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學
上學
教室裡，圍成圓圈的二三十個孩子，全扯著喉嚨，伸長脖子，像叫陣似地使勁唱「綺麗八ヶ岳，八ヶ岳，八ヶ岳⋯⋯」活潑得意的聲音，蓋過年輕保母的風琴，湧出屋頂，一波波盪漾過附近房舍阡陌。那本地人稱做日本阿爾卑斯山—終年峰頂積雪的「八ヶ岳」（Yatsugatake），因天氣晴朗而藍白分明、神清氣爽。它靜靜地從遠方綿延而來，坐在小鎮外，彷彿正用整個巨大的身軀，溫柔聽著孩子們的歌。
這兒是社區裡的「保育園」，讓學齡前的兒童從玩耍中學習，是主要保育內容。我的兩個孩子忙著盪鞦韆、溜滑梯、沙坑裡仆仆跌跌玩沙土⋯⋯一旁，園長比手畫腳，用最簡單的日語對我反覆解釋：不能收你的孩子。
「媽媽，我喜歡這個地方，明天來上學嗎？」孩子一路問回家，我多麼希望能就近把他們送到這兒，天天交遊玩耍，對著大山唱歌，但是這個保育園屬社會福利，為減輕務農或在工廠做半工的媽媽們一些負擔而設，托兒為主，教學其次，由政府補助，收費低廉。非日本國民，卻是無法註冊。
小鎮裡還有一所私立幼稚園，是天主教辦的學校，教導基礎日文、算術及許多其他規矩，學費昂貴，卻總是有長長的候補名單。接待我們的老修女園長，慈祥親切，並能說些英語，溝通比較容易。她一邊領我們參觀潔淨的木造教室，看孩子們分組唱遊、畫畫、用有趣的教具學算術⋯⋯一邊說，現在學生額滿，若有人退學，會通知我們補位。
兒子羨慕的眼光穿過窗玻璃，釘在教室裡移不開。
「媽媽，媽媽，這個地方也很好啊，明天來上學嗎？」
眼看著秋去冬來。
在搬到日本後第五個月的一天早上，田中壽子來按我家的門鈴。
她個兒小，站在門外台階下仰頭對我笑，撲了白粉的前額上泛著微汗，右手牽孩子，左手提了一個沉重的大布袋，還沒說話，先向我鞠兩個躬，可是我不認識她啊。
那時我還是個日文盲，壽子的英語也不靈光，兩人卻啊啊啊唱雙簧似地比來比去，終把整件事給比清楚了：壽子的丈夫在附近一家照相機廠做事，年初被外調新加坡，如今她要帶著獨生子去團聚，幼稚園處已辦好退學，這空缺，她打聽出將由我們來填—我聽得高興，拉著陌生的壽子又笑又跳，她居然也笑著跟我跳上跳下半天，兩顆媽媽心，霎時沒了距離。
壽子打開布袋，把洗淨、整理過的小孩書包、制服、運動裝、課本、文具等一樣樣取出，還有許多特別為我這不識字的「外人」（gaijin，外國人）所畫的圖說，介紹幼稚園裡各種活動⋯⋯
我跪坐著看東看西，壽子卻從攤了滿榻榻米的東西中站起來，指指牆上日曆，又指指手錶，彷彿急忙就要離開。說話解釋對我倆費時又不管用，她索性抬起雙臂，鼻子哼哼有聲，滑稽地左傾右斜翱翔起來。
她比的是飛機，她要搭的、次日的飛機—
兵馬倥傯間，仍為不相識的我們趕來⋯⋯
時間那麼倉促、語言那麼有限，壽子，能否讀懂我眼裡的感謝？
那被布袋勒出紅印的「翅膀」，就將飛往遙遠的陌生新地—
壽子，願你如我，遇好人，受同樣美好的照顧，一家平安，
孩子順利上學。
不同
在上百個孩子中，我一眼就找到了他，個兒特大，身上來自別人的衣服特小，由於聽不懂老師說什麼，行動總慢人一拍，這會兒大家解散了，他還站在操場中間，直到看見我，那一臉的委屈才再也忍不下去—
「媽媽，sensei（老師）說我不叫Peter了，她說我要叫—」嘴癟著、眼睛也紅了「叫『屁大』！」
我倒吸一口氣，勉強吞回忍不住的笑，抿抿嘴說：「不是不是，不是這樣—」暗裡緊動腦筋，想安慰這個正受著文化差異苦的五歲孩子。「你看，你說『媽媽』，日本人說『哈哈』對不對？他們不懂中國話的。我們以前住在美國，說美國話，你就叫Peter，日本人也不懂美國話的，他們只會說，說那個那個—『Ｐ大』。還有你—坐校車，那車掌婆婆告訴司機要退後，就是back嘛，可是她一直說『巴苦—巴苦巴苦巴苦』，好好笑對不對？」講得是顛三倒四，但他相信媽媽，糊裡糊塗連點頭：「對！對！」眉眼也舒展了。
想不到，我教給孩子的第一個世界大同課，竟是「世界大不同」。
日本人不是不懂「美國話」，其實他們不但懂，還大量吸收、應用英語及其他各國語言。所謂「外來語」占了常用日語的五分之一強，並且仍在急速增加中。而真正用英語的人，卻聽不懂日式英語，原因很多：日本人愛自行組合、發明新字，尤其是與新時代、科技有關的字眼，我常聽人說辦公室裡的「wa-pu-ro」如何如何，後來驚訝地發現那是指文字處理機，word processor。
fa-mi-kon是family computer，pa-so-kon是personal computer，re-mo-kon是remote control，孩子們熟悉這些新字眼，天天使用，還一廂情願地認為它們仍是英文。
新創還有sarariman（salaryman）—男性上班族
OL或ofisu redi（office lady）—女性上班族
wetto（wet）—情緒化的
dorai（dry）—穩定、實際的
也有把原字截頭去尾，意思照舊：te-re-bi（television，電視），de-pa-to（department store，百貨公司），su-pa（supermarket，超市），seku-hara（sexual harassment，性騷擾）等等，首次聽真是一頭霧水。
不過，我認為日式英語難懂，日本人學標準英語辛苦的真正癥結，在於他們不採英式或美式音標，完全用原有的日本音發聲，一般日本字的字尾，除了ｎ音外，幾乎全是母音a、i、u、e、o，積習難改，日本人就在外來語的尾巴上，都加上一個母音，譬如jogging念成joggingu，hotel為hoteru，chocolate為chocorato，baseball為basuboru。
在日語裡找不到相同的音，就選個近似音代替，比如—
沒有th音，以s代替，thank you 念成3Q。
沒有r音，以l代替，rice念成lice。
沒有v音，以b代替，video念成bideo。
日語裡最近似f的音ふ，事實上念起來似「乎」而非「夫」。故f音，以h代替，coffee念成cohee。就連用來罵人的英文四字經，日本人也只能惡狠狠說：Huck! Huck you!
沒有or、ar或er等捲舌音，慣以a代替，center是centa，door是doa，依此類推，我的小Peter就變成屁大（peta）了。
老園長告訴我，Ｐ大被編進中級的bara班，老師是「橫尾」先生，我心裡有點兒嘀咕⋯⋯這，怎麼叫—芭樂呢？再回頭想想，欸！管它是芭樂番茄地瓜，有學可上就謝天謝地。後來弄清楚日本幼稚園喜歡以花為班級名，什麼鬱金香、蒲公英、菊花、百合都常用。bara，就是玫瑰。
「橫尾」先生既不橫也不尾，是位身材高的漂亮小姐，但我們每回見面，她都穿著灰色圍裙跪在地板上。孩子們矮，她降低自己來教他們東西、和他們玩耍、為他們戴帽子、繫鞋帶⋯⋯她的溫婉和耐心，使我和兒子在摸索新環境時，常得安慰。但是橫尾先生從不對我們說英語，碰到我不會講的日本字，試用英語溝通時，像大多數的日本人，她總是掩著嘴羞赧笑著。她多次帶著歉意向我表示，Ｐ大在幼稚園裡遇挫折，會急著拚命用英語解釋，她想幫他卻力不從心。她說：「我的英語差！」
放學時，橫尾先生照例一一與孩子們玩「剪刀、石頭、布」，玩一個送走一個，兒子什麼都得跟隨模仿別人，連玩這個道別的小把戲時，也排在隊伍最後頭。
終於輪到他，他微彎一下腰做個準備動作，然後把早就背在身後的手，快速甩向前：「rock, paper, scissor!」衝口而出的，竟不是日語「jan, ken, pon.」
我在不遠處等待，注意到橫尾先生完全楞住了，她側頭看著Ｐ大半晌，兒子以為自己又做錯了什麼，原本得意的笑容，只剩下一半，僵在臉上—忽然，忽然，橫尾先生好像下了個極大的決定，一邊拉起Ｐ大的手比畫，一邊認真、賣力地說：
「la—ku—」Ｐ大卯勁兒幫忙「rock!」
「laku, pepa—」Ｐ大有些著急「paper, and scissor!」
「siza, siza, siza—laku! pepa! siza!」Ｐ大笑逐顏開。
「laku, pepa, siza!」後來成了芭樂班的專利遊戲。
風之子
茅野的冬天長，暖氣從十月開到翌年四、五月，但是幼稚園男孩的小短褲（女孩是短褶裙）、白色長筒襪，卻是經年的制服，只在最冰寒的幾個禮拜裡換穿長褲。
清晨帶孩子在車站等校車，天上厚雲陰沉，就要飄雪。我注意到大人們全身上下都裹得密密實實，又厚又暖，小孩子卻凍得嘴歪眼斜，呼嚕呼嚕吸著清鼻涕，光著的大腿和膝蓋，紅裡透出青紫，兩隻穿了長筒襪的小細腿哆嗦個不停。
忍不住問其他的媽媽們，這究竟是什麼道理？大約沒人提過這種問題，她們你推我，我推你半天，終於由細川太太開口：「日本人稱小孩子為『風の子』（kazenoko），應該是不怕風也不怕冷的，需要經常鍛鍊，他們長大才會強壯。」
我看站在旁邊，沒加入談話的一位爸爸，帽子圍巾太空衣底下是暖和的棉長褲，還縮頭縮腦，不停搓手哈氣。很想指著他說：就鍛鍊成那樣？話沒說，校車已到，孩子群哆嗦著一上車，大人們就都逃回自家的暖氣房去了。鍛鍊（tanren），是日本人愛用的漢字，但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或許是春光明媚，也或許是想到兒子可以少受風寒，氣候一變暖，我就特別愉快，像枝頭新綠，急著探看外面世界。小小幼稚園活動多，每天總要發出數張通知給家長，那些密密麻麻的規定提醒，是我學日文的啟蒙課本。日本人記日子採用五行，日月火水木金土，相當於我們的星期日到星期六。起初我常得扳手指算這些金木水火土，才能確定哪天有哪個活動。等日子記牢，人頭也熟了，又跟著媽媽夥兒去開「母の会」，為著依季節變化，頻繁的校園節目忙碌。我以為兒子和我一樣，胡裡胡塗就上了日本軌道，卻在他的一張畫裡，看到不同光景。
先生出的畫題是：我的好朋友。兒子畫的是：校園邊上的老鞦韆。
園長與橫尾先生都十分擔心，約我去商量兒子的「心理問題」。
對「Ｐ大」君（kun），小朋友們先是好奇，圍著他打轉兒，後來發現他除了能說些英語之外，也是黃膚黑髮，吃麵條米飯，沒啥稀罕。加上他既不能說日本話，又不會玩日本遊戲，來自「米國」和紐約的新鮮感逐漸消失後，有耐心陪他玩的人不多，就常見他獨自在角落裡盪鞦韆。
有一陣子，他說他最愛踢saka（soccer），和一群壯碩的孩子們玩在一起。沒多久他又喜歡上了「野球」（棒球），換一批小朋友鬧鬧嚷嚷，但也不持久。後來我才明白，其實幼小的他，愛的既不是足球，也不是棒球，只是害怕落單。
許多時候他苦著臉要求：我們回到以前的家吧，媽媽！對面的Tom會跟我玩，學校裡的小朋友也都懂我講的話啊！
我說不行，暗地憂愁。
但P大的韌性和學習能力比我想的強許多。雖然碰得鼻青臉腫，他也別無選擇，一天一天，在新環境中力求生存—過了幼稚園的春季野餐、夏夜煙火，他的日語已進步到能與人好好吵上一架。秋天運動會、新年年糕宴之後，他差不多成了半個日本孩子。同伴們漸漸與他溝通無礙，也發現他的優缺點，接受他的存在。鄉間小孩純樸，一旦交了朋友就死心塌地不分開。
三月中，送別日。兒子站在幼稚園的講台中央，深深向大家一鞠躬：「我的名字叫P大，一年半前，我們從美國紐約搬來日本茅野。那時候，我不會說日本話，也聽不懂日本話，園長先生、橫尾先生和同學常常幫助我。現在，我要畢業了，要去﹃米沢小學校﹄讀一年級。我不會忘記這裡的生活，謝謝先生，謝謝大家。」
這個幼稚園第一次有外國學生用日語致辭，不僅正確流利，甚至帶著一點兒長野縣土腔，引得席間家長交頭接耳的驚讚，講台後的先生席上，老園長、橫尾先生都悄悄擦著眼睛。
兒子又一鞠躬，志得意滿，闊步下台，沒入那些為他拍著手、穿小短褲的哥兒們中間。
二○○三、二、十七於舊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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