謀殺會計學
每一份財務報表背後，都隱藏著一場或多場的人間戲劇。
你不一定讀得出來，但它一定化身成某種數字的加減，偷偷影響著你的「最後一列數字」（bottom line）。那可能包含某位副總裁與資深副總裁之間長年的權力惡鬥，或者因為行銷副總的偷情所造成的海外子公司四千萬元的虧損，或者是一份因個性差異而未能談成的合約，或者是採購主任某次喝醉了酒所犯下的錯誤，或者僅僅是一場時間不湊巧的心臟病發……。
沒錯，這些人們亟欲遮蓋的事情都被忠心耿耿的會計帳悄悄記錄下來。企業的財務報表上許多看似面無表情的數字背後，其實是一場場天天激情上演的「人間喜劇」（Human Comedies），要寫下這些故事，恐怕一百個巴爾札克（Honore de Balzac, 1799-1850）也不夠用。
倒過來說，那也是可能的，每天耽讀財務報表的人，偶爾也會察覺到某些會計帳上的異常，讓他忍不住盯著數字低頭玩味沉思，如果他願意就鉛筆打勾的數字一路向上追蹤回溯，到了最後，數字也將不再是數字，他將要一頭撞進一場場經過還原的人生驚奇、狂亂、愚昧、荒謬與不堪，甚至還可能撞見幾具錯落其間、不欲人知的屍體……。
推理小說家們顯然是看到這個趣味的，財務報表中不透明數字的foul play，對照真實世界的權貴神祕，死亡可以投資，謀殺也有會計帳，更不要說大量的金錢流動──財富的向上提升或向下沉淪──為犯罪提供了生猛有力的動機，這當然是推理小說最佳的溫床了。
譬如說小股東借小事發揮鬧場鬧事，讓大股東與經營階層頭痛難堪，這是台灣上市公司近年很常見的場面。有一個故事就說，有家規模龐大卻連年績效不彰的電腦公司，遭到一位小股東的騷擾，但這位小股東不是普通人，他是一位知名會計師，他寫的會計學教科書甚至是會計科系學生的必讀書。這位會計師股東揚言公司經營欠佳疑有弊端，他號召小股東們的支持，更取得了法院的許可，入駐公司進行查帳，他鬥志昂揚地聲稱要給繼承父業的懦弱總裁和他無能的經營團隊一點顏色看看。他果然讓這家電腦公司的上上下下芒刺在背、坐立難安，不得不搬出其他大股東來當救兵，當兩家大股東法人代表趕來想與這位憤怒的會計師見面情商時，這位會計師卻被發現倒臥在查帳的臨時辦公室裡，計算機的電線緊緊纏在他的脖子上……。
倒臥在帳簿中的死亡，這在真實世界也不少見，台灣軍事採購驚天動地的大弊案「拉法葉艦案」就是這樣的故事。高達數百億元的回扣佣金全球流竄，涉案者固然包括台灣、法國買賣雙方的政軍要人，就連軍事採購所針對的「敵方」北京高層也收到共謀的酬謝，情節離奇到叫人看得瞠目結舌；更駭人的是，案子爆發後，辦案過程困難重重，事實真相阻礙難查又曠日廢時，一段時間回頭再看，涉案當事人一個個在過程中暴斃、病卒、車禍、自殺，出事率百分之百，最近連最後一位關係嫌疑人也死了，所有的線索全斷了，帳簿裡的疑問數字變成了一具具呈問號形狀的屍體，這個案子怕是無解了。
我前面說的那個被計算機電線絞死在小房間裡的會計師的故事，很幸運地，則是來自推理小說名家艾瑪．拉森（Emma Lathen）的名作《謀殺會計學》（Accounting for Murder, 1964），我說「很幸運地」，是因為它來自小說，小說作者一般遠比上帝負責，他總是在另一個鋒面來臨之前，把凶手指出，把真相告訴我們，讓我們不至於餘夜難安，睡不著覺，或者覺得花錢買這本書是個冤大頭。
艾瑪．拉森在推理小說史上是一個很奇特的作者，首先，她不是一個人，而是兩個。她是推理小說界另一個傳奇的「謀殺雙人組」，或者說，她們是共用一個筆名也共同創作的兩位女作家。其中一位瑪麗．珍．拉昔絲（Mary Jane Latsis, 1927- 1997），是一位曾受雇於聯合國的經濟學家；另一位瑪莎．漢妮撒（Martha Henissart, 1928- ），則是企業金融和銀行的專家。她們兩人自一九六一年的第一本推理小說《死亡投資》（Banking On Death）開始，合作無間，共寫了二十四部以投資銀行家約翰．普特南．佘契爾（John Putnam Thatcher）為中心角色的華爾街推理小說，另外還聯合以另一個筆名合寫了七部以國會議員班頓．沙佛德（Benton Safford）為中心角色的政治推理小說，一直到一九九七年拉昔絲逝世為止。
兩位作者有趣的地方不只是這樣，她們兩個人不愛公開露面，連多次作品得獎都不肯出席，她們的理由是她們另有專業工作（經濟學家和金融專家）要做，不想讓她們的客戶或雇主誤以為她們小說中的內容別有所指，最好不要露面招搖。她們還用了一個匪夷所思的方式合作寫書，兩個人住處海天相隔，她們是用電話討論好案情，然後一個人寫單數章，另一個人寫雙數章，然後匯合成書。這樣的創作竟然能夠銜接得天衣無縫，文字風格與角色塑造也都看不出差異或破綻，真是奇蹟一件。
看帳與謀殺，本來似是風馬牛不相及，但一筆筆帳目來到老練的查帳者眼中，有時候就看出種種蹊蹺。這些帳目的異常，可能就對應了人世間的麻煩事，麻煩事對投資銀行家而言，是該解決的，否則將不利於投資。對冷靜近乎無情的老銀行家佘契爾而言，如果麻煩的帳目竟穿插了幾具屍體，他之所以努力訪查真相，非關公平正義，只是「謀殺無益於生意」，他只是盡力保護公司投資人的利益而已。
會計師臥死於他自己的查帳辦公室的帳簿之中，這個故事出自「謀殺雙人組」艾瑪．拉森在一九六四年的得獎作品《謀殺會計學》，投資銀行家佘契爾再度出擊，從華爾街式的推理中巧破奇案，幽默有趣，發人深省，讓你對上市公司的生態另有體會。
推理小說之所以能夠深入社會千百行業，原因可能正是它吸納百川，千百行業的專家都客串推理作家來說故事，因而創造了「百工圖」式的景觀。醫生投入寫作，推理小說乃有白色巨塔的內幕與面貌；符號學專家投入，我們才讀到《玫瑰的名字》（The Name of the Rose, 1983）；也正是因為銀行家現身說法，我們才有《死亡投資》這樣的書和艾瑪．拉森這樣的作家。
如果有一天，我的三十年圖書出版和販賣生涯，其中某些刻骨銘心的工作經驗也能化成某種作品，注入推理小說的巨流之中，我猜想至少有兩部作品的書名就應該叫做：《應收帳款謀殺案》和《庫存盤點謀殺案》。
福爾摩斯的帳單
雖然我已經花了相當篇幅討論偵探的職業世界（以及他們的營運模式），但對小說當中偵探的「收費」問題還覺得意猶未盡，好像還可以再多談一些。
但這樣一筆複雜難清的帳，要從何說起？以我的想法，最簡易可行的方法，應該還是回頭重新從福爾摩斯說起；卡爾．雅思培（Karl Jaspers, 1883-1969）不就說過嗎？所謂的「經典」，就是那些我們不斷要回頭重新造訪、也不斷會有新的收穫的典籍。而在偵探這個行業裡，恐怕沒有比福爾摩斯更經典的了。
讓我用福爾摩斯故事中〈松橋探案〉（The Problem of Thor Bridge）這個例子來說明吧，〈松橋探案〉收錄在最後一部短篇小說集《福爾摩斯檔案簿》（The Case-Book of Sherlock Holmes, 1927）裡，這一部短篇小說集是柯南．道爾在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之間所寫的福爾摩斯故事，也是最後的一批。這個時候，柯南．道爾已經撰寫福爾摩斯故事前後將近四十年了，他對自己筆下的角色已經全盤了然於胸，角色的個性、脾氣、語氣都已經完熟了，作者在描繪福爾摩斯的時候，似乎可以不加思索，我們讀起來也覺得生動得「如在眼前」。
在〈松橋探案〉裡，一位擔任過美國參議員的金礦業鉅子前來委託福爾摩斯一個案子，這位外表氣派、態度傲慢、性情急躁的億萬富翁劈頭就說：「讓我話先說前頭，福爾摩斯先生，在這件事上，錢對我不是問題。」他繼續用詞尖銳地說：「你可以把錢拿去燒，只要它對照亮真相有幫助。」最後他極不禮貌地結尾：「你開價吧！」（”name your figure!”）
肥羊上門，開口就說「錢不是問題」，帶來的問題又顯然頗為急迫（牽涉到一條人命，加上一位女子的清白），何況當事人還有一種「為富不仁」的身份，如果福爾摩斯有點「供需法則」的概念，或者有些「劫富濟貧」的俠義之感，他就應該狠狠地開出一個「社會所得重分配」、大快人心的價碼。但是，如果你熟悉福爾摩斯的小說，你當然已經知道不該期待這類的戲劇性，因為福爾摩斯絲毫不為所動，只是淡淡地說：「我的專業服務是固定按級收費的，並不因人而異。你可以先不付，我會最後再一併請款。」（”My professional charges are upon a fixed scale. I do not vary them, save when I remit them altogether...”）
福爾摩斯顯然是不知道或不相信經濟學上「價格差異」（price discrimination）這件事，他並不想向有「支付能力」的有錢人提出更高的價格，他說他「固定按級收費」。但問題是，如果價格是「說一不二、童叟無欺」，那意味著我們在其他篇章裡看到前來求助的「無產者」也付的是相同的價格，這對手上窘迫的無產階級並不是好消息，除非福爾摩斯的服務「物美價廉」，人人付得起。但這樣可能會有其他的問題，一是福爾摩斯極可能會「入不敷出」，另一個副作用是他的案子會太多，讓我們的大偵探疲於奔命，應接不暇。
這兩件事似乎都不曾發生。雖然在辦案時福爾摩斯似乎從不考慮成本，該雇車就雇車，該出差就出差，該登報就登報，該付錢給打聽情報的街童或車伕，他乾脆痛快，從不小氣，我卻不曾在小說裡看到福爾摩斯有過任何財務周轉問題的蛛絲馬跡。而福爾摩斯退休後，他隱居在沙塞克斯郡（Sussex）一棟面對吉英利海峽的「小房子」裡，他謙稱他的房子是「小房子」（my little home），可是有時候又稱它「我的別莊」（my villa），「別莊」一詞源於羅馬時代，指的是「上流階層的鄉間住屋」（an upper-class country house），可見不是寒酸的物件，此屋坐落在一大片土地上的一角，福爾摩斯養蜂消遣自娛，屋中雇有管家照顧他的起居，退休生活優渥舒適，「老有所養」，似乎顧問偵探的營生並不太壞。
福爾摩斯經濟寬裕，似乎並不是來自「薄利多銷」，我在書中看不到他業務繁忙、疲於奔命的模樣（事實上，他的業務有時候冷清到他必須施打嗎啡來提振一點人生的刺激性），福爾摩斯大部分時候一次只辦一件案子，很符合今天我們強調企業要「集中專注」的精神。而福爾摩斯也曾在〈紅櫸莊奇案〉裡對偵探業務的「冷清」感到擔憂，他向華生醫師抱怨「好案子」難尋，他的業務已經快要淪為「替人尋回遺失的鉛筆，以及為寄宿學校女生提供意見的事務所」。總之，他的收費並不低廉到沒有足夠的「累積盈餘」，而他的業務也沒有多到積案盈尺的地步。
雖然作者沒有明說，我總覺得，福爾摩斯的收費標準並不是真的像他所說的「固定按級」那樣不二價（他的說法可能只是對仗財欺人的金礦鉅子的反擊之詞）。當他的客戶是收入微薄的家庭老師（〈紅櫸莊奇案〉）、或入不敷出的當舖小老闆（〈紅髮者聯盟〉）時，福爾摩斯常常是完全不提收費的事；而在某些時候，他對委託人或當事人，也僅要求返還代墊的相關開銷。如果福爾摩斯還能有豐富的積蓄，意味著他極可能在某些（我們沒看見的）時候是「要求」（主動）或「接受」（被動）「較高酬勞」的。
這些「較高的酬勞」究竟可以有多高？如果我們記得福爾摩斯曾經有過多少達官貴人的客戶，或者他經手的案子有時候牽涉到多少驚人的「金額標的」，就可以想像其中的酬勞「可以有多高」。還記得波希米亞王儲委託福爾摩斯時說的那句話嗎：「我願意以國土的一省換回那張照片。」這句話說明了，在某些關鍵性的案件裡，福爾摩斯的確是可以收取一生享用不盡的報酬的。
如果真的要咬住福爾摩斯那句不因人而異的「固定按級收費」，我們要如何來想像這一張「服務價目表」？譬如說：
福爾摩斯顧問偵探社服務收費一覽表
（明碼實價．童叟無欺．保證開立收據．現金支票皆宜．堅辭小費禮敬）：
1. 代為尋找遺失的鉛筆（〈紅櫸莊奇案〉）、照片（〈波宮秘史〉）、國防機密文件（《布魯斯－巴丁登計畫》﹝The Adventure of the Bruce-Partington Plans﹞）、價值連城寶石（〈藍柘榴石探案〉﹝The Adventure of the Blue Carbuncle﹞）或皇冠（〈綠玉冠探案〉﹝The Adventure of the Beryl Coronet﹞）等：收費二十英鎊；
2. 代為尋找失蹤或誘拐的雇主（〈紅髮者聯盟〉）、丈夫（〈歪嘴的人〉﹝The Man with the Twisted Lip﹞）、未婚夫（〈身份之謎〉）、未婚妻（〈獨身貴族探案〉﹝The Adventure of the Noble Bachelor﹞）等：收費五十英鎊；
3. 代為調查死亡或謀殺案件（〈斑斕帶〉）：收費一百英鎊，倫敦市外交通食宿費用另計；
4. 代為洗刷罪名或犯罪嫌疑（〈波士堪谷奇案〉﹝The Boscombe Valley Mystery﹞）：收費一百英鎊，倫敦市外交通食宿費用另計；
5. 代為澄清疑問或解答謎團（〈紅櫸莊奇案〉）：視案件性質及複雜度而定，基本收費為二十英鎊。
但這份收費表看起來是行不通的，花二十英鎊找回遺失的鉛筆是不可能的，當時的物價一位家庭教師的年薪約為六十英鎊，你會花三分之一的薪水去找一枝鉛筆或一頂舊帽子嗎？反過來說，藍柘榴石和綠玉冠都價值連城，遺失者甚至都已經出價一千英鎊作為尋獲獎金，收費二十英鎊看起來是不對的了，我們還得再想別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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