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1967年末，我完成奧地利維也納大學國家學系的學業，取得政治學博士後，馬上為當年還稱為「西德」的最重要大學之慕尼黑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所長金德曼教授聘為研究員（後升助理與副教授），到南德教學逾六年。在這六年間，我最先只投入台灣與中國的外交政策之研究，自1968年後便在該研究所中開授國際關係、外交政策與世界政治之課程。由於我的專業是政治思想、政治哲學，故我的國關理論中融入不少哲學、文化、思想的資料，這可說與當前英美學界國關理論的幾次論戰接軌，在所謂「慕尼黑國關學派」中獨樹一幟，而引起學潮洶湧中左翼學生的興趣與支持。在離開慕尼黑大學之前，大學所做的教師評鑑中，我榮獲全所十一名教員（包括所長、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中的首名。可見應用馬派政經、文哲、社會的觀點來解析當代國關現勢之重要。
由於南德的冬天太冷，不宜久居，我們遂於1973年全家遷至新加坡。在南洋大學我教授政治思想、政治經濟學之外，也承擔國際關係的課程，並前往哈佛大學進修，與莫根陶（早在慕尼黑大學便相識）、竇意志、杭亭頓、史蔻珀等教授見面請教。1980年代初，南洋與新加坡大學合併為現在的新加坡國立大學，我仍舊在其政治系任教，也以西洋政治思想史、馬克思主義、政治科學方法論為主軸，間或介紹比較政府與政治，仍舊未完全脫離國關理論之講學。1992年返台大任教迄今，則暫時告別國關理論的教授，遂有前文所提坦白自承對國際關係的「陌生」之說法。但經最近一年以來的努力，我對這個專業（包括我在維也納大學修習的法律哲學、國際公法、歐洲現代史都涉及世界政治的理論）的偏愛與認知，很快便恢復過來，從「陌生」到恢復舊識，到激發以往學習的熱情，也是導致我這個年逾七十歲的老人活到老學到老，也寫到老，不服輸的精神。
其實我在台灣早於1977年便出版過《世界政治新論》一書，除了部分採用慕尼黑學派的觀點，也是在台灣於國際關係中大談世界經濟、馬派經濟對政治影響的第一位學者。此書曾受到不少教授同仁（如曹俊漢、張京育、林碧炤、洪丁福等教授）之讚賞。
現在呈現在各位讀者眼前的這本書，係承蒙揚智文化公司負責人葉忠賢先生、編輯同仁的熱心協助，才能順利付梓，尤其是早期編排我的《法律社會學》、《當代主義》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胡琡珮小姐，今次要重新編排這本書，令我感恩萬分，謹致最高謝意。長期（至少有九年）與我合作良好的廖育信博士和幾位助理（許訓誠、江柏翰）之打字，張書榜同學之代為蒐集與影印部分資料，曾志隆博士的參與校對等，都令我感激不盡。而相片、圖表之尋找安排，尤其要歸功於廖博士之努力，茲向他們的辛勤致最深謝忱。
在邁入老境的我，還能四處兼課講學，又能寫作不輟，不能不歸功於內子蘇淑玉女士的辛勞持家、細心照顧，尤其她擅長食療和烹飪，使我心身康泰，不因年老而不為，決心把餘生獻給學術專業，繼續寫作，符合「吾寫故吾存」的新訓誡。此書仍舊要敬獻給無私而大愛的賢妻蘇淑玉女士，願她樂觀、沉穩、堅毅而好助的精神，能夠支撐我再出版幾本有益人間的啟蒙性專書，是為序。
洪 鎌 德
於台大國發所研究室
2011. 2.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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