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塔姆斯法老的評判
柏拉圖的《斐德羅篇》（Phaedrus）裡有一個關於上埃及法老塔姆斯（Thamus）的故事。用梭羅（Thoreau）的話來說，我們這樣的人往往淪為工具的工具；對我們而言，這個故事富有深刻的教育意義，其他傳說難以與之匹敵。蘇格拉底向斐德羅講述的故事是這樣展開的：有一次，塔姆斯款待特烏斯（Theuth）神。特烏斯發明了許多東西，包括數字、計算、幾何學、天文學和文字。他向塔姆斯炫耀這些發明，主張把這些發明向埃及人宣傳，讓人人都用上這些發明。蘇格拉底接著說：
塔姆斯詢問各項發明的用途，特烏斯如數家珍，逐一道來。塔姆斯根據自己的判斷，按照特烏斯是否有道理而表示臧否。歷數塔姆斯對特烏斯全部發明表示的贊同與否定，難免太費時間，只說文字這個發明吧。特烏斯聲稱：「陛下，我的成就是，文字會增強埃及人的智慧，強化他們的記憶。毫無疑問，我找到了改善記憶和智慧的保證書。」塔姆斯答曰：「特烏斯，你真是發明家的典範，然而技藝發明人並不是評判發明利弊的最佳人選，使用者才能夠做出恰當的評判。文字也是這樣；你是文字之父，你喜愛自己的孩子，所以你把文字的利弊和它的實際功能搞顛倒了。識文斷字的人可能不再利用記憶，可能會成為健忘的人；他們會依賴文字，用外在的符號幫助自己回憶，而不再依靠內在的資源幫助自己回憶。你發現的是幫助回憶，而不是促進記憶力的保證書。至於智慧，你的弟子可能會虛有其名、名不符實：他們接受的將是大量的資訊，而不是老師的真傳；結果，人們認為他們知識廣博，然而實際上他們多半很無知。由於他們自負張狂，自以為有智慧而不是真有智慧，他們就會成為社會的負擔。」
本書以塔姆斯的傳說開篇，因為他的回答包含了幾條健全的原理，我們可以據此學習如何精明而謹慎地思考技術社會存在的問題。實際上，塔姆斯的評判有一個錯誤，我們可以從中獲得重要的啟示。他的錯誤不是他判定文字有害；他說文字損害記憶、造成虛假的智慧─這沒有錯。文字的這種弊端是可以驗證的。他的錯誤在於這樣的信念：文字會成為社會的負擔，全然的負擔，捨此無他。儘管塔姆斯很英明，但他並沒有想到，文字也有一些好處，而且的確是有相當大的好處，這本來是眾所周知的道理。從這個傳說我們可以知道：認為技術革新只會產生片面效應的觀點是錯誤的觀點。每一種技術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賜，不是非此即彼的結果，而是利弊同在的產物。
當然，這個道理非常明顯，對那些願意思考的人尤其如此。然而，我們身處狂熱特烏斯們的包圍之中，周圍滿是獨眼龍似的先知，他們只看到新技術之所能，想不到新技術幫倒忙的後果。我們不妨把這些人稱為技術愛慕者（Technophiles），他們就像把情人看做西施那樣看心愛的技術，白璧無瑕，對未來不懷絲毫的隱憂。這些人是危險的人，我要小心翼翼地和他們打交道。另一方面，有些獨眼龍似的先知，比如我（或者說人家對我的指控），往往只（以塔姆斯品頭論足的方式）議論新技術帶來的包袱；對新技術提供的機會，卻三緘其口。技術愛慕者應該為自己辯護，到處宣傳自己的主張。我自衛的立場則是，有的時候，我們需要不同的聲音，以緩和成群結隊的技術愛慕者喋喋不休的喧鬧。倘若你要出錯，站在塔姆斯懷疑主義一邊犯錯誤似乎是更為可取的。當然，這樣的錯誤畢竟是錯誤。我不妨指出，除了對文字的評判之外，塔姆斯對其他發明的評判並沒有錯。如果再讀一遍這個傳說，你或許會注意到，他對特烏斯的每一種發明的評論都兼顧利弊，亦臧亦否。這是因為每一種文化和技術的關係都必然有一個磨合的過程，無論他是否意識到這一點。磨合的過程就是交易的過程，技術和文化的關係是彼此既有給予，亦有索取。聰明人深知箇中道理，戲劇性的技術變革很難得給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從來都不會使他們欣喜若狂。佛洛伊德對這個問題的論述即為一例，在《文明及其不滿者》（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裡，他說：
你會問：如果我能夠隨心所欲地聽見千百里之外的孩子的聲音，如果我能夠儘快知道我的朋友經過艱苦的長途旅行已經平安抵達目的地，難道我不會為此而更加快樂嗎？難道這不是明白無誤的幸福嗎？醫學成就使嬰兒死亡率大大降低，使產婦感染的危險大大減少，而且使文明人的壽命明顯地延長—難道這沒有重大的意義嗎？
佛洛伊德很清楚，我們不能夠低估技術進步和科學進步的意義，所以他在卷首就承認科學技術進步的意義。但是在這段話的結尾，他提醒我們注意科學技術進步的副作用：
倘若鐵路沒有克服空間距離，我的孩子就不會離開故鄉，我就不需要打電話聽他說話；倘若遠洋旅行的技術沒有開發，我的朋友就不會坐船旅行，我就不需要打電報來舒緩對他是否平安的擔心。嬰兒死亡率的降低為我們生兒育女強加了諸多限制，以至於在考慮各種因素的情況下，我們生育的孩子並不比講究衛生之前多。與此同時，這又為我們婚後的性生活造成諸多困難……最後要問，倘若生活困難，罕有歡樂，倘若生活充滿苦難，以至於我們只能夠把死亡當做解脫來歡迎，那麼，長壽對我們又有什麼好處呢？
在歷數技術進步的代價時，佛洛伊德遵循的路線使人感到壓抑。他同意塔姆斯的評論：我們的發明只不過是手段的改進，目的卻未見改善。技術愛慕者無疑會反駁他說，生活一直是沒有歡樂的荒原，充滿苦難，然而電話、遠洋郵輪尤其是衛生習慣的普及不僅能夠延年益壽，而且使生活更加宜人。毫無疑問，這是我會提出的論點（證明我不是恐懼技術的獨眼龍），不過此刻我們不用追求這個觀點。我把佛洛伊德扯進這裡來參與會話，僅僅是為了證明，即使他這種愁眉緊鎖的智者在批評技術時，也必須以承認技術的成就為開場白。倘若塔姆斯法老像他的名氣那樣充滿智慧，他在對文字的價值做出評判時，就會預見到文字開創新局面的力量。在衡量技術變革時，人需要一定程度的冷靜。
塔姆斯的疏漏就談到這裡。另一種疏漏值得我們注意，但這種疏漏不是錯誤。文字不是中性的技術，文字的利弊取決於人利用文字的方式─塔姆斯把這個道理視之為理所當然，所以他覺得沒有必要把這個道理說出口。他知道，任何技術的用途多半是由技術的結構決定的，也就是說，技術的功能是技術形式的自然產物。塔姆斯關心的不是人們會寫下什麼內容，而是人們要使用文字這種技術。憑空想像塔姆斯會用今天標準化的技術愛慕者那種方式對人們提出忠告：只把文字用來生產某些文本，而不是生產其他文本（比如用文字寫戲而不是寫歷史或哲學），文字的破壞性就會降低到最低限度─那實在是荒唐之舉。他會認為，這樣的意見實在是天真之極。我想，他可能會允許人們把某一種技術拒之門外。但是，我們可以學習塔姆斯的言外之意：一旦被人接受，技術就會堅持不懈，就會按照它設計的目標前進。我們的任務就是懂得技術的這個目標，換句話說，我們容許一種技術進入一種文化時，就必須要瞪大眼睛看它的利弊。
我們可以從塔姆斯的沈默推導出以上的意思。不過，我們從他說出口的話中學到的東西比較多，從他沒有言說的東西中學到的道理則要少得多。比如他說，文字會改變「記憶」和「智慧」的意義。他擔心，人們會把記憶的意義和他鄙視的「回憶」的意義混為一談。他擔心智慧和純粹的知識的區別會變得模糊不清。我們一定要把他這個評判牢記在心，因為截然不同的技術會使舊詞語產生新的定義，而且人們往往沒有充分意識到這個創造新詞義的過程。因此這個機制是陰暗而危險的，和新技術創造新辭彙的機制迥然不同。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有意識地給英語添加了數以千計的表達新技術的新辭彙，比如VCR、軟體、前輪驅動、機會之窗、隨身聽等等。它們並不會使我們感到錯愕。新事物需要新辭彙，但新事物也可能修正舊辭彙的意義，修正舊辭彙也就是修正語義深深紮根的辭彙。電報和廉價的「便士報」改變了我們所謂「資訊」的意思。電視改變了「政治辯論」、「新聞」和「民意」等詞語的意義。文字改變了「真理」和「法律」原來的意義，印刷術也改變了語詞的意義，如今的電視和電腦又再次改變它們的意義。諸如此類的變化接連不斷地發生，迅速、必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靜悄悄地進行。詞彙學家不需要在這個問題上搞公民投票。誰也不願意花時間寫一本教科書來解釋真正發生的詞義變化，學校不注意詞義的修正。然而，這些辭彙不再具有原來的意義，有的時候甚至獲得了完全相反的意義。這是塔姆斯希望教導我們的地方─技術專橫跋扈地支配我們最重要的術語。技術重新界定「自由」、「真理」、「智慧」、「事實」、「智慧」、「記憶」、「歷史」等辭彙的意義。所有這些辭彙都是我們的生活必須依靠的辭彙。技術不會停下腳步向我們公開宣示這樣的變化，我們自己也不會駐足向技術詢問辭彙的變化。
技術變化的事實需要我們做一些闡述，我將在稍後的一章裡回到這個主題。在這裡，我們還需要從塔姆斯的評判裡另外挖掘幾條原理，這些原理需要費一點筆墨，因為它們是以下幾章論述的預兆和鋪陳。比如，塔姆斯警告說，特烏斯的弟子獲得的智慧可能會名不符實。他的意思是說，學會新技術的人成為精英，沒有學會新技術的人賦予這些精英權威和聲望，但盛名之下，其實難符其實。這個事實隱含的命題有多種不同的表達方式。現代傳播學之父殷尼斯（Innis）反覆論述重要技術造成的「知識壟斷」。他的意思和塔姆斯心裡想說的意思完全相同：控制技術運行機制的人積累權力，必然要密謀防備那些無法獲取專門技術知識的人。在《傳播的偏見》（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裡，殷尼斯提供了許多歷史事例，說明新技術如何摧毀傳統的知識壟斷，造成一種新的知識壟斷，即由另一群人來把持的知識壟斷。換句話說，一種新技術的利弊長短不會勢均力敵。彷彿是遊戲，有輸家也有贏家。在許多情況下，輸家出於無知為贏家歡呼雀躍，現在的情況依然如此；這實在是令人困惑，使人心酸。
以電視為例。在美國，電視紮根之深超過其他國家，許多美國人認為電視是上帝的恩賜；那些待遇優厚、志得意滿的電視人，那些主管、技師、新聞節目主持人和娛樂節目主持人，尤其覺得電視是天大的恩賜。這樣的人形成新的知識壟斷，他們為自己歡呼喝彩，捍衛自己的地位，張揚電視技術，這並不使人奇怪。另一方面，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問題，電視可能會逐漸終結教師的職業生涯，學校的興衰有賴於印刷詞語享有的地位。四百年來，教師一直是印刷術創造的知識壟斷的組成部分，他們正在目擊這種知識壟斷的解體。看來，對於如何防止這樣的解體，他們多半是無能為力的；老師們對正在發生的事情熱情洋溢，這實在是和情理相悖。這樣的熱情老是讓我回想起上一個世紀之交時的鐵匠，他們讚美汽車，而且相信汽車會促進他們的營生。我們現在知道，汽車沒有促進鐵匠的生意，反而使他們的生意過時，或許一些頭腦清醒的鐵匠會預料到末日的來臨。即使這樣，他們又有什麼回天之力嗎？除了哭泣，他們還能夠做什麼呢？
在電腦技術的發展和普及中，我們遭遇到類似的情況，這裡同樣是既有贏家，也有輸家。毋庸置疑，電腦加強了大規模組織機構的權力，軍隊、航空公司、銀行或稅務機關就是這樣的機構。同樣清楚的是，電腦對高層次的物理學和其他自然科學研究人員而言，已經成為不可或缺的工具。然而，電腦在多大程度上對普通人有好處呢？電腦已經侵入鋼鐵工人、菜店老闆、學校教師、汽修工人、音樂人、磚工、牙醫等大多數人的職業生活，電腦對他們有多大的好處呢？他們的隱私更容易被強大的機構盜取。他們更容易被人追蹤搜尋、被人控制，更容易受到更多的審查，他們對有關自己的決策日益感到困惑不解；他們常常淪為被人操縱的數字客體。他們在泛濫成災的垃圾郵件裡苦苦掙扎。他們容易成為廣告商和政治組織獵取的物件。學校教他們的孩子操作電腦化的系統，而不是向孩子們傳授更加珍貴的知識。總而言之，孩子們需要的東西幾乎不會送到他們手中。輸家之所以輸，其原因就在這裡。
贏家慫恿輸家以滿腔的熱情去擁抱電腦技術，這本在意料之中。這就是贏家獲勝之道，於是，他們有時就對輸家說，有了個人電腦之後，一般人就更容易做好收支平衡，就更容易查找營養食譜，就會使自己的購物單更加合乎情理。他們還告訴輸家說，你們的生活會安排得更有效率。至於效率是按照誰的觀點衡量的，他們則三緘其口、避而不談，他們也不說輸家會付出什麼代價。倘若輸家持懷疑態度，贏家就喋喋不休地宣揚電腦的神效，把輸家搞得暈頭轉向；電腦的神效和輸家生活品質的關係，只能夠說是勉強沾邊的，但這些工具的魅力卻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最後的結果是輸家敗下陣來，原因之一是他們相信掌握新技術的人有專門的知識，而專門的知識是一種智慧—這是塔姆斯的預言。這些新技術大師也相信自己的智慧，這同樣是塔姆斯的預言。結果，有些問題就無人問津。比如，技術賦予誰更大的權力、更多的自由？誰的力量和自由又會被削弱？
或許，我的表述使這樣的結果像一場精心策劃的密謀，彷彿贏家對輸贏的一切成竹在胸。不過，實際發生的情況並非完全如此。一種情況是，一些文化具有民主精神，其傳統比較弱，且容易接受新技術，於是人人都傾向於熱情歡迎新技術，都相信新技術最終會使人人平均受益。美國的情況尤其明顯，美國人對新東西的貪求沒有止境，這樣的幼稚信念隨處可見。事實上，美國人很難得把任何社會變革都看成是贏家、輸家皆可獲利的結果，這種情況的原因之一是，美國人的樂觀主義在大量的文獻中被描寫得淋漓盡致。在技術產生的社會變革中，企業家利用了普通美國人的樂觀主義，他們竭力灌輸大家共用卻不太可能實現的希望。他們心裡清楚，從經濟上來看，揭示技術變革的代價不是明智之舉。所以你不妨說，倘若有什麼密謀的話，這個密謀就是美國文化自己給自己添麻煩的密謀。
此外更重要的是，技術闖進一種文化時，誰是最大贏家，誰又是最大輸家？這個問題並非一目了然，至少在初始階段並不是很清楚的。這是因為技術引起的變革即使並非絕對神秘，也至少是難以細察的，甚至可以說是難以預料的。最難以預料的後果可以說是技術引起的意識型態變革。塔姆斯告誡特烏斯說，使用文字的人會依賴外在的符號，而不是內心的資源，他們接受大量的資訊，卻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塔姆斯發出這樣的警告時，心中想到的就是意識型態變革。其意思是，新技術改變我們的「知識」觀念和「真理」觀念，改變深藏於內心的思維習慣，一種文化對世界的感覺就是這種思維習慣賦予的。這種感覺是何為自然秩序、何為合理、何為必需、何為必然、何為真實等等的感覺。因為這樣的變革是用舊語詞的新意義表達的，我將對這個問題暫時存而不議，留待稍後闡述美國當前宏大的意識型態變革時再去討論。在這裡，我只想舉一個例子說明，新技術如何造成「真實」的新觀念，說明這個過程如何瓦解老觀念。這個例子是給學生的試卷評分的慣例。表面上看，這個慣例無害。對我們多數人而言，這個做法自然而然，所以我們難以覺察它隱而不顯的涵義。我們難以想像，數字和字母是一種工具；更難以想像，我們用這種技術去評判一個人的行為時，我們是在做某種奇特的事情。事實上，初次給學生評分的事情發生在劍橋大學，那是一七九二年；發明者是一位名叫威廉•法里希（William Farish）的老師。無人熟悉這位老師，聽說過他的人更是屈指可數。他的想法是，應該給人的思想進行量化的價值判斷。這個做法邁出了堅實的一步，人們自此嘗試用數學觀念來建構現實。倘若可以用數字來判定思想的品質，那麼用數字來判定慈悲、愛心、仇恨、美好、創造性、智慧甚至心智健全的品質，都是可能的。伽利略說，自然的語言是數學語言，他沒有把人的情感、成就或洞見包括在內。然而，如今我們大多數人都傾向於把這些概念包括在內。我們的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和教育家發現，如果不用數字，他們的工作就不可能進行。他們相信，如果不用數字，連獲取或表達正宗的知識都是不可能的。
我在這裡不會說這個念頭愚蠢或危險，只想說這個觀點很奇怪。更加奇怪的是，我們許多人居然不覺得它奇怪。說某人應該幹得更好因為他的智商是一三四；說某人的靈敏度是七十二度；說一個人論資本主義興起的文章應該得A-，另一個人的文章應該得C+。對伽利略、莎士比亞或傑佛遜來說，這一切都像是胡言亂語。我們之所以覺得這種做法有意義，那是因為我們已經習慣於數字這種技術，因而看世界的方式和他們不一樣。我們對真實的想法有所不同。換一種說法就是：每一種工具裡都嵌入了意識型態偏向，也就是它用一種方式而不是用另一種方式構建世界的傾向，或者說它給一種事物賦予更高價值的傾向；也就是放大一種感官、技能或能力，使之超過其他感官、技能或能力的傾向。
這就是麥克盧漢的警語「媒介即訊息」的意思。這也是馬克思的意思，他說：「技術透露了人對待自然的方式」，技術造成了「交流的條件」，我們透過交流建立彼此之間的關係。這也是維根斯坦（Wittgenstein）論述我們最重要的技術時所要表達的意思。他說，語言不僅是思想的載體，而且是思想的驅動器。這就是塔姆斯想要使特烏斯明白的道理。簡而言之，這是一種歷史悠久、永世長存的智慧，其最簡單明快的表現是古老的箴言：在手握榔頭者的眼裡，一切都彷彿是釘子。不必太死守字面的意思，我們就可以引申這個自明之理：在手握鉛筆者的眼裡，一切都像是寫下的清單；在拍照人的眼裡，一切都像是圖像；對使用電腦的人來說，一切都像是資料；對手握成績單的人而言，一切都是數字。
然而，這一切預設的偏見（prejudice）在技術起步時並非總是一望而知的。在技術變革中，誰也不可能預先就謀劃好成為贏家，其道理就在這裡。比如，機械鐘的發明最終會推進誰的利益和世界觀？誰也不可能預見到這個問題的答案。時鐘的發明肇始於十二、十三世紀的本篤會修道院。這個發明的推動力是使修道院的日常事務或多或少有章可循，首先是每日七次敲鐘報時的制度。鐘聲表示讀經禮拜的時辰；時鐘技術提供準確的時間讓修士做功課。這個功能是完成了。然而修士們沒有預料到，時鐘不僅是計時的手段，而且是要求他們起居修煉同步進行、控制他們的工具。到了十四世紀中葉，時鐘走出了修道院，給工人和商人的生活提供準確的計時。路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寫道：「機械鐘錶使按部就班的生產、準確計時的工作和標準化的產品成為可能。」總之，如果沒有鐘錶，資本主義的興起是絕無可能的。悖謬、奇怪而神奇的是，發明鐘錶本來是要人用更加刻板的制度去侍奉上帝，然而終極的結果卻是相反，鐘錶最大的用處是讓人積攢金錢。在上帝和財神的終極鬥爭中，鐘錶偏愛的是財神爺，這實在是出人意料。
許多人認為他們看得清清楚楚，新技術會把我們引向何方，然而無一例外，難以預料的後果卻橫亙在他們的路上。即使技術發明人也不可能是可靠的未來先知，塔姆斯發出的正是這樣的警告。比如，無論怎麼說，戈登堡都算得上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但倘若他聽見路德的異端邪說，他一定會十分震驚。路德把印刷術說成是「上帝最大的恩賜，是推動商業福音的力量」。路德懂得的道理，戈登堡卻一竅不通。路德知道，《聖經》進入了每個主婦的廚房以後，每一位基督徒就成了自己的神學家，還可以說成了他自己的神父，更加準確地說，按照路德本人的觀點，每一位基督徒就是他自己的教皇。在宗教信仰的統一和多樣的鬥爭中，印刷機偏愛的是信仰的多樣性。我們可以認為，戈登堡做夢也沒有想到這種可能性。
塔姆斯深知發明人受到的侷限，他深諳發明的社會心理偏向，即意識型態偏向。我們可以想像他會對穀登堡這樣說：「戈登堡，你真是發明家的典範，然而技藝發明人並不是評判發明利弊的最佳人選，使用者才能夠做出恰當的評判。印刷術也是這樣。你是印刷術之父，你喜愛自己的孩子，所以你認為，它會推進教皇的事業，然而實際上，它會在教徒之中播下不和的種子，它會損害你熱愛的教會的純正，摧毀教會的壟斷。」
我們可以想像，和他對特烏斯的回答一樣，塔姆斯也會向戈登堡指出，戈登堡新發明的印刷機會造就大群的讀者，但這些人「接受的將是大量的資訊，而不是老師的真傳……他們自負張狂，自以為有智慧，而不是真有智慧」。換句話說，閱讀將與過去的學習形式一爭高下。這是我們能夠從塔姆斯的評判演繹出來的有關技術變革的另一條原理：新技術和舊技術的競爭，是為爭奪時間、注意力、金錢和威望而競爭，主要是為自己的世界觀奪取主導地位而進行鬥爭。一旦認識到每一種媒介都有一種意識型態偏見，我們就知道，媒介之間的競爭是隱而不顯的。這樣的競爭是激烈的競爭，這是意識型態競爭特有的激烈競爭。這樣的競爭不僅僅是工具對工具的競爭，不僅僅是字母表對會意文字的攻擊、印刷機對插圖手抄本的攻擊、攝影術對繪畫藝術的攻擊、留聲機對印刷術的攻擊、電視對印刷詞語的攻擊。在媒介互相爭鬥殺伐時，它們的競爭還是不同世界觀的衝突。
在美國，我們處處都可以看到這樣的衝突；在政治、宗教、商業裡隨處可見，但在學校裡看得最清楚。在學校裡，兩種強大的技術毫不妥協地競爭，以求控制學生的頭腦。爭奪的一方是印刷詞語的世界，其重點是邏輯、序列、歷史、解說、客觀性、超脫和紀律；另一方是電視的世界，它倚重的是圖像、敘事、歷歷如在眼前的現實性、同步性、貼近性、即刻的滿足和迅速的情感回應。學齡兒童已經習慣了電視的偏向，上學以後他們遭遇的卻是印刷詞語的世界。一種心理戰隨之發生，造成慘重的傷亡。不能或不願學習讀書寫字的兒童，在簡單的段落裡都不會以邏輯結構組織思想的兒童，不能靜下來聽老師講解的兒童，就是這場戰爭的受害者。這些兒童之所以打敗仗，並不是因為他們愚笨，而是因為他們背後正在進行的媒介之戰，是因為他們站到了錯誤的一方，至少是暫時站錯了隊。誰知道二十五年後的學校會是什麼樣子呢？五十年之後的學校又會是什麼樣子呢？到那時，目前成績不好的學生說不定會被認為是優秀生，而目前的優秀生說不定會被認為是殘障生吧！這些優秀生有可能會反應遲鈍，太超脫，缺乏激情，可能沒有足夠的能力在心理上建構現實的畫面。請琢磨塔姆斯這句話：「自以為有智慧的自負」，即通過書面詞語獲得的非真實的知識，這樣的自負最終成了學校珍惜的最明顯的知識形式。我們沒有理由認為，這樣的知識形式必須永遠得到很高的評價。
再舉一例。電腦進課堂時，我們打破的是四百年的休戰，對壘的一方是口語培養的群居性和公開性，另一方是印刷詞語培養的內省和獨處。口語倚重的是群體學習、合作和社會責任感；塔姆斯認為，這是道地的傳授和真正的知識交流所必須依靠的語境。印刷術強調的是個體化的學習、相互競爭和個人獨立。四百年來，老師們一方面強調印刷文字，同時又容許課堂上使用一定程度的口語交流，因而在教學方法上實現了兩種學習形式的和平相處，進而最大限度地發揮了每一種學習方法的價值。現在輪到電腦登場了，它重新高舉個人學習、獨立解決問題的旗幟。電腦在教室裡的普及會不會一勞永逸地戰勝集體口語的一切主張呢？電腦會不會把自我中心（egocentrism）提到美德的高度呢？
這些問題是技術變革使人想到的問題。如果你像塔姆斯一樣看問題，你就能夠把握這個道理：技術競爭點燃的是全面的戰爭，換句話說，新技術的影響不可能被控制在有限的人類活動的範圍內。倘若這個比方太殘忍，我們可以試用一個比較溫柔、和藹的比方：技術變革不是數量上增減損益的變革，而是整體的生態變革。我所謂的生態就是環境科學家所謂的生態。重要的變化會牽一髮而動全身。你把毛毛蟲從它棲息的環境裡清除掉時，剩下的環境並不是單純減去毛毛蟲的環境：你得到的是一個新環境，你重新建構了生存的條件；同理，你把毛毛蟲放進一個沒有毛毛蟲的環境時，整個環境也為之一變。媒介環境運行的機制也是這樣的。一種新技術並不是什麼東西的增減損益，它改變一切。到一五○○年，即印刷機發明之後五十年，歐洲並不是舊歐洲和印刷機簡單的相加。那時的歐洲已截然不同。電視問世之後的美國不只是美國加電視的美國；電視給每一場政治運動塗抹了一種新的顏色，使每個家庭、每所學校、每個教會、每種產業都帶上了新的色彩。媒介的競爭之所以激烈，其道理就在這裡。每一種技術都有一套制度，這些制度的組織結構反映了該技術促進的世界觀，其生存競爭反映出來的世界觀的競爭就更不用說了。因此，一種新技術向一種舊技術發起攻擊時，圍繞舊技術的制度就受到威脅。制度受威脅時，文化就處在危機之中。這是一個嚴肅的問題，所以當教育工作者問，學生用電腦學數學的效果是否勝過用課本學數學的效果時，我們從這個問題裡學到的東西等於零，其原因就在這裡。同理，如果商人問用什麼手段能夠銷售更多的商品，如果牧師問用電視布道影響的人數是否會超過用廣播布道影響的人數，如果政客問用不同媒體發表演講會取得什麼不一樣的效果，我們從這些問題裡是學不到任何東西的。這些問題只對提問題的人有直接的價值，它們反而會轉移我們的注意力。它們分散我們的注意力，使我們看不見新媒介引起的嚴重的社會、思想和制度危機。
也許打一個比方會有助於說明問題的要害。談到詩歌的意義時，艾略特（T. S. Eliot）說，詩歌外在內容的主要用途是「滿足讀者的閱讀習慣，分散他的注意力，使他安靜，以便讓詩歌在他的身上產生作用：就像竊賊總是隨身攜帶滋味鮮美的肉團來分散看門狗的注意力一樣」。換句話說，教育工作者、企業家、牧師、政客提出那些具體的問題時，他們就像看門狗，在他們享用肉團時，竊賊已經把房子洗劫一空了。也許，其中一些人知道這樣的後果，可他們並不特別介意。畢竟，不求自來的美味確乎解決了下一頓飯的問題。然而，對我們其他人而言，讓竊賊打劫而不加抗議或渾然不知竊案已然發生，那是不能夠接受的。
我們需要在這裡考慮的電腦的作用，和它作為教學工具的效果沒有關係。我們需要考慮的是，電腦如何改變我們學習的觀念，它如何與電視攜手破壞我們關於學校的老觀念。誰會去關心依靠電視能夠推銷多少包麥片呀！我們需要知道的是，電視是否會改變我們對現實的看法，是否會改變富人和窮人的關係，是否使幸福觀念本身發生改變。如果牧師只考慮一種媒介如何使他的聽眾人數增加，他就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在什麼意義上，新媒介改變了宗教、教會甚至上帝的觀念呢？如果政客考慮問題時不能夠超越下一次選舉，我們就必須要問：新媒介對政治組織的理念和市民的概念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在思考這樣的問題時，塔姆斯的評判能夠助我們一臂之力。他用傳奇故事對我們進行的教誨正是殷尼斯試圖給我們提供的教益。新技術改變我們興趣的結構：我們思考的物件要變化。新技術改變我們的符號：我們賴以思考問題的符號要變化。新技術改變社群的性質：我們思想發展的舞臺要變化。塔姆斯相隔兩千多年對伊尼斯說話時，我們必須要洗耳恭聽，參與他們的會話，使之恢復活力。這是因為，美國發生的事情奇怪而危險，人們的意識卻非常模糊甚至愚鈍，原因之一是，這樣的危險難以名狀。我把這個危險叫做技術壟斷（Technop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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