販賣懷疑的人：從吸菸、DDT到全球暖化，一小...

名人推薦：林宜平（陽明科技與社會所）、杜文苓（政大公共行政學系）、許晃雄（中央研究院 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

兩位作者揭示了長期以來對於全球暖化的「辯論」，雙方貌似具備堅實證據的「辯論」，其實根本是有一方在打迷糊仗。這群人從很早以前就一直散播吸菸是「安全」的。任何關心民主的人都應該閱讀這本書，才不會在民主的討論裡失去正確方向。――高爾《不願面對的真相》

扎實的研究、書寫起來條理分明――Washington Times

充滿說服力――The Economist

作者提供堅實的證據，包括吸菸的危險性、核子冬天的可能性、酸雨的影響、...

第六章 否認全球暖化
許多美國人的印象中，全球暖化就是個科學家到最近才發現很重要的議題。二○○四年，《發現》雜誌列出年度科學報導，其中之一就是科學界對全球暖化這項現實已逐漸達成共識。《國家地理》雜誌也同樣宣布二○○四年是全球暖化「得到尊重」的年度。
許多科學家認為這份尊重來得太遲：早在一九九五年，國際氣候組織龍頭跨政府間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IPCC）就已有結論，認為人類活動正在影響全球氣候。到二○○一年，IPCC的《第三次評估報告》指出相關證據不僅明確，而且是愈來愈明確，二○○七年的《第四次評估報告》更說全球暖化「絕無疑義」。而全球各大科學組織及知名科學家也都認可IPCC的結論。時至今日，除了極少數之外，絕大多數的氣候科學家都相信地球氣候正在暖化，也相信人類活動就是主因。
然而，許多美國人卻仍心存懷疑。二○○六年《時代》雜誌報導一項民意調查發現，只有勉強超過半數的美國人（百分之五十六）認為全球平均氣溫已經升高，即使全球氣溫升高是幾乎所有氣候科學家的共識。美國廣播公司新聞網（ABC News）當年的民調則顯示，雖有百分之八十五的美國人認為全球暖化正在發生，但超過半數不認為科學對此有任何定案；百分之六十四的美國人認為「科學家意見仍多有分歧。」皮尤大眾及傳媒研究中心（Pew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調查認為「有充分證據顯示地球正在暖化」的民眾比例在二○○八年為百分之七十一，但同樣問題到了二○○九年，卻只剩百分之五十七。
如果再加進歷史觀點來看，美國人民的種種懷疑和迷惑也就更叫人不解。因為對二氧化碳和氣候的研究已有長達一百五十年的歷史。在十九世紀中葉，愛爾蘭實驗主義物理學家約翰．丁鐸爾（John Tyndall）首先提出二氧化碳是一種溫室氣體，也就是能夠抓住熱能、不讓熱能散逸至外太空。在他看來，這不過是個地球的科學事實，沒什麼特別的社會和政治意義。到了二十世紀初期，情況有了改變，瑞典地球化學家斯萬特．阿瑞尼斯（Svante Arrhenius）意識到，燃燒化石燃料而釋放到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會改變地球氣候；英國工程師蓋伊．卡倫德（Guy Callendar）也已得到第一項證據，證明「溫室效應」已經有發生跡象。一九六○年代，美國科學家開始警告政治領導人這可能是個真正的問題，其中至少有些人（包括詹森總統）聽到了這些警告。然而，他們並未採取行動。
美國對全球暖化未能採取行動的原因眾多，但至少其中之一，就是威廉．尼倫伯格、弗雷德里克．賽馳和弗雷德．辛格所引發的疑惑。
【小標】一九七九年：氣候的關鍵年
一九六五年，總統科學諮議委員會要求羅傑．雷維爾（時任斯奎里普斯海洋學研究所所長）對二氧化碳所引起的氣候暖化潛在影響提出摘要報告。雷維爾已經關注全球氣候好一段時間，他在一九五○年代晚期取得資金，提供給所裡的化學家查爾斯．大衛．基林（Charles David Keeling），系統性測量二氧化碳。（這項研究後來會得出「基林曲線」，顯示二氧化碳隨著時間穩定增加；基林因此贏得美國國家科學獎章，前副總統高爾[Al Gore]也據此拍出《不願面對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使基林曲線聲名大噪。）雷維爾知道這個議題還有很多部分有待進一步研究，所以他的報告先專注討論自己最有把握的部分：海平面上升。他還做了一項預測：「到二○○○年，大氣中的二氧化碳量將會比現在多出百分之二十五，將改變大氣的熱平衡，且程度大到代表氣候變遷……可能出現。」
報告呈到總統辦公室，詹森該年稍晚也在一份致國會特別咨文中提到：「燃燒化石燃料，使得二氧化碳穩定增加，這一個世代已經改變了大氣組成，影響遍及全球。」然而，越南戰爭不利、民權人士在密西西比州遇刺、公共衛生署宣布吸菸有害健康，詹森還有其他更急迫的事得操心。而幾年之後，尼克森總統也很難特別關注這項議題。尼克森推動了許多環保改革，包括設立美國環保署，但在他任內，氣候議題主要集中在超音速客機計劃及其水蒸氣排放的影響，而不是二氧化碳造成的潛在氣候影響。
然而，雖然二氧化碳在一九七○年代並沒有得到太多關注，氣候卻成了廣受注目的議題，原因在於非亞兩洲發生乾旱、造成飢荒，讓大家注意到世界糧食供應的脆弱。當時，蘇聯連年作物歉收，不得不向全球市場購買糧食，大失顏面；而且幾乎整個一九七○年代，薩赫勒地區（Sahel，撒哈拉沙漠南方的半乾旱地區）南方的非洲六國都處於嚴重旱災。飢荒不只影響了可憐的非洲和亞洲人，也造成全球食品價格暴漲。
另外，傑森委員會（Jasons Panel）也注意到了飢荒的現象。這是由一群精英科學家（多數為物理學家）組成的委員會，於一九六○年代初首次召開，提供美國政府國安建議。一直以來，傑森委員會都是個獨立、自信的團體，特別是在早期，委員會成員常常按照自己認為政府該知道的事，向政府提出意見。但除此之外，傑森委員會也會回應政府的要求。在一九七七年，能源部請該會審查能源部的二氧化碳相關研究計劃，因此，傑森委員會決定開始研究二氧化碳和氣候的關係。
他們的報告開宗明義指出，農業對氣候極其敏感，而這件事也就會影響到整個社會：「薩赫勒地區的乾旱以及蘇聯的穀物歉收顯示全球作物生產能力的脆弱，尤其是在邊陲地區，就算氣溫和降水只有些微變化，也可能對總生產力造成重大改變。」
他們用了兩個夏天研發出一項氣候模型，顯示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比前工業時代的水準（約270 ppm）增加一倍，將會導致「地表平均溫度增加攝氏二點四度。」而比地表平均溫度增加更令人憂心的，則是因為有「極地放大效應」（polar amplification），所以兩極暖化的情況會更為嚴重。他們的模型顯示，極地溫度將會升高攝氏十到十二度，幅度極為驚人。
這些見解其實並不新鮮。過去就曾有專門研究氣候模型的學者發表論文，提過幾乎一樣的事，而在一九七七年，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署長羅伯特．懷特（Robert M. White，後來也擔任國家工程院院長）也為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主持一個委員會，警告氣候變遷若不受抑制，可能產生嚴重後果：「我們現在明白，工業廢棄物，例如燃燒化石燃料的過程所釋放出來的二氧化碳，可能影響氣候，對未來社會構成相當的威脅，這些科學問題十分重大，科技問題前所未見，社經影響則令人不安。」
然而，科學認為重要的，在政治上不見得覺得重要。雖然傑森委員會並沒有什麼新的發現，但就因為＃這是傑森委員會＆提的報告，因此「在白宮攪動了一池春水」。然而，傑森委員會成員主要仍是物理學家，而非氣候科學家。雖然裡面是有兩位地球物理學家，其中一位也長期關注氣候，但絕沒有人會說氣候是自己的研究專長。因此，卡特總統的科學顧問法蘭克．普雷斯（Frank Press）就請國家科學院院長菲利普．韓德勒組織一個研究小組，審查傑森委員會的研究。韓德勒找的人選是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朱樂．查尼（Jule Charney）。
查尼是現代數據大氣模型的開山祖師之一，或許也是全美最受尊敬的氣象學家。他在國家科學院位於麻州伍茲霍爾（Woods Hole）的暑期研究中心召集了另外八位科學家，組成研究小組。查尼同時也決定，除了審查傑森委員會的研究，他還要再邀請另外兩位氣候模型專家：地球物理流體動力學實驗室（Geophysical Fluid Dynamics Laboratory）的真鍋淑郎（Syukuro Manabe）以及戈達德太空研究所的詹姆士．漢森，請他們展示他們新的三維氣候模型成果。這些都是當時最先進的科技，比起傑森委員會的模型，能顯示更多細節、也更為複雜，但研究結果基本上大致相同。氣候模型的關鍵問題在於「敏感度」，也就是氣候對於二氧化碳濃度的改變究竟有多敏感。如果把二氧化碳濃度調成兩倍、三倍甚至四倍，全球平均氣溫會如何變化呢？讓我們以最簡單的兩倍二氧化碳濃度來舉例，用最先進科技得到的答案是：「將近攝氏三度，誤差範圍是攝氏一點五度」。這代表暖化的範圍在攝氏一點五度到攝氏四度之間，但無論如何，總之就是確實會暖化，而最可能的值就是攝氏三度。而如果二氧化碳濃度增加到兩倍以上，暖化升溫的程度大概就會超過攝氏三度。
但問題來了，自然界有些作用會延遲暖化的過程。研究小組花了一些時間思考這樣的「負回饋」（negative feedback）作用，但最後結論是這仍然無法阻擋大幅暖化的情形。「我們已經仔細研究各種已知的負回饋機制（像是低雲或中雲的雲量增加），得出的結論是：雖然相關研究模型過於簡化、不精確，但不太可能削弱認定溫度將會大幅升高的主要結論。這裡的魔鬼不在細節裡，而就在主要的故事裡：二氧化碳是一種溫室氣體，會把熱量抓住，所以如果二氧化碳增加，地球就會暖化。雖然事情沒那麼簡單，不管是雲、風、洋流都會造成影響，但這些都只是「次要效應」，他們影響的只會是小數點後第二位，而不會是第一位。該報告結論認為：「如果二氧化碳不斷增加，本小組認為並無理由相信氣候變遷不會發生，也沒有理由相信這些變化微不足道。」
這些變化會多快發生？查尼的研究小組也無法確定，部分原因在於這要看海洋如何吸收熱量。氣候模型的海洋是種「沼澤海洋」（swamp ocean），也就是只會將水氣提供到大氣中，但不會保留或傳送熱量，也就無法符合現實狀況。那麼現實狀況又是如何？大家都知道，海洋的「熱慣性」（thermal inertia）十分龐大，也就是說要需要很長的時間，海洋的整體溫度才會上升。至於海洋升溫的時間究竟要多長，部分因素在於海水混合是否均勻，若混合愈均勻，就會有愈多熱量被帶到深海，大氣的暖化也就愈慢。科學家是用「匯」（sink）來形容這種從自然系統中帶走某些成分的過程；熱量就這樣慢慢匯集到海洋底部，讓海洋名副其實成了熱量的匯池。
現有證據看來，海水的混合程度足以讓地球大氣暖化的時間延緩數十年。雖然溫室氣體會立刻開始改變大氣（而且已經開始了），但還要再過幾十年，影響才會大到讓人看得見、感覺得到。這件事的後果非常嚴重：意味著就算氣候確實已開始暖化，但我們現在可能並無法證明，而等到真能夠證明這一點的時候，要阻止暖化就為時已晚。

第六章 否認全球暖化
許多美國人的印象中，全球暖化就是個科學家到最近才發現很重要的議題。二○○四年，《發現》雜誌列出年度科學報導，其中之一就是科學界對全球暖化這項現實已逐漸達成共識。《國家地理》雜誌也同樣宣布二○○四年是全球暖化「得到尊重」的年度。
許多科學家認為這份尊重來得太遲：早在一九九五年，國際氣候組織龍頭跨政府間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IPCC）就已有結論，認為人類活動正在影響全球氣候。到二○○一年，IPCC的《第三次評估報告》指出相關證據不僅明確，而且是愈來愈明確，二○○七年的《第四次評估報告》...

引言
班傑明．桑德（Benjamin Santer）是那種你無法想像有人想攻擊他的人，整個人看起來就是平平凡凡，身高和體格都很普通，脾氣不慍不火，政治上也沒有特別傾向。而且，他這個人也很低調，講話輕聲細語，不愛出風頭；他在勞倫斯利福摩爾國家實驗室（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的辦公室面積不大，幾乎沒什麼裝潢，可能還會誤以為是個會計的辦公室。如果混在一屋子的人裡面，你恐怕根本不會注意到他。
然而，桑德非但不是個會計，而且世界對他可是注意得很。
他是全球最傑出的科學家之一，曾獲1998年麥克阿瑟「天才獎」，也從雇主（美國能源部）手中獲頒眾多獎項和榮譽，原因在於：對於人類造成全球暖化這件事，他的研究如果說是第二、恐怕沒人能說是第一。自從他在1980年代中期的畢業研究開始，他一直探索著地球氣候究竟如何運作、我們又能否肯定人類活動正在改變氣候。而他已經指出，這項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
桑德是勞倫斯利福摩爾國家實驗室「模型分析及比較計劃」（Model Diagnosis and Intercomparison Project）的大氣科學家，這是一項大型跨國計劃，儲存來自世界各地的氣候模型結果，再將結果交給其他研究人員，進行模型之間以及與現實資料數據間的比較。過去的20年間，桑德等人已經顯示出地球確實在變暖，而且你大概也已經想到，溫室氣體排放正是起因。
桑德的工作稱為「氣候指紋辨識」（fingerprinting），如果是自然形成的氣候變化，所留下的模式和痕跡會與溫室氣體排放所造成的不同，而桑德就是要找出這些「氣候指紋」。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關於大氣中的兩個分層：其一是對流層（troposphere），是最接近地球表面的一層暖空氣；其二則是平流層（stratosphere，又譯「同溫層」），位於對流層上方，較薄、也較冷。物理學告訴我們，如果太陽是造成全球暖化的原因（如同某些懷疑論者所堅稱），那麼因為外太空傳到地球的熱不可能只穿過其中一層，因此理論上對流層和平流層的溫度應該都會上升。然而，如果暖化的原因是地表所排放、而又大多被困在低層大氣的溫室氣體所造成，理論上就只會看到對流層的溫度上升，但平流層的溫度卻是下降。
桑德等人已經讓我們看到，確實對流層溫度正在上升、而平流層溫度則正在下降。事實上，因為這兩個大氣層的邊界有部分定義正在於溫度差異，其實這個邊界正在向上移動。換句話說，大氣層的整體結構正在改變。如果太陽是元凶，這些結果是說不通的，由此可見現在的氣候變遷並非自然所致。
對流層和平流層的不同，在美國麻州等等各州訴環保署（Massachusetts et al. v. the EPA）的案例中，成了最高法院聽證會的內容之一，當時共有12州聯合控告聯邦政府未能依〈空氣清淨法〉（Clean Air Act）將二氧化碳列為污染物。法官安東寧．斯卡利亞（Antonin Scalia）不同意這種看法，認為該法並未要求環保署採取任何行動；只不過，這位大法官似乎對科學不太在行，在某處要講平流層的時候，就講成了對流層。代表麻州的一位律師回應：「法官大人。不是平流層，而是對流層。」而這位法官回答：「對流層，隨便。我說過了，我不是科學家，所以我才不想管什麼全球暖化。」
1.然而，不管想或不想，全球暖化都是人人躲不掉的事，而有些人長期以來一直抗拒著這個結論。而且事實上，有些人除了攻擊這項消息本身，就連信差也不放過。早從有科學家首次提出氣候開始暖化（而\人類活動可能是元凶）的證據之後，就一直有人質疑這些資料、懷疑這些證據，而且對那些收集和解釋這些資料證據的科學家發動攻擊。而招致的炮火最猛烈、也最不公平的，就是班傑明．桑德。
「跨政府間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是全球氣候問題的權威，是在早期有人提出對於全球暖化的預警之後，由世界氣象組織（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於1988年成立。長久以來，科學家早已得知燃燒化石燃料會增加溫室氣體、可能導致氣候變遷（早在1965年，就曾向當時的美國總統詹森報告），但多數人覺得變化應該還是很久以後的未來才會發生的事。一直要到1980年代，科學家才開始憂心忡忡，覺得這個未來似乎迫在眉睫，也開始有少數人大膽認為，人為造成的氣候變遷其實已經開始。IPCC正是因此成立，要評估各種證據，並考量如果這些少數人是對的，將會有什麼影響。
1995年，IPCC宣布人類對於氣候的影響已經「清楚可見」。這不再只是少數人的看法，在1995年，IPCC的規模已經擴大，廣納全球數百名氣候科學家。然而，究竟他們是怎麼知道氣候正發生變化？又怎麼知道這是我們引起的？這些關鍵問題，在IPCC所發布的第二份評估報告《氣候變遷1995：氣候變遷的科學》（Climate Change 1995: The Science of Climate Change）裡，都已經提出回答。該報告的第8章「探測氣候變遷及其成因」，就簡述了證明全球暖化確實由溫室氣體引起的證據。而作者就是班傑明．桑德。
桑德的學術資歷無可挑剔，過去從未有任何不良紀錄、就連光是嫌疑都沒有。但這時候，卻忽然出現一群與華盛頓特區某智庫相關的科學家，指控他篡改報告、誇大結果。這批人撰寫許多報告，指控桑德有「科學清洗」（scientific cleansing）的行徑，也就是隱瞞了不同意的意見。他們的報告名稱例如「溫室論戰方興未艾」、「文件遭到篡改」，發表在像是《能源日報》（Energy Daily）和《投資人財經日報》（Investor's Business Daily）之類的地方。這些人還寫信給國會議員、能源部官員，以及科學期刊的編輯，將這些指控喊得震天價響，另外也向能源部的熟人施壓，要讓桑德捲鋪蓋走人。其中最為人所知、也宣傳最力的，是發表在《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的一篇社論，指控桑德修改了報告，「欺騙當局和大眾」。
3.桑德確實對報告有所修改，但可不是為了要欺騙任何人，而只是要回應科學家的同儕審查意見。
每篇科學論文和報告，都有「同儕審查」這個步驟，要通過其他專家的嚴格檢視。作者必須認真參考審查意見，修改專家所找出的任何錯誤之處。這正是科學研究的基本道德：除非通過同儕審查，否則任何主張都不足為信，甚至連視為可信的可能性都沒有。
同儕審查也有助於作者將論點呈現得更清晰，而且IPCC的同儕審查更是格外完整而嚴謹，除了有科學專家參與，更引進參與國政府的代表，以確保不僅能糾舉修正所有事實錯誤，同時也能詳盡記錄並支持所有判斷及詮釋，並有機會聆聽所有利益相關各方的聲音。審查意見提出後，作者就必須根據意見做出修改，或是解釋為何某些意見與研究無關、無效或是有誤。桑德做的就是如此而已，所有的修改都是為了回應同儕審查的意見，他做的是IPCC規定他做的事，是科學規範本來就要求他做的事。換句話說，他是因為「做了個好科學家」而招致攻擊。
桑德寫了一封信給《華爾街日報》的編輯，試圖為自己辯護，而且這封信還有29位合著者的共同聯署；這些人都是知名的科學家，其中還包括美國全球變遷研究計畫（U.S. Global Change Research Program）的主持人。
4.美國氣象學會（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也發表一封致桑德的公開信，肯定相關指控全是空穴來風。
5.另外，IPCC的創立人暨主席伯特．布林（Bert Bolin）也親自致信《華爾街日報》證明桑德的說法，指出相關指控毫無任何證據，指控人士也從未連繫他、任何IPCC人員、或是相關審查的科學家來查核相關事實。他指出，只要這些人「肯花點時間瞭解IPCC的流程規則」，就會發現整件事情沒有違反任何規則、沒有打破任何程序、更沒有發生任何不當事件。
6.正如後來的評論所指出，當時沒有任何IPCC成員國曾經對相關批評提出附議。
7.然而，不論是桑德或是伯林的信件，《華爾街日報》都只是部分刊出，卻在兩週後又給了原來的控訴者一次抹黑毀謗的機會，用一整封信的篇幅，宣稱IPCC的報告已經「由於政治目的而遭到篡改」。
8.這些抹黑的說詞揮之不去，產業界、追求業績的報紙和雜誌、以及許多智庫，也都熱烈響應。就算到現在，網路上也還找得到這些說詞。如果用谷歌搜尋「Santer IPCC」（桑德 IPCC），你找到的不會是那一章的報告、更別說是整份IPCC報告，反而是一大票的網站，全在重複1995年的那些指控。
9.一個網站甚至（錯誤地）斷言桑德承認自己「調整了資料數據，以迎合政治政策」，但美國政府當時根本沒有任何氣候政策，更別說什麼迎不迎合了。（不光是當時，就算現在也仍然沒有。）
10. 這對桑德來說是一次痛苦的經驗，他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捍衛自己在科學界的名譽聲望，以及維繫自己的婚姻（但終告失敗）。直到今天，這個平常溫文儒雅的人一想到當初的事，仍然會氣得臉色發白。絕沒有任何科學家開始投入職涯的時候能預料竟有這種事。
這些指控桑德的人，為什麼不肯把事實查清楚？明明事情已經證實與他們所言不符，為什麼他們還是不斷重複那套指控？說穿了，這些人根本就不想找出事實，而是要和事實作對。
幾年後，桑德讀到早報上的一篇報導，講的是某些科學家參與了菸業發起的一項計劃，要抹黑菸草致癌的科學證據。報導解釋，這種概念就是要「讓爭議持續下去」，
11.只要對於這種因果關係還有疑議，菸業就不用擔心被告或遭罰。這篇報導讓桑德湧起一股莫名的熟悉感。
他感覺得沒錯，而且還不只如此。這裡不只戰術相同，連成員都一模一樣。當時帶頭攻擊他的兩個退休物理學家小名都叫弗雷德，分別是弗雷德里克．賽馳（Frederick Seitz）和齊格飛．弗雷德．辛格（Siegfried Fred Singer）。賽馳是固態物理學家，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協助製作出原子彈，聲名大噪，後來成了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院長。辛格也是個物理學家（正是所謂的「火箭科學家」），他是研發地球觀測衛星的領頭人物，曾擔任美國國家氣象衛星服務（National Weather Satellite Service）的首任負責人，後來更成了雷根政府的運輸部長。
12.這兩個人都是極端的鷹派，一心相信蘇聯威脅不容小覷，必須有高科技武器才能保護美國。兩人都與華盛頓特區的保守派智庫「馬歇爾研究所」（George C. Marshall Institute）關係密切，該院的成立，正是為了支持雷根總統的戰略防禦計劃（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SDI。俗稱「星戰計劃」[Star Wars]）。此外，兩人也都曾任職於菸業；只要有任何科學證據指出吸菸可能致死，他們就會提出懷疑。
從1979年到1985年，賽馳曾主持雷諾菸草公司（R. J. Reynolds Tobacco Company）的一項計劃，為全美各地生醫研究提供4,500萬美元的經費，尋找證據、培養專家，為的就是能在法庭上為「產品」辯護。到了1990年代中期，辛格曾與人合著一份重要報告，在二手菸對健康的危害這個議題上，對美國環保署大加抨擊。幾年稍早，美國醫事總署（Surgeon General）已宣布二手菸不只會危害吸菸者、而是危害到所有接觸的人。辛格對此發現大加撻伐，聲稱此結果是遭到操縱，並認為環保署對此的審查（由全美的頂尖專家所進行）是受到政治因素影響、要擴張政府對我們生活方方面面的控制。辛格這份反環保署的報告，資金是由菸草研究所（Tobacco Institute）透過托克維爾研究所（Alexis de Tocqueville Institution）這個智庫所提供。
13.關於菸草與健康危害之間的關係，訴訟過程公開的文件足足有幾百萬頁點出這種連結，並且顯示了科學家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就吸菸影響健康這件事，播下懷疑的種子。除了律師和極少數的學者之外，很少有人會認真研究這些文件，而我們也看到同樣的手段除了也用在全球暖化議題，同時還用在石棉、二手菸、酸雨、臭氧破洞等連串的議題上。
我們可以稱之為「菸草戰略」。這種策略要攻擊的對象正是科學，而且非常依賴科學家（在產業的律師及公關專家指導之下）心甘情願地舉起槍、扣下扳機。本書寫作過程參考了許多文獻，其中之一是《小心壞科學》（Bad Science: A Resource Book），是一本告訴大家如何矯正錯誤科學觀的手冊，書中提供許多例子，讓人看到有哪些不當手段被用來對付科學，而且也列出一串具備科學資歷的專家名單，如果有哪個智庫或企業需要有人為他們提出反對的聲音，這些人不管什麼議題都願意來說上兩句。
14.而在數不勝數的案例中，我們都看到了辛格、賽馳和其他幾位科學家與智庫和民間企業聯手，在許多當代議題上，對科學證據提出挑戰。早期，此類資金多半來自菸業；而在之後則來自各種基金會、智庫和化石燃料業。這些人聲稱，吸菸與癌症之間的關係至今未獲證實。這些人堅持，科學家對戰略防禦計劃的風險和限制遭到誤導。這些人主張，酸雨（和臭氧破洞）是因為火山爆發所引起。這些人指責，環保署對關於二手菸的科學動了手腳。而在最近，二十年來已累積了如山的鐵證，但這些人仍然對全球暖化的現實嗤之以鼻。他們先說這是無稽之談，再說這只是自然變化，又說就算確實如此、而且人類就是元凶，我們還是能夠調整適應，所以一點問題也沒有。這些人一次又一次堅決否認在科學上早已有定論，但他們自己幾乎就是唯一的異議份子。
如果沒人在意，光是幾個人並不成氣候，然而這幾個人確實能夠引人注意。他們在冷戰時期武器計劃戰功彪炳、名聲顯赫，在華盛頓特區廣受尊敬，人脈直上白宮天聽。任舉一例，在1989年，賽馳和兩位物理學家羅伯特．賈斯特羅（Robert Jastrow）、威廉．尼倫伯格（William Nierenberg）合著一份報告，質疑全球暖化的證據。
15.他們很快就受邀前往白宮，向布希政府發表簡報。內閣事務辦公室的一位成員就說「人人都讀了報告，而且每個人都非常重視。」
16.如此認真看待這份報告的還不只是布希政府，就連大眾媒體也不例外。像是《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新聞周刊》等等廣受推崇的媒體都報導了這些說法，彷彿這真算得上是一場科學辯論、而這就是其中一方的意見。接著，從部落客到參議員，甚至是美國的正副總統，三教九流的人都參與了這場公共辯論，這些說法不斷流傳，像是回音在教堂裡不斷回響。然而，在這吵吵嚷嚷當中，乍看是科學家在科學殿堂上互相交鋒，但記者和大眾一直沒發現這根本稱不上是科學辯論，只是用錯誤的資訊打模糊仗，一切都屬於一個由菸草起頭的更大陰謀。
本書講的正是這種「菸草戰略」的故事，告訴大家這種戰略如何攻擊著科學和科學家，讓我們產生迷惑，看不清楚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星球上各種重大的議題。遺憾的是，班傑明．桑德的故事並非特例。關於臭氧層耗竭的狀況，科學鐵證如山；諾貝爾獎得主、美國科學促進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會長舍伍德．羅蘭（Sherwood Rowland）率先發現某些化學物質（氟氯碳化物, CFC）可能破壞臭氧層，但辛格提出質疑。而在有人聲稱羅傑．雷維爾（Roger Revelle）對全球暖化成因的觀點已經改變的時候，研究生賈斯汀．蘭開斯特（Justin Lancaster）為雷維爾打抱不平，卻因此成了誹謗訴訟的被告。（蘭開斯特無力承擔辯護所需的開支，被迫庭外和解，個人及專業職涯一夕破碎。）
17.在這些活動當中，最知名、也參與最久的就是賽馳和辛格，兩人都是物理學家。威廉．尼倫伯格和羅伯特．賈斯特羅同樣也是物理學家。尼倫伯格曾任知名的斯奎里普斯海洋學研究所（Scripps Institution of Oceanography）主任，也曾擔任雷根總統的交接小組成員，建議應該讓科學家在政府擔任要職。他也像賽馳一樣曾參與原子彈製造計劃，後來也參與幾項冷戰時期的武器計劃和實驗室。至於賈斯特羅，則是著名的天體物理學家、熱門作家、戈達德太空研究所（Goddard Institute for Space Studies）所長，長期參與美國太空計劃。這些人在環境或健康問題上並無特別專業知識，卻掌握了權力和影響力。
賽馳、辛格、尼倫伯格和賈斯特羅都曾在政府科學領域位居高職，與軍隊將領、國會參眾議員甚至總統都有往來。他們也和媒體牽連廣泛，熟知怎樣能讓媒體報導自己的看法，也知道怎麼在沒有報導的時候悍然施壓。這些人用自己的學術地位，把自己打造成權威的模樣，把不合自己意的任何其他科學貶得彷彿不值一哂。
在超過二十多年間，在他們呼風喚雨的這些領域，這些人幾乎毫無任何原創科學研究。雖然他們確實曾是優秀的研究人員，但在他們投入我們要提的這些主題之後，多半只是在攻擊他人的成果和名聲。事實上，無一例外，這些人就是站在與科學共識相悖的錯誤一方。吸菸就是會殺人，無論直接或間接。污染確實造成了酸雨。火山並不是臭氧破洞的原因。我們的海洋正在上升、我們的冰川正在融化，而原因就是燃燒化石燃料、在大氣中製造了溫室氣體。然而多年以來，媒體將這些人譽為專家，政客對這些人唯命是從，這些人的主張，成了眾人不作為的藉口。美國總統老布希（George H. W. Bush）甚至有一次稱他們是「我的科學家們」。
18.雖然情況已稍有好轉，但不論在網路、廣播談話節目、甚至是美國國會殿堂上，都仍然有人引著他們的觀點和意見。
19.究竟為什麼，原本該致力挖掘自然界真相的科學家，會這樣刻意扭曲同儕的研究成果？究竟為什麼，他們要散布毫無根據的指控？究竟為什麼，就算觀點已經證實並非事實，他們仍然拒不修正？而又為什麼，就算他們的主張已經被一一踢爆不實，媒體還是每年不斷引述？這就是本書要講的故事。這個故事裡，有一群科學家頑抗科學證據，並對於當代最重要的一些議題，不斷散播迷惑。這個故事裡，背後有個巨大陰謀，至今仍然持續。這個故事講的，就是這群人如何抗拒著事實、販賣著懷疑這項產品。

反思科學在公共決策中的角色
杜文苓（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在炎炎夏日中城市的高溫屢屢破表，都會區的人們習於待在冷氣房內躲避暑熱，看著台電發佈尖峰時期用電可能短缺的警告，從政府、相關科技產業、研究單位到民間組織等各路人馬，都嘗試掌握問題的成因並提出解決方案，而運用科學方式蒐集來的數據資料，無疑提供重要的參考。同樣地，台灣中南部的空污問題每到秋冬之際問題加重，不少學校升起了空污旗警示學生減少戶外活動，但空污究竟對於人體健康的影響為何？更細緻來說，對於不同社群如老人、小孩的影響是什麼？污染源從何而來？如何促使空氣品質改善？距離六輕僅九百公尺的許厝國小分校學童尿液中被驗出一級致癌物「氯乙烯單體」(VCM)，針對這個結果，我們需要採取什麼樣的行動，是要更多的研究來證明工廠污染排放與健康影響的關係？還是遷校，抑或是遷廠或設備更新，才能預防小朋友的健康受損？公共政策的選項從不嫌少，面對問題如能集思廣益也可能找出創新的方法解決難題。我們仰賴科學針對上述問題提供更真確的答案，協助政府在決策上的判斷，但在現實的案例中，科學往往不是解決政策問題的萬靈丹。
太陽底下沒有什麼新鮮事。科學在台灣公共決策中所面臨的困境，放在全球尺度中面對更為複雜難解的環境課題，對於尋求有助於公共決策判斷的真實答案，挑戰其實更為嚴峻。究竟有沒有全球暖化這回事？如果有，是自然或是人為？酸雨到底是怎麼造成的？訂定空氣清淨法到底對於酸雨效應的減緩有沒有幫助？使用DDT是利大於弊或弊大於利？二手煙究竟會不會對健康造成危害？即便上述答案在今日的國際社會多已有科學共識，許多跨國合作的環境治理，也都在這些共識的基礎上發展成形。但從娜歐密‧ 歐蕾斯柯斯教授與艾瑞克‧ 康威抽絲剖繭的史料分析中，我們才發現，這些今天看似理所當然的科學共識得來並不易，早在數十年前即有充分可靠的證據顯示人為造成全球暖化危機，但相關政治決策卻因為一小部分的人大力提出質疑而延宕。
當然，本書講述的因為科學不確定性所引發政治騷動與延遲案例比比皆是。大衛‧ 麥克斯與塞力斯提‧ 孟佛頓於二○○五年發表的「製造不確定性：爭論科學與公眾健康環境的保護」一文，即細數最能掌握產品風險資訊的產業界，如何運用科學不確定性的特質，質疑管制的正當性與必要性，影響行政與司法在保護公共健康與環境的積極作為。煙草工業無疑是他們指出最著名的例子，其花費大量的資金贊助研究，嘗試在疾病與吸煙因果關係中置入「質疑」(doubt)。生產「質疑」成為煙草工業建立「爭議」的最佳工具(Michaels and Monforton, 2005)。而更早幾年歐盟環境署也才整理輻射、苯、石棉等十二個案例，帶我們從歷史中看到，在「科學不確定」的爭議下所延遲的政策與管制回應，如何使傷害擴大甚至難以挽回（Lambert, 2001; Infante, 2001; Gee and Greenberg, 2001）。
如同本書所舉科學如何為業界的產品粉飾，也早有一些相關的文獻指出，科學研究的自主性在快速全球化的腳步下，深受資本邏輯的影響。Hess(2007)觀察到任務導向的學術計畫補助，在科技移轉與產業創新的號召下，已向國家重點發展產業以及區域產業聚落靠攏。政策管理者以預算、資源來形塑科學發展走向，決定那些可以且會被執行，那些不被執行。攸關環境永續的研究雖很重要，但成果卻有限，他把這些研究稱為「該做而未做的科學」（undone science）。Frickel等人 (2010: 445)更進一步將之界定為「沒有資金支援、不完全、或普遍被忽視，但被公民社會或社會運動團體指認值得投入更多研究的主題」。筆者針對台灣環境政策研究也發現，科學在風險決策中的論辯，常受限於決策時程、資金贊助、範疇界定以及資訊不足等因素，只能生產出有限的知識供決策參考。但掌握論述權的一方，往往主導了科學知識的生產、詮釋與解讀，影響了管制政策的走向。科學討論中的「不確定」與「未知」，更常成為政策不作為的最佳藉口（杜文苓，2009；2015）。
然而，過去的討論多聚焦在產業界的資金如何影響科學的生產運作，分析產業所座落的社會權力結構如何對科學研究結果造成影響，將相關毒物暴露傷害的訊息隱藏於公眾（Davis, 2002）。同時也指出科學本身的假設檢定邏輯，應用在複雜的環境風險評估中，因為不確定性（uncertainty）與無知（ignorance）而有其侷限。在上述討論中，我們毫無意外地看到產業界因為利之所趨，不願讓大眾接觸到科學事實，使早期的警示無法反映在政治決策上（Harremoes et al, 2001）。但對於科學界內部的政治網絡，或科學家影響政治的策略運用等，並無太多著墨。
而本書最令人激賞之處，是兩位作者把目光指向科學界的內部政治，透過大量的文獻資料調查，拼湊出主導「販賣質疑」的科學系譜。他們的研究發現，有一小撮人從二手煙、酸雨、臭氧層破洞、DDT使用到全球暖化的科學評估中幾乎無役不與，他們多具有科學家的背景，深諳如何在科學界頭角崢嶸並擴大影響力的遊戲規則。儘管上述議題與他們本身的科學專業不見得有多大的干係，但他們運用同一套政治策略――「販賣懷疑」，拖延政府介入必要的管制行動卻無往不利。
這一小撮人多是冷戰時期聲名大噪的科學菁英，與保守派的政治高層關係密切，且不忌諱與產業界高度合作，以尋找證據、培養專家，在政治上與法律上為「產品」辯護。他們用「質疑」與「垃圾科學」（junk science）等策略，運用其評估項目與健康危害間因果關係難以確認的特點（科學尚未完整，還不足以提供政策行動依據）、或聲東擊西地要求評估項目外各種可能導致類似結果的因素（如太陽對全球暖化的影響）、或聲稱取代方案成本與管制成本過高（氟氯碳化物對臭氧層；污染物排放之於酸雨），屢屢對已凝聚科學界多數共識的科學證據提出挑戰。他們熟悉新聞媒體生態，了解如何運用新聞界對所有言論不假思索（或缺乏專業判斷能力）一視同仁的對待，而重複錯誤資訊散播的老調。
但何以這些科學家在退休後仍超乎常理地堅持且用盡心機地擴張他們的影響範圍，甚至不惜毀壞科學的威信？作者們發現，這一小撮人幾乎都是自視甚高、相信科技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對共產黨深惡痛覺（也因此在冷戰時期熱中於與台灣科學家合作），冷戰結束後則將環保主義視為頭號敵人，認為全球暖化、臭氧耗竭、DDT危害生態等的科學研究與相關證據，是為政府擴權，戕害個人自由、市場機制鋪路。作者們認為，這些人的反動來自冷戰遺緒與市場基本教義派的結合，擔心政府強力介入市場，干預個人生活，而終究選擇否認科學，來拖延政策與管制行動。
作者們藉由豐富的檔案史料，一步步揭開保守主義者的科學政治攻略，大量的科學論證因而栩栩如生的交織在科學期刊、媒體輿論、與政府文件相互對話與駁斥。對相關科學議題不熟悉的讀者，透過一幕幕的歷史事件，無形中也有機會掌握科學爭辯中的關鍵知識。例如，全球暖化人為影響的關鍵證據可以透過「氣候指紋辨識」而簡明易了；接近地球表面的對流層溫度上升，而其上方的平流層溫度下降，也使太陽是造成全球暖化的元兇無法建立。讀者們可以在本書中享有多重智識增長的樂趣，這或許都要歸功於作者們敏銳的問題意識、鍥而不捨的史料追蹤與整理功夫，以及橫跨科學與歷史的紮實學術研究訓練。娜歐密‧ 歐蕾斯柯斯教授是地理學背景出身，爾後於史丹佛大學獲得跨領域地理研究與科學歷史的博士學位，特別關心科學爭議中的知識證據辯證；另一位作者艾瑞克‧ 康威，則是長期關注航太科技發展的科學與技術歷史學家。
在了解販賣質疑者的政治攻略後，我們該怎麼辦？作者們認為，我們需要仔細審查每位科學專家的身份：他們的背景資歷、過去和目前的研究、他們把自己的主張交到那裡審查，以及他們的資金來源。誠然，科學專業要在複雜的社會爭議中保持客觀求真的姿態，的確深具挑戰，不久前知名科學社群「PanSci泛科學」和味全合作事件引發社會不小的爭議，也顯見僅僅交代調查資金來源無足以廣昭公信，若對權勢者的政治運作習焉不查，也有可能賠上長期努力建立的科學信譽。
在台灣，我們或許看不到本書所描繪這麼深具政治影響力的一小撮科學家，左右政治意識型態在哲學底蘊不深的社會可能也不會出現計畫性散播質疑的整體戰略。但本書敘述許多代表產業界拒絕管制與公共課責的質疑伎倆，卻也結結實實地出現在台灣大大小小的社會爭議中。陳信行（2016）教授梳理前美國無線電公司（RCA）勞工集體職災案，分析被告如何質疑與挑戰原告所舉之科學證據；在本文一開始提出的許厝國小學童尿液的毒物測值，亦或是大量魚群與鴨子在台塑工安爆炸事件幾天後暴斃，我們也可以看到類似科學質疑（究竟是禽流感還是毒化物造成？）使政府決策懸而未決。這些科學質疑的散播，對於解決人們面臨毒害等重要問題於事無補，卻對於撇清污染責任，持續舊有運作模式頗有助益。
可以想見，科學在社會爭議事件中永遠不會只有一個單一無瑕的面貌，公共政策中的科學也必須是要多方資訊與知識交互辯證，才能得到合理決策判斷的基礎。面對層出不窮的當代環境危機與生存風險，我們或許應該牢記，科學發展的本意是協助人類解決問題，其追求真相與事實的道路上容或有許多值得精進的空間，但意圖販售懷疑、製造爭議而疾呼政策不作為，絕對與科學精神背道而馳。審慎檢視各方科學知識生產的問題意識與運用意圖，在公共決策的採用判斷上，或許也與科學資助系絡的背景調查同樣重要。

引言
班傑明．桑德（Benjamin Santer）是那種你無法想像有人想攻擊他的人，整個人看起來就是平平凡凡，身高和體格都很普通，脾氣不慍不火，政治上也沒有特別傾向。而且，他這個人也很低調，講話輕聲細語，不愛出風頭；他在勞倫斯利福摩爾國家實驗室（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的辦公室面積不大，幾乎沒什麼裝潢，可能還會誤以為是個會計的辦公室。如果混在一屋子的人裡面，你恐怕根本不會注意到他。
然而，桑德非但不是個會計，而且世界對他可是注意得很。
他是全球最傑出的科學家之一，曾獲1998年麥克阿瑟「天才獎...

引言
第一章 懷疑是我們的產品
第二章 戰略防禦、偽造事實，以及馬歇爾研究所的成立
第三章 播下懷疑的種子：酸雨
第四章 建構對立敘事：臭氧層破洞的爭戰
第五章 什麼是「偽科學」？誰說了算？二手菸的爭戰
第六章 否認全球暖化
第七章 否認再起：對瑞秋．卡森的修正主義攻擊
結論：關於言論自由與自由市場
結語：對科學的新觀點
致謝

引言
第一章 懷疑是我們的產品
第二章 戰略防禦、偽造事實，以及馬歇爾研究所的成立
第三章 播下懷疑的種子：酸雨
第四章 建構對立敘事：臭氧層破洞的爭戰
第五章 什麼是「偽科學」？誰說了算？二手菸的爭戰
第六章 否認全球暖化
第七章 否認再起：對瑞秋．卡森的修正主義攻擊
結論：關於言論自由與自由市場
結語：對科學的新觀點
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