們與禁海的明朝官僚糾纏不已，最後竟然從山東到浙江，在千里海岸線上撲岸攻堅，燒殺搶掠。雖然戴著倭寇帽子，資料上卻說他們多是浙閩流民、日本人僅占三成。而且能節制倭寇的，唯中國人王直！
與王直的橫行東海同時，一個在東方水面徘徊良久的影子，也露出了長崎附近的水平線。它就是正在與吞噬了美洲的西班牙瘋狂競爭的葡萄牙王國。大海裡的葡西競爭，內容唯有兩點：搶奪土地和傳播天主教。
這些白人殖民者大大利用了東海的無序，利用了中國人的實用主義。但它們未曾料到，最終限制並驅逐它們於東海之外的，也是這些不曉大義的中國海霸。
早在一五二五年，廈門海商為了買賣，把葡萄牙人招請到了舟山雙嶼的六橫島。葡萄牙人抓緊機會，在那裡修築了大約千間住居、兩座教堂、以及市政府、醫院，甚至設置了市長。此時，在不算太遠的馬來半島，蘇丹領導的原住民正在麻六甲，與入侵的葡萄牙殖民者戰鬥。
走私海商王直的早期據點，也在六橫島。一五四三年，攜槍的葡萄牙人乘王直的帆船，到達了日本的種子島。此即日本史上有名的「鐵炮傳來」；日本領主驚異於如此利器，即刻不惜千金重價，購買了兩支「鐵炮」到手，回家閉門仿造。對這兩支火槍的仿製，就是後來日本軍隊的制式槍械、包括中國百姓津津樂道的「三八大蓋」的源頭。
東洋人，包括日本幕府並不知曉—就在這個時候，一位遠在歐羅巴羅馬城的陌生教皇，在滔滔的西洋某處，費了幾十年時光，勾描出了一條豎直的「教皇子午線」，分賞兩個寵臣。於是莽莽波濤之中的大國小島，無論明朝日本蝦夷呂宋—位置在摩鹿加島以東的一半賜給了西班牙，以西的另一半則賞給了葡萄牙。
葡萄牙，此刻已在眼前海上露面。
不用說， 那時的日本人不可能知道， 在恐怖的「 子午線」 的另一邊， 當年秘魯的波多西（Potosi）、墨西哥的瓜納華托（Guanajuato）等銀礦已經開採，也就是說，人間地獄已然開啟。他們不知道，比在長崎招搖的葡萄牙更陌生的西班牙，在美洲已經使人成千萬地被屠殺和苦役致死。當然他們更不可能知道，這一切都是以天主的神聖名義進行的；天主的教堂，已經在浸血的大地上星羅棋布。
一五四九年，在這一背景下，西班牙的耶穌會傳教士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也搭乘王直的倭寇船，到了日本最西的長崎。他是最初的日本傳教士，後日被梵蒂岡教廷封為聖徒。
一五五七年，王直被明政府捕獲處死。東洋的制海權，轉到了鄭氏家族的手中。鄭芝龍接手了王直的平戶基地，與日本人田川氏結婚。一六二四年七月，這位日本女性在平戶生下了大名鼎鼎的鄭成功。
追逐著百萬海上利潤、擁簇著千艘武裝海船—這代代的弄潮兒，有時雖然會一度墮為海賊；但是當他們被大潮推上浪尖，也能使自己的人生，塗上政治的濃彩。
鄭成功，至七歲隨父移居福建之前，與他的日本母親在平戶度過了七年時光。
不同於王直等海上梟雄，鄭成功有更大的視野。
鄭成功（一六二四至一六六二），原名福松、鄭森。因擁立明朝亡命唐王於福建，被賜與「朱」姓，並改名成功，於是人稱「國姓爺」。日本曾有著名的人形淨瑠璃木偶劇《國姓爺合戰》，因而可知此名的流行。
當他接替父親、入世於東海中國的舞臺時，在他眼前，大陸上正是明清鼎革、海上則有白人攜鐵炮傳教殖民—鄭成功的選擇，只能是因勢利導，駕風使浪。
他先援助亡明抵抗滿清，後奪取臺灣割據自重，演出了一場亂世英豪的大戲。對他和繼承他的家族部將來說，所有的縱橫抉擇，都無非是形勢所迫求生圖存，其實並無太多的政治可言；但是他的收復臺灣這一作為，卻在世界史的進程中扭轉了東亞的角力格局。一招棋，破壞了殖民主義的全球大計。
一六六一年，鄭成功以金門廈門為基地、指揮艦隊大舉登陸臺灣。四月三十日，鄭成功揮師兩萬五千，先打澎湖。五月包圍赤崁城，以大炮猛攻。盤據了臺灣的荷蘭人連同它的東印度公司，雖然也火槍鐵炮負隅頑抗，但大勢已去，八個月後（一六六二年二月），他們最終在鄭成功的重炮轟擊之下，豎起了白旗。
這一歷史事件，意味著什麼呢？
日本的右派總想說：鄭成功並非大中華的正統國軍，他占領臺灣不過是割地自保，而且他還是個日中混血兒。歐美的紳士們更是苦口婆言，宣講殖民，耐心地描繪西方的神話。他們懷著鄉愁，鍥而不捨，說白人帶來了文明，臺灣是由荷蘭人「發現」的、荷蘭給臺灣帶來「荷蘭豆」、教土著用牛耕田。
其實就在荷蘭人盤據不久，以菲律賓呂宋島為據點的西班牙人，也嘗試染指臺灣。一六二六年，西班牙殖民者占領了臺灣北部的雞籠（現基隆），在社寮島築建聖薩爾瓦多城堡（San Salvador）、並擴張到蛤仔灘（現在的宜蘭），在滬尾（今淡水）築聖多明哥堡（Santo Domingo）。
鄭成功的艦隊，對它們實施了一場鐵帚掃海。
荷蘭人、西班牙人、以及他們的血跡斑斑的東印度公司，都被一掃帚掃進了汪洋東海。儘管今天他們乘著資本主義的話語優勢、在中國奴才的幫腔下隔海呱噪，但是已然無用；他們的臺灣夢，已經真的葬身魚腹，已經永遠退出了歷史。
如果沒有鄭成功的掃蕩，東海的形勢不堪設想。不能想像臺灣是一座歐美帝國主義的移民島，如一個東海的以色列，近在咫尺，永久地威脅朝鮮、日本、中國。
無論如何，在東海—即朝鮮半島、日本、大陸東海岸、東海諸島、臺灣—這一東亞的心腹海域，歐美的殖民主義未能插足。它們可能完成的全球連結，被鄭成功一劍斬斷、一把火燒了。
日本人應該為鄭成功的一半日本血統自豪。他們應該從更宏觀的視野，來看鄭成功的壯舉。田川福松也好、國姓爺也好，鄭成功乃是為東亞、為東海、為一個古老傳統收復了臺灣。這個傳統，不願被白種殖民主義所覆蓋，不願被洋人的價值所否決。鄭成功完成的、驅逐殖民者收復臺灣島的意義，要在更寬廣的視野和更大的時代來臨後，才能總結。
據說，荷蘭的東印度公司在駛近臺灣島時，船員驚呼：「Ilha Formosa」，這短語的大意為「美麗島」。於是「福爾摩沙」（Formosa）一詞便被殖民主義政客和西方知識分子印上地圖，掛在嘴角，好像它有多古老，使用過多少個世紀。
荷蘭人在臺灣呆了多久呢？
其實，臺灣的所謂荷蘭統治時代，從荷蘭東印度公司控制了臺灣南部的一六二四年算起，到他們於一六六二年在鄭成功軍前投降，僅有三十七年時間。
這片海洋的一側，是茫茫中國大陸。隔海與世界往來的日本列島，每以長崎為門戶，與中國貿易交際。弄潮兒們駕著唐帆倭船，兩邊疏通有無。長崎的平戶，浙江的明州，都是他們的錨地。
如鄭成功故事喻示的一樣，從長崎到臺灣，甚至還可以把北至堪察加半島、南至菲律賓的一道海域，看作一個單元。這就是東海。海中散布的島嶼和半島：朝鮮、九州、琉球、臺灣，甚至城市和港口：旅順、釜山、泉州、上海，天生處於微妙的政治地理環境之中。
分析長崎與上述東海的分離聚合，是件有意思的事。雖然日本人對這種海域劃分會感到突兀；在習慣的思路中，長崎不是對中國、而主要是對歐洲的門戶。
日本人未必同意：在不動聲色之間，長崎和東海的傳統，發生過一次腐蝕和轉向。那以後，長崎不像是東海大家族的一個碼頭，而更像一個白種歐洲的思想、金融、謀略的堡壘。
同樣，中國人也未必接受—倭寇的撲岸，不過是「海內」的騷擾；隨著倭寇的退潮，真正的滅頂之災，才步步臨近了。
鄭成功遠去臺灣之後，長崎與中國的關係褪色了。
雖然，長崎還有一條四門俱全的中華街，但街上往來的卻多是碧眼的洋人。武士的佩刀旁，挎著烏黑的「鐵炮」；港口附近的（荷）蘭學塾和洋病院，出入著富家的子弟。在港口依偎的東南山手，歐式別墅在綠蔭中隱現。大宗的交易，政治的談合，都在洋館的咖啡桌上進行。王直和鄭成功都一去不返，長崎正走向它「入歐」的時代。
二
人既然已如此淒慘
主啊
海為何卻依然碧綠
──遠藤周作
長崎在一五七一年作為自由港，正式對東西兩洋開港。除了自中國而來的傳統唐船之外，西洋來船主要發自葡萄牙。那正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地球大洋之間、進行征服殖民地和傳播天主教的瘋狂競爭的時代，葡萄牙人以傳教為名在東海的出沒，引起了日本幕府的警惕。
終於，德川幕府堅決踏上了鎮壓天主教的血污道路，並在一六三九年採擇了鎖國政策。這段歷史，通常被看做日本的黑暗時代。幕府因這段時期的作為，滿臉都是專制的顏色。
但當時的全球大勢，還要十倍地複雜。
幕府的武士聞所未聞—在葡西洋人的天主教觀念中，基督徒不僅有權占領異教徒的國土，而且不從洋教的諸國，主權盡歸教皇。武士們不能想像：根據在西班牙天主教政權攻占穆斯林首都格拉納達的次年、即一四九三年以條約制定並於一五二九年補充過的「教皇子午線」，日後地理概念中的美洲，已經被教皇賞賜給西班牙；而後來所謂的亞洲非洲，包括日本在內，都已在夢中被劃給一個匪夷所思的「葡萄牙」了！
按照修訂的教皇子午線，印尼的摩鹿加島以東的經線，乃是葡西邊界。在此線以西，依次排列的日本、中國（當然包括澳門）、印度（葡人在印度次大陸西岸構築的據點是果阿）、摩加迪休（達•伽馬「發現」印度時，去路上靠阿拉伯人引水、回途中卻炮轟摩加迪休）—並無例外，都已在理論上歸了葡萄牙。
只不過，還需葡國一個個占領，方能做到名副其實。
這就是葡萄牙船出沒長崎的大背景。
西班牙傳教士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途經印度的果阿（Goa）、搭乘王直的帆船、登陸日本鹿兒島的時間，是一五四九年八月十五日。抵達後，他為獲得傳教許可，和一個已經粗知日語的修士、一個傳奇的日本教徒彌次郎（yajiro 或anjiro）一起，離鹿兒島，上京遊說。同年十一月，山口境內的布教活動開始。
一五七九年，長崎島原半島的大名（領主）有馬晴信接受了葡萄牙的武器糧食援助，在諸侯爭戰
中占了上風。有馬因而歸信天主教，成為最早的「基督徒大名」。
以後，基督徒大名增加到三四人之多，著名的高山右近是其中之一。七十年代在中國公演過的電影《吟公主》，故事中就有這位高山右近。那是一個天主教的信仰滲透進入日本的武士階級、並與執掌國權的豐臣秀吉發生衝突的故事。
一五八四年，島津氏也採取優遇基督教的政策。一五八七年豐臣秀吉進攻島津，以基督徒輕視神佛、買賣人身為由，決意禁止和驅逐基督教。但豐臣秀吉雖然厭惡洋人的傳教，卻又喜歡與西歐的貿易，因為其中的利潤和物資是誘人的。
以後，隨著出兵朝鮮、秀吉病歿、還有關原之戰，戰爭要求巨額的費用。接納洋人的大名靠著貿易利潤，維持了藩國的經營。
關原之戰以後，德川家康登上政治舞臺。他和豐臣秀吉一樣：希望貿易，但討厭傳教。為了改善經濟和鄰國關係，他實行過一種「朱印船」的憑證通商制度，對天主教的禁止也曾一度解除。
「基督徒大名」有馬晴信是一個中心人物。他的朱印船在澳門曾與葡萄牙人衝突，六十名日本人被殺害。作為報復，次年葡船「上帝之母號」來到長崎，有馬聯合了長崎官員，把這艘船擊沉海底。
「不傳教的荷蘭船」，應召般出現了。
緊接著，另一個新教國英吉利也趁機擠入，在長崎的平戶叩關求商。一六一一年，西班牙使節在日本測量諸港，被歐洲同胞威廉•亞當向幕府密告：「西班牙先測量各港，以後準備派兵」。
荷英與西葡的矛盾，給日本幕府提供了既能保證貿易利益、又能禁止洋教傳入的選擇餘地。
德川政府決心與西葡二國一刀兩斷，實行禁教。雖然被對外貿易的巨額收入吸引，但幕府更認為隨洋船舶來的基督教思想，與日本封建制度水火不容—堅決而殘酷的禁教開始了。
一六一二年基督教禁止令頒布，傳教士悉數被逐。繼續傳教者被投入監牢，日本的基督徒大名有馬晴信被命令自決。一六一五年、日本基督徒大名高山右近—他與茶道宗師千利休之女、電影觀眾熟悉的「吟公主」有一段愛情故事—以及外國教士、日本修女約三百人，被驅逐到馬尼拉。
在京都六條河原，官府立起二十七根十字架，把五十二名信徒和十一名兒童處以火刑。據說，女信徒緊抱孩子直至燒焦，不肯棄教。
一六二二年，最著名的一次鎮壓發生。在長崎西坂，天主教傳教士和信者共五十五名被綁上了十字架，於火刑之後斬首，史稱「元和大殉教」。這些殉教者後日被梵蒂岡追封為聖徒。由於被處刑的神父中有墨西哥人，因此今日墨西哥的別墅城奎納瓦卡（Cuernavaca）的教堂裡，也裝飾著西坂殉教主題的壁畫。
但歐洲還是不斷派來教士。
基地置於平戶的英荷艦隊，加入了幕府對潛入者的攔截。登陸、潛伏、被捕、棄教的神父，接踵不斷。比如一次，英荷艦隊攔截了從馬尼拉駛來、裝載皮貨的一艘日本朱印船，在貨物中發現了兩個西班牙人。原來船長是日本基督徒，他藏匿了企圖潛入日本的傳教士。已經棄教的湯瑪斯•荒木供出了他們的身分，教士隨即被投入大牢。教士的執強，使將軍德川秀忠大大震怒，決定重刑對處。
又一次鎮壓中，被處火刑的傳教士和信徒共二十五人，斬首三十人。死刑的範圍，囊括了奧古斯丁會、多明我會、耶穌會等幾個修會。死者中女性和孩子很多， 最小的遇難者年僅四歲。
一六三七年，在離長崎不遠的天草和島原，爆發了稱作「一揆」的大規模農民暴亂，參加者中，基督徒很多。兩萬多人高喊著宗教口號，籠城死守。幕府派出了十二萬大軍，對這場宗教起義進行了殘酷徹底的掃討。
天草之亂後，基督教（天主教）在日本消失。日本正式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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