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來人的話
透雲彩的光
從發病到現在，一眨眼已經過了 6 年多。記得我剛生病時，在短短一年之中，就連續住院了兩、三次。前兩次是強制住院，那時根本不知道自己生病了，等到第三次住院，才慢慢有所謂的「病識感」。喔！原來我得了精神病。
事後回想起來，才知道我在捷運上看到的「原始人」，在公車上看到的「女鬼」，都是「幻覺」。當時看到的一切是如此的真實。「如夢似幻」這四個字構成當時我所看到的世界。
在明白自己得了精神疾病後，一度崩潰沮喪。嗚……醫院的醫師們都告訴我：「要吃一輩子的藥。」而且每一位醫師都對我說：「不吃藥會容易發病喔，藥要乖乖吃。」對！我都很聽話，我都乖乖吃藥，可是，吃藥以後好像會變得想睡覺、沒精神，而且，思考好像也變遲鈍了。
好難過，這輩子就只能這樣了嗎？
後來因為緣份的關係，認識了蘇聖傑醫師，他運用菸鹼酸、維生素 C 等補充品，配合我原來吃的藥，開始幫我減藥。剛開始怕怕的，因為我之前碰過的醫師都說不可以亂減藥。
其實為了減藥這件事，我考慮過一陣子。但和蘇醫師討論後，我覺得生命中如果有另一種可能性，是不再使用藥物控制，能回歸到最初身心自然運作的狀況，加上有專業醫師的指導，我想這是一種改變、一個機會。說自己一點都不擔心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不去嘗試，永遠無法得知前方這條新的旅程會通往何處。
經過蘇醫師很有計畫地幫我一點一點慢慢減少藥量，現在我的藥量已經維持在很低的劑量了。剩兩種藥，樂命達、安立復各半顆，目前持續努力中……
減藥的旅程腳步尚未停歇。在這段過程中，其實我的生理感覺並沒有太大的變化，也沒因為這些改變讓幻聽、幻覺等症狀再度復發，可以安心過正常的生活。記憶力方面似乎也有恢復得好一些。總之，能少吃點藥，還蠻開心的！
我所知道的自然療法
科學史可能的另一次典範轉移 蘇聖傑
「我現在教導你們的，有一半在 20 年後會被證明是錯的，問題是，我不知道是哪一半？」 ——某不知名醫學院教授
這則醫學院裡流傳的笑話，聽來或許令人莞爾，但在現實裡卻有其悲傷的一面。醫學在不停的思維改變中，不斷被再塑造，兩千多年前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時代認為，人之所以生病是因為體內 4 種體液失衡，而歇斯底里（現今稱轉化症）是女人獨有的疾病，病因是子宮在體內流竄，治療方法是結婚。這跟我們現今看待疾病的觀點當然有很大不同，然而我們都知道，前人們往往盡了最大努力，在他們所處時代的知識限制與框架中，提出他們認為最合理的解釋，直到有人試著突破那框架。
匈牙利裔醫師伊格涅斯‧山謬懷思（Ignaz Semmelweis, 1818-1865）在維也納綜合醫院的產科病房工作期間，對於致死率達 10％～35％ 的產婦殺手「產褥熱」感到相當棘手。他細心觀察不同產房間的死亡率為何有所不同，得出一個結論：當產科醫師做完屍體病理解剖後就直接進產房接生，其接生的產婦死亡率，高於有更衣跟洗手的醫師。他的研究很清楚指向，簡單的洗手就可以挽救許多產婦。他提出在術前使用次氯酸鈣溶液洗手，而將產褥熱的死亡率成功降到 1％ 以下。
然而當時醫學界除了古典希臘醫學的體液說之外，主流的信仰是漳氣致病說，也就是環境中不好的空氣會令人生病，特別是地底升起的空氣。護理先驅佛羅倫斯‧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 1820-1910）就是擁護者之一，因此她主張醫院應該有流通的空氣與清潔的飲水，沒有人認為洗手（消毒）是件必要或重要的事。
山謬懷思的想法衝撞當時醫學界普遍的認知，外科醫師甚至感到被羞辱，認為他們怎麼會有「不潔」的雙手而傷害到產婦。他被同儕們排擠，在生命晚年依然不停嘗試與學界抗爭，但嚴重的憂鬱、認知功能退化跟行為異常，終使他被送進精神病院，入院後第 14 天，被病院的警衛活活打死，在 47 歲那年抑鬱而終。數年後，法國科學家路易‧巴斯得（Louis Pasteur, 1822-1895）在實驗室證明細菌學說，山謬懷思的想法終於翻案，很快為學界接受，並廣泛應用在外科領域，也因此發展出現今被視為標準及再當然也不過的無菌程序。山謬懷思促成了一次科學歷史學家湯瑪斯‧孔恩（Thomas Kuhn, 1922-1996）所說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
從「大監禁」到抗精神病劑
在歐陸，啟蒙時代以前則有很長的時間，精神病患者被視為惡魔附身，或具有不良血統。中世紀晚期開始有神職人員以宗教慈善之名，成立照護機構收容精神病患，而法國到了路易十四開始有國家力量介入，紛紛設立收容所來處理這些「不理性」的人。這個被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稱為「大監禁」的浪潮，目的不在治療，反而比較像是一種社會治安管理的手段。某種角度來說，精神醫學是為了處理這些機構中的病人才開始發展。1820 年英國正式立法，要求公立療養院必須有醫師，然而在那之前，對精神病的「治療」是約束、放血、灌腸與催吐，因為長久以來認為瘋人就像野獸一樣，必須以殘忍手法來馴服他們的獸性……
直到 1950 年代第一個抗精神病劑 Chlorpromazine 問世，精神病症狀終於有藥物可以控制，病患得以離開機構，精神藥物被視為精神醫學基於藥理及神經生理的一大勝利！藥物可以快速控制症狀的特質，讓生物精神醫學成為治療主流，受歡迎的程度從抗精神病劑在藥物市場的規模即可一窺究竟，2010 年美國銷售金額前 10 名的藥物，抗精神病劑就占了兩名（第五及第六名），銷售金額達 90 億美金（近 2,700 億台幣），這 60 多年間陸續有不同的抗精神病劑上市，宣稱副作用更少、效果更佳，但事實？
在 2011 年一份研究報告裡，研究人員對 211 位精神分裂症初發個案，做平均 7.2 年的追蹤，這些個案使用抗精神病劑並接受腦部掃描，檢驗 4 個變數對大腦皮質減少的影響：疾病長度、抗精神病劑的使用、症狀的嚴重程度、物質濫用（酒精、菸草、毒品等）。研究發現生病愈久，大腦皮質減少愈多（這點或許不令人意外）。但抗精神病劑即使在排除其他因素的影響下，本身就似乎會造成皮質減少。作者不禁問，雖然抗精神病劑可以減少幻聽、妄想等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症狀，但是否不僅沒有治療到背後真正的病理變化，反而加劇了大腦的退化？2012 年一個追蹤 20 年的研究報告還告訴我們，不使用抗精神病劑的病人在初發之後，不只精神症狀比起用抗精神病劑的病人更少、康復期更長，更令人訝異的是，更少復發！
精神科醫師們面臨兩難，無法不使用抗精神病劑來控制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症狀，但同時又面臨藥物本身帶來的副作用，及長遠預後的不確定性。吃或不吃抗精神病劑都令人為難。
從維生素預防到腎上腺氧化色素假說
加拿大籍精神科醫師亞伯罕‧賀弗，歷經維生素大發現的年代，當時醫學界陸續了解到食物不只是熱量而已，許多營養素缺失會造成疾病，最著名的就是缺乏維生素 C 會造成壞血病。1940 年代的美國則有維生素 B3 缺乏所造成的糙皮病大流行。糙皮病有皮膚炎、腹瀉跟精神異常等症狀，而其精神症狀表現，有時跟精神分裂症幾乎沒辦法區分。當時的認知是，維生素缺乏症只需要小劑量維生素就可治療，所以對小劑量維生素 B3 有反應就是缺乏症，反之則可能是其他疾病，例如精神分裂症。
這個「信仰」排除了個人體質差異性，也就是每個人體內的生化條件有相當差異，甚至同一個人在不同年紀不同健康狀況下，對特定營養素的需求也有所不同，因而奠定了維生素做為預防的思考教條。但賀弗醫師發現：
1. 慢性維生素 B3 缺乏症（書中稱之為維生素 B3 依賴症），體內有一生化反應出現問題，並衍生出精神症狀，不同於急性糙皮症或壞血病等維生素缺乏症，此症需要更高劑量的維生素來治療，而非普遍認知中的微劑量，且其身體對此營養素的需求超出正常飲食所能取得，必須長時間使用（所以稱為依賴）。
2. 精神分裂症是一群成因不同但表現相似的疾病，維生素 B3 依賴只是其中一種原因，但維生素 B3 缺乏的相關生化異常，可能為產生精神病症狀的共同途徑，換言之，維生素 B3 可以治療其他成因所造成的精神病症狀。
在 1950 年代，賀弗醫師等人建立精神分裂症的腎上腺氧化色素假說，在事隔 40 多年後他對這假說的解釋如下：
A. 在正常情況下，兒茶酚及其氧化衍生物間存在一個平衡，兩者都不會過多。
在嚴重的壓力下，身體產生過多的腎上腺素及其他交感神經促進胺。心肌內過高濃度的腎上腺素被氧化成為腎上腺氧化色素（adrenochrome）。
B. 腎上腺色素造成心臟顫動及其他的功能異常。
C. 腎上腺色素及其衍生物經血液進入大腦，引發精神病症狀。
我們在演化過程使用腎上腺素及其他的兒茶酚，協助我們應付每天面臨的壓力，但這個對我們生存有利的機制，在 1％ 到 2％ 的人身上卻過了頭，導致上述 B 跟 C 的情況。賀弗醫師根據慢性糙皮症的觀察及腎上腺氧化色素假說，了解到正腎上腺素在轉甲基化作用形成腎上腺素的過程，身體會利用維生素 B3 來承接甲基，避免過多的腎上腺素形成。換言之，維生素 B3 會有用是有其道理的，使用維生素 B3 等於阻止腎上腺素的過度生成，而再合併維生素 C 的抗氧化作用，淨結果就是毒性腎上腺素氧化產物的減少。
這個模式運用正常本來就存在於人體的分子，對病人做個別性的最佳劑量補充，透過矯正失衡的體內生化反應以治療精神疾病，被諾貝爾得主萊納斯‧鮑林命名為「分子矯正精神醫學」，並發表在著名的《科學》期刊。
賀弗醫師在 1951 年開始使用此方法來治療精神分裂症患者，並在 1950 跟 1960 年代進行多次雙盲試驗，發現接受維生素 B3 治療的精神分裂症病人，2 年的復原率是控制組的 2 倍，但當時尚未了解到慢性化的病人需要更長治療時間，因此初步建議是使用在急性期的病人（後來發現慢性的病人並非沒有助益，只是治療時間需要更長）。
然而賀弗醫師的看法一直被忽略，美國精神醫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PA）成立一個專責工作小組，檢視賀弗醫師的理論與維生素的療效，並在 1973 年發表 60 多頁的正式報告，結論認為維生素 B3 沒有療效，即便此報告的研究方法有瑕疵並引起爭議，但因 APA 代表整個美國精神醫學界的權威，加上天然物質不像設計出來的藥物，可以註冊為私有財，以利益為導向的藥廠自然將所有資源放在藥物的發展跟行銷上，這一切使得賀弗醫師的療法，以及他本人治療過的數千個成功病例，被主流學界忽視。
進入 21 世紀，精神科醫師及科學家們還在努力設法找出精神分裂症的病因，目前基於臨床表現（而非病因）的診斷，使得治療依然停留在不具特異性（僅處理症狀）的抗精神病劑跟抗癲癇藥物上，同時卻有愈來愈多證據，讓我們重新審視賀弗醫師跟萊納斯‧鮑林博士的理論，例如一直以來的觀察：精神分裂症病人皮膚對菸鹼酸（維生素 B3 的一種形式）貼片，不會出現血管擴張的生理現象，而一般人會。背後的原因還在研究中，但無可否認這又將精神分裂症的成因及治療指向維生素 B3。這本小手冊讓我們看到賀弗醫師近 50 多年對精神分裂症的經驗與思考，他在 2009 年辭世，如同書中所提，對研究人員而言，如果能有更開放的心胸，不只在問題的下游思考症狀，而能回頭審視上游身體的基本運作原理，分子矯正的概念便可以提供觀看疾病更大的視野；對醫療人員而言，分子矯正治療可以是一個更大的診斷架構跟治療模式，除了消除症狀的化學藥物，也使用營養從底層強化，唯有如此才能幫助深受疾病所苦的病患脫離疾病與藥物的雙重桎梏，達到最少的藥物（最少的副作用）與最佳的功能，並重拾人生的希望。
前言
1996 年 6 月中一個愉快的星期六午後，我去參加了我病患的畢業派對。他剛從維多利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ctoria）拿到心理學學士學位，並計畫攻讀研究所。
這年輕人最值得注意的成就在於，他的家人四年多前才被精神科醫師告知：一、他永遠無法好轉；二、他無法完成高中學業；三、他將永遠無法脫離抗精神病劑。病患的父親聽到醫師這麼說，感到無比絕望，但他兒子確實有精神病症狀，而在當時，抗精神病劑是標準治療。假如這個男孩持續給這位醫師照顧，這位醫師的預言很可能都會實現，因為 90％僅接受藥物治療的初發精神分裂症病患，最終都是走向這樣的命運。
幸運的是，這位病患被轉介給我，並開始接受分子矯正治療，今日的他已復原。我對「復原」（well）的定義是：病人沒有症狀，可以和家人與鄰居相處，已經有工作，或準備要工作。此外，我還意外地替加拿大省下了 200 萬加幣，因為一個精神分裂症個案初發後，不管藥物治療與否，社會在未來 40 年內所要付出的成本就是這麼多*。
在派對上，這位病患向我介紹他的表姊，她有社工碩士學位，過去一直從事教職並表現良好，但她 3 年前發病，並開始有精神分裂的症狀。她接受過電痙攣療法（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並服用鋰鹽（lithium）、可致律（clozapine）及理思必妥（risperidone）。她悄聲地告訴我，至少吃藥讓她不再有幻聽，但另一方面，若沒人穩住，她的手會抖到沒辦法喝咖啡。
她有嚴重的遲發性運動不能（tardive dyskinesia）。這種神經肌肉障礙會造成顫抖跟不自主運動，對於人的日常生活影響甚深。她服用的藥物使她變得肥胖、從腳踝到腰部積水臃腫。據她的母親說，她一點元氣也沒有，參加數小時的茶會，就會讓她累到連續躺床上好幾天。難怪她這麼沮喪。
1996 年 12 月，這個年輕人跟他父母再次來見我，追蹤他的狀況。他上了些研究所的課程，並計畫要完成學業。他感到有自信，也覺得自己愈來愈好。他家人告訴我，那個在派對上遇到的女子症狀惡化，在床上躺了好幾個星期。然而數個月後，她詢問她的精神科醫師，是否能跟她表弟一樣，接受高劑量維生素 B3 與維生素 C 的治療。她的精神科醫師坦承，過去 3 年中並沒有成功幫助她，因而同意了她的要求。她接受短期住院，但持續接受分子矯正治療，狀況開始有了改善。
這兩名個案，分別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治療模式。標準治療，也就是僅使用藥物，使這名女子的功能受損，並逐漸走下坡。相對地，她的表弟接受了分子矯正治療。在現代精神醫學認為不可能復原之下，他確實復原了。在數個月的分子矯正治療後，這位女病患也同樣邁向了康復之路。假如他們都沒有接受分子矯正治療，這些病患將難以有機會過正常生活。四年多的抗精神病劑治療沒有療效，而才數月的分子矯正治療，已經讓個案有明顯、正向的變化，並成為復原的墊腳石。
*：根據 2009 年的研究，台灣社會因精神分裂症付出的經濟總成本約 360 億
新台幣，以該病 1%的盛行率計算，台灣約有 20 萬精神分裂症患者，平均每
人 18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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