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波瀾壯闊的二十世紀資本主義社會文化總體批判
黃聖哲（本文作者現為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副教授）
阿多諾與霍克海默合著的「啟蒙的辯證」是二十世紀西方學術界公認的思想名著，也是通往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思想寶庫最重要的關鍵文本。這個文本的內容層面廣泛、論證繁複，傳統西方哲學的批判、人類學的神話理論與宗教社會學當時的歷史發展交織在一起，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又與法西斯主義的社會心理結構分析及大眾文化的批判考察密不可分。其立論並非由（作者們反對的）單一學科出發，其結果也不能視為侷限於某一學科的經典著作。
面對這樣一種已經結晶為水晶體一般的文本複雜體，要進行一個一般性的導論是不可能的。這個文本容許多剖面的切入閱讀：哲學、社會學、心理學、歷史學、政治學、人類學等各種人文學科皆可由學科側重的面向出發，在這個波瀾壯闊的二十世紀資本主義社會文化總體批判中找到其靈感的泉源。
在此筆者作為一位社會學者，只打算就各章內容的重要主題，將之置於社會理論的視野中進行討論。
在第一章「啟蒙的概念」中，阿多諾與霍克海默描述了啟蒙的特性：對科學與技術的盲目信仰與崇拜。這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使得科學與技術成為現代性出現後的新的迷信與神話。此即書名題為「啟蒙的辯證」之意。正如兩位作者在前言中所說的：「神話早已是啟蒙，而啟蒙卻又翻轉為神話。」 （G55 , S. 11）
啟蒙如何倒轉為神話？
對啟蒙而言，神話是以內在力量與帶神祕性質的想像力去控制外在的事物。啟蒙滌除了神話的想像力，代之以形式邏輯與系統推論。在理性主義與科學的經驗論運作下，人類得以以其心智控制自然。自然被化約為純粹的對象性，而事物則被實證科學打上同一性的烙印。啟蒙的理性使得理性自身也被神話化。
「對自然的世界宰制轉向思考的主體自身，對於主體而言，什麼也沒有了，除了永遠同一的『我思』，它必須能夠伴隨我的所有表象；主體與客體都變成虛無。」
啟蒙宰制自然的前提是宰制自身，主體性出現在自我的「我思」的宰制上。思維模仿外在世界，以致控制了思維也就宰制了世界。宰制自然成為宰制本身的物化。作者寫道：「思維把自己物化為自行運轉的自動歷程，模仿思維自己創造的機器，好讓機器最後能夠取代它。」 ，啟蒙使得著重可預期性與實用性的理性成為新的神話，在把外在事物削平為具有同一性的單一同質對象物之後，它使得思維的主體也變得平庸，如事物一般物化。
概念體系的邏輯秩序必須與對應的社會實在結合在一起被探討，藉助於涂爾幹的研究，兩位作者認為，概念體系的分殊化其實是與社會分工的現實關係具有同樣的結構，表現為「社會與宰制的難以分辨的統一性。」 概念與知識的結合更助長了這種語言的社會性權力。概念與知識並沒有科學所宣稱的中立性，反而透過它們，宰制關係得以鞏固與增強。
對兩位作者而言，啟蒙的神話代表的是完全理性的危害。理性本身的工具性質被啟蒙的科學極度發揮，它成為生產其他一切工具的工具，完全目的導向。科學知識的本質其實是這種技術運作，它帶有將一切物化的傾向，又具有一種朝向破壞與毀滅的動力。現代戰爭的高效率摧毀、集中營中種族滅絕的理性化機制，被兩位作者視為啟蒙神話化的必然後果。
相反地，初民社會的神話被視為啟蒙與矇蔽的交織混合。神話是對抗恐懼的集體形式。魔法使人類得以在歷史上首度以模仿（Mimesis）的方式「控制」自然。雖然，這種控制只是「對於控制世界的可能性的堅定信心」 。在模仿自然的魔法儀式中，自然彷彿被馴服了。在魔法性的模仿之中，主體與客體的二元區分尚未出現，而理性與想像力也尚未被對立起來。存有者之間多重的親緣性尚未被「單一的抽象性」所取代。
然而科學卻以規律的單調重複克制了魔力的流動。「巫術（魔法）的幻象越是消逝無蹤，重複越是強硬地以規律性為由，禁錮人類於不停的循環中，而這個循環被對象化為自然律，使得人類誤以為自己是個自由的主體。」 知識的宰制結構同時作用於自然宰制與自我宰制之中。「自我在世界的臣服當中學到了秩序和服從，不多久就把真理完全等同於支配性的思考，沒有思考的明確區分，真理便無法存在。」
為了追溯這種宰制結構的歷史發生，兩位作者在「附論一」轉而開始分析西方文化起始的經典原本──荷馬的「奧德賽」。
藉由對奧德修斯神話的分析，阿多諾與霍克海默認為，奧德修斯代表了西方文化中「宰制」的原型結構。奧德修斯所代表的原型個體性，一方面要進行個體的自我宰制，另一方面則要同時宰制自然與社會關係。宰制自然憑藉的是理性與狡詐。神話中的諸神其實是自然的比喻，奧德修斯狡詐地欺騙諸神，象徵的是人對自然的征服。
奧德修斯的旅程則象徵人類經歷過的文化史的不同階段。舉例而言，食蓮花者的故事象徵的是採集的階段；而獨眼巨人則是狩獵與放牧的階段。在兩位作者的詮釋中，奧德修斯體現了所有資本主義社會中布爾喬亞階級所要求的人格特質──理性計算與狡詐欺騙。
在「附論二」中，藉由對薩德小說的檢視，道德的階級性與性別宰制的意涵被明確突顯出來。不同於康德所強調的德行的內在自由，德行的來源實質是由權威與階級宰制構成。啟蒙的道德其實是一種身體與慾望的自我宰制形式，表現為一種理性控制的冷峻嚴格性。
兩位作者揭露了中產階級道德的男性中心主義的特質。由男性出發的慾望的自我宰制展現為歷史上各種形式的性別宰制。薩德的小說揭示了浪漫愛情的幻滅，並將身體的本能衝動予以理性化。性關係的理性化使得愛情與享樂徹底分離。薩德的烏托邦是一個肉體享樂人人平等的烏托邦。
對浪漫愛情的歌頌與神聖化，實際上不斷地強化女性事實上的奴役狀態。基督教傳統的聖母崇拜，兩位作者認為，背後隱藏的是對女性的敬畏與蔑視。女性的形象，只是一個類別的形象，而非個體性的。「就社會而言，個體的女性是種屬的一個例子，是她所屬的性別的代表，完全由男性的邏輯去理解，她代表自然，是觀念永無止盡的歸納的基底，也是現實裡永無止盡的臣服的基底。」 性別宰制在道德關係中被增強，而在婚姻關係中女性從未取得個體的地位。
著名的「文化工業」一章是值得重新進行理念挖掘的寶藏。依照前述，啟蒙是一種資本主義時代獨特的社會宰制。同樣地，文化工業也可以被視為一種意識型態的宰制形式。文化工業是資本主義文化生產的標準化模式，它生產出文化消費者個體性與幸福的幻覺。按照阿多諾的看法，文化工業實際生產出的是「虛假的個體性」。「自我的獨特性是受社會制約的專賣品，卻被偽裝為自然的東西。」
文化工業並不能輕易地與「大眾文化」劃上等號。按照筆者的理解，文化工業乃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作用在文化領域的一種行動的結構。因此，它是啟蒙的文化後果，被修辭為「大眾欺騙」。必須注意的是，這種特殊的行動結構不只作用在文化生產的組織，同時也在個別的行動者身上轉化為一種行動的範式，使得個別行動者的文化實踐活動（如看電影、聽演唱會）打上同一性的烙印。
在討論反閃族主義的最終章，阿多諾與霍克海默到達他們撰寫本書的終極關懷：如何解釋納粹的種族主義大屠殺。兩位作者從各種層面去解釋反閃族主義的歷史與社會條件。對筆者而言，該章中對於種族主義的社會心理結構的分析是最有價值的，至今仍有現實參照的意義。
種族主義基本上是一種群體心理的「虛假的投射」，猶太人事實上成了代罪羔羊。當時的德國人既模仿猶太人又將經濟上的階級罪惡歸咎於他們。種族主義者其實是將內在的心理不安拋到外在的世界。在心理上，他們展現出一種對自身妄想的固著，喪失鑑別差異的能力。
借助於佛洛伊德的理論，兩位作者認為，這種病態的投射在於主體將自身被社會視為禁忌的衝動轉移到客體上。在代表社會規範的超我的壓力下，自我將源自本我的攻擊慾投射到外在世界。攻擊的對象有時是自我幻想認定的壞人，有時是自認為自衛的防禦對象。
種族主義被賦予身體式的解釋，它成為身體的癖性（Idiosynkrasie）：「那撩撥該癖性的各種動機讓人們想到它們的起源。它們在重現了生物的原始時期的片刻，讓人毛骨悚然、心驚膽戰的危險訊號。在癖性裡，個別的感官再度脫離主體的支配；它們自動地服從於生物性的基本刺激。」
反閃族主義被視為某種集體妄想症的案例，不斷重複自身固著的症狀，並將外在的一切都編織到它的神話之網。「無主體性」與「無反省性」是它的兩大心理特徵。阿多諾與霍克海默認為，「妄想症是半教育者的症狀。對於這種人而言，一切話語都成了幻覺的體系，也就是想要在心裡佔領他們的經驗無法跨越的那個領域，硬要為那使他們變成無意義的世界賦予一個意義，同時又污衊那些他們不得其門而入的知識與經驗，而原本是社會不讓他們接觸的，他們卻怪罪它們。」
社會在知識上的半教育 （Halbbildung）狀態使得種族主義成為可能。對兩位作者而言，這是啟蒙的教育與知識散佈所帶來的結構性困境。意識屈服於一種物化的過程，文化完全變成商品，像資訊一般普及，卻沒有真正滲入學習者心中。知識被剷平為外圍的，孤立的斷片認知，缺乏有機的連貫性。思想碎裂為應付勞動市場需求的功能性知識，只為了提高個人的商品價值。因此，足以克制妄想症的自我省思便瓦解了，種族主義趁勢在這種半教育的客觀精神結構中興起。
要解決種族主義是一個教育或教養（Bildung）的問題，只有藉由自我反身性的知識努力，種族主義才有可能得到減緩。啟蒙本身曾經是這種自我反身性的知識努力，卻在法西斯極權中突變為瘋狂。弔詭的是，阿多諾與霍克海默在結尾的部分寫道，要衝破啟蒙的種種限制依然必須依賴啟蒙（理性）自身。
翻譯這本艱澀的著作是一項偉大而繁複的工程，本書的翻譯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相信整個台灣學術界對法蘭克福學派的真正接收就從本書的出版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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