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幕藩體制的政治特質
十六世紀的日本與西洋
日本與西洋在歷史上相遇過二次。第一次是在十六世紀，第二次是在十九世紀。第一次相遇時所造成的衝擊極為巨大。鐵炮（火器）傳入日本後，一改日本戰國時期的戰爭方式，並對「一統天下」產生了關鍵性的影響。此外，也促使基督教快速傳播，約莫半個世紀間，信徒超過了七十萬人。現今日本的人口數是當時的十倍以上，因此若是在現在，就是相當於超過了七○○萬人的數目（目前日本基督徒人數約一○○萬人）。成為德川氏統一全國最後障礙的島原之亂（1837-1638），便是基督教信徒所發動。
然而，像這樣來自西洋的影響，都還算是在可控制範圍內。日本之所以能夠鎖國，正說明了一切（近年來對於「鎖國」的概念，學界提出了許多疑問。這裡提到的鎖國，指的是幕府嚴格控制對外關係，而非將日本完全關閉之意。在幕府的管控下，日本仍與朝鮮、中國、荷蘭等國保持著貿易關係，這是無須贅言的）。
不過，十九世紀的相遇便不是這麼一回事。西洋要求日本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員，為此，甚至不惜動用武力。而日本面對這樣的情況，是束手無策、無從抵抗的。從十六世紀開始到十九世紀的這段期間，西洋與日本之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變化是什麼呢？
其實，西洋成為世界的先進區域，是近幾個世紀以來的事情。在此之前，伊斯蘭文明是較為先進的文明。八世紀時進入伊比利半島的伊斯蘭教勢力，在一四九二年被驅逐出該半島。而在東方的鄂圖曼帝國，於皇帝蘇萊曼一世（Muhteşem Süleyman, 1494-1566，在位1520-1566）在位時達到了全盛，就版圖而言，一六八○年代是面積最大的時期。
另外，雖然西洋文明的起源是希臘文明與基督教，不過兩者都是發祥於西洋以外的文明。成為近代西洋起點的「文藝復興」，雖然是以重新發現希臘文明為契機的運動，但希臘文明卻不是被保存於西洋，而是保存於伊斯蘭文明中。西洋之所以往東方發展，其實並非想要開創全新的路徑，只是因為與伊斯蘭的關係惡化導致通往東方之路遭到阻斷，為了追求新路徑所導致的結果。
不過，這也揭開了西洋稱霸全世界的序幕。從一四九八年瓦斯科．達伽馬（Vasco da Gama, 1469-1524）抵達科澤科德起算，西洋凌駕於東洋的時代持續了四百多年。只不過當時西洋所求取的是香料等奢侈品，貿易方面則是由王室或東印度公司（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立，1600；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1602）以獨占的形式進行。因此，當貿易利潤短少、或是遭遇到頑強抵抗的時候，他們相對比較容易放棄打入新市場的念頭。這就是日本最初與西洋接觸的階段。
然而工業革命過後，貿易不再只是奢侈品買賣。人們開始想著，只要中國的四億民眾能夠向我們購買一些棉製品，就能確保曼徹斯特的永久繁榮。像是這樣的「中國市場神話」，促使西洋再次前往中國。在此階段，獨占成為只會阻礙貿易發展的行為。因此，由東印度公司獨占印度貿易的制度先被廢止（1813），接著是獨占中國貿易的制度也被廢止（1833）。如此一來，不惜使用武力也要打開亞洲市場的西洋便正式現身，這就是鴉片戰爭（1840-1842）。日本在當時只是一個地處邊陲的小國，這對日本來說是一件幸事。
西洋的多元性
如同前文所提，西洋文明既非歷史特別悠久，亦非獨創色彩濃厚之物。一言以蔽之，西洋文明的最大特色，就是多樣化的要素在產生緊張的同時也互相結合，也就是多元性格。這也是讓西洋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能夠迅速竄起的原因。
首先，歐洲自古以來在區域上便分為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等數個國家。若將整個歐洲合起來看，面積約略與中國相同。然而歐洲經過長久的發展，卻只分裂為數個國家，既未被統一，也未出現更極端的分裂，仔細想想，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多元性同時也存於政治制度之中。中世紀歐洲有身分制議會或封建議會，牽制著國王的權力。英國的《大憲章》便是明顯的例子。之後，特別是十七世紀以後，雖然王權提升，然而貴族依舊擁有強大的反抗力道。身分制議會，終將演變成近代議會。這種封建議會或身分制議會，未見於其他文明社會。是西洋文明一大特色的抵抗權思想的起源之一。
多元性的另外一例，是宗教權力與世俗權力的關係。在多數的文明社會中，一般來說不是宗教權力吞沒世俗權力，就是反之而行。教皇與君主的權力，在產生緊張的同時亦相互結合，這是西洋的一大特色。
希臘文明與基督教文明在緊張關係下的結合亦是一例。本來應該是無法相容的兩者，卻沒有任何一方能夠完全壓倒對方，兩者在西洋世界的形成過程中都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一言以蔽之，前述的多元性是形成西洋世界特別生氣蓬勃的原動力，並從中孕育出了欲將整個世界都比照西洋進行改造、如此具有攻擊性格的西洋文明。
幕藩體制的一元性
相較於西洋，江戶時代的日本社會具有何者特色呢？乍看之下，德川社會好像有著與西洋中世紀封建制度相似的特色。當時許多外國人也都如此認為。不過，卻也有許多封建制度的概念無法套用至江戶時代的日本。在封建制度中，君主會對家臣的忠誠賜予恩賞，例如賜予領主權。也就是說，兩者之間是一種相互契約式的關係，互相有履行契約的義務。面對無法對於自己忠誠的表現賜予恩賞的君主，家臣並沒有服從義務。因此，家臣是獨立的，權力工具（例如武器）是家臣的所有物，也是由家臣自行負擔。這樣的特色，雖然很符合鐮倉時代的情況，但卻無法套用至江戶時代。
相對於此，還必須區分一種叫作「家產制」的統治體制。所謂「家產制」，指的是把整個國家視為像是「一個家」的制度，其中君主與家臣間的關係是絕對的。君主不受契約束縛，家臣也並非獨立。一般而言，家產制比封建制更古老，屬於古代帝國的產物。然而，在君主專制的近代官僚制度下，官僚並不保有統治工具、且絕對從屬於君主，如此看來，江戶時代的封建反而有著類似家產制的特色。雖然說幕藩體制是同時混合封建制與家產制，但很明顯地，還是比較偏向家產制。
與西洋相較，若用一句話說明幕藩體制的特色，就是政治權力的明顯集中。首先，在地方上，自古以來的在地勢力被一掃而空，足以與大名抗衡的土豪勢力消失殆盡。武士被重新整編，成為家產官僚性質的「家臣團」，居住於江戶城的周圍，與過去領地間的聯繫被切斷。明治時代公告市制時，幾乎所有的市都是「城下町」，便是其結果。
第二，是大名與幕府的關係。幕府創設之初，並不具有高過其他同輩的首席地位，即便是德川家康（1542-1616），就過去曾是織田信長與豐臣秀吉臣下觀之，便與其他大名是屬於同樣的位階。然而沒過多久，將軍與大名之間的地位便天差地遠。
第三，是幕府與宗教的關係。過去是民眾創作能量泉源的鎌倉佛教，到戰國末期為止大多已經式微，僅「一向宗」仍持續保有強大力量，並成為了織田信長（1534-1582）稱霸全日本的最大阻礙。此外，基督教也擁有強大的政治力量。到了江戶時代，基督教因受日本鎖國的影響，其他宗教則因為「寺請制度」或「宗門人別帳」等制度，在「寺社奉行」的管理下受到嚴格控制。
第四，在日本屢屢成為權力鬥爭核心的宮中與公家，一六一五年依據「禁中並公家諸法度」 ，開始接受嚴格控制，因此大幅失去權勢，經濟上也出現甚為窘迫的情形。
簡言之，成功地將有可能自主對抗幕府及將軍權力的勢力極小化，並且完成統合的，便是幕藩體制。
在對外關係方面，也沒有能夠威脅幕府的國家。在與中國的關係上，一六四四年明滅亡、清統治整個中國後，日本開始緊張。這是因為擔心在異民族大帝國統治下，會再度發生如一二七四、一二八一年「元寇事件」的情況。實際上，清初確實採取了擴張主義，並建立起與元的規模並駕齊驅、中國史上最大的帝國。不過，日中關係隨即便穩定下來。豐臣秀吉（1537-1598）以來與朝鮮之間的險惡關係也漸趨穩定。不僅如此，與西洋的關係也在鎖國政策下得以有效控管。如此一來，幕藩體制便從對外關係的威脅中得到了自由。
前述結果卻也使得促進權力效能保持精進的要素消失。在西洋，火器的發展帶動戰術發生變化，需要規模更加龐大的常備軍，接著，為了支撐龐大的軍隊，同時也促使官僚機構與財政組織的發展。日本當初也發生過同樣的變革，然而這些變革與發展卻在大坂夏之陣（1615）停擺。戰國末期的日本是當時擁有最多鐵砲的國家，也是世界軍事大國之一。然而，到了幕末時期卻嚴重落伍，例如在第一次長州征伐（1864）的譜代、旗本軍隊中，不少士兵的武器裝束仍與大坂夏之陣時一樣。
因此，當近代的軍事力量進入日本時，便立刻動搖幕府的優勢。確實，幕府擁有除去所有挑戰者的強大力量，但諷刺的是，這也讓幕府停止了自我改革的努力。幕末時期，幕府乍看之下似乎極具力量，然而其根柢卻極為脆弱。
正當性的問題
不過，所謂權力的強度並不能單靠實力評估。另外還有一項重要的指標──正當性（legitimacy），簡而言之，就是「統治的道德依據」。所謂統治，一定是統治的一方為少數，而被統治的一方占壓倒性多數。若大多數的被統治者感受到自己是被不當統治的話，該統治便無法長治久安。被統治的多數，不論是積極或消極，只要沒辦法認同該統治具備正當性，其便無法安定。那麼，幕藩體制下的統治依據是什麼呢？
首先就藩主而言，與中世領主自力統治的所謂「生死與共之領地」相比，出現了很大的出入。先不論像薩摩或長州那樣自中世延續而來的藩，多數的藩主，都有自己是被任命為大名的「家產官僚」意識。他們認為領地並非自己的所有物，而是公家之物。從制度面看，則幕府握有管理後繼者的權利。倘若各藩都是自主的政治單位，那麼要怎麼決定該藩的藩主或是後繼者，理應都是各藩的自由。另外，收到幕府命令「改易」或「轉封」時，藩主也會留下武器前去。武器是統治工具的核心，放棄武器的行為，就是自力統治觀念極度薄弱的象徵。簡言之，大名統治領地的依據是來自將軍的委任。
而將軍統治的依據，則是來自「征夷大將軍」這個自古以來的宮中榮譽體系。將軍的「從一位」或「正二位」等位階，是由朝廷所賜予，其他大名的位階，同樣也是朝廷所賜。就這層意義來說，將軍的地位相對於大名，並非絕對至高的存在。幕府內優秀的知識分子，例如新井白石（1657-1725）或荻生徂徠（1666-1728）等人，便認為幕府有必要建立獨立的正當性體系。
崩解與統一的容易度
前所介紹的幕藩體制，不論實力或正當性都出乎意料地脆弱。在幕藩體制的完成與安定之中，並不是只存有會造成幕府突然崩解的條件，同樣也可發現讓日本迅速重新統一的條件。
首先，各藩自立性的薄弱，可直接轉換成統一的容易度。德國的例子，是各邦的自主性極強，反而不易統一。德國一直要到納粹政權時期，才達到與明治政府相同的統一程度。
宗教勢力的薄弱，使得社會問題可以不從宗教，而以世俗的觀點進行檢視。如同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一書中所闡明的，有時某些類型的宗教會促成資本主義發展。另一方面，由於宗教是透過獨立強烈的教義來理解世界，因此往往會妨礙對現狀的認識。由於當時日本的宗教屬於一種「無色」狀態，因此對於外來的刺激，能夠輕易地彈性對應。
和平的紅利
幕藩體制創造了長期的和平，而此和平，也為日本的統一及近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基礎條件。
江戶初期日本的人口約為一二○○萬人，到了中期，推算有三一○○萬人。大約增加了二．五倍。然而，奈良時代的日本人口，光是統計在朝廷統治下的就已經有六五○萬人，超過江戶初期人口數的一半。換句話說，日本經過九百年才好不容易成長快兩倍的人口數，在江戶前期卻只花了一百多年就增加了二．五倍。雖然江戶時期的人口成長到了後期便陷入停滯（特別是氣候條件不佳的東日本），但在前期卻出現了在前近代世界難得一見的人口成長。人們之所以會有江戶時代是一個暗黑時代的印象，主要是因為聚焦於江戶後期的東日本，再加上直接與今日的生活水準相比較所產生的誤解。
那麼，這樣的發展是如何產生的呢？第一，是耕地面積的大幅增加。這時期在技術上已經能夠控制大型河川，平原出現後，各藩也投入心力進行拓墾。在古代，耕作地主要是以像大和盆地那樣的地形為中心。另外，就技術層面而言，鐵製農具的普及也很重要，這是因為戰爭的消失造成武器需求銳減的緣故。鐵製農具的普及、古代的稻作導入，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化學肥料的導入，被並列為日本農業三大革新。
在商業方面，可以看到伴隨航路沿岸開發而形成的全國市場。米及其他全國的物資被運至大坂（一八六八年左右改稱「大阪」）、進行換金、或是運往江戶，都是得利於航路沿岸的發展。附帶一提，馬休．卡爾布萊斯．培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 1794-1858）的黑船之所以被理解為不只是幕府、而是日本全體的危機，其中一個原因，正是以航路為媒介所確立的全國大型市場之故。不知道會在哪出沒的那幾艘黑船，威脅了航路沿岸，對於日本經濟整體來說是一大危機。
更重要的是教育普及。在江戶前期，識字對武士來說並非理所當然。不過，到了江戶後半期，不識字的武士反倒變成了少數例外。讀得懂文字的人口比率，也就是所謂的識字率（literacy），在幕末的成年男子中約有四○～六○％，成年女子有一○～二○％，這在傳統社會中是令人驚嘆的高水準，即便在今日世界，仍有不少國家未達此數值。教育普及的結果之一，便是文書行政變得可能。因為只要識字率超過一○％，就能夠透過文書有效率地傳遞複雜的內容。
武士的行為準則
如此長時期的和平所帶來的另一項重要變化，是領導階層的意識變化。領導者的意識，在政治上發揮著重要的功能。所謂環境，是通過「人的意識」這個濾器後被理解出來的東西，然後再被投置於政治過程中。
當時的領導者當然是武士。武士的行為準則（ethos，根基於社會集團，慣習化後的倫理）以「武士道」廣為人知，原本是功名心加上對主君忠誠的一套組合。竭盡心力地效忠主君，在戰場上成就功名，獲得恩賞，然後更加力行忠誠。但問題在於，戰爭消失了，武士因此失去對主君表現忠誠的機會。
雖然大多數的武士都成為安居於特權之中的人，但仍是有人在重新思考著武士存在的意義。單方面接受主君的恩寵、失去報恩用的戰場的武士是什麼呢？這樣的武士是一種矛盾的存在嗎？如此一來，一方施予恩寵的認知與一方強調獻身相連結，相互契約式的君臣關係逐漸變化為單方向的君臣關係。
具體而言，武士應該做什麼？武士平時的義務、責任又是什麼？提供這些問題解答的是儒學，特別是朱子學的教訓──統治者必須有德望，領導被統治者。仁政安民是統治者責無旁貸的工作。
前述的變化也讓武士效忠的對象產生改變。也就是說，武士原本效忠的對象是主君個人；後來的效忠對象則超越了主君個人，轉變為「御家」。過去被視為美德的殉死行為，也被禁止。因為一個有才能的家臣若與主君同生共死，御家的安泰便會出現危機。不僅如此，根據此變化，效忠對象還變成抽象的原理。這一方面雖然降低了效忠的能量，另一方面，卻打開了選擇效忠對象的可能。從幕末到明治，能夠快速將對藩的效忠，轉變為對天皇或對國家的效忠，便是因為有前述效忠對象變化的前提。
雖然發生了這樣的變化，不過武士依然是武士，並沒有因此失去身為一名戰士應有的特質。軍事的第一步是正確地認清現狀，掌握敵我雙方的實力（「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此外在軍事上，重要的並不是賦予理論或意義，而是行動本身（「兵貴拙速」）。根據這樣的現實主義或行動主義，武士認為黑船來航首先會造成軍事上的衝擊，因而採取迅速的對應。
對比之下，武士以外的階層並沒有出現積極承擔危機的精神。在實力上壓倒性地贏過武士的商人階層，不同於西洋的資產階級（Bourgeoisie），無法擺脫寄生、被動的存在方式。相反地，不少出身自其他階層的人反而忠實地力行武士道理想。澀澤榮一（1840-1931）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從農民出身參加倒幕運動，偶然成為德川慶喜（1837-1913）的側近，明治時期出任政府官員，後來更成為商界第一把交椅。新渡戶稻造（1862-1933）在其《武士道》一書中，敘述武士道始於武士，並擴散到其他階層。就此意義來看，在明治憲法下將國民稱呼為「臣民」，便是一個象徵。這意味著國民同時也是天皇的家臣，亦即將武士的行為準則移植到國民身上，正是明治國家的目標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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