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宗教到政治：黃彰輝牧師普世神學的實踐

名人推薦：本書作者蔡榮芳教授長年來對歷史科學有渾厚深邃之研究，又對基督教史學、基督教宗教神學、東西方哲學思想，乃至一般政治、社會科學；尤其是對台灣四百年外來統治之歷史，都有其獨特精深之研究；迺能將之整體適切地融入本書章節，縱剖橫切、層次明晰地析理論述；從宗教到政治，將黃彰輝的思想與時代，撰著出來；終使此書成為閱讀平易而學術內涵豐富之難得佳作。
——台灣大學法律學院名譽教授 李鴻禧

蔡教授不是基督徒，他也自謙對神學的理解不夠深入，然而，我必須說，他以一位「局外人」（outsider）撰寫台灣神學家黃彰輝...

黃彰輝首倡「一個中國、一個台灣，和平共存」
1953年8月，黃彰輝應邀成為「普世教會協會」（WCC）年會籌備委員，前往瑞士日內瓦博西（Bossey）參與籌備會議，討論1954年將在美國伊凡斯敦（Evanston）舉行的年會細節。
在博西的會場，黃彰輝再次會見范杜蓀博士（Dr. Henry Pitney Van Dusen），並且經由他介紹結識多位重要的教會人士，包括斯里蘭卡（錫蘭）出身的亞洲教會領袖尼爾斯（Dr. D. T. Niles, 1908-1970），大家都以敬愛的語氣叫他“D.T.”。在籌備會議中，「中國問題」成為大家特別關心的議題。曾經在第二次大戰期間被宣傳為英明的基督教元帥蔣介石，與崇信基督教的蔣夫人，居然在1949年被中國共產黨擊敗，失掉整個中國。這對西方宣教人士造成極大震撼，因為無法再到中國宣教。
黃彰輝個人也極度關注「中國問題」。他說有兩個因素：一、神學上，「它深深關係到我作為一個基督徒」。二、政治上，「它深深關係到我作為一個台灣人」。這雙重因素不能切割。宗教與政治，息息相關。
政治上，中國在20世紀是一個「巨大的實體」與「潛在的超級強權」。將中國孤立於聯合國組織之外，不僅與現實不合，也有危險性。韓戰強化了美國支持蔣介石統治台灣的決心，以防止中國共產黨「持槍掃射進入聯合國」。美國的政策獲得多數西方國家支持，雖然英國已經承認共產黨政權是中國合法的政府。在此情況下，黃彰輝首次聽到一位美國與會者提出「兩個中國」議題。大家熱烈辯論這爭議性的問題，直到每個人都情緒高昂。黃彰輝仔細聆聽大家的辯論。
接著尼爾斯問黃彰輝：「作為一個中國人的基督徒」，對這個問題有什麼想法？黃彰輝回答的大意如下：
我曾經一度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這是六年前我從英國返回台灣的原因之一。但是這些年來，生活在蔣介石政權的軍事戒嚴統治下，我開始思考我到底是中國人或是台灣人。因為中國人的統治跟以前日本人的〔殖民〕統治，其實甚少區別：台灣人仍然是受到二等國民對待。“Chinese”是一個籠統的名詞：叫一個人“Chinese”，就好像叫一個人為「歐洲人（European）」或「盎格魯薩克森人（Anglo-Saxon）。其實我沒有去過中國，所以沒有資格像“D.T.”所說，代表中國人發言。台灣有中國人；我們叫那些戰後來台的中國人「阿山仔」（大陸人），而叫我們自己為「番薯仔」（因台灣島嶼地形像番薯）。……
住在台灣這六年來，當我親眼看到中國國民黨軍隊毫無紀律，各級官員貪污腐敗，就能瞭解為什麼國民黨在戰爭中被共產黨打垮。我也覺得迷惑，為什麼基督教的宣教竟然遇到這麼大的阻礙；不過，相信這也是上帝宣教上的攝理。……作為一個台灣人基督徒，我想起有一次紅丘〔Redhill〕的牧師講道說，「祂（上帝）在左邊（以左手）行事，我卻不能看見。（約伯記23：9）」……
讓我覺得驚異的是：那麼多言論都在討論國民黨的中國與共產黨的中國，但卻沒有任何言論在討論台灣人民對他們的將來是什麼期望，以及他們的家鄉台灣的將來該如何。我的質問是：「兩個中國的政策是否為真實的選項？」我知道在台灣的國民黨不會接受，雖然我不知道共產黨會如何反應。……
從宗教的愛心出發，關懷台灣人民的困境與對將來的期望，黃彰輝說到這裡，突然靈機一動，脫口而出：
「為什麼不這樣：一個中國，一個福爾摩沙，就像一個印度和一個錫蘭？這樣比兩個中國更實際，反正這就是目前實際的情況。」
在座的人都對這個脫口而出的提議感到驚訝。會後，“D.T.”來找黃彰輝，說那是「好的演說，好的提議」。幾年後，黃彰輝在尼爾斯的一本著作中，看到「一中一台」的建議，以及上述引用〈約伯記〉的那一句話。（註46）
「一個中國、一個台灣，和平共存」，這是非常明確新穎、周全（thoughtful）的政治主張。黃彰輝是在國際場合中提出這個主張的第一人，十一年後的1964年，彭明敏教授才撰寫了〈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
在上面一段話裡，黃彰輝還指出另外一個重點：英文“Chinese”一字非常籠統，常被翻譯成「中國人、中國話」，也被翻譯成「華人、華語」。但是，兩者並不相同。「華人」不一定是「中國人」。絕大多數在台灣、新加坡，與海外各地出生或歸化各國國籍的「華人」，並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可是，當今中國政府卻硬要把世界各地的「華人」認定是「炎黃子孫」的「中國人」。這種狹窄的「種族民族主義」觀念，極易混淆視聽，製造混亂。
重返「第二故鄉」英國
在日內瓦博西開會，並與新舊朋友歡樂相聚大約一個星期之後，黃彰輝抱著興奮期待的心情，重返闊別六年、他所認同的「第二故鄉」英國。十六年前，他在此「首次嘗到自由的滋味」，並留下來居住十年—那自由的滋味，是在日本人與中國人統治下的台灣所享用不到的「禁果」（forbidden fruit）。
戰後的英國還在緩慢地恢復重建，倫敦到處看得到戰時德國對英猛烈空襲後所留下的殘跡。英格蘭長老會海宣會會所在戰時被V2導彈摧毀，尚未重建。一些食物的配給供應持續進行，人民節衣縮食，生活困苦，但是自由氣息依然，溫馨社會依舊。黃彰輝回顧：
大戰使英國失去〔海外的〕帝國，但讓它獲得一個新願景與決心來建立一個更公平、更關懷的社會與國家—「福利的」國家，替代資本主義以及共產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無疑的是全國以及國際的首位領袖。〔他領導英國及同盟國取得戰爭勝利〕。當每一個人心目中還存著活生生戰爭記憶的時候，他〔的保守黨〕選舉卻遭到失敗。除了不列顛之外，全世界必定都為這件事感到驚訝。這是〔人民〕不知感恩呢，或是一個新願景？或就是對民主的某種批判性考驗（critical testing）？我不知道。可是，雖然我也跟許多人一樣感到驚訝，但我喜歡這樣〔的選舉結果與新願景〕。（註47）
確實如此，1945年大戰結束後，戰時內閣必須解散。接下來的大選當中，邱吉爾雖然當選議員，但他所領導的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卻大敗。工黨（Labour Party）大勝，得以組閣。工黨領袖艾德禮（Clement Attlee, 1883-1967）當選首相，邱吉爾正式卸下首相職位。工黨選舉大勝的主要原因是，它提出建設「福利國家」的政見，得到戰後英國貧困社會大眾的認同。
領導英國人民取得戰爭勝利的邱吉爾被拋棄了！英國人民認為戰時的領袖不一定適合擔任戰後重建國家的領袖。國家的政策與方向由人民作決定。邱吉爾後來引用古代希臘作家普魯塔克（Plutarch）的話說：「對他們的偉大人物忘恩負義，是偉大民族的標誌。」這句話，跟黃彰輝所說，該次選舉是「對民主的批判性考驗」，有異曲同工之妙。黃彰輝是有周全批判性（critical and thoughtful）的牧師，而邱吉爾不愧是熟練自信的政治家，1951-1955年英國人民決定，再度請他出任首相。民主政治就是政黨政治，政黨輪替執政，由人民用選票來決定。
工黨領袖艾德禮與保守黨領袖邱吉爾，兩人的外表與行事風格形成強烈的對比。身高五呎九、身材消瘦、說話聲音微小、平時行事低調到不行的艾德禮，「是一隻小老鼠」（一位工黨同僚的日記這麼形容）。而五呎七、體壯、自信、善於自我炫耀的邱吉爾，則像是一隻餵食過度、強壯的鬥牛狗。兩人相比，艾德禮就像是雄獅形影下的小老鼠。
但，事實並非如此，不能以貌取人。艾德禮首相（1945-1951）堅信社會主義政治理念，行事執著。他積極推動社會福利改革，包括全民健保、年金保險、貧困補助救濟，以及煤炭、瓦斯、電氣、鐵道、鋼鐵、英國銀行等企業的國家化，建造不列顛為現代化國家。今日，有許多學者認為艾德禮是20世紀英國最偉大的首相，他的重要性超越邱吉爾。（註48）
黃彰輝對戰後英國歷史的回顧，明顯流露他的政治思想與對英國社會的關懷。他的政治理想是「更公平、更關懷」的「社會福利國家」，而不是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
記得黃彰輝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求學的時候，他最仰慕的人物是基督教社會主義者與活動者：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矢內原忠雄教授，以及反對戰爭、主張社會公義、拯救無數流浪貧民的賀川豐彥牧師。而黃彰輝在英國進修與工作的十年間（1937-1947），則受到英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文化影響。
長久以來，英國有宗教連接社會運動的傳統：基督教徒秉持宗教信仰與愛心，關懷社會政治問題。查理．衛斯理（Charles Wesley, d.1788）和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 d.1791）從事福音傳道主義運動，拯救城市平民的心靈。卜威廉（William Booth）創立「基督教復興協會」（Christian Revival Association. 1859），救濟倫敦貧民；它後來演變成「救世軍」（1870）。弗雷德里克．丹尼森．莫里斯（Frederick D. Maurice, d.1872）和查爾斯．金斯萊（Charles Kingsley, d.1875）提倡「基督教社會主義」，關注工人福利與社會公義，推動平民教育、公共衛生，支持勞工工會。他們強調：社會主義的平等、人道原則，本質上反映基督教義。〈詩篇〉82.3箴言：「為困苦和貧乏的人施公義……，救他們脫離惡人的手。」基督教社會意識激勵希德尼．韋伯（Sidney Webb）和比阿特麗斯．韋伯（Beatrice Webb）夫婦，創立社會主義「費邊社」（Fabian Society, 1884），又進而跟格雷厄姆．華萊士（Graham Wallas）和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創立倫敦政經學院（1895），從事社會主義研究與教育工作。基督教社會主義催生了英國工黨（Labour Party, 1900）的創立。工黨領袖拉姆齊．麥唐納（Ramsay MacDonald）是虔誠的蘇格蘭長老會教徒，擔任英國首相多年（1924；1929-1935）。
所謂「社會主義」，有許多種類，但都認定「古典自由主義」（classical liberalism）意識形態下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laissez-faire capitalism）有個大瑕疵，那就是獨厚資本家，縱任他們剝削勞工階級。但各類社會主義所追求的目標與使用的手段，則各有不同。極左的馬克思社會主義以革命與階級鬥爭為手段，其終極目標是共產主義。但是，由「費邊社」、基督教社會主義，與工會聯盟演變而成的英國工黨，則堅持以漸進、和平、議會、民主的方式，來達到社會主義的目的，強調社會福利：一個公平的社會必須保障每一個人的衣食、居住、教育，與醫療方面的「基本需求」，這樣才符合基督教「博愛」與「公平公義」的精神。
大體上這就是黃彰輝牧師的政治理想。他晚年住在英國寫《回憶與反思》時（1988），還在擔憂福利社會是否會被保守的資本主義取代；蓋1980年代，美、英兩國分別在雷根（Ronald Reagan）與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的強勢主政下，是保守主義橫行的時代：
〔保守黨領袖〕柴契爾夫人正在歡欣慶祝她破紀錄長期間服務當首相。1988年1月4日我在書寫的這個時刻，不禁思考：福利的國家是否即將被「民粹資本主義」所取代？（註49）
1953年8月，黃彰輝在英國停留大約一個星期。英格蘭長老會海宣會幹事芬恩博士（Dr. R. E. Fenn）在倫敦幫他安排了一個聚會，召來一些關心台灣的人士，討論台灣的現況，以及教會和神學院的發展情形。他很高興看到先輩老朋友們：前彰化基督教醫院醫師蘭大衛（Dr. David Landsborough）夫婦、前長榮中學校長萬榮華（Rev. Edward Band）夫婦、英格蘭長老會總幹事希利（Mr. F. G. Healey）夫婦……。更讓他驚喜的是，兩位昔日劍橋西敏斯德學院的同學肯．斯萊克（Ken Slack）和艾倫．普萊斯（Alan Price）也來見面。他們兩人在後來的兩年內，陸續寄來總共三十個茶箱，裡面裝的不是茶葉，而是兩千本書，贈送給台南神學院的圖書館。
為了加強台南神學院的師資，黃彰輝經由芬恩博士安排，拜會了幾所神學院的院長與教授。他帶著興奮的心情回到劍橋母校，拜會埃爾姆斯利（W. Elmslie）院長與懷特霍恩（R. E. Whitehorn）教授，希望推薦南神畢業生張德香到西敏斯德學院進修。其次，黃彰輝到愛丁堡新學院（New College），跟波蒂厄斯（Porteous）教授談得很融洽，欲推薦台大哲學系即將畢業、「相當傑出」的學生宋泉盛來就讀。談好之後，他趕快去探訪住在愛丁堡的老友麥唐諾（MacDonald）夫婦。接著，又前往格拉斯哥（Glasgow）的三一神學院（Trinity College）會見約翰．福斯特（John Foster）教授，建立良好關係，以備將來推選南神畢業生前來進修。南神的創辦者巴克禮牧師（Dr. Thomas Barclay）就是三一學院畢業的傑出校友。
之後黃彰輝從格拉斯哥趕回倫敦，在一間教會進行一場演講，西敏斯德學院的艾姆斯利（Elmslie）院長專程前來當主持人，介紹演講者。不料，當黃彰輝站起來要講話時，卻突然昏倒；原來他在日內瓦時已患感冒，一星期的緊密行程讓他身體透支。等他清醒過來時，聽眾已走掉大半，演講只能取消了。對於這件「丟臉」的事，他耿耿於懷，一直到晚年都還把它記載於《回憶與反思》中。（註50）
從英國回台後，黃彰輝即刻找長老教會總幹事黃武東，討論隔年（1954）將在美國召開「普世教會協會」（WCC）年會與「世界長老會聯盟」（WPA）會議，須提出台灣教會報告。長老教會乃於1954年2月在台南神學院召開六天的研究會。會中黃武東提出他所擬定的、近百頁的〈台灣宣教〉報告書，規劃今後的傳教方針，而它也將成為嗣後十年間「倍加運動」的藍圖。（註51）
1953年，黃彰輝就任台南神學院院長滿四年，也是1949年入學的十二位學生畢業的一年，畢業生包括張德香（畢業後出國留學，後來當南神院長）和高俊明（後來當玉山神學院長，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幹事）。舉行畢業典禮時，由黃院長講道，題目是「耶穌的人道」（the Humanity of Jesus），取自〈馬可福音〉（3:5）。

黃彰輝首倡「一個中國、一個台灣，和平共存」
1953年8月，黃彰輝應邀成為「普世教會協會」（WCC）年會籌備委員，前往瑞士日內瓦博西（Bossey）參與籌備會議，討論1954年將在美國伊凡斯敦（Evanston）舉行的年會細節。
在博西的會場，黃彰輝再次會見范杜蓀博士（Dr. Henry Pitney Van Dusen），並且經由他介紹結識多位重要的教會人士，包括斯里蘭卡（錫蘭）出身的亞洲教會領袖尼爾斯（Dr. D. T. Niles, 1908-1970），大家都以敬愛的語氣叫他“D.T.”。在籌備會議中，「中國問題」成為大家特別關心的議題。曾經在第二次大戰期間被宣傳為英...

「一個中國，一個台灣」，和平共存。—黃彰輝（1953年在日内瓦，為台灣人民自決權發言）
「懷念自決大師黃彰輝博士。」—李登輝前總統
「有他（黃彰輝牧師）這一位上司兼好友，我感到無上光榮。他是位偉人。」—圖屠大主教（Rev. Desmond Tutu，1984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掌控過去的人，掌控未來；掌控現在的人，掌控過去。」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欲滅其國，必先去其史。」—龔自珍（1792-1841），《古史鉤沉論》

許多年輕的台灣人，不知道台灣出了一位國際上鼎鼎大名的神學家與教育家黃彰輝（1914-1988）牧師。他出生於日治時代的彰化，年輕時留學日本東京及英國劍橋，回國後擔任台南神學院院長十六年（1949-1965），培育許多教會及社會人才。隨後，他應邀前往倫敦主持「普世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WCC）神學教育基金會（Theological Education Fund, TEF）十多年（1965-1979）。擔任主任的他，帶領四位副主任〔包括南非的圖屠（Rev. Desmond Tutu）〕，共同在世界各地推動基督教神學教育，對國際神學教育作出重大貢獻。

從宗教的愛心出發，黃彰輝關注世俗人類社會之公平正義。在中國國民黨政權戒嚴統治台灣的「反共抗俄」時代，他關心台灣人民的困境，於1953年在日內瓦WCC委員會議上，最早說出「『一個中國，一個台灣』，和平共存」這句名言，為台灣人民自決權發言。十一年後的1964年，他的後輩友人及同志彭明敏教授跟進，發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

黃彰輝是台灣人權運動的先鋒。誠如張瑞雄牧師所言，他是「台灣人的先覺」，許多本土人士敬仰他。宋泉盛博士尊稱他是「台灣人民自決運動的導師」。而筆者則強調：黃彰輝是「自由人文主義的世界公民」，也是「台灣母語文化的捍衛者」。

今日大多數年輕的台灣人，只會說外來的北京話當「國語」，不會說台灣人的母語，包括福佬、客家，以及原住民的各種語言。這是很可惜的事。他╱她們對自己的母語文化很生疏，也因此對台灣本土的某些重要歷史人物與事物不熟悉。

這樣怪異的現象是誰造成？如何造成？為什麼母語那麼重要？
人用語言來思考，來表達思想與感情。每一種語言都有它獨特的文法、音韻，與智慧；都有它獨特的詞語，含有獨特細膩的情感、思維、價值，與世界觀，不是其他語言所能取代。翻譯成其他語言不可能完全精準。許多細膩的情感只能用音韻（cadence） 來意會，不能用文字來傳達，這就是每一種語言之所以獨特奧妙之所在。譬如：台灣本土的台灣福佬話「布袋戲」（Po te hi）或「歌仔戲」（Kua a hi），假如用「國語」來演，那麼就變了調，完全失去了本土的情調！不懂母語的年輕人，就無法分享爸爸媽媽、阿公阿嬤的心思、感覺，與樂趣。 這是世代之間感情疏離隔閡，以及文化智慧傳承斷裂的一例。

目前世界上僅存的六千種語言，是人類共同的、寶貴的文化遺產，必須珍惜保護。語言不僅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工具，而且含有思想與情感，而思想與情感來自同一族群共同的生活經驗。每一族群以其母語來傳承其歷史文化。母語的消失，即是該族群歷史文化記憶之消逝。失去記憶的族群就是失去了靈魂，該族群就名存實亡。

總之，黃彰輝認為，「母語是每一個人所以生存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說母語跟呼吸一樣，是生命的一部分，不容被侵犯。說母語是每個人不可被剝奪的基本人權。全世界每一個族群的母語都必須被尊重與珍惜。

可是，近一百多年間，台灣的外來殖民統治者打壓本土台灣人各族群的母語（包括閩南福佬話、客語、原住民各族語言），以期控制人民的思想、操控人民的文化與政治認同。殖民政權獨尊外來統治者的語言當作「國語」，以便掌控歷史的解釋權––掌權者獨斷決定是非、善惡標準，以自我合理化其統治的正當性（legitimacy）；成者王侯，敗者賊。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寫道：「掌控過去的人，掌控未來；掌控現在的人，掌控過去。」（“ Who controls the past controls the future；who controls the present controls the past.”）殖民統治者壟斷「真理」，意圖掌控過去、現在，與未來。

在台灣歷史上諸多外來的統治政權當中，來自日本與中國的殖民統治政權造成最大的文化衝擊。在五十年的日本統治時代（1895-1945），統治者獨尊日語作「國語」（kokugo），打壓台灣人的母語。黃彰輝（1914-1988）在當時出生、成長、受教育。他就讀頂尖的東京帝國大學，精通日語當「國語」，但他對殖民統治者歧視台灣人、打壓台灣母語，深惡痛絕。小時候他跟日本小孩打架；成長以後，大學剛畢業，他跟中學將畢業的弟弟說台語，被日本教官聽到，致使弟弟被怒罵與罰跪，這羞辱令他畢生難忘。所幸，1945年日本人戰敗離台時，台灣母語文化不但沒被消滅，還吸取許多日本文化的新養分。

然而，自從1945年中國國民黨來到台灣之後，它比日本統治者更嚴厲。它執政長達六十三年（1945-2000；2008-2016），掌控台灣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在三十八年的戒嚴時代（1949-1987）以及之後的執政時期，國民黨掌控龐大的國家機器與資源，強制推行「黨國思想教育」的中國史觀，獨尊中國的北京話作「國語」，歧視打壓台灣人的母語。導致今日台灣人各族群的母語文化傳統、奄奄一息，急待搶救。這就是中國國民黨統治台灣的「傑作」！

「欲滅其國，必先去其史」，清末中國學者龔自珍（1792-1841）的這句話，是對歷史與時勢尖銳的觀察。中國國民黨打壓台灣人的母語，以及中國共產黨打壓圖博人和維吾爾人的母語，都企圖殲滅各族群的獨特歷史文化、強迫他們臣服於中國黨國極權統治之下。

外來的殖民統治者，最忌諱人民用自己的語言來獨立思考、來表達認同本土的感情；統治者最忌諱有自由思想的人民、有批判性的社會、政治意識，足以判斷是非、真偽。哈佛大學神學教授 貝爾納．洛內甘（Bernard Lonergan, 1904-1984）有一句名言：「當一隻動物沒事做，牠就睡覺；當一個人沒事做，他可能就提出問題來質問。」這乃是人跟其他動物不同之所在。

黃彰輝的一生，橫跨兩個外來的殖民統治時代，見證日本人以及中國人統治下台灣重大的歷史變遷與延續。

本書旨在探討三個面相：
第一、黃彰輝的宗教與政治思想如何形成？這可從他的家庭背景、成長過程、接受教育、留學東京與劍橋，以及生活經驗中，加以探討。在他的人生經驗中，有許多事件與海內外人物、學者、神學家，影響他對人生、宗教、政治與世界的看法。

第二、黃彰輝如何以行動表現他的思想與理念？他從事宗教、社會、政治與教育活動，重建、強化台南神學院，提倡母語文化，參與創立台灣第一所基督教（東海）大學，倡導「台灣人民自決運動」，主持普世教會協會「神學教育基金會」，在世界各地推動神學教育。回顧黃彰輝一生走過的道路，有助於我們瞭解二十世紀台灣歷史的演變。

第三、緬懷黃彰輝的貢獻。他提出神學的「在地化」（indigenization ）與「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或譯為「情境化」、「實況化」），對世界各地基督教神學的發展作出重大貢獻。他的神學思想催生台灣鄉土神學的發展，在國民黨政權獨尊「國語」、打壓台灣母語的時代，黃院長主持下的台南神學院，堅持以台語與英語教學，而成為台灣母語文化的堡壘，一直保持到今日。這在母語快速流失的台灣，是非常寶貴的貢獻。

眾所皆知，1970年代，黃彰輝在海外號召同志發起「台灣人民自決運動」，而響應他的學生及後輩在台灣發動的人權運動，對台灣的自由民主化作出重大的貢獻。

黃彰輝雖然在1988年去世，但他的思想持續影響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以及一般社會，包括台灣各神學院師生踴躍參與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催促政治社會的轉型正義。

李登輝前總統在〈懷念自決大師黃彰輝博士〉一文裡寫道：「我們懷念黃彰輝博士，因為他提醒我們深切反省神賦予世人自決權的原始目的，……包括了要求我們去作一個友愛、有道德使命，並愛護真理的人。」

總之，自決大師黃彰輝在台灣史上扮演多方面重要的領導角色，但是卻有許多台灣的年輕人不清楚。台灣的教會歷史研究者跟本土歷史學界，甚少對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雖然是少數宗教團體，但它對於引進現代醫學、教育、科學知識，推動本土文化，以及政治自由民主化，都作出極大的貢獻；而且教會歷史的研究，也有相當可觀的成果。但是，問題在於沒把它融入一般台灣史的故事裡，好像教會史與台灣史互不相關。

黃彰輝生前多次強調基督教會要摒棄「自我隔離的心態」（ghetto mentality）、要融入本地社會。早在半個世紀之前（1965年），他就尖銳地指出台灣神學教育之缺失即是「太內向」（too introverted），至今竟猶然。我們祈望諸位教會歷史學者要趕快跟台灣歷史學家進行對話與合作，將基督教會歷史融入台灣通史的教科書裡，讓台灣的年輕人認識台灣的歷史—沒有被外來統治者扭曲的「台灣人的台灣史」。

筆者不是基督徒，只是一個關心人類社會文化的歷史工作者，試圖從世俗的觀點來論述一位傑出的台灣人神學家、教育家黃彰輝的故事。有別於張瑞雄牧師的傳記佳作《台灣人的先覺—黃彰輝》，拙著嘗試以非教徒的俗世視角切入，著重探討黃彰輝的思想與活動，以及其時代的政治社會情景。

台灣是一個有多元族群、母語文化、宗教信仰，自由開放的海島國家。不論何時從何地來台，凡是認同台灣為家鄉、為唯一最優先的祖國的人，都是台灣人。願大家共同來關懷台灣的土地與人民，共同書寫「台灣人的台灣史」—藉以促進「台灣公民國家意識」（Taiwanese civic national consciousness）以及「多元母語文化之本土意識」。台灣歷史不是孤立發展，而是一直與世界各地相連接。台灣歷史教育的「轉型正義」之道，在於以台灣為主體，推行教育「本土化」（indigenization）以及「全球化」（globalization）：定根本土，放眼全世界，擁抱自由、民主、人權與和平的「普世價值」。這也是畢生從事神學與教育工作的黃彰輝博士對台灣的祈望。

許多學術著作，喜歡用艱難的術語（jargon）和數據 ，來表示「科學、客觀、中立」，試圖掩蓋作者的意識形態及政治立場。但筆者認為嚴肅的論述著作，可用白話直說，誠實地表示作者的立場，也可引用相關的軼事（anecdotes）細節，以例證論述重點。拙著試圖盡量避免學術術語，但仍須兼顧學術性與通俗可讀性—輕鬆地用白話俗語直說，但力求每句話都有憑據。所以，筆者必須謹慎推敲每一個字句。這麼說，也可當作思索遲鈍、略遜文采、寫四年多才完稿的藉口吧。相信書中仍有許多缺失，就等待明眼的讀者來指正了。

「本土化」與「全球化」（或稱「世界化」、「普世化」）相輔相成。這是一個重要的觀念，也是本書的一個主題。下面例舉美國「本土作家」馬克．吐溫（Mark Twain, 1835-1910）的一則小故事來說明：
馬克．吐溫小時候，家裡雇用一個名叫山迪（Sandy）的黑奴小男孩。山迪來自馬里蘭州（Maryland）東海岸。他從小就被強行帶離家人與親朋好友，被賣到半個美洲之遙的中南部地方。他是一個活潑、無辜、善良，但無比吵鬧的小孩。「他整天都不斷地在唱歌、吹口哨、呼叫、吶喊、大笑……令人聽來生氣、潰敗、受不了！」終於，有一天，小馬克．吐溫忍不住生氣了，憤憤地跑去告訴母親說：「山迪已經持續唱歌唱了整整一個小時，我再也不能忍受了，可否請母親去叫他閉嘴？」

這時候，只看到母親紅了眼，兩行淚水直流，雙唇發抖地說：「這可憐的小孩，當他唱歌時，就是他不在記憶的時候；這令我放心。但當他安靜時，我怕他會思考，這令我難過。他永遠無法再見到他的媽媽了！假如他能唱歌，我不能阻止他，只能心存感激。如果你年紀大些，就會懂得我的意思。那麼，這個失親小孩的聲音，就會讓你感到愉快了。」
小馬克．吐溫瞭解了。從此以後，山迪的聲音不再令他厭煩。

馬克．吐溫敘述這令人感動的小故事，是最「本土的」，也是最「普世的」。無論讀者是什麼人種、國籍，或宗教信仰，都會感動流淚！

馬克．吐溫的名著《頑童歷險記》（Huckleberry Finn, 1884）對19世紀中葉、美國南部奴隸社會之生活紀實，是最「本土的」；而他對人性的細膩觀察、真切描述，也是最「普世的」，因為不同地方、族群、國籍、宗教的人，都有共同的人性 、人道（common humanity）。馬克．吐溫屬於美國，也屬於全世界。
本書的主人翁黃彰輝是捍衛「本土母語文化」的台灣人，也是自由人文主義的「世界公民」。他屬於台灣，也屬於全世界。台灣、日本、加拿大的學術機構都頒授給他榮譽神學博士學位（Honorary Doctor of Divinity）。

蔡榮芳 於紐約
2019年10月11日

「一個中國，一個台灣」，和平共存。—黃彰輝（1953年在日内瓦，為台灣人民自決權發言）
「懷念自決大師黃彰輝博士。」—李登輝前總統
「有他（黃彰輝牧師）這一位上司兼好友，我感到無上光榮。他是位偉人。」—圖屠大主教（Rev. Desmond Tutu，1984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掌控過去的人，掌控未來；掌控現在的人，掌控過去。」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欲滅其國，必先去其史。」—龔自珍（1792-1841），《古史鉤沉論》

許多年輕的台灣人，不知道台灣出了一位國際上鼎鼎大名的神學家與教育家黃彰輝（1914-1988）牧師。他...

推薦序1 平易而學術內涵豐富的傳記史學佳作 李鴻禧
推薦序2 為「彰輝仙」寫新傳 鄭仰恩
作者序

1 緒言：西歐基督教社會之政教關係，從保守勢力到自由主義
中世紀歐洲基督教會是社會保守勢力的大本營
中世紀西歐基督教社會的政教競合，種下自由主義幼苗
近代西歐政教關係的歷史經驗：自由主義終勝獨裁專制
關懷公共社會的入世宗教傳統

2 蘇格蘭啟蒙思潮，傳統台灣人家庭，與日本文化教育
「啟蒙運動」思潮
蘇格蘭「教育式啟蒙運動」
西洋傳教士帶來福音、「現代化」啟蒙知識、「本土化」價值觀
兩代牧師家庭
福音與在地文化
台灣人的傳統家庭倫理
厄運連連，宗教心靈的覺醒
長老教會中學與東京青山學院附屬中學
台北高等學校

3 東京帝國大學期間（1934-1937）讀哲學：東、西洋學者之影響
主修哲學
蘇格蘭啟蒙哲學家大衛．休姆引起他的興趣
東、西洋宗教哲學之印證：佛教與基督教
「仁」與「博愛」之融合
三木清的影響
住宿「基督教青年會學寮」（YMCA）
尼采的先見之明
〈不安的倫理性〉: 奧古斯丁、巴斯卡、海德格
矢內原忠雄的影響
「用母語禱告，上帝比較會細心聆聽！」
賀川豐彥之影響
父親黃俟命牧師來訪
「嘸甘願」事件

4 劍橋與倫敦大學時期（1937-1947）:危機神學
初次感受自由開放的英國政治文化（1937）
劍橋西敏斯德學院（1938-1941）
基督教存在主義之父：齊克果
俗世存在主義者：沙特
危機神學家：巴特與布魯納
黃彰輝對歐洲時事與神學發展的反應
劍橋神學教授約翰．歐曼：「宗教即是世俗」
日本國籍的困擾
「先生」跟「生徒們」亦師亦友
異族通婚遭到歧視與壓力
關注日本殖民統治者對台灣基督教會之壓迫
返回台灣接受挑戰

5 台南神學院院長任內（1949-1965），海內外宗教活動表達政治理念
回到被蹂躪摧殘的台灣
任教母校長榮中學（1947-1948）
台南神學院復校
經濟社會恐慌、政治恐怖的時代
幾萬受難家族中的一例：林茂生博士的遺族
主持台南神學院
開明的台灣省主席吳國楨
家庭與神學院遭受困擾
黃彰輝首倡「一個中國、一個台灣，和平共存」
重返「第二故鄉」英國
初訪美國的印象
雷茵霍．尼布爾：教徒與教會是社會的良心
黃彰輝與尼布爾晤談
宗教與世俗的關係之辯論
在美國伊凡斯敦市

6 參與創立東海大學：宗教、政治，與自由人文主義教育
李伯來台跟黃彰輝商討創立基督教大學
芳威廉、黃武東、葛蘭翰的籌備工作
理想：崇尚自由及基督教人文主義精神的大學
東海大學董事會的成立
黃彰輝、范杜蓀及芳威廉的會談
董事會保守派與自由派的角力
曾約農校長的貢獻與願景
亞洲基金會的白克文老師
「反攻大陸」對照「認同台灣是故鄉」的智慧
曾約農校長與芳威廉博士意見相左
從曾校長辭職事件看1950-1960年代台灣政治社會情況
東海大學成為大陸人與外籍人士主導的大學
吳德耀校長：世界公民，自由主義的國際觀
在東海大學第一屆畢業典禮以台灣母語祝福

7 倍加運動，彭明敏事件前後及宣教百年大慶
「倍加運動」（1954-1965）
在紐約協和神學院講學、研究（1959-1960）
返回台灣繼續工作
「倍加運動」促進教會對台灣鄉土社會的體認與關懷
黃彰輝與彭明敏先後提出台灣人自決主張
麥堅泰牧師挺蔣，對抗WCC與長老教會
長老教會宣教百年大慶
辭去台南神學院院長

8 「基督教對世界的政治責任」，宗教對話與「處境化神學」
主持普世「神學教育基金會」
「政治中立是不可能的事」
基督教的政治責任
存在主義神學家田立克引起共鳴
對巴特「超自然」啟示神學之質疑與批評
從基督教、佛教與儒家倫理觀點思考人生問題
尋求「身分認同」，提出「處境化神學」
「處境化神學」
宗教與母語文化

9 台灣人民自決運動：「一個中國、一個台灣」和平共存
長老教會的〈國是聲明〉
海外台灣基督徒的響應
「台灣人民自決運動」
伍伯塔—巴門「今日台灣人民的拯救」協議會
沈劍虹勸誘自決運動領導者回台未果
黃彰輝呼應《紐約時報》社論〈台灣的前途〉
長老教會第二次聲明：〈我們的呼籲〉
長老教會第三次聲明：〈人權宣言〉
《美麗島》事件
備受敬重的遊說大老
解嚴後回台訪問
與國民黨秘書長李煥談話
與李登輝副總統晤談
晚年的黃彰輝牧師
「他有英國紳士派頭，日本禪師氣質，又有台灣人的率直」
「歷史即是當代」
壯志未酬身先死

10 結論：過去與現在的對話，台灣建國及文藝復興之道
「處境化神學」與公平正義之文化價值
從「台灣人」、「日本人」、「中國人」、「英國人」，到台灣人的「世界公民」
檢視「黨國文化」遺緒與「兩岸文化交流」（以東海大學為例）
台灣建國及文藝復興之道
「處境化神學」催生台灣鄉土神學
「處境化神學」之實踐：參與「太陽花」學運
黃彰輝的思想與活動之當代歷史意義及啟示
總結本書論述

附錄（首屆校友回憶：東海大學創校董事黃彰輝自由人文主義思想之實踐）
（A）東海大學曾經是台灣自由主義思想的重鎮
（B）通才教育、人文心靈價值與影視藝術

致謝

推薦序1 平易而學術內涵豐富的傳記史學佳作 李鴻禧
推薦序2 為「彰輝仙」寫新傳 鄭仰恩
作者序

1 緒言：西歐基督教社會之政教關係，從保守勢力到自由主義
中世紀歐洲基督教會是社會保守勢力的大本營
中世紀西歐基督教社會的政教競合，種下自由主義幼苗
近代西歐政教關係的歷史經驗：自由主義終勝獨裁專制
關懷公共社會的入世宗教傳統

2 蘇格蘭啟蒙思潮，傳統台灣人家庭，與日本文化教育
「啟蒙運動」思潮
蘇格蘭「教育式啟蒙運動」
西洋傳教士帶來福音、「現代化」啟蒙知識、「本土化」價值觀
兩代牧師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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