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通過什麼路徑而遇上我這一生第一次的慘痛經驗（由於這個經驗，露西連帶受到牽累），這件事不難用一種輕鬆的，甚至是風趣的語調陳述它：一切都錯在我，要怪我那愛開沒品味玩笑的要命天性，當然也要怪瑪爾克塔，因為她不具備理解我那些玩笑的能力。有種女人會以正經八百的態度看待所有事情，瑪爾克塔便是這種女人。這和當年的時代精神不謀而合，打從她們還躺在搖籃的時代開始，仙女們就賜給她們一種主要能力，那便是『深信不疑』的能力。我這並不是暗指她或許頭腦過分簡單的婉轉話；絕非如此。她可以算得上天資不低而且小有智慧，加上年輕就是本錢（才十九歲），而且兼有美貌，因此她那天真又極易深信某些事的天性應該算是她魅力的一部分，而不是什麼缺失了。在大學學院裡，我們每個男生都喜歡她，而且多多少少都試過要擄獲她的芳心，追求不成，我們（至少有幾位是這樣）難免對她有些怨意，但怨意摻雜柔情，無傷大雅的。
肯定的是，瑪爾克塔和幽默感是絕對搭配不在一起的，尤其在那時代的精神背景裡這事更加明顯。記得那是一九四八年二月以後的第一年；新生活已然揭開序幕，真正截然不同的生活，它的內涵，就像在我腦海中記憶猶新永遠不會抹滅的那樣，它的內涵是硬邦邦的嚴肅，可是令人驚訝的是，這種嚴肅並沒有一絲的陰慘，正好相反，它還具有微笑的外貌。沒錯，那幾個年頭甚至有資格稱得上是所有時代裡最快樂的；不管是誰，凡是沒有表現出歡天喜地樂不可支模樣的人立刻就被懷疑，是不是工人階級勝利以後，他的心中暗藏苦悶，或者（這種缺失不比上面那種要輕），以『個人主義者』的心態沈溺在自己私密的情感哀傷裡。
那個時候，我自己是沒有太多所謂的『私密的情感哀傷』，恰恰相反，我有相當強的玩笑心，不過，在那快樂至上的時代眼光裡也稱不上討人喜歡：因為我所說的笑話欠缺太多的正經嚴肅，而那時代的歡天喜地包容不了反諷或者挖苦，由於，我再強調一遍，那種愉悅具有嚴肅內涵，威風凜凜地自我命名為『勝利階級的歷史樂觀』，那種禁慾式的喜樂是肅穆的，簡而言之就是開頭大寫的『喜樂』，唯一可能的喜樂。
我還記得那時在大學學院裡，大夥兒組成一組組的『讀書會』，組員動不動就聚會，不是公開批判其他所有成員就是公開自我指責，根據每個成員的表現便有人為他們打出成績。和其他共產黨員一樣，我擔負了好幾項任務（我在學生聯盟裡面的位階挺高的），此外，又因為我的功課不賴，上述那種操行成績並沒有給我添什麼大麻煩。不過，在那些關於我參與活動，關於我的勤勉不輟，關於我對國家的正面態度，關於我的工作以及我對馬克斯主義的認知等等的讚美評語裡通常總要搭配一、兩句非難的話，說我的個性洩露的『個人主義的渣滓』。這種保留態度其實並不見得一定令人擔心，因為當時一般流行的做法便是在最優異的個人評語裡面加添一、兩句批判的言詞，說某甲『對於革命理論興趣不高』，說某乙『對別人冷淡』，說某丙『警戒心不夠，缺乏洞察力』，然後又說某丁『對於女性的行為舉止有待改進』；當然啦，只要這種負面批評再加一項，使得被批判者罪加一等，或者不湊巧當事人捲入一場什麼糾紛，或者他成為人家懷疑或貶抑的對象時，那麼『個人主義的渣滓』或是『對於女性的行為舉止有待改進』就可能一發不可收拾，演化成為災厄的源頭。而且，彷彿每一個人都背負著這種詭異的宿命似的，上述那種災厄的孢芽鍥而不捨地監守著每個人的基本資料，是的，沒有哪一個人得以倖免。
有的時候（只是因為個性積極主動，而不是真的對那指控有何反感），我會勇敢站出來反對人家指控我過於個人主義，而且硬要同學們拿出實際證據。他們其實根本舉不出什麼特別有利於自己評斷的證據，於是只能強辭奪理說道：『你的行為模式就是這樣。』我反詰道：『我的行為又是怎樣？』『你總是嘻皮笑臉。』『那又怎樣，我表現愉快的心情難道不行？』『不行，你那種笑法好像心裡藏著不願和別人分享的事。』
因為我那些同學斷定我的行為和我的微笑看起來很『知識分子』（這又是那時代另一個帶有貶義色彩的關鍵性字眼），最後連我自己也相信他們，畢竟我還沒辦法想像（我的膽子還沒大到那樣），可能是其他所有的人都搞錯了；是共黨革命本身，是時代的精神搞錯了，而我，做為一個獨立個體才是對的。於是有時候我會暗自觀察起自己的微笑，很快地我就察覺，我的內在有一道細小的裂縫，位置就在真正的我和（根據那時代的精神）我應該成為的我、我意欲成為的我。
那麼歸根究柢，我到底是誰？對於這個問題我現在要誠實地回答：我以前是一個具有多重面貌的人。
而且這個數目在當時持續增加。大概放長假前的一個月左右，我開始接近瑪爾克塔（她是大一學生，而我高她一屆），而且竭盡所能要將她變成我的囊中物，我的禁臠。這是每個時代，每個二十歲的年輕男性都會幹出的蠢行。我戴上了一付面具；我裝出比實際年紀還老成的樣子（在心智上而且藉由我的經驗），我裝出對所有事物保持一定距離的樣子，對於信仰採取懷疑態度，彷彿我身上長出第二層皮，別人眼裡看不見而且刀槍不入。我早料想到我愛開玩笑其實清楚表現這種距離，而且，如果說我始終喜歡開玩笑，那麼和瑪爾克塔相處的時候就以特別熱切，特別造作，特別矯飾的方法來表現我的這項特性。
可是我實際上到底是誰？我不得不再度強調：我就是一個擁有多重面貌的人。
在集會的場合裡，我擺出嚴肅的臉孔，態度熱切而且信服教條；和好朋友相處的時候又是一副毫不在乎，喜歡嘲諷人的樣子；遇上瑪爾克塔的時候又費勁營造犬儒派的風格和心思靈巧的模樣；當我獨處的當兒（但是心中還惦念瑪爾克塔），我又一派謙虛，好像一名惶惶不安的國中學生。
最後提到的這個面貌是不是就是我的真面貌呢？
不是。所有的面貌都是真的；我不像偽君子那樣，只有一張真實面貌，然後其他都是假的。我擁有好幾張面貌，那是因為我年紀輕，而且也不知道自己是誰，還有自己想變成誰。（但是這些面貌間所存在的差異卻仍然令我懼怕；沒有哪一個是我真正覺得契合的，而且在這些面貌的背後我笨手笨腳地進化，盲目摸索前行。）
愛情生理和心理兩方面的機制都如此地複雜，以致於年輕人到了生命的某一階段就幾乎必須全神貫注在上面，嘗試如何駕馭它，因此愛情真正的目標──他所愛的女人，反而離他而去（好比一位年輕的提琴手由於還沒辦法掌握手部技巧，因此無法專心注意一首樂曲的內容，在演奏的過程中，內容就成了被忽略犧牲的一環）。每次我想到瑪爾克塔，心裡就會產生類似國中學生的焦慮，而且我還要補充道，統御我感性的和控制我思想的，讓我覺得有重量的是我的笨拙以及缺乏自信，而不是我戀愛的狀態，因為上述兩項的不自在所負擔的壓力無限大於瑪爾克塔本身。
為了抗拒這種侷促不安的感覺，這種手足無措的狀態，我和瑪爾克塔相處的時候便將姿態、身段抬高；故意和她唱反調，或者乾脆嘲笑她所表達的所有意見，這件事做起來不費吹灰之力，因為儘管她有才華（還有美貌──就像每個長相好看的人──會讓圍繞在她身邊的人明顯感到高不可攀），畢竟還是個天真無邪的憨直女孩，總是沒有辦法看到一件事情的相關元素，她只能看見事情本身；比方她對植物學方面知識的理解令人讚嘆，可是卻又經常聽不懂她班上同學說的笑話；她受到同時代所有激昂情緒的感染，可是當她見證了『不問手段只問目的』的格言所促成的政治行動時，她的心智能力就和她耳聞某則笑話時一樣，立刻崩解於無形；因為這樣，她的同學於是做出評估，說她必須藉著學習革命運動的戰略和技巧來增強她的熱忱，大夥兒並且決定她必須在放長假的時候花十五天的時間參加黨所舉辦的一項訓練課程。
這項決定簡直和我作對，因為本來在那兩個禮拜裡面我計畫要單獨和瑪爾克塔待在布拉格，以便將我們的關係（截至那時為止還只處在散散步，談談話的階段，就算接過吻，次數也是少得可憐）向前推遠一些；除了那十五天的假期之外，我真的別無選擇（因為我得花上整整一個月的時間待在農業大隊，然後長假的最後兩個星期又已經約好回去摩拉維亞陪陪母親）。在那節骨眼上我可以說是妒火中燒，原因是瑪爾克塔絲毫看不出想分擔我痛苦的意願，也沒有對自己即將要參加的訓練課程表現嫌惡，最糟的是，她居然有臉向我招認，她一想到那課程就雀躍萬分！
她從接受訓練的地方（位於波希米亞中部的一座什麼古堡裡面）給我寄了一封信，看起來就是她的風格：對於一切所經歷的事她都心悅誠服表示同意；所有的事都能令她興奮，包括每天一刻鐘的晨操，寫報告，討論會，歌曲教唱。她的信中寫道，那個地方彌漫著『健康的氣息』；然後她又熱忱洋溢地補充道，西方世界面臨革命的時候不遠了。
說實在話，我打從心底相信瑪爾克塔的每一個斷言，我和她一樣，甚至相信西歐即將爆發階級革命；但有一件事情我是萬萬不能苟同：她感到那樣滿足幸福，而我卻獨自想她想到胸口發疼。因此，我買了一張風景明信片，然後（為了傷害她，震懾她，令她不知所措）寫了下面幾句話：樂觀主義是人民的鴉片！健康的心靈蠢到發臭。托洛斯基萬歲！路德維克。
關於我那張語帶挑釁意味的明信片，瑪爾克塔只回給我一張措辭簡短無趣的明信片，然後對於我後來在假期中陸續所寄的信便採取相應不理的態度了。在山區的某個角落裡，我和一大隊的大學生一起處理乾草堆，瑪爾克塔的沈寂讓我飽受煎熬。我幾乎每天寫信給她，信裡飽含多少哀告憂愁的激情。我苦苦請求她務必安排一下，讓我們能有機會在長假結束以前至少相處兩個星期，又說我隨時願意取消回去摩拉維亞的計畫，不回家去看我那孤零零的母親，只要瑪爾克塔願意，不管去哪裡我都願意陪同前去；這一切不單單是因為我愛她，最重要還是因為她是我生命的地平線上唯一的女人，因為身為沒有女生陪伴的男孩，我快耐受不住了。可是瑪爾克塔依舊音訊全無。
我不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八月的時候我去了一趟布拉格，總算在她家裡找到了她。我們依照往常習慣一起去伏爾塔瓦河畔，一起到河裡那座名為『皇家草原』的小島上散步（這座死氣沈沈的小島上稀疏種植了白楊木，還有幾座廢棄了的遊戲場），瑪爾克塔很肯定地向我保證，我們之間的關係絲毫沒有變質。的確，她的行為舉止和過去並無二致，可是，這種一成不變（同樣的吻，同樣的談話，同樣的微笑）是令人沮喪的地方。道別之際，我約瑪爾克塔隔天再度會面，她只告訴我先打電話給她，其餘的細節電話裡再談。
我撥了電話，話筒裡傳來一個女聲，不是她的，那女聲告訴我，瑪爾克塔已經離開布拉格。
我很不快樂，是二十歲男生沒有女人在身旁時的那種難過；當年我還算是一個有些膽怯的男孩，性經驗只有幾次，每次都是匆匆了事，連差強人意都談不上，不滿足的感覺經常襲來折磨著我。日子如此漫長，而且沒有用處，教人無法忍受；我沒辦法工作，沒辦法閱讀，一天去電影院三次，接連看足所有場次，午場晚場一場不漏，只為消磨時間，只為掩蓋那隻在我內心深處不停啼哭的灰林鴞。瑪爾克塔對我的印象一向是（由於我精心佯裝的高傲很成功）：交往的女人太多已經深感煩膩，所以我不敢隨便在路上和年輕女子攀談，那些大腿線條只要看上一眼就令我心靈受傷的年輕女子。
在這種情況下，我是滿心期待九月的來臨。來到九月，學校就開學了。我在開學前兩、三天就回到學生聯盟重新開始工作，在那裡我有一間只歸我用的辦公室，以便讓我專心負責各式各樣的義務。隔天，有人打電話給我，命令我到黨的秘書處，從那時候開始，一切的事，包括最微不足道的細節，都深深烙印在我的記憶裡：那天大地沈浸在燦爛的陽光裡，我從學生聯盟所在的大樓裡走出來，心中感覺到那片整個暑假籠罩在我身上，讓我不清爽的悲傷開始慢慢離我遠去。走往黨秘書處的路上，一股令人愉快的好奇感不期然地在我心中升起。我按了門鈴，來開門的是委員會的主席，那是一名身材高大的年輕人，窄長的臉，淡色頭髮，兩顆冰藍色的眸子。我呼了『工作萬歲』的口號，那是當年共產黨黨員互相打招呼的獨特方式。可是他對我的問候不加理睬，只是回答：『到裡面去，大家在等你。』到了裡面，也就是秘書處最後面的房間，已經有三位黨學生會的成員在等我了。他們要我坐下。我坐下來，心裡明白糟糕的事情要發生了。那三位同學我跟他們很熟，平常在一起就高高興興扯淡，可是現在卻都擺出道貌岸然，不容親近的樣子；當然，他們依舊按照同學間的規矩以『你』而不以『您』稱呼我，可是突然我發現那聲『你』並非表達友好的『你』，而是十足官腔而且帶有威脅味道的『你』。（從那時候以來，我用『你』稱呼別人的時候，心中總會不由自主，油然生出嫌惡之感；照道理講，『你』這一字所表露的是對談話對象一種具信任感的親密，可是如果從彼此不再熟稔的朋友嘴裡吐出，那麼這個字就突然會染上完全相反的意義，表現出來的唯有粗鄙，所以我認為，要是哪個場合裡大家並沒有親密交情卻又左一聲『你』右一聲『你』，那麼就是互不尊重的表現了。）
那時，我於是坐定在三位以『你』稱呼我的學生面前，他們問我的第一個問題是：我認不認識瑪爾克塔。我回答我認識她。他們又追問道，我是否曾和她書信往來。我回答是。他們接著想了解，我還記不記得信裡寫些什麼。我說不太記得起來，但這個時候，那張具挑釁意味的明信片上面所寫的文字驀地浮現我的腦海，於是我開始嗅聞到空氣裡飄浮著不尋常的味道。你想不起來是不是？他們問道。我回答道，的確不能。那麼瑪爾克塔，她寫過什麼東西給你？我聳聳肩膀，為的是要提醒他們，信裡應該是些親密的悄悄話，恕難向不相干的人交代。關於受訓的事，她難道信裡什麼也沒對你提起？我說，不瞞你們，的確有的。那麼寫些什麼？我回答道，只說她在那裡一切如意，挺快樂的。另外還有什麼？我說，專家們的演講報告很值得聽，而且群體生活令人愉快。她是不是對你說，訓練課程自始至終洋溢著健康的氣息？我說，是啊，她應該給我寫過這一類的話。她還告訴你，她見證了樂觀主義的力量？他們窮追不捨問道。我說有的。那麼你個人呢？你對樂觀主義的想法是什麼？我問他們：樂觀主義是嗎？我該如何認為呢？就說你自己的看法，你自認為是樂觀派的人嗎？他們問我。我膽怯地回答，大概是吧。我愛開玩笑，個性是比較開朗那一類型的，我說這話是想讓這場咄咄逼人的話帶上一點輕鬆的氣氛。其中的一位提醒我說，即使是虛無主義者也可以是很開朗，很快樂的。他可能會公開嘲弄受苦受難的人。然後緊接著又補充道：一個個性犬儒的人也可以是開朗的！你認為褪去了樂觀態度，社會主義還能夠建立起來嗎？另外一個鍥而不捨問道。我說不可能的。然而第三個接著發難問道：你，因此你認為社會主義不可能在祖國建設起來，是吧？我抗議道：怎麼做出這種結論？因為在你看來，樂觀主義是人民的鴉片！他們異口同聲怒斥道。什麼？我再度抗議道，人民的鴉片？不必再閃爍其詞了，你明明白紙黑字那樣寫的！馬克斯曾經說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但是在你眼裡，那居然是我們的樂觀主義！這是你寫給瑪爾克塔的句子。另外一個立刻接腔：我還真的好奇，想知道祖國的工人和勞動者如果知道他們的樂觀主義竟然是鴉片，那麼該多震驚，覺得有多離譜。第三個人附和道：『對於信仰托洛斯基主義的人而言，那具建設性啟發性的樂觀主義竟然和鴉片是同一流的東西！而你，你崇拜的就是托洛斯基派的信仰！』老天爺，我抗議道，你們是哪裡抄來這些的？是你自己寫的，就說是或不是就夠了！我是有可能寫下這種東西，但就是鬧著玩的，而且也是兩個月以前的事，我都記不起來了。他們接續說道：那就讓我們來幫你恢復一下記憶好了。然後他們拿出我寫的那張明信片讀給我聽：樂觀主義是人民的鴉片！健康的心靈蠢到發臭！托洛斯基萬歲！路德維克。在秘書處那個狹隘的空間裡，這些語句居然產生令人恐懼的效果，在那當下著實讓我嚇了一跳，我直覺地想，這些語句暗藏了毀滅性的力量，是我無法與之抗爭的力量。我回答道：各位同志，那僅僅是幾句戲謔的話，我根本不認為有哪個人會相信的。其中一位同學向其他兩位同學問道：喂，你們覺得這是笑話嗎？那兩個同學搖了搖頭。我繼續說道：你們該認識認識瑪爾克塔那個女孩！他們立刻反駁道：『我們誰不認識她呢？』我說，你們看，那就好了。瑪爾克塔對於一切都信以為真，我們都在她背後嘲笑她這一點，這樣做只是為了引起她小題大作的震驚模樣。同學當中有人說道：太精采了，不過根據你後續所寫給她的信看來，我們覺得你似乎不認真把瑪爾克塔當一回事。什麼，你們讀了我寫給瑪爾克塔的所有信件？另外一位插嘴道：所以，表面上你藉口瑪爾克塔對於一切信以為真，而骨子裡你是在嘲弄她。好吧，那你倒教教我們，她對什麼事情認真看待了？比方黨啦，樂觀主義啦，教條啦等等的，你們難道不同意嗎？而這一些，在她看來正經八百，而她這種表現反而成為你的笑柄了。我說，各位同志，請聽一下我的立場，我甚至已經忘掉自己是如何措辭的，三、兩下子，信手寫上幾個字，只為開個玩笑，我根本不在意自己隨便塗寫的東西，如果我真的心懷不軌，也不至於笨到把信寄到黨所舉辦的課程裡面！你究竟如何寫出這些文字的根本不重要，管你是寫得快還是寫得慢，管你是靠在膝上寫的還是在桌上寫的，反正反映的都是裡面的真正想法。除了這個沒有別的。如果當時你多深思熟慮一些，恐怕就不會這樣寫了。所以你是在不戴面具的情況下寫的。透過這件事情我們至少認清你的為人，我們知道你是雙面人，一面給黨看，一面保留給其他的人。這時我醒悟到，任憑我再如何否定也不會有什麼效果了。那套說詞我已經一遍又一遍解釋過了：那些文字不過是個玩笑，字的背後並沒有隱藏什麼微言大義，要是真有什麼，也不過就是我當時的心境罷了等等。他們完全不想聽我解釋。他們說我蓄意將這些文字寫在明信片上，那是『開放式』的文字載體，是任何人都可以讀的，更何況又沒有其他文字說明我那時候的心境。說完這些，他們又要我說出所有我讀過的托洛斯基的作品。我回答說，連一本也沒讀過。他們又問我是誰把書借給我的。我也告訴他們，沒這種人。然後他們再問，和我過從的托洛斯基派信徒是哪幾個。我回答道，沒有就是沒有。他們向我宣佈，即刻解除我在學生聯盟裡的所有職務，並且要求我當場將辦公室的鑰匙交出來。鑰匙在我口袋裡，所以立刻就交出去。接著他們又說，根據黨的倫理，我所隸屬的理學院會接手處理我這案子的後續。他們看也不看我一眼便站起身子。我喊了『工作萬歲』的口號後便離開房間。
後來我才想起，我有許多私人的物品還留置在學生聯盟的那間辦公室裡。我並不是一個凡事井井有條的人，辦公桌的抽屜裡甚至還放了幾雙襪子，除了一些私人信函以外，還有媽媽從家鄉給我寄來的圓麵包，已經開封而且咬了一半。沒錯，前一刻我才將辦公室的鑰匙交還給黨的秘書處，不過樓下一樓的門房那裡還有備份鑰匙，和其他的鑰匙一起就掛在牆上的一塊木板上，拿去拿來。如今我還清楚記得所有細節：那支鑰匙用一條強韌的細麻繩綁上一塊小木牌，上面用白漆寫上我辦公室的號碼。我利用這支鑰匙進了辦公室，然後坐在工作桌前面；我把抽屜打開，然後開始取出所有屬於我個人的物品，動作慢條斯理，有些心不在焉，因為在這段相對寧靜的短暫時刻裡，我試著要思索剛才發生在我身上的事，還有我日後該要如何作為。
可惜這段時間並沒有持續太久門就開了。秘書處的三位同志又重新站回我的面前。這一次，他們不只臉色冷漠嚴峻，而且厲聲對我說話，聲音裡面飽含怒氣。尤其是那名個頭最小的，他是委員會裡負責監督幹部的人。他粗暴地詰問我是如何又能回到辦公室的。是憑什麼權利。是不是要他把公安人員喚進來逮捕我才甘心。還有我意圖在辦公室裡翻找什麼。我回答他們，自己不過回來取走襪子和吃了一半的圓麵包而已。他們說我沒有任何權利闖入那處辦公室，就算我存了滿櫃子的襪子都不行。接著他走到抽屜旁邊，將筆記和紙張一頁一頁抖開。真的只有我私人的物品而已，以致於他只好允許我繼續收拾，在他的監視下把自己的東西放進一個小手提箱裡。我把一些又髒又縐的襪子塞進裡面，再用一張上面散佈著麵包屑的油紙將那半個圓麵包裹起來。他們目不轉睛注視我的每個舉動。我離開房間，手裡拎著小提箱，而那個負責監督幹部的男人只警告我不得再度出現在那棟建築物裡，這算是他說再見的方式。
才剛離開區同志們的視線，才一從他們那百攻不破的嚴密邏輯裡解放出來，我立刻開始覺得自己是無辜的，還有我寫的那幾句話終究無傷大雅，還有，我得找出一個真正認識瑪爾克塔的人，能夠了解這事件有多怪誕的人。我去找了一個理學院的同學，也是共產黨員；我把事情的始末說給他聽之後，他就鄭重回道，秘書處的那些人真的太虛偽了，故意不了解什麼是玩笑話，然後他說自己是很了解瑪爾克塔的人，完全明白這事件裡誰對誰錯。總之，根據他的建議，隔天我得去找茲馬內克，也就是我們學院裡面當年將榮任黨務主席的人物，因為他畢竟和我熟且又認識瑪爾克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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