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編 東西方經典名作縱橫
第一章（上）中國式文藝復興及其可能性前景
這似乎是個很大的話題，其實又是個非常個人化的小個案；這似乎是件需要花費口舌才能講清楚的事情，其實又是沒什麼可多說、並且一說便俗的無言之語。
本文擬從一個中國人非常熟悉的所謂關鍵字開始，軟實力。不知什麼時候，國人將文化叫做了軟實力。也搞不清楚這算是權力的傲慢，還是官府的無知。文明國家的人們從來不把文化叫做軟實力，最著名的例子便是，英國首相邱吉爾的名言：寧可沒有印度殖民地，也不能沒有莎士比亞。這句話讓中國人來說應該是，寧可不造航空母艦，也不能讀不懂《紅樓夢》。
《紅樓夢》也罷，莎士比亞也罷，都不是什麼軟實力，而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即便就文明進化的角度而言，一部偉大的經典，也不在於什麼實力，而在於呈示了一個民族的文化心理品質，一個民族的人文性格。文化是思想的、精神的、存在的，文明是技術的、物質的、生存的。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文化，但根據愛因斯坦質能轉換公式引申出的核子物理以及原子彈開發，則是文明化的技術成果。一個民族的文明程度，通常由其文化的底蘊支撐。歐美國家在文明上的遙遙領先，源自五百年前興起的文藝復興。
好幾年前，一部似是而非的電視片《大國崛起》敘說了西方諸強的崛起，卻遺漏了歐洲文藝復興的歷程。該片居然沒有捫心自問，沒有歐洲文藝復興，哪來的現代西方文明？這種凡事唯物的思維方式，是一種思想教條，也是一種心理定勢。這種思維的核心是權力的驕橫，金錢的崇拜。唯物的背後，是唯權的順從。
雖然當今的西方世界，以實力而論，依然美國居首。但西方人評比對人類產生巨大影響的前十個國家時，並非美國第一，而是由義大利奪冠。因為五百年前的文藝復興，是從義大利開始的。儘管美國軍隊在二戰中拯救了歐洲以及遭受法西斯蹂躪的世界諸國，儘管美國的高科技始終領先所有國家，但這些文明成就還是比不上當年義大利在文化上的開風氣之先。由此可見，被《大國崛起》所忽略的文藝復興，具有什麼樣的舉足輕重意味。
真要說起來，西方諸強各有一番人文風采。諸如，英國牛頓力學，法國百科全書派，德國古典哲學，美國《獨立宣言》以及當年奠定美國實用主義思想的哈佛大學形而上俱樂部。如此等等。若以軟實力論之，無法理解為何義大利居首。在軟實力論者的眼裏，義大利不過就是在藝術上領先而已。他們不會懂得，恰恰就因為義大利在詩歌、繪畫、聲樂等藝術形式上所開創的審美新局，改變了歐洲、從而影響了全人類的文明發展。
倘若說文化具有許多層面的涵義、許多種類的區別，那麼審美就是其無形的神經中樞。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個民族的審美趣味，決定了其文化心理、乃至政治方式。比如，亞歷山大的戰爭方式，可以從荷馬史詩裏找到心理原型。這在中國歷史上，國共逐鹿選擇的是《三國演義》的模式。同樣，當義大利文藝復興的繪畫將審美目光聚焦於日常人生而不啻是十字架上的神明時，走出中世紀的歐洲新紀元也就自然而然地開啟了。
諸多研究中國歷史演變的專家學者，最容易忽略的可能就是審美之於歷史的影響。他們不明白，中國式的文藝復興早在有宋年間，就已經不聲不響地開始了。可能也是因為如此，包括陳寅恪在內的文化學者，給予宋朝的文化景象以很高的評價。他們沒能說清楚的只是，並非是理學的興起、而是審美趣味的變換，導致了有宋迥異於唐朝以前的文化景觀。其中，禪宗的影響至關重要。因為禪宗在士大夫當中的深入人心，有了宋代與《文心雕龍》截然不同的《滄浪詩話》。因為禪宗的影響，蘇軾與李白在詩歌風格和寫作心態上，涇渭分明。唐朝的畫家熱衷於皇室貴族的儀態造型，宋朝的畫家展示給世人的或者是山水間的氣象萬千，或者是《清明上河圖》那樣的市民風俗景觀。比起義大利文藝復興那樣的大刀闊斧，有宋年間的審美情趣猶如隨風潛入夜的春雨，潤物細無聲。但是，一樣的深入骨髓。就連宋徽宗那樣的皇帝，都醉心於成為一個書畫家，而不是一個政治家。
一種文化通常在與另外一種文化的碰撞之中，產生新的能量獲得新的形式。佛教傳入中國後，至唐乃大，及宋結果。按說，倘若有正常的生長環境的話，那麼即便是宋代潤物細無聲式的文藝復興，也能生長成參天大樹。無奈的是，一棵小草被擠壓在兩塊巨石的夾縫裡。一者是北方遊牧民族的一再南侵，一者是程朱理學構築的意識形態之於民族心靈的嚴重摧殘。內外夾攻底下，一路走得極其艱辛。中國式的文藝復興，就像一場始終無法和合的性愛，在一次又一次的延宕之中，消耗著原有的元氣和應有的鋒芒。磨蹭了一千年，依然原地徘徊。相比之下，歐洲的那場文藝復興，一擊即成；比中國晚了五百多年，卻贏得了此後五百年的輝煌。
因為一再的延宕，致使中國式文藝復興不僅生長得非常曲折，而且不像歐洲那麼光彩奪目，而是若隱若現。要不是《紅樓夢》的問世，這場斷斷續續的文藝復興恐怕很難成立。就像莎士比亞奠定了英國的民族文化，《紅樓夢》標出了中國式文藝復興的成就所在。莎氏戲劇承繼了古希臘傳統，《紅樓夢》則逕直從《山海經》神話起筆。正如文明是遞進的，文化是回溯的，借用老子的說法便是，回歸到嬰兒狀態裏。正如早先周公建制和孔丘立說開始，周孔偽型文化之於中國歷史長達兩千多年的覆蓋和扭曲，《紅樓夢》的劃時代意味在於，將中國歷史劃分成了《紅樓夢》之前的歷史和《紅樓夢》之後的歷史。《紅樓夢》之於華夏民族的意味，不僅不亞於而且遠高於莎士比亞之於英國民族的標記性。
《紅樓夢》之後的清末民初，本當是中國式文藝復興的天賜良機，猶如春秋戰國一般充滿人文創造的可能性空間。除了滿清王朝大一統集權專制的日漸鬆動，尚有東西方文化碰撞造成的嬗變效應。然而，歷史卻極其詭異地將這個民族推上一條誰也料想不到的歧途。野蠻戰勝文明，孔家店被打倒之後赫然崛起的，是比程朱理學更為僵化更為專制、以烏托邦主義為標榜的意識形態。民國年間短暫的文化復甦，轉瞬即逝。承接《紅樓夢》文化命脈的兩位宗師，王國維自沉而亡，陳寅恪則壁立千仞。中國式的文藝復興，再度沉潛，幾近消逝。這場劫難於文革演變至極端，完全應驗了《紅樓夢》洞若觀火的預言：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倘若說八〇年代是文化的再度甦醒，那麼九〇年代開始的人文精神重建，無疑是在文化廢墟上的歷史努力。這樣的努力所承接的乃是自《紅樓夢》到王國維、再到陳寅恪的文化氣脈。其特徵與其說是開拓，不如說是守靈。靈魂由陳寅恪在《柳如是別傳》裏一語道破：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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