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摘》2015年度十大非虛構好書 美文傳記、文學傳記、思想傳記三合一的「民國《左傳》」
著名作家王躍文:汪兆騫老師深諳《左傳》筆法,其《民國清流》依照編年剪裁民國歷史,將人物置於雲詭波譎的大事件、大衝突中摹形刻畫,以史家手眼鉤沉實錄,以文學筆墨傳神寫照,於人物書寫中別嫌疑,於敘事中富褒貶、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援史明志,其為士人清流招魂之深情苦心,令人感佩。
著名作家梁曉聲: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以史為鏡,躬身自照,可助當下文化知識分子警鑑省思,保持立言、立行、立書、立品之原則與底線。重要的是對史事、史人做的評說須力求公正客觀。而本書作者做到了,值得一讚,更值得一讀,有可敬的文史價值。
著名作家、中國作協副主席張抗抗:汪先生最近一連出了好幾本書,都是系統地梳理民國文化史、文學史和思想史的。打個比喻,民國就像一艘沉默的豪華巨輪,上面有無數寶藏值得我們挖掘。汪先生的這套民國系列,就在為我們打撈這些寶藏。
著名作家、中國作協副主席何建明:《民國清流》這部書用汪兆騫老師這樣士大夫的敘述,是菁英文化的集中體現。本書有一種清朗感、優美感、知識感、歷史感,是一部美文傳記、文學傳記、思想傳記三合一的作品。本書不像一般的傳記從頭到尾只講一個人,它講的是一群人物,敘述角度非常具有難度和挑戰性,足見汪老師的功底。中國那一代了不起的人,創造了一個時代,他們的思想、行為、做人的方式,至今仍影響著今天的中國社會。
著名文化學者張頤武:大時代成就大人物,大人物影響大時代。中國現代的源頭是怎麼回事,那段時間最關鍵。汪先生用跟王蒙等當代大文人交往的方式跟民國大文人對話、溝通,把大歷史關鍵時期的那些關鍵人物寫得特別生動、特別活,現場感很強,就像在我們旁邊一樣。像汪先生這樣對民國時代進行描述,對民國時代知識分子和二十世紀中國的命運做探討,非常有價值。
作者簡介:
汪兆騫 生於194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審,原《當代》副主編兼《文學故事報》主編。中國作協會員。著有《往事流光》、《春明門內客》、《記憶飄逝》、《紫塞煙雲》、《張騫》等,新近出版有史詩級民國大師集體傳記「民國清流」系列、《文壇亦江湖:大師們的相重與相輕》,深受讀者好評。
章節試閱
第一章 民國六年(1917)
18
這年歲尾,十二月十三日,已在北京大學做得風生水起的胡適,在凜冽寒風中,登上開往天津的火車,啟程回秀麗的故鄉績溪。在他到北京大學赴任前的七月二十九日,曾回到績溪上莊,與相別十年的母親團聚。因當地的風俗,他未能與他十四歲時母親給他包辦的媳婦江冬秀見面,卻約定冬季歸娶。
十二月三十日,「重洋學子已成名」,當上了國內最高學府北京大學的名教授,並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界風雲人物的兒子。再三思考後,認可了母親為之包辦的這樁婚姻大事,當著她的面舉行了大婚,這使胡適的母親馮順弟感到十分滿足和欣慰。正是因胡適深知母親博大的愛和她痛苦不幸而最終有大幸的命運,才遵從母意,接受了這樁婚姻。在母親四十六年的生涯中,與丈夫共同生活不足六年四個月,與兒子共同生活不足十二年八個月,一生行事,大德大義,胡適正是在母親至情至愛的巨大母愛裡成長起來的。在他留美時,家裡經濟困窘異常,母親靠典當度日,但她還是借了八十塊大洋,給兒子買下一部《古今圖書集成》。
胡適對母親的敬畏與尊仰,是隨著年齡而俱增的,翻閱胡適的《留學日記》,深摯思念母親的文字讓人感動。
胡適與江冬秀的婚事,是胡適的本家叔叔,也是江冬秀的塾師作的媒。而胡適母親的姑姑,又是江冬秀的舅母,因此算是親上加親的一門婚姻。
江冬秀的父系、母系皆是書香門第,外祖父呂佩芳更曾是個翰林。胡適考證,「江家考取高第的很多」。
江冬秀大胡適一歲,故胡適一直以姐相稱。訂婚後的一九一一年,胡適曾寫信給江冬秀,要求她多讀、多上進,希望她「勿恤人言」,毅然放腳,「宜為一鄉首倡」。一九一四年七月四日信:「前得家母來信知賢姐已肯將雙腳放大,聞之甚喜……」
胡適母親對這樁洋學生與村姑的婚姻也有擔憂,曾多次致函給兒子:「人情變態,不可端倪,況在重洋異國。此後於社會交際上種種謹慎為妙,餘如男女之際,尤當留心。」
為使母親放心,胡適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絕無背信棄義之心。如一九一五年五月十九日給母親的信:「今之少年往往提倡自由結婚之說,有時竟破壞已訂之婚約,致家庭之中齟齬不睦。有時其影響所及,害及數家。此兒所不取。」信誓旦旦地表明自己對婚約的嚴肅態度。
胡適在美康奈爾讀書時,應學生會之邀,演講《中國婚姻制度》。彼時,西方人對中國的封建包辦婚姻多有批評,認為中國式婚姻是「盲婚」。對此,演講時胡適有一番妙論:「貴國人結婚,男女事先戀愛,戀愛熱度達至極點乃共締姻緣。敝國人結婚,從前多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素未謀面,結為夫妻後,始乃戀愛,熱度逐漸增加。是故貴國人之婚姻是愛情之終也,敝國人之婚姻則愛情之始也。」
這不僅是胡適的機智幽默,也是他對自己婚姻的美妙憧憬。從中,我們沒有理由懷疑胡適對婚約有什麼缺憾或抗拒。
不過有一次,他對婚約有過動搖。一九一七年,胡適從美歸國回家鄉省親,興沖沖去看江冬秀,可惜囿於鄉俗,江冬秀不好與他相見。
胡適在日記上說:「那天晚上,我若一任性,必然鬧翻……那時確是危機一發之時。」
事後還作了兩闋《如夢令》:
她把門兒深掩,不肯出來相見,難道不關情?怕是因情生怨。休怨!休怨!他日憑君發遣。
幾次曾看小像,幾次傳書來往,見見又何妨?休作女孩子兒相。凝想,凝想,想是這般模樣。
結婚後的一九一八年八月,江冬秀到北京,胡適與之再憶這樁舊事,又寫《如夢令》:
天上風吹雲破,月照我們兩個。問妳去年時,為甚閉門深躲?誰躲?誰躲?那是去年的我!
詞寫得妙趣橫生,其閨房之樂絕非強裝出來。
後來,不識相的陳獨秀,拍桌子罵胡適不敢反抗舊式婚姻,讓他與江冬秀離婚,胡適以笑對之。
一九一八年五月,新婚五月的胡適在寫給摯友胡近仁的信中說:
我之就此婚事,全為吾母起見,故從不曾挑剔為難。(吾不為此,吾絕不就此婚,此意但可為足下道,不足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遷就,以博吾母歡心。吾之所以極力表示閨房之愛者,亦正欲令吾母歡喜耳。
從這封信中,我們可以看出,胡適接受這樁不和諧的婚姻、接受江冬秀,並非因為愛情,更多的是對母親至純的孝道。而胡適對江冬秀人格的尊重,讓他們婚後超過三十年的共同生活時間裡,一直緊緊牽住這根紅線,表現出他的崇高人格。
「胡適大名垂宇宙,小腳太太亦隨之」,胡適的婚姻被列為民國史上七大奇事之一。一直以來,這樁「奇事」始終受到懷疑或否定。不少文字寫胡適與江冬秀結婚之後,多次向別的女性示愛。
懷疑是正常的,胡適雖貌不如潘安,但才似子建,卻甘與一鄉下小腳女人相守一生,似確悖常理。但猜度文字,多語焉不詳,很無說服力。
對胡適單相思的女性是真真切切有的,對胡適做出種種追求的女性也不乏其人。比如江冬秀就看到陳西瀅(陳源)的妹妹喜歡胡適,曾大大方方地對胡適說:「我死之後,你可續娶這位陳小姐為妻。」
胡適應該感激江冬秀,這位太太是個無神論者,一個從不要胡適做官,一個全心全意相夫教子的好女人。胡適的事業成功及名聲顯赫,背後皆有江冬秀的心血和智慧。
周樹人與胡適的婚姻一樣,也是父母包辦,不得不奉母之命與朱安結婚拜堂。但這樁婚姻對朱安來講,是一輩子的有名無實,她只是周家的一個使女而已。後來一貫貫徹個性主義的周樹人個性解放了,與許廣平自由戀愛。但朱安呢?
個性解放與人道主義的矛盾,造成了朱安這個可憐女人的悲劇,這個陰影也一直籠罩著周樹人。
第一章 民國六年(1917)
18
這年歲尾,十二月十三日,已在北京大學做得風生水起的胡適,在凜冽寒風中,登上開往天津的火車,啟程回秀麗的故鄉績溪。在他到北京大學赴任前的七月二十九日,曾回到績溪上莊,與相別十年的母親團聚。因當地的風俗,他未能與他十四歲時母親給他包辦的媳婦江冬秀見面,卻約定冬季歸娶。
十二月三十日,「重洋學子已成名」,當上了國內最高學府北京大學的名教授,並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界風雲人物的兒子。再三思考後,認可了母親為之包辦的這樁婚姻大事,當著她的面舉行了大婚,這使胡適的母親馮順弟感到十分滿足和...
作者序
曾序 評跋清流著錦篇
序 汪兆騫先生《民國清流》
板蕩民初鼎革年,鷄鳴不已競高宣。誰人倜儻為國士,那個卑污成漢奸。
可嘆士夫爭側淺,仰瞻胡蔡識英賢。汪公巧運春秋筆,評跋清流著錦篇。
這首七律是讀了北京汪兆騫先生將在大旗出版社出版的《民國清流──那些遠去的大師們》後,順手寫下的。其中「奸」字借用鄰韻,民初指民國肇建至本書的斷限民國十六年。所謂「清流」,《三國志.魏書.桓二陳徐衞盧傳評》,有「陳群動仗名義,有清流雅望」之語,後人因用之以稱呼負有時望,不肯與權貴妥協而同流合污的古之士大夫、今之讀書人。因為這樣的士大夫與讀書人,其品格有如不混沾污泥的清澈水流一般。
我們知道,民國初年,洪憲竊國,軍閥爭戰,其亂象如同漢末群雄割據、晚唐藩鎮跋扈那樣的擾攘不休,但卻也因此產生許多志士仁人,他們無不懷抱滿腔熱血和赤誠,要為祖國「洗心革面」,要為祖國尋找和開啟可以向上而邁進的康莊大道,好能從抱殘守缺中「脫胎換骨」;使之無論在文學、科學、民主、自由、文化上,能與先進國家並駕齊驅。他們「各彈各的調,各吹各的號」,但也成社結黨,黑白同異,堅持己見,毫不相讓的、幾無底止的爭辯得口沫橫飛。其如火如荼,絕不下於先秦諸子,百家爭鳴。
被汪先生稱之以「清流」並譽之為「大師們」而登上這民初舞台的有: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錢玄同、周樹人(魯迅)、周作人、劉半農、沈尹默、鄭振鐸、茅盾、瞿秋白、邵飄萍、成舍我、朱自清、林語堂、徐志摩、陳寅恪、俞平伯、王雲五、郭沫若、郁達夫等等,另有康有為、梁啟超、辜鴻銘、章太炎、劉師培、黃侃等非白話文學派的名師。那時影響力較大的刊物,有《新青年》、《湘江評論》、《每周評論》、《新潮》、《小說月刊》、《創造》、《晨報副刊》、《現代評論》等等;為民喉舌的報紙,更有《京報》、《時報》、《世界日報》、《民生報》、《立報》、《社會日報》、《公理日報》、《熱血日報》、《商報》、《大江報》等等如雨後春筍。
以上登上民初舞台之人物、雜誌、報刊,不過舉其犖犖大者,但即此再加上其時代之政治、社會與國際背景,若欲將之著為篇章,則其相關之人事時地,紛至沓來,繁雜無端,真不知要教人如何執筆切入,如何鋪敘,如何拓展,如何轉折,如何別開生面;更不知如何將之鬚眉畢張的,如猛虎出谷、蛟龍騰雲,生鮮活現的重現昔年光華、當時場景。然而這些顧慮,在汪先生的如椽之筆下是如行雲流水的,一一隨著其筆觸所至,處處輕易的蹴開其朵朵之蓮花。而那種自然雅致,也如同水滸之表彰群豪,如同紅樓之艷寫眾芳,是教人興會淋漓、無法釋懷的。而更有進於此者,著名的作家王耀文先生說:
汪兆騫老師深諳《左傳》筆法,其《民國清流》依照編年剪裁民國歷史,將人物置於雲詭波譎的大事件大衝突中摹形刻畫,以史家手眼鉤沈實錄,以文學筆墨傳神寫照,於人物書寫中別嫌疑,於敘事中寓褒貶,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援史明志,其為士人清流招魂之深情苦心,令人感佩。
就因為汪先生此書,既具史筆而出之以文筆,所以能將恰似帝制寒冬過後之民國,其時英才輩出,逞智鬥奇之林林總總,寫得有如大地乍逢春暖,雜花滿樹、群鶯亂飛那樣,教人眼花撩亂,如過陰山之道,目不暇接。而也由於汪先生既具臧否是非的史識,更具洞燭人性的眼識;所以能「定猶疑,寓褒貶。」能勇於擺脫政治立場的是非偏頗,能「善善惡惡,援史明志」,從而看出誰人是倜儻的國士,那個是卑污的漢奸,而在其字裏行間,天衣無縫的流露出來。我想所謂「春秋之筆」也不過如此。但其中令我惆悵的是:民初耀如繁星的文學、文化界清流,能夠不私心自用,思想不偏執、見解不淺陋,而用此與人爭長論短者已屬鳳毛麟角;更何況其宅心仁厚,博大均衡,兼容並蓄,提攜後進,公義私誼皆得其宜者,則除蔡、胡二公外,似難覓其餘。因此使得民國清流,或各立山頭,對立紛爭;或黨同伐異,形同戰國;甚至不可化解,等同陌路而分道揚鑣,即如周氏兄弟,亦不能免。於是其所行所事,多半無益於己、無利於民,而於社會於國家卻每有所害。所幸其所倡導之白話文學運動,至今成績斐然;可是其對文化之過分刨根剉柢,恐怕萬劫難復。
若此,則汪先生此書又可使我們知古鑒今;而毫無疑問的,此書是文學與史學相得益彰的綜合體,是宜觀宜賞,宜於增廣見聞,宜於陶冶身心的好書。
2018年11月3日曾永義序於台北森觀寓所
曾序 評跋清流著錦篇
序 汪兆騫先生《民國清流》
板蕩民初鼎革年,鷄鳴不已競高宣。誰人倜儻為國士,那個卑污成漢奸。
可嘆士夫爭側淺,仰瞻胡蔡識英賢。汪公巧運春秋筆,評跋清流著錦篇。
這首七律是讀了北京汪兆騫先生將在大旗出版社出版的《民國清流──那些遠去的大師們》後,順手寫下的。其中「奸」字借用鄰韻,民初指民國肇建至本書的斷限民國十六年。所謂「清流」,《三國志.魏書.桓二陳徐衞盧傳評》,有「陳群動仗名義,有清流雅望」之語,後人因用之以稱呼負有時望,不肯與權貴妥協而同流合污的古之士大夫、今之讀書人。因為這樣...
目錄
第一章 民國六年(1917)
陳獨秀、胡適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之邀,分別出任該校文科學長和教授。二人先後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文學革命論》,率先舉起文學革命的大旗,一個嶄新的《新青年》時代呼之欲出。暮氣沉沉的北大逐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精神高地。李大釗、錢玄同、劉半農、周氏兄弟等一代新型知識精英,也開始登上了歷史舞臺,開創以現代文明為核心的新文化運動。
第二章 民國七年(1918)
就在辛亥革命步履艱難之時,北京的新文化運動,卻有一抹春色。《新青年》改組為同人刊物,由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錢玄同、沈尹默、高一涵六人輪流編輯,請撰稿人周氏兄弟、劉半農等人協助辦刊。周樹人以魯迅筆名發表《狂人日記》等小說,我們民族文學的面貌、氣象、精神、靈魂,煥然一新。胡適、魯迅成為中國現代思想史、文學史上並峙的雙峰。
毛澤東創辦《湘江評論》,寫《民眾大聯合》,胡適對此高度評價:「一篇大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重要文字。」
李大釗與胡適開展「問題與主義」的學術討論,陳獨秀、毛澤東、魯迅旗幟鮮明地站在胡適這邊。
陳獨秀、李大釗辦《每週評論》,有良知和正義感的報人章士釗、邵飄萍等,辦《京報》、《時報》等,掀起輿論波瀾,給中國言論史留下一筆豐厚的遺產。
第三章 民國八年(1919)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中國依然是獨裁者橫行的屠場和煉獄。新文化運動合乎邏輯地催生了五四愛國學生運動。那些從黑暗中突圍出來的知識分子,集體亮相,以啟蒙者和革命家的膽魄,繼續奮力開啟新時代的閘門,一路高歌猛進,為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譜寫了新的序言。
第四章 民國九年(1920)
民國九年(一九二○),比起波瀾壯闊的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少了些紅火,但並不沉寂,「五四」餘波仍在蕩漾。各種政治派別博弈的同時,知識分子關於新舊之爭,也日趨激烈。
陳獨秀、李大釗等傾向政治革命,宣傳馬克思主義、秘密醞釀成立共產黨。胡適出版新詩《嘗試集》,成為「新詩老祖宗」,他還與高一涵等人發起《爭自由的宣言》,為爭自由而戰。魯迅進北大當講師,講授《中國小說史略》。他對盲目引進「俄國思潮」,有振聾發聵的回答:「中國人無感染性,他國的思潮,甚難移殖(《致宋崇義》一九二○年五月四日)。」周作人作《人的文學》、《平民的文學》、《思想革命》,提倡「為人生的文學」,贏得遠遠超過魯迅的聲譽。
道不同,不相為謀,《新青年》時代接近尾聲。
第五章 民國十年(1921)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是中國社會劇烈震動的一年,也是民國清流激蕩分化的歲月。大多數知識分子繼續高舉「個性解放與自由」的旗幟,而部分人放棄「五四」個性主義,走向無產階級戰鬥集體主義,創立了中國共產黨。民國清流各自扮演了不同的歷史角色,青史留名。
第六章 民國十一年(1922)
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是個天災兵禍頻仍的年頭。一月十九日,武漢酷寒,天降大雪,凍死很多人。四月,直奉戰爭爆發,在這場血戰中,百姓生命慘遭屠戮。六月十六日,南方陳炯明兵變,炮轟總統府,局勢動盪混亂。同時,文化界和輿論界,爭取言論自由的鬥爭,卻是這一年的主題。一個以歐美派留學生為主的文人集體,在他們的精神領袖群體的帶領下,繼續向武人的專制統治,莊嚴地宣告他們的政治主張。
第七章 民國十二年(1923)
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的第一天,孫中山發表《中國國民黨宣言》,發國民黨改組之先聲。二十六天後,蘇俄表示傾力支持孫中山。孫中山與蘇俄代表聯合會發表聲明表示:共產組織及蘇維埃制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雙方認為,「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
六月十二日,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上,中共決定與國民黨合作。十月二十八日,孫中山任命廖仲愷、李大釗、汪精衛、張繼、戴季陶五人為國民黨改組委員,著手籌備改組國民黨。
北洋政府的反動統治更加黑暗且風雨飄搖,通過「取締新思想」議案,控制輿論。二月七日,吳佩孚武力鎮壓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殺害共產黨人施洋等五十餘人,製造了血腥的二七慘案。慘案發生第二天,吳佩孚就以「鼓動罷工,擾亂社會秩序」罪名,查封了漢口《真報》。二月十六日,中共的《嚮導》遭查封。四月因林白水在《社會日報》揭露曹錕賄選總統醜聞,該報被封,林被監禁三個月。八月二十七日,天津的《京津泰晤士報》也因反對曹錕賄選,被禁止在租界外發行。十月,上海的《時報》因發表反對直系軍閥的新聞被禁郵……
一九二三年,知識分子與當局的「不合作宣言」,成了主旋律。
第八章 民國十三年(1924)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大小軍閥為繼續分割山河而使得烽煙四起——齊盧之戰,直奉火拚……百姓飽受戰亂之苦。民國的締造者孫中山,經歷了漫長痛苦的奮鬥和摸索之後,局勢出現了新的轉機。他在蘇俄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終於改組了國民黨,確定了「新三民主義」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並在年初順利地召開國民黨的一大,咄咄逼人地在南方崛起。
是年的民國清流,除共產黨人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等有明確政治理想外,更多人也懷著希冀,以文學為武器,繼續尋求各自的改造社會之路,他們沒有忘記自己的理性良知和社會責任。可悲的是,因為各有不同的精神追求和不同的價值選擇,陷入了無休止的混戰。
第九章 民國十四年(1925)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孫中山扶病入京,受到包括李大釗在內的北京十萬各界群眾的熱烈歡迎。其入京後發表《入京宣言》,稱「乃為救國」,但並沒給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帶來變化,遭到國民黨反對的「善後會議」如期舉行。
三月十二日孫中山逝世,國民黨成立治喪委員會,李大釗擔任秘書股中文主稿。
巨星隕落,舉國哀慟。反動軍閥依然我行我素。四月,京師警廳發布新制定的《管理新聞營業規則》控制言論,遭到胡適、陳西瀅、錢玄同等十八位知識分子抵制。他們聯名致函司法總長章士釗,提出閣議撤銷這一規則,以維護言論出版自由。
是年五月三十日,爆發五卅慘案,激發了洶湧澎湃的民族浪潮。六月三日,鄭振鐸、茅盾、葉聖陶、胡愈之等創辦《公理日報》。瞿秋白主編的《熱血日報》面世,邵飄萍也從六月起在《京報》推出清華學子王造時主編的《京報副刊》,連續報導了五卅慘案,進行反帝宣傳。
知識分子反專制,爭自由,仍是該年思想文化戰線的主流。而五月十一日發生的北京女師大驅逐校長楊蔭榆出校運動,和該年底十一月二十九日,「認定改造人心——思想革命,是急務中的急務」的《晨報》被暴徒縱火焚毀疑案,讓知識界變得撲朔迷離。
當我們悵望民國十四年那紛亂的文化星空,你會悲哀地發現,透過曾經同是新文化的主將,陳獨秀、胡適、周作人等人圍繞著上述兩案的紛爭,及其關於政治、思想、文化的紛爭,深刻地反映出知識分子內部分裂已越來越嚴重。
第十章 民國十五年(1926)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依然是北洋軍閥橫行肆虐、充滿肅殺之氣的一年,慘案繼續不斷發生。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悍然槍殺四十七名、傷二百多名和平請願的學生和民眾。
「三一八慘案」發生後,邵飄萍、成舍我主辦的《京報》、《世界日報》等紛紛報導事件真相,嚴厲譴責這場殺戮。朱自清、魯迅、周作人、林語堂等作家也紛紛發表文章抨擊反動政權;王世傑、高一涵、許士康、陳翰生等在《現代評論》週刊發出抗議聲討之聲;上海的葉聖陶、鄭振鐸等以文學形式發出怒吼。
張作霖、張宗昌等在段祺瑞垮臺後,殺氣騰騰入京,先後殺死民初新聞史上熠熠閃光的邵飄萍和林白水,《京報》、《社會日報》隨之被查封,魯迅、蔣夢麟、李大釗等都上了黑名單。共產黨人李大釗面對黑暗和殺戮,勇敢地率領民眾衝鋒陷陣,無私無畏。知識分子站在民眾一邊,表達道義立場。梁啟超、胡適、徐志摩、陳寅恪等於春秋更替、風雨晨昏中,繼續追逐新文化之夢……
第十一章 民國十六年(1927)
一九二七年,從北京到南方,中華大地瀰漫著血腥猙獰和死亡的氣息。
義士喋血,大師殞命。
在軍閥張作霖統治下的北京,共產黨人李大釗被推上絞刑架,英勇就義;白髮書生王國維,自沉昆明湖,國之魂消;戊戌變法首領康有為病死青島。三位文人精魂美魄,如火如炬。
空前屠殺,鮮血成河。
北伐軍席捲江南。「四一二」,上海寶山路再次被鮮血染紅。國民黨軍隊悍然向徒手民眾開槍,「傷斃至百餘人」。鄭振鐸、胡愈之、章錫琛等人,聯名致信國民黨元老蔡元培、吳稚暉等,發出抗議之聲,並於四月十五日在《商報》發表。
廣州的共產黨人蕭楚女四月被殺獄中,趙世炎、陳延年被殺於上海,共產黨人李漢俊、《大江報》創始者詹大悲遇難於武漢。
作家郭沫若、郁達夫、成舍我、章乃器、周作人都以筆為武器,批評時政,激濁揚清。
四月二十六日,商務印書館的高夢旦寫信給胡適:「時局混亂已極,國共與北方鼎足而三,兵禍黨禍,幾成恐怖世界,言論尤不能自由。」
是年,中國政局發生巨變,「北伐」成功已成定局,國共兩黨分裂也成事實,國民黨通過軍事手段建立了一黨專政的南京政府。而文化界卻依然是紛紛亂象,創造社、太陽社與魯迅的論戰,魯迅與其他學者、作家的爭鬥也從未停止。
跋
第一章 民國六年(1917)
陳獨秀、胡適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之邀,分別出任該校文科學長和教授。二人先後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文學革命論》,率先舉起文學革命的大旗,一個嶄新的《新青年》時代呼之欲出。暮氣沉沉的北大逐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精神高地。李大釗、錢玄同、劉半農、周氏兄弟等一代新型知識精英,也開始登上了歷史舞臺,開創以現代文明為核心的新文化運動。
第二章 民國七年(1918)
就在辛亥革命步履艱難之時,北京的新文化運動,卻有一抹春色。《新青年》改組為同人刊物,由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錢玄同、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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