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與批評
由於近來有些畫家、作曲家、詩人準備發起一項文藝復興運動，而我在《文星》上寫了幾篇試探性的短文，遂引起文藝界某些人士的關切。一種意見在提出後，有了反應，無論如何總是好事。某些反應是善意的，例如方以直先生在《徵信新聞》上發表的文章。我們深為這種友情所鼓舞。
但是另有一些反應，雖早在我們意料之中，仍令人感到有些遺憾。有人說，余光中要「回國」了，他那條現代詩的路走不通了，終於要向傳統投降了。有些人說，在詩中用幾個典故，或是發懷古之幽思，不得謂之認識傳統。對於這些見解，我無意浪費藍墨水，作無益的爭辯。不錯，我是要回國的，正如劉國松、楊英風、許常惠要回國一樣，可是我並不準備回國打麻將，或是開同鄉會，或是躲到漢家陵闕裡去看西風殘照。我只是不甘心做孝子，也不放心做浪子，只是嘗試尋找，看有沒有做第三種子弟的可能。至於孝子、浪子，甚至「父老們」高興不高興，我是不在乎的。
真正的回國，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更不是一念懷鄉，就可以即時命駕的。方以直先生說，他願意在松山機場歡迎浪子回國。他的話很有風趣，可是他的原意，我想，不會是指那些在海關檢查時被人發現腦中空空囊中也空空的赤貧歸僑吧。
「回國」並不意味著放棄「西化」。五四迄今，近半世紀，「西化」的努力仍然不夠，其成就仍然可憐。最值得注意的是：浪子們儘管高呼「全盤西化」，對於西洋的現代文藝，並無若何介紹。「回國」與「西化」是達到此一目的之手段之一。因此，如果有人誤認我們要放棄對於西洋文藝的介紹，那是很不幸的。
要介紹西洋文藝，尤其是文學，翻譯是最直接可靠的手段。翻譯對文學的貢獻，遠比我們想像的偉大。在中世紀的歐洲，許多國家只有翻譯文學，而無創作文學。影響英國文學最大的一部作品，便是一六一一年英譯本的《聖經》。許多不能直接閱讀原文的作家，如莎士比亞、班揚、濟慈，都自翻譯作品吸收了豐富的營養。
然而翻譯是一種很苦的工作，也是一種很難的藝術。大翻譯家都是高明的「文字的媒婆」，他得具有一種能力，將兩種並非一見鍾情甚至是冤家的文字，配成情投意合的一對佳偶。將外文譯成中文，需要該種外文的理解力和中文的表達力。許多「翻譯家」空負盛名，如果將他們的翻譯拿來和原文仔細對照，其錯誤之多，其錯誤之牛頭不對馬嘴，是驚人的。例如某位「名家」，在譯培根散文時，就將 divers faces（各種面容）譯成「潛水夫的臉」。又如某詩人，便將 dropping slow 譯成「落雪」，復將浩司曼詩中的「時態」整個看錯。原是過去與現在的對照，給看成都是現在的描寫，簡直荒唐。創作的高下，容有見仁見智之差。翻譯則除了高下之差，尚有正誤之分，苟無充分把握，實在不必自誤誤人。
翻譯之外，尚有批評。批評之難尤甚於翻譯。我們可說某篇翻譯是正確的翻譯，但無法有把握地說某篇批評是正確的批評。創作可以憑「才氣」，批評卻需要大量的學問和灼見。梁實秋先生曾說，我們能有「天才的作家」，但不能有「天才的批評家」。作家可以有所偏好，走自己的窄路；批評家必須視野廣闊，始能綜觀全局，有輕重，有比例。換言之，批評家必須兼諳各家各派的風格，他必須博覽典籍。自由中國文壇的學術水準甚低，因此我們的文學批評也最貧乏。
要做一個夠資格的批評家，我以為應具下列各種起碼的條件：
（一）他必須精通（至少一種）外文，才能有原文的直接知識。必須如此，他才能不仰賴別人的翻譯。如果一個批評家要從中譯本去認識莎士比亞，或從日文論述中去研究里爾克，那將是徒勞。（二）他必須精通該國的文學史。這就是說，他必須對該國的文學具有歷史的透視。必如此，他對於某一作家的認識始能免於孤立絕緣的真空狀態。必如此，他才能見出拜倫和頗普的關係，或是康明思多受莎士比亞的影響。批評家必須胸有森林，始能說出目中的樹有多高多大。（三）批評家必須學有所專。他要介紹但丁，必先懂得耶教；要評述雪萊，最好先讀柏拉圖；要攻擊傑佛斯，不能對於尼采一無所知。一位批評家不解清教為何物而要喋喋不休地談論霍桑的小說，是不可思議的。（四）他必須是個相當出色的散文家。他的散文應該別具一種風格，而不得僅為表達思想之工具。我們很難想像，一位筆鋒遲鈍的批評家如何介紹王爾德，也無法相信，一個四平八穩的庸才攫住康明思的文字遊戲。一篇上乘的批評文章，警語成串，靈感閃爍，自身就是一個欣賞的對象。誰耐煩去看資料的堆積和教條的練習？
我不敢武斷地說，自由中國的創作不如西洋，但我敢說，我們的翻譯和批評實在太少也太差了。要提高我們的文學創作水準和作家一般的修養，我們需要大量而優秀的翻譯家和批評家。至少在往後的五年內，我們應朝這方面去努力。
——出自一九六四年《掌上雨》
附註：方以直即王鼎鈞先生的筆名。
翻譯乃大道
去年九月，沈謙先生在《幼獅少年》上評析我的散文，說我「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偶爾伸出第三隻手寫評論和翻譯。」沈先生在該文對我的過譽愧不敢當，但這「偶爾」二字，我卻受之不甘。我這一生對翻譯的態度，是認真追求，而非逢場調戲。迄今我已譯過十本書，其中包括詩、小說、戲劇。去年我就譯了王爾德的《不可兒戲》和《土耳其現代詩選》；歐威爾的一九八四竟成了我的翻譯年。其實，我的「譯績」也不限於那十本書，因為在我的論文裡，每逢引用英文的詩文，幾乎都是自己動手來譯。就算都譯錯了，至少也得稱我一聲「慣犯」，不是偶然。 作者最怕江郎才盡，譯者卻不怕。譯者的本領應該是「與歲俱增」，老而愈醇。一旦我江郎才盡，總有許多好書等我去譯，不至於老來無事，交回彩筆。我心底要譯的書太多了，尤其熱中於西方畫家的傳記，只等退休之日，便可以動工。人壽有限，將來我能否再譯十本書，自然大有問題。不過這豪邁的心願，在獨自遐想的時候，總不失為一種安慰。 翻譯的境界可高可低。高，可以影響一國之文化。低，可以贏得一筆稿費。在所有稿費之中，譯稿所得是最可靠的了。寫其他的稿，要找題材。唯獨翻譯只需具備技巧和見識，而世界上的好書是譯不盡的。只要你不跟人爭諾貝爾的名著或是榜上的暢銷書，大可從從容容譯你自己重視的好書。有一次我在香港翻譯學會的午餐會上演講，開玩笑說：「我寫詩，是為了自娛。寫散文，是取悅大眾。寫書評，是取悅朋友。翻譯，卻是取悅太太。」 從高處看，翻譯對文化可以發生重大的影響。兩千年來，影響歐洲文化最重要的一部巨著，是《聖經》。舊約大部分是用希伯萊文寫成，其餘是用希臘文和阿拉姆文；新約則成於希臘文。天主教會採用的，是第四世紀高僧聖傑洛姆主持的拉丁文譯文，所謂「普及本」（the Vulgate）。英國人習用的所謂「欽定本」（the Authorized Version）譯於一六一一年。德國人習用的則是一五三四年馬丁路德的譯本。兩千年來，從高僧到俗民，歐美人習用的《聖經》根本就是一部大譯書，有的甚至是轉了幾手的重譯。我們簡直可以說：沒有翻譯就沒有基督教。（同理，沒有翻譯也就沒有佛教。） 「欽定本」的聖經對十七世紀以來的英國文學，尤其是散文的寫作，一直有不可磨滅的影響。從班揚以降，那一位文豪不是捧著這譯本長大的呢？在整個中世紀的歐洲文學裡，翻譯起過鉅大的作用。以拉丁文的《不列顛帝王史》為例：此書原為蒙邁司之傑夫禮所撰，先後由蓋馬與魏斯譯成法文，最後又有人轉譯成英文，變成了有名的亞瑟王武士傳奇。 翻譯絕對不是小道，但也並不限於專家。林琴南在五四時代，一面抵死反對白話文，另一面卻在不識ABC的情況下，用桐城派的筆法譯了一百七十一種西方小說，無意之間做了新文學的功臣。
———一九八五年二月三日《聯副》，出自一九八八年《憑一張地圖》
譯者獨憔悴
中文大學翻譯中心主編的半月刊《譯叢》（Renditions）最近的一期是當代中國文學專號，對於臺灣、香港、大陸的文學批評、詩、小說、戲劇四項都有譯介。臺灣詩人入選者為渡也、李男、羅青、德亮、吳晟、向陽；譯介則出於張錯之手。這本《譯叢》是十六開的大型中譯英期刊，由宋淇主編，無論取材、文筆、編排、插圖、校對各方面，都很考究，在國際上頗受重視。 香港沒有《聯合文學》這樣的巨型文學期刊，臺灣也推不出《譯叢》那樣的巨型翻譯刊物。香港的文學不及臺灣之盛，但是香港在翻譯上的成就值得臺灣注意。中文版的《讀者文摘》該是海外最暢銷的中文刊物。以前的《今日世界》曾盛極一時，而那一套《今日世界叢書》無論在質量或稿酬上都堪稱領先。中文大學設有翻譯系，供各系主修生選為副系，一度由我主持，目前系主任為孫述宇先生，並增設碩士班。香港還有一個翻譯學會，在定期的餐會上請翻譯學者輪流演講，並曾頒獎給高克毅、劉殿爵等譯界名家。大規模的翻譯研討會兩度在此地舉辦：一九六九年研討的是英譯中，一九七五年研討的是中譯英。至於翻譯比賽，此地也常舉辦。 在臺灣的各大學裡，翻譯幾乎是冷門課，系方、授者與學生三方面都顯得不夠重視。這一門課實在也不好教，因為學生難得兼通兩頭的文字，所以常見的困局是：教英譯中時像在改中文作文，反之，又像在改英文作文。另一方面呢，中英文兼通而又有翻譯經驗的教師，也頗難求。據我所知，有些教師並不詳改作業。 大學教師申請升等，規定不得提交翻譯。這規定當然有理，可是千萬教師裡面，對本行真有創見的人並不很多，結果所提論文往往東抄西襲，或改頭換面，或移植器官，對作者和審查者真是一大浪費。其實踏踏實實的翻譯遠勝於拼拼湊湊的創作。如果玄奘、鳩摩羅什、聖吉洛姆、馬丁路德等譯家來求教授之職，我會毫不考慮地優先錄用，而把可疑的二流學者壓在後面。我甚至主張：助教升講師，不妨逕以翻譯代替創作。 在文壇上，譯者永遠是冷門人物，稿酬比人低，名氣比人小，書評家也絕少惠加青睞。其實，譯一頁作品有時比寫一頁更難；譯詩，譯雙關語，譯密度大的文字，都需要才學兼備的高手。書譯好了，大家就稱讚原作者；譯壞了呢，就回頭來罵譯者。批評家的地位清高，翻譯家呢，只落得個清苦。 獎金滿臺灣，譯者獨憔悴。文學獎照例頒給小說家、散文家、詩人；但是除了前年的金鼎獎之外，似乎迄今還沒有什麼獎金惠及譯者。我們在翻譯上的成就，遠不如歐美與日本。香港所出版的《今日世界叢書》，所以成績可觀，全因美國肯花錢。真希望我們的文化機構能設一個翻譯獎。近日在一個國際會議上，聽大陸通日文的某作家說，豐子愷所譯《源氏物語》毛病頗多。我立刻想到林文月女士的此書中譯本。為了這部名著，她先是譯了五年，繼而改了一年，所費心血，可想而知。像她這樣有貢獻的譯者，當然還有幾位。在某些作家再三得獎之餘，久受冷落的譯者不應該獲得一點鼓勵麼？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日《聯副》，出自一九八八年《憑一張地圖》
論中文之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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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和錢幣是人與人交往的重要工具。同胞之間，語言相通，幣制統一，往來應無問題，但是和外國人往來，錢幣就必須折合，而語言就必須翻譯。折合外幣，只須硬性規定；翻譯外文，卻沒有那麼簡單，有時折而不合，簡直要用「現金」交易。所以Kung Fu在英文裡大行其道，而「新潮」、「迷你」之類也流行於中文。外來語侵入中文，程度上頗有差別。「新潮」只是譯意，「迷你」則是譯音。民初的外語音譯，例如「巴立門」、「海乙那」、「羅曼蒂克」、「煙士披里純」、「德謨克拉西」等等，現在大半改用意譯，只有在取笑的時候才偶一引用了。真正的「現金」交易，是直引原文，這在二十年代最為流行：郭沫若的詩中，時而symphony，時而pioneer，時而gasoline，今日看來，顯得十分幼稚。 英國作家常引拉丁文，帝俄作家常引法文，本是文化交流不可避免的現象。今日阿剌伯的數字通行世界，也可算是一種「阿化」：西方書中，仍有少數在用羅馬數字，畢竟是漸行淘汰了。中國的文化博大而悠久，語文上受外來的影響歷來不大；比起西歐語文字根之雜，更覺中文之純。英國九百年前亡於法系的諾曼第，至今英文之中法文的成份極重，許多「體面」字眼都來自法文。例如pretty一字，意為「漂亮」，但要意指美得高雅拔俗，卻要說beautiful——究其語根，則pretty出於條頓族之古英文，故較「村野」，而beautiful出於古法文，更可上溯拉丁文，故較「高貴」。在莎劇中，丹麥王子臨死前喘息說： Absent thee from felicity a while, And in this harsh world draw thy breath in pain, 歷來評家交相推許，正因前句死的舒解和後句生的掙扎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而absent和felicity兩個複音字都源出拉丁，從古法文傳來，harsh, world, draw, breath四個單音字卻都是古英文的土產。在文化上，統治者帶來的法文自然比較「高貴」。相對而言，中國兩度亡於異族，但中文的「蒙古化」和「滿化」卻是極其有限的。倒是文化深厚的印度，憑宗教的力量影響了我們近兩千年之久。但是，儘管佛教成為我國三大宗教之一，且影響我國的哲學、文學、藝術等等至為深遠，梵文對中文的影響卻似乎有限。最淺顯的一面，當然是留下了一些名詞的音譯或意譯。菩薩、羅漢、浮圖、涅槃、頭陀、行者、沙彌之類的字眼，久已成為中文的一部份了。我們習焉不察，似乎「和尚」本是中文，其實這字眼也源於梵文，據說是正確譯音「鄔波脩耶」在西域語中的訛譯。又如中文裡面雖有「檀越」一詞，而一般和尚卻常用「施主」而不叫「檀越」。 梵文對於中文的影響，畢竟限於佛經的翻譯，作用的範圍仍以宗教為主，作用的對象不外乎僧侶和少數高士。劉禹錫「可以調素琴，閱金經」，李賀「楞伽堆案前，楚辭繫肘後」，柳宗元「閒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其實真解梵文的讀書人，恐怕寥寥無幾。到了現代，英文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不但藉基督教以廣傳播，而且納入教育正軌，成為必修課程，比起梵文來，實在普遍得多，但對中文的害處，當然也相應增加。佛教傳入中國之初，中國文化正當盛期，中文的生命厚實穩固，自有足夠的力量加以吸收。但民初以來，西方文化藉英文及翻譯大量輸入，卻正值中國文化趨於式微，文言的生命已經僵化，白話猶在牙牙學語的稚齡，力氣不足，遂有消化不良的現象。梵文對中文的影響似乎止於詞彙，英文對中文的影響已經滲入文法。前者的作用止於表皮，後者的作用已達周身的關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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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前，新文化運動發軔之初，一般學者的論調極端西化，語文方面的主張也不例外。早在民國七年三月十四日，錢玄同在〈中國今後文字問題〉一文中就說：「中國文字，論其字形，則非拼音而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於識，不便於寫；論其字義，則意義含糊，文法極不精密；論其在今日學問上之應用，則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詞，一無所有；論其過去之歷史，則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為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記號……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至廢漢文之後，應代以何種文字，此固非一人所能論定；玄同之意，則以為當採用文法簡賅，發音整齊，語根精良之人為的文字Esperanto。唯Esperanto現在尚在提倡之時，漢語一時亦未能遽爾消滅；此過渡之短時期中，竊謂有一辦法：則用某一種外國文字為國文之補助……照現在中國學校情形而論，似乎英文已成習慣，則用英文可也；或謂法蘭西為世界文明之先導，當用法文……從中學起，除國文及本國史地外，其餘科目，悉讀西文原書。如此，則舊文字之勢力，既用種種方法力求滅殺，而其毒燄或可大減——既廢文言而用白話，則在普通教育範圍之內，斷不必讀什麼『古文』發昏作夢的話……新學問之輸入，又因直用西文原書之故，而其觀念當可正確矣。」 在錢文之前，《新世紀》第四十號已發表吳稚暉的意見：「中國文字，遲早必廢。欲為暫時之改良，莫若限制字數；凡較僻之字，皆棄而不用，有如日本之限制漢文……若為限制行用之字所發揮不足者，即可攙入萬國新語（即Esperanto）；以便漸攙漸多，將漢文漸廢。」 錢文既刊之後，胡適和陳獨秀立表贊同。胡適說：「我以為中國將來應該有拼音的文字。但是文言中單音太多，絕不能變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須先用白話文字來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後把白話的文字變成拼音的文字。」陳獨秀則說：「吳先生『中國文字，遲早必廢』之說，淺人聞之，雖必駭怪；循之進化公例，恐終無可逃，惟僅廢中國文字乎？抑並廢中國言語乎？此二者關係密切，而性質不同之問題也，各國反對廢國文者，皆破滅累世文學為最大理由，然中國文字，既難傳載新事新理，且為腐毒思想之巢窟，廢之誠不足惜……當此過渡時期，惟有先廢漢文，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母書之。」 六十年後重讀這些文章，其幼稚與偏激，令人不能置信。所謂世界語，始終不成氣候，將來可見也難成功。至於中文，豈是少數一廂情願的「革命家」所能廢止？即使是在中國大陸，即使是在文革期間，中文也只做到字體簡化，不能改為拼音，更不用提什麼廢止。六十年來，中文不但廢止不了，而且隨教育的普及更形普及，近年西方學生來中國學習中文的，更是越來越多。我國學者和外國的漢學家，對中國古典文學不但肯定其價值，而且加強其評析，並不當它做「腐毒思想之巢窟」。六十年來，我國的作家一代接一代努力創作，累積下來的成就足以說明，用白話文也可以寫出優秀的詩、散文、小說、評論。 但是六十年前，所謂文學革命的健將，一味鼓吹西化，並未遠矚到這些前景。民國八年二月十一日，傅斯年在〈漢語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談〉長文裡說：「近一年來，代死文言而興的白話發展迅速得很，預計十年以內，國語的文學必有小成。稍後此事的，便是拼音文字的製作。我希望這似是而非的象形文字也在十年後入墓。」 傅斯年此文論調的激烈，和他的那些新派老師是一致的。此文刊出前一個半月，他已發表了一篇長文，叫做〈怎樣作白話文〉。他認為中國白話文學的遺產仍太貧乏，不足借鏡，要把白話文寫好，得有兩個條件。第一就是乞靈於說話，留心聽自己說話，也要留心聽別人怎樣說話。傅氏說：「第一流的文章，定然是純粹的語言，沒有絲毫羼雜；任憑我們眼裡看進，或者耳裡聽進，總起同樣的感想，若是用耳聽或眼看，效果不同，便落在第二流以下去了。」不過，傅氏立刻指出，語文合一的條件並不充足，因為口語固然有助文章的流利，卻無助文章的組織，也就是說，有助造句，卻無助成章。所以，要寫「獨到的白話文，超於說話的白話文，有創造精神的白話文」，尚有賴於第二個條件。 這第二個條件，傅氏說，「就是直用西洋人的款式，文法、詞法、句法、章法、詞枝（figure of speech）……一切修詞學上的方法，造成一種超於現在的國語、歐化的國語，因而成就一種歐化國語的文學。」 傅氏又說，理想的白話文應該包括「（一）邏輯的白話文：就是具邏輯的條理，有邏輯的次序，能表現科學思想的白話文。（二）哲學的白話文：就是層次極複，結構極密，能容納最深最精思想的白話文。（三）美術的白話文：就是運用匠心做成，善於入人情感的白話文。」照傅氏的看法，「這三層在西洋文中都早做到了。我們拿西洋文當做榜樣，去摹倣他，正是極適當極簡便的辦法。所以這理想的白話文，竟可說是——歐化的白話文。」 最後，傅氏又說：「練習作文時，不必自己出題、自己造詞。最好是挑選若干有價值的西洋文學，用直譯的筆法去譯他；逕自用他的字調、句調，務必使他原來的旨趣，一點不失……自己作文章時，逕自用我們讀西文所得，翻譯所得的手段，心裡不要忘歐化文學的主義。務必使我們作出的文章，和西文近似，有西文的趣味。這樣辦法，自然有失敗的時節，弄成四不像的白話。但是萬萬不要因為一時的失敗，一條的失敗，丟了我們這歐化文學主義。總要想盡辦法，融化西文詞調作為我用。」 傅斯年的這些意見，六十年後看來，自然覺得過分。實際上，新文學運動初期的健將，例皆低估了文言，高估了西文。胡適在當時，一口咬定「自從三百篇到於今，中國的文學凡是有一些兒價值有一些兒生命的，都是白話的，或最近於白話的。」他認為我們愛讀陶淵明的詩，李後主的詞，愛讀杜甫的〈石壕吏〉、〈兵車行〉，因為這些全是白話的作品。但是證以近年來的文學批評，不近於白話的李賀、李商隱，也儘多知音，甚至於韓愈、黃庭堅，也不曾全被冷落。杜甫的語言，文白雅俚之間的幅度極大，有白如〈夜歸〉之詩句「峽口驚猿聞一個」和「杖藜不睡誰能那」，也有臨終前艱奧多典的「風疾舟中伏枕書懷」那樣的作品。年輕一代的學者評析杜詩，最感興趣的反而是〈秋興八首〉那一組七律。 新文學的先鋒人物對舊文學那麼痛恨，自有其歷史背景，心理的反應該是很自然的。前面引述的幾篇文章，大都發表於民國七年（公元一九一八年），與廢科學（光緒三十一年，公元一九○五年）相距不過十三年，科舉的桎梏猶有餘悸。年事較長的一輩，如梁啟超、吳稚暉、蔡元培、陳獨秀等，且都中過舉，具有親身經驗。所謂八股文，所謂桐城謬種選學妖孽，對他們來說，正是吞吐已久的文學氣候。我們不要忘了，曾國藩死的那年，吳稚暉已經七歲，很可能已經在讀桐城派的古文了。曾國藩說：「古文無施不宜，但不宜說理耳」，乃被錢玄同抓到把柄。當時的師記小說多為聊齋末流，正如胡適所嘲，總不外如下的公式：「某地某生，遊某地，眷某妓。情好綦篤，遂訂白頭之約……而大婦妒甚，不能相容，女抑鬱以死……生撫尸一慟幾絕。」林琴南譯小說，把「女兒懷了孕，母親為她打胎」的意思寫成「其女珠，其母下之」，一時傳為笑柄。這些情形，正是新文學先鋒人物反文言的歷史背景。 不過胡適、傅斯年等人畢竟舊學深邃，才能痛陳文言末流之種種弊病。他們自己動筆寫起文言來，還是不含糊的。以傅斯年為例，他最初發表〈文學革新申議〉和〈文言合一草議〉，是用文言，到了發表〈怎樣做白話文〉時，就改寫白話了。一個人有了傅斯年這麼深厚的中文根柢，無論怎麼存心西化，大致總能「西而化之」，不至於畫虎類犬，陷於「西而不化」之境。民國三十九年，孟真先生歿前數月，傳來蕭伯納逝世的消息，他一時興感，寫了三千多字的一篇悼文〈我對蕭伯納的看法〉，刊在《自由中國》半月刊上。文中對那位「滑稽之雄」頗有貶詞，但是令我讀之再三而低徊不已的，卻是那簡潔有力的白話文。足見真通中文的人，體魄健全，內力深厚，所以西化得起。西化不起，西而不化的人，往往中文原就欠通。今日大學生筆下的中文，已經夠西化的了，西化且已過頭，他們所需要的，倒是「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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