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論：有所需求？
2002年10月，在德國柏林自由大學羅梅君 (Mechthild Leutner) 的策劃下，舉辦 “Women in Republican China” 國際會議；2005年，羅梅君和史明 (Nicola Spakowski) 結集18篇論文，出版了 Women in China：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專書。會議期間，我曾建議出版中文譯本，讓更多華語世界的研究同好，分享我們的研究，這項建議，獲得多數學者同意。由於我們無法提供翻譯經費和人力，再加上，不少學者忙於各自研究，因此，近5年間，我們只收到10篇譯文和兩篇中文原稿，其中，柯臨清(Christina Gilmartin)、梅嘉樂 (Barbara Mittler) 的譯文原作，不是出自 Women in China：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但與這本書有很大的相關性，我們一併收入。本書收錄的論文，多以1949年之前為研究斷限，也有論文廣及至1949年之後，因此，以《共和時代的中國婦女》做為中文版的書名。
在這本書中，唯一討論性別史理論和方法論的是羅梅君，她從女權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視角，觀察1970到1990年代，婦女與社會性別這兩個概念在分析民國史中的情形，並以兩個民國歷史的主流研究為例，提出主流研究何以和性別研究無法整合的因素，以及如何解決的建議。值得注意的是，羅梅君發現，目前中國史的社會性別研究，集中在與婦女相關的課題上，例如婚姻家庭、子女、纏足、性、人口發展，卻鮮少涉獵經濟、政治和國際關係等男性領域的歷史，因此，她提醒我們去追問：在民國時期的歷史描述或所謂非社會性別描述中，普遍的社會性別建構的作用和結果是甚麼？中國與西方的話語是否有區別？以及分析集體記憶時，參與者和觀察者應如何運用社會性別？
本書學者的研究正回應羅梅君所拋出的問題。在性別政治這部分，顧德琳 (Gotelind Müller) 試圖在中國無政府主義的言論和社會實踐中，尋找女性觀點和性別論述的關係，但她認為，與中國的其他政治思想相較，無政府主義雖是中國第一批女性主義者，惜能見度較高的，只有何震這位女作家；無政府主義的其他女性雖然參與社會活動，曝光率卻相當低，不僅低過西方和日本無政府主義的女性成員，也不及中國共產黨的女性黨員。顧德琳批評，無政府主義者固然持續女性主義論述，然而在男性主導下，不曾實際改革性別關係。
中國共產黨雖然帶給婦女許多實質上的改變，但和無政府主義一樣，這個政黨本質上是由男性主導，因此，當性別改革挑戰主流文化時，中共的核心組織能視若無睹嗎？針對這個問題，柯臨清 (Christina K. Gilmartin) 從共產黨早期的組織進行分析，柯臨清表示，中國共產黨創建初期，不少男性黨員提出解放女性的言論，為了實踐他們的信念，有人還挑戰傳統婚姻，這種積極改變傳統性別關係的行動，讓一些女性視中共為創造新性別角色的避難所；然而，當他們成為核心人物之後，建立的是父權制的政治組織，以為男性是婦女問題的最後闡釋者。不可思議的是，面對黨的父權結構，女性黨員不但沒有去挑戰它，反而把會阻礙她們政治活動的母性概念神聖化，而且是在男性能容忍的程度下參與決策。柯臨清還強調，父權的性別制度在中共的黨內政治被重新建構，直到現在依舊運作著。
史明 (Nicola Spakowski)則以1930 年代到1945 年中共婦女的軍事參與為例，觀察中共的性別政治。她注意到不同階層女性參加革命的動機，以及不同時期軍事動員的問題。她指出，蘇區時期，不少農村婦女參加革命，雖然軍事動員採社會性別的分工概念，這群婦女對軍隊分派給她們的輔助性任務，沒有抱怨。1934-1937年的長征時期，女性的特殊作用在游擊戰中變得重要，但在以男性為主體的撤退行動中，中共以紀律和體質為理由，把一些女性排斥在外，甚至要她們拋棄新生兒。抗戰時期，不少城市女性參與中共的軍事活動，和農村女性不同的是，她們是為了愛國而加入中共，因此，她們提出「戰鬥的權利」問題，儘管上級無法接受她們的主張，但矛盾的社會性別政策，卻讓這群女性有機會超越既定的性別角色。因此，史明認為排斥和吸納這單一模式，是無法運用在中共的女性軍事動員上。
李木蘭 (Louise Edwards) 則提出與前三人不完全相同的觀點，她從比較史的觀點發現，中國婦女參政的過程，與全世界各地大體一致，不過，中國獨特的社會和政治原因，造成反對婦女參政的理由比較沒有效力。李木蘭表示，中國婦女參政運動的目的，不是向男性奪取權力，而是在使國家現代化，這種既「傳統」又非常「現代」的表現方式，讓她們獲得改革派的支持；即使保守派反對婦女參政，終敵不過多數人對政治現代化的期待，因為婦女的參政正符合這項期待。李木蘭還進一步指出，相較於其他國家，中國婦女參政運動的時間不僅相對較短，1946年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還提供婦女10％的保障席位，國民黨退守台灣後，也不曾更動這項規定。
在社會經濟這部分，白露 (Tani E. Barlow) 發現1920年代，中國都會地區的知識階層，引進國際間流行的社會理論，創造一種獨特的觀點，她稱之為「通俗社會學」。白露透過廣告文化和摩登女性，闡釋通俗社會學如何以女人的需求及她們對社會演化的貢獻，豐富了知識內涵。她以女性生理用品的廣告為例，指出通俗社會學建構的是現代女性，廣告中女性消費進化商品的行為，充滿許多意涵，除了呈現女性對商品的自我選擇之外，還把女性身體的改善和優生保健、國族改良、社會發展、自然演化等概念相互聯結，使現代女性的存在具正當性。
近代中國的女性不但被廣告文化充分利用，她們更成為平面媒體爭相報導、論評的對象。梅嘉樂發現，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中國的傳媒試圖以女性為目標，建構「新女性」和「新中國」的圖像，因此，她以社論、新聞報導、廣告產品和插畫為例，觀察不同傳媒描寫的女性，是如何呈現中國現代性的特色。從這些文類中，梅嘉樂看到，它們所建構的女性複雜而多樣，並且充滿矛盾，例如插圖把公眾女性當做主體，社論或報導卻又將女性放在客體的位置，以道德的立場，對她們批判。梅嘉樂認為，中國的現代性並不完全複製自西方，只從中選擇中國人想像的理想目標；同時，「中國現代性」是不穩定的，傳媒所勾勒的「新女性」矛盾形象，正顯示中國面對新事物時的焦慮。她更強調，女性被當做是現代性的代表，是中國的光榮，但卻也是現代性最令人害怕的部分。
這種現象，在跨過世紀之交後，更加明顯。當有越來越多的女性走入社會，再加上傳媒的快速發展，各界對新女性的注意並不稍減，矛盾、兩極的女性形象，成為近代中國傳媒詮釋女性的基調，除反應了社會大眾對女性的不同看法之外，新女性和具現代性的外來文化相勾連時，更浮現著人們「愛憎交加」的情緒。中國證券交易所的成立，是企業家挽救中國經濟的方法之一，但證交所的圖利行為，引起衛道人士對這外來文化的排斥，其中在交易所進出的新女性，更受到新舊思想人士的關切，甚至遭到抨擊。根據顧德曼 (Bryna Goodman) 的研究，在小說或新聞評論中，女性往往被形容成無知的證券交易受害者，而這種環繞著證交所的性別化意象，是做為男性品德的借鏡。換言之，儘管婦女經濟獨立、社交公開，是當時女性主義的主要論調，但大眾眼中的女性投資人，是在道德這個範疇中被觀照。顧德曼特別指出，現代社會與經濟生活帶來「內」與「外」的混淆，不但造成大眾對不同階級人士雜處一處現象感到困惑，也對女性走入男性領域充滿焦慮。
傳媒對新女性的評價多元而廣泛，不同場域的女性所得之評論有很大的落差，傳媒眼中筆下的女運動員，和證券所的女性是不同的，儘管她們同樣跨越性別藩籬，也都是現代的產物，運動場上的女性是被鼓勵、贊美的。就游鑑明的說法，中國的知識分子把體育和救國相結合，並認為女性具有「保國強種」的任務，因此，當傳媒積極複製這類言論時，運動的女性成為媒體的寵兒。然而，傳媒對女運動員形象的評論，同樣是矛盾，特別是描述深具誘惑力的身體；游鑑明提醒，為爭取商機，傳媒並不迴避這類報導，反而藉此滿足人們偷窺女體的慾望。1930年代的中國城市，夾雜在國族論述和物化女體的氛圍中，傳媒呈現的運動女性更加複雜多元。
外出女性除了被警世話語和道德規範框限，更被「婦女回家」這個口號追逐，臧健指出，「婦女回家」在中國歷史中已經討論了近一個世紀，1930年代中期、1940年代初和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分別出現三次大論爭。臧健表示，這三次論爭有許多共同點，首先，婦女外出和婦女回家成為解放女性的標誌；其次，反對「婦女回家」的言論大多指出，這不但是婦女就業的問題，還與中國的現代化政策有關；其三，論爭的地點，都在女權思想較發達，職業女性較多的上海；再者，論爭的時間與國際婦女運動息息相關，特別是1980年代的論爭，在西方女權的刺激下，凸顯了女性的主體意識和追求自身發展的特點。從這三次論爭中，臧健認為，傳統的性別分工不能解決現實社會女性的角色衝突，因此不應當做只是女性個人的事，而應從社會角度去解決女性的職業衝突。
毋可否認的，政治論述或傳媒敘事多半由男性發聲，在「婦女回家」的論辯中，不少職業女性公開挑戰「婦女回家」的言論。這種來自女性撰寫、自述或記憶的歷史，有助於我們釐清一些盲點，或更清楚知道女性的主體意識。瑪利亞․雅紹克 (Maria Jaschok)和水鏡君便透過河南穆斯林女性的聲音，去瞭解女性記憶中的民國歷史。受晚清文化反思和變革運動的影響，穆斯林的男性知識分子也參與這項改革行列，他們試圖把女性解放、現代性等觀念，與回教信仰相融合，雖然倡導改革或接受改革的，還包括女性，但鮮有她們的身影。為重建歷史原貌，雅紹克和水鏡君從穆斯林知識女性撰寫的文章中，尋找她們如何在世俗/宗教、現代/傳統以及西方/阿拉伯的複雜因素中，表達自己對解放的立場。另外，雅紹克和水鏡君也從更加邊緣化的女寺文化中，傾聽女性的聲音，透過她們對具有性別特色的經歌以及國民生活的集體記憶，探尋她們參與革新的情況，以及她們對穆斯林身分的認同。
女性集體記憶所顯示的認同感，不僅存在宗教組織中，也出現在不同的社群、政黨裡，從楊海倫 (Helen Praeger Young) 訪問23位中共女黨員的長征經驗，可以進一步洞察這種現象。透過她們的集體記憶，楊海倫發現，她們來自7個不同的省份，不僅年齡和教育程度參差不齊，參加革命的理由也各自有別，有不少人是因政治原因而參軍，還有人則是為擺脫不平等的社會地位或貧困的經濟環境而入黨。儘管原因互有差異，她們是抱著高度政治熱誠完成長征，但在屬於男性的領域，女性黨員或女兵沒有被另眼相待，除了婚姻被賦與政治意義、工作帶著性別色彩之外，還得隨時提防掉隊或遭受清理。這23位女性口述的情境，和柯臨清、史明的研究有異曲同工之處，不過，楊海倫注意到，這群在長征和1949年之後，取得地位和經濟改善的女性，她們並不以受害者回顧這段歷史，反而認同這段共同經驗。
性別研究與非性別研究的最大不同，是史料運用的差異，這11篇論文所採用的文本通常不被非性別研究者重視，例如期刊報紙、漫畫、插圖、廣告、小說、口述紀錄等，但這些文本反映的歷史圖像，不是非性別研究所能顛覆，因為這幅圖像確實曾出現在中國歷史中。即使文本本身或不同文本之間有自我矛盾的說法，卻更真切的體現共和時代中國的特色。
綜括這11篇論文的研究，明顯呈現共和時代的中國女性是被各方所需求，包括知識界、政治界、金融界、宗教界、政黨、報刊雜誌、商業廣告、近代小說以及漫畫，這原屬男性領域或由男性主導的區塊，就在新時代的到來，竟然旋乾轉坤，雖然傳統時代的圖像、詩文或小說，原本就不乏女人這個角色；但共和時代的女性，在論述中或現實情境裡受到的關注，更加多元，除了品貌、才德之外，還包括她們能否搭上新時代的列車，是否可以和現代性、西方文明、科學、商業廣告、民族主義、自主婚姻、女權主義這些流行話語或現象相互扣合，並且與男性一起建構新中國。這些研究更進一步指出，當女性要跨越性別秩序時，男性的充滿不安，不僅父權的性別意識再度被強調，道德規範成為捍衛這道防線的屏障，解放女性或改革性別關係的目的更變得模糊不清、閃爍不定。有意思的是，在男性矛盾、游移的隙縫中，有的女性從客體轉為主體，儘管這其中有不少是經過妥協和退讓，女性仍爲自己闖出一片天。
不過這11篇論文，不是僅說明共和時代性別之間推拉的簡單公式，還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看法。例如，為了建構新中國，女性這個長期處在邊緣或客體位置的群體，一時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然而，在大變局的洪流中，全中國的男女都是被改革、需求的對象；喚醒女性、拉攏女性的同時，也在激化男性。簡單的說，解放女性有一刃兩面的作用。其次，相對於男性，女性是另一個群體，但面對大變局時，群體中的異質性便清楚呈現，知識女性、城市的時髦女性、農村或其他底層女性，她們主動改造或接受改造的目的，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對如何進入男性領域、顛覆性別角色的態度，也各有盤算，以致於有不小落差。再者，共和時代的政黨政治、改革思潮與廣告宣傳手法基本上來自西方，進入中國之後，被重新組合、包裝，同樣是解放女性，中國和西方的女性，所得到訊息或結果不完全相同，甚至可以說是南轅北轍。但這並不表示，中國女性在解放女性的這條道路不如西方；在某些方面，中國女性反而比西方女性先一步享受到解放。
嚴格而言，這11篇論文無法囊括共和時代中國的所有性別歷史，也不能解決羅梅君拋出的全部問題，但作者們指出了不少主流研究不曾注意或忽視的議題，並為如何把社會性別放入男性領域的歷史，提供可行方向。因此，對這本書的出版，有很大的意義。
游鑑明謹誌於
2007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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