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騷人，我玩墨──風雅
墨，是做什麼用的？這話問得有點奇怪。不就是在硯臺上和水磨成墨汁，好來寫字用嗎？想得多一點的人可能會說，還可以用來畫國畫，像墨竹之類的。是不是？
對。但要挑剔的話，也不全對，因為古人手邊的墨，用途可多了，寫字畫畫只是最基本的，任何市面上買得到的墨都可以達成。但是如果你精心訂製了一款墨，會不會想賦予它某種你所喜愛的、特別意義的用途？於是在騷人墨客手裡，墨不單拿來寫字用，還得注入他們超越書寫的意念和專情。
臨池學書擘窠書
首先來看三錠文人墨（圖一），墨上題字所帶出來的「臨池／學書／擘窠書」這些詞，看起來挺風雅挺有學問的。雖然說穿了也就是寫字練書法、臨摹碑帖學別人的書法、和書寫匾額碑刻等大字（擘窠書）等，但換個詞來講，味道就不一樣。
這些墨的主人，都有來頭。中間的音田學書墨，是乾隆年間徽州製墨大師、曾任吏部員外郎（副司長）的程音田所自製自用；而右邊拿來寫大字的少仲擘窠書墨，則是在光緒朝當過河道總督的勒方錡（字少仲）所訂製；至於左側的任公臨池墨，它的主人任公，更是大名鼎鼎，墨客中的騷人。
圖一 臨池、學書、擘窠書墨
任公臨池墨，背寫「新會梁氏珍藏」，兩側分寫「光緒丙申年」、「徽州休城胡開文製」，長寬厚10.5x2.7x1公分，重42公克；音田學書墨，背寫「五石頂煙 乾隆壬子年造」，長寬厚14x2.6x1.9公分，重74公克；少仲孹窠書墨，背寫「千秋光 徽州胡開明製」，側寫「徽州胡開文南京造」，長寬厚12.8x2.8x1公分，重58公克。
如果覺得「任公」兩字似曾相識，但一時想不起來的話，墨背面寫的「新會梁氏珍藏」幾字應該讓你恍然大悟：他是大學者大政論家大思想家梁啟超，廣東新會人。當年跟老師康有為一起幫光緒皇帝籌畫變法，事敗被慈禧太后通緝而逃亡日本，辦起《新民叢報》，鼓吹打破傳統舊文化，建立西方新思想，從而在思想界颳起一陣颶風。這期間，他曾在奈良偶遇林獻堂，後應邀請於一九一一年三月底到訪臺灣約一個月，下榻霧峰林家的萊園五桂樓。
他曾與孫中山過從甚密而主張革命，但最後卻轉向支持君主立憲；擔任過袁世凱的司法總長，然而在袁世凱稱帝時，卻發表文章激烈反對，並鼓勵學生蔡鍔在雲南起義，終於氣死袁世凱；是康有為的學生，不過當康有為與張勳聯合起來擁護宣統皇帝復辟時，他又請段祺瑞組織討逆軍聲討，與康有為全面絕裂。他留下一句名言：「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不惜以今天的我，來挑戰過去的我）。多麽奇特的大丈夫，多麼可敬的騷人！
晚年他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講學，因便血症住進北京最好的協和醫院，卻因醫生不察，誤把他沒病的那顆腎割掉。然而他考慮當時中國的西醫正在起步，怕公開後會影響西醫不被國人接受，因此不讓人公開報導，以維護建立西醫的聲譽。這是何等的胸襟！
他的兒子媳婦梁思成和林徽因，名氣不亞於他，兩人在中國建築界的啟蒙開創角色，早被肯定；而兩人與新詩詩人徐志摩之間的情誼，更傳誦綿延。然而追究根源，梁啟超沒有像當時絕大多數的父親，強迫兒子求取功名、要求媳婦謹守婦道，才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得以自由發揮，實踐理想的動力。綜合這些事績，說他是騷人中的騷人，可當之無愧！
這錠墨製於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當時梁啟超二十四歲，由北京到上海擔任剛創刊的《時務報》的撰述，實際上是報社主筆。意氣風發的他，從胡開文墨肆訂製此墨來大筆針砭時務，但仍謙虛地以臨池來命名，相信正反兩面的題字都是他的親筆。日後他還另製一錠，名為飲冰室用墨，民國十年由曹素功墨肆所製。
著書立說記事
磨墨寫字，所寫的可以不帶任何意義。但若要寫的是自己一家之言，那就不免對所用的墨額外講究，得按個詞來鄭重其名。文章乃千古事，尤其在跟立德立功相比時，寫文章的立言相對容易達成些。因此在墨上面加註「著書／著作／記事」等字（如圖二），表述自己有志立言，乃成為騷人墨客的所愛。
圖二 著書、著作、記事用墨
復堂著書之墨，背寫「藏之名山 光緒丁丑季秋造」；側分寫「蒼珮室」、「頂煙」，長寬厚11x2.2x1.5公分，重38公克；江左吳廉旉著作之墨，背寫「十年如石一點如漆」，側「大清嘉慶丙子年製」，頂「貢硃」，長寬厚13.3x2.6x1.3公分，重62公克；蓮叔記事所用墨，背寫「道光辛丑年製」，長寬厚11x3x1.3公分，重66公克。
圖左第一錠的「復堂著書之墨」，由背面所寫「藏之名山」，可知言下之意對自己的書充滿自信，將留供後世。墨的主人是譚獻（字復堂），杭州人，舉人出身。雖然沒考上進士，但因學問文采好，故也做過幾任縣長，包括製墨名鄉的徽州歙縣。他的文采充分表現在作詞上，試看這首《蝶戀花》：
庭院深深人悄悄，埋怨鸚哥，錯報韋郎到。壓鬢釵梁金鳳小，低頭只是閒煩惱。
花發江南年正少，紅袖高樓，爭抵還鄉好？遮斷行人西去道，輕軀願化車前草。
是不是很有意境？在詞這個領域，他的著作不少，有《篋中詞》、《復堂詞》、《復堂詞話》等多本，難怪當時有人評論他的詞為「開三十年之風氣……」，顯然不折不扣騷人一位。只是不管他所開的風氣有多好多妙，在洋人西風鋪天蓋地的侵襲下，很快就被雨打風吹去，了無痕跡！
譚獻的知名，不僅因他在晚清文學界的地位，還受到他徒子徒孫的哄抬。他有位革命黨學生章太炎非常突出，不僅國學造詣高，連現在仍通用的注音符號，也是以他發明的記音字母為藍本，所發展出來的。他在一八九八年底曾到臺灣，主編《臺灣日日新報》的漢文欄，住在臺北萬華的剝皮寮老街（房舍現還在）。留臺短短半年，論述卻有四十一篇，加上詩詞，真是多產。
章太炎的個性火爆。梁啟超在辦《時務報》時，曾請章太炎擔任撰述。但兩人從學術思想到政治觀點都有分歧，互不妥協乃至開罵。章罵梁和擁護他的報社員工是教匪，他們則反罵章是陋儒。相罵不夠，還繼之以武。梁啟超帶著同仁出拳毆打章太炎，章馬上動手還擊，毫不猶豫。看來現今很多立法委員，還都繼承了這項傳統。而章太炎的學生魯迅，其個性和學術文章，更是青出於藍，不須介紹。
第二錠墨的主人吳廉旉，事蹟不顯；第三錠的孫蓮叔，慘死於太平天國軍手下。以他們的墨來看，都有可觀之處。稱之為騷人所製，諒不為過。
作詩填詞聯吟
寫書太辛苦了，得立論新穎不落俗套，又得注意起承轉合氣勢磅礴。還是弄點輕鬆些的詩詞吧！於是騷人們再創「填詞／吟詩／聯吟」這類的墨（圖三）。顯示出詩詞是他們心中無可取代的最愛。
圖三 填詞、吟詩、聯吟用墨
悟雪齋填詞墨，背寫「乾隆乙丑程正路家藏」，長寬厚11.7x2.4x1公分，重40公克；惠園主人吟詩之墨，背寫「菫馥氏選煙」，側寫「乙丑年新安汪近聖造」，長寬厚13.4x2.9x1.2公分，重66公克；海上聯吟之墨，背寫趙漁叟徐耳菴宮淦泉等九人同造此墨，兩側分寫「甲寅仲春歙汪節菴造」、「函璞齋珍藏」。長寬厚10.2x3.2x1.2公分，重62公克。
最左邊的悟雪齋填詞墨是自用兼市售品。從填詞這兩個字可見，它們是以愛填詞的文人為主要銷售對象。已知一般而言，市售墨的品質不如文人墨。但也有例外，像這鎖定文士為銷售對象的，品質就不會差。悟雪齋是康熙年間另一製墨家程正路所創的墨肆。他也是徽州歙縣人，曾在湖北黃陂當過縣丞，算是二把手。然而因上司需索無度，乾脆辭官回鄉（猜想曹素功也是類似狀況），顯然有資格列為騷人。由於他能詩詞書畫，因此與一些名人官宦結下墨緣。譬如《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當時擔任江寧織造，是康熙朝的紅人，和程正路就多有交往。程正路曾幫曹寅製作「蘭臺精英」墨，以進貢給康熙（現仍收藏於故宮博物院）。曹寅也寫詩（註1）稱讚他的畫藝和墨法，十分高超。
圖內中間的惠園主人吟詩之墨，由側邊所寫，可知出自名家汪近聖在乙丑年所造。雖沒寫出是那個朝代的乙丑年，但由於墨樣的風格跟第一錠相同，都是當時所流行的，故可推知兩錠墨製於乾隆朝的同一年。可惜惠園主人和菫馥氏兩位都無處可覓，無法深入。第三錠墨曾在巡臺御史錢琦的墨（見《墨的故事‧輯一：墨客列傳》四十一頁至六十六頁）文內談過，請參考該文。
寫奏章給皇帝
疏，本來是通的意思，後來引申為說明解釋古書和作註解。再加以演進，連呈給皇帝的奏章，也用上這個字。那個時代沒有打字機和電腦，上書皇帝時可得用上好的香墨，加上筆畫工整一絲不苟，讓寫出來的字光潤黑亮且無任何異味。於是大臣的書房書篋裡，就少不了這款帶有「疏」字的好墨。提醒書僮在磨墨時別拿錯了。
圖四 拜疏、奏疏、詞疏用墨
精選拜疏著書之墨，背寫「道光癸巳夏日嶰筠製」，側「十萬杵法汪節庵造」，長寬厚10.1x2.4x1公分，重40公克；袁制軍奏疏之墨，長寬厚尺寸10.6x3.0x1.1公分，重58克；休陽吳氏伯子詞疏墨，背寫「一點如漆名垺仲將 子巖仁兄余詩友也……癸酉夏錢塘潘正綸識」，側「徽州胡開文法製」，頂「純漆頂煙」，長寬厚10.2x2.5x0.8公分，重34公克。
圖四裡的三錠墨，除最後一錠休陽吳氏伯子墨，還沒能查出其背景外，其餘兩位墨主人都赫赫有名。在〈墨上有趣的官銜〉（見《墨的故事‧輯一：墨客列傳》一七四頁至一九一頁）一文，談過第二錠墨的主人袁制軍，是袁世凱的叔祖袁甲三。現在來看首錠的精選拜疏著書之墨，從背面文字可知，這錠墨是位叫嶰筠的人，於道光癸巳年（十三年，一八三三年）所訂製。
要談這位嶰筠，就不能不提為銷毀鴉片不惜與英國一戰的民族英雄林則徐。當年他以欽差大人身分到廣州禁煙時，若是碰到一位顢頇不合作的地方首長，那他再怎麼果斷盡力， 也會遭到牽制而事倍功半。幸運的是，當時的兩廣總督鄧廷楨，無論在查緝銷毀鴉片和整飭軍備加強海防上，都跟他密切配合，使得英國軍隊在鴉片戰爭初期，攻打廣州、廈門兩地都沒討到便宜。這位跟林則徐齊名的鄧廷楨（字嶰筠），就是這錠墨的主人。
他曾任安徽巡撫，得以就近訂製此墨。從墨的樣式尺寸來看，他為人低調。後來升任兩廣總督，英商違法輸入鴉片的行為就在他管轄之下。當時有官員上書道光皇帝建議開放鴉片進口。他做為主管官員一度表示贊成，認為若採寓禁於徵的做法，對國計民生都有幫助。然而在親眼目睹鴉片的禍害後，他毅然改變立場轉為嚴禁。並且在林則徐以欽差大臣身分來廣東時，寫信給林則徐，表示願「合力同心，除中國大患之源。」以他比林年長九歲，考中進士更早十年的資歷來看，這分開闊的心胸，有幾人比得上！
雖然林則徐和鄧廷楨在廣州和廈門頂住了，沒讓英軍得逞，但當戰線拉長到北邊浙江甚至天津時，清朝的昏庸無能和因循腐敗就完全浮現。幾度戰敗之後，反而是他兩人倒楣被當作替罪羔羊，雙雙被革職流放新疆伊犁，成為名副其實的騷人，實在沒有天理。只是這種沒天理的事，任何時代都會發生，民主時代也不多讓！
用上這種拜疏、奏疏的好墨，絞盡腦汁給主子寫奏疏，既要歌功頌德以表達忠心，又得不露痕跡的展現自身才華，太累了！接下來總該弄點輕鬆的來舒緩舒緩，填詞吟詩雖然不錯，但深度稍嫌不夠，有沒有可以培養自己聲望，又不容易冒犯天威的呢？
考古和宗教
有，那就是到金石古董乃至宗教玄學上去作考證探討，因此像「審釋金石／勘碑／寫經」等雅事，自然也成為騷人玩墨表現的場所。
圖五 審釋金石/勘碑/寫經用墨
陶齋尚書審視金石墨，背寫「光緒二十九年黟黃士陵選煙」，側「徽歙曹素功製」，長寬厚13.3x2.8x1.2公分，重70公克；角茶軒勘碑墨，背寫「光緒甲辰年造」，側「徽州休城胡開文造」，長寬厚13.2x4.2x1.9公分，重148公克；聽香寫經墨，背寫「嘉慶辛未年十月造」，長寬厚9.4x2.2x1公分，重28公克。
圖五這三錠，以陶齋尚書審釋金石墨最耐看。它正反兩面除了題字，不加修飾，古樸凝重的磚文字體，賦予它古代高貴碑帖的感覺。它是清光緒二十九年（西元一九○三年），由著名的篆刻家黃士陵選好製墨的煙料，委請曹素功墨肆製作，送給一位陶齋尚書，當作他考證說明古文物的用墨。
黃士陵是徽州夥縣人，他的篆刻從浙派入手，後來師承皖派鄧石如，融會這兩家的長處之後，開創獨具風格的黟山派。二○一四年在杭州西泠印社的拍賣會，他刻的一顆田黃石夔龍薄意閒章，成交價竟超過人民幣一百六十萬，約新臺幣八百萬元，你說嚇不嚇人？也難怪這錠墨上的題字，不落俗套，讓人耳目一新。至於列為第二錠的角茶軒勘碑墨，兩面怪異的寫法，同樣出自這位騷人之手，是他幫同時身處陶齋尚書幕府的友人所製。
陶齋尚書當然是大官，他就是滿人端方，字陶齋。一九○三年他正擔任湖北巡撫並兼代湖廣總督時，黃士陵是他幕府成員，協助他編輯《陶齋吉金錄》、《陶齋藏石記》等書。五年後黃士陵病逝家鄉，端方送來輓聯（註2）追述他倆在金石考古上的合作，流露出對黃士陵的無限欽慕。
辛亥革命那年，四川發生鐵路的保路風潮，端方奉令率湖北新軍進入四川鎮壓。但隨即武昌起義，新軍跟著譁變，端方跟他的弟弟在亂軍中都被殺，死前端方曾求饒說他的祖先其實是漢人，姓陶，但無濟於事。之後端氏兄弟的頭顱，被送回武昌游街示眾時，萬人空巷，可見幸災樂禍之心，古今相同。
端方這人其實頗為開明，他是中國第一所幼稚園和省立圖書館的創辦人。一九○三年他在武昌開辦了省立幼稚園，並聘請東京女子高等師範畢業的三名日本保母任園長和教師，這是中國幼兒教育現代化的開端。此外中國最早的幾個官辦公共圖書館，如江南（現南京）圖書館、湖北省圖書館、湖南省圖書館、京師圖書館的創立，他都出力甚多。但在那動亂的時代，誰管你開不開明？還不就喀嚓一刀，請君入騷人之列了事！
磨墨來抄寫佛經，在清朝皇帝的表率下，也是騷人所愛。例如康熙抄寫過《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雍正有《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乾隆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等多篇，都曾由故宮博物院出版。圖五最右錠的聽香寫經墨，反映出當時文人的追求時尚。
書畫
看了那麼多美麗的名詞，對騷人墨客在為其墨命名時，喜歡不落俗套，想必有更深刻了解。但說來說去，墨總是供書寫畫畫的，所以想省事者就乾脆回歸自然，直截了當地表明為書畫墨。
圖六 書畫墨
巖鎮麟伯氏書畫之墨，背寫「大歲在甲戍初平五年……藝粟齋主人作」，長寬厚12.2x3x1.5公分，重85公克；琴軒書畫墨；研雲齋書畫墨，正面墨名，下鈐印「研雲齋」，背寫「纔歸龍尾含鷄舌更立螭頭運兎毫 許仲晦句」，長寬厚11.4x2.8x1.4公分，重64公克。
圖六裡列出三錠書畫墨，第一錠是曹素功的第十一世孫曹麟伯自製的巖鎮麟伯氏書畫之墨。他祖居徽州歙縣巖寺鎮，但製作此墨時店已遷往上海，故特別在墨上面標註家鄉名，以示不忘本。
曹麟伯在上海主持墨肆時，並不以當個老闆自滿。他也結交書畫家，除了把他們的作品縮小轉到墨面外，還跟他們學書畫。譬如晚清名畫家任伯年就因此成為好友，曾在他的墨肆居住半年之久。另外他又重金禮聘當時首屈一指的墨模雕刻家王绥之來刻墨模。同樣地，他也藉此機會跟著學雕刻。於是在不少他家的墨上面，都可發現他在書畫雕刻上的具名，就像這錠墨。這樣一位深深融入製墨的老闆實在不多見，儼然騷人一位，當仁不讓。只是曹麟伯這錠墨是僅供自己書畫用，還是也在市面銷售？現已不易分清楚。
其次的琴軒書畫墨，在〈朱熹與墨〉（見《墨的故事‧輯一：墨客列傳》一書一九三頁至二一三頁）一文裡談過，是乾隆年間在徽州紫陽書院擔任校長的周鴻所訂製，故在此略過。而最後一錠書畫墨則是市售品，由康熙年間製墨家吳玉山的研雲齋所製。不過從它背面所錄唐朝人的詩來看，設計製作此墨的，顯然帶有騷人味。此墨呈橢圓柱型，挺滑光潤，紋理細緻，無論是正面所雕鏤的雙螭，還是背面的詩句，都線條分明剛勁有力，不同等閒市售品。可以猜想它的銷售對象是稍有功名、財力負擔得起的文人。
騷人玩墨，除了以上玩法，還有作學問的「研經校史／著書批鑒」；送往迎來的「持贈／贈答」；以及投筆從戎後的「草檄／磨盾／殺賊記功」等花樣。這樣一來，原本單純的寫字畫畫，到了騷人手裡，居然花樣百出、炫人耳目。往好方面想，是他們懂得追求變化，增添生活趣味；若持負面態度，那就是誇張無聊、瞎搞文字遊戲。像這樣一味講究咬文嚼字、詞藻華麗，在太平安樂的盛世，人人叫好；但在進入衰退動亂的時代，那就是不可承受之重。滿清末年可為例子。
註1
曹寅以〈送程正路之官黃陂丞〉詩稱讚程正路的畫和墨：「畫家追北苑，墨法秘南唐。二者能兼得，茅齋竟夕香。」
註2
端方送給黃士陵的輓聯是：「執豎椽直追秦漢，金石同壽，公已立德，我未立言；以布衣佐于卿相，富貴不移，出為名臣，處為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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