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命Ⅱ
偶爾需要接受採訪，尤其是出書後，這是寫作之餘每個創作者都要學會適應的另一個工作項目。如果是逐字稿的Q＆A那還好，否則最後成了一篇什麼樣的訪稿，往往不在自己的掌控中。受訪之後總有數日不安：自己究竟是否表達清晰？對方是否抓到重點？說到底處，會有這樣的焦慮，根本問題出在我自己。
就算要求先有訪綱也幫助有限，許多題目會讓我想大喊一聲：「如果能用幾分鐘就講清楚，我又何必要去寫一整本書？」也發現自己經常會離題，只要訪問者坐在面前一味地點頭不出聲，我就會開始緊張地想填補時間的空白。虧我還做過七年的廣播節目，入圍過六次金鐘獎（也槓龜六次），但我還是比較喜歡當訪問者勝過受訪者。
真的不太會描述自己的作品，正如同從來都不會在課堂上提起自己的寫作，以及我的編輯永遠不知道，我下一本會交出怎樣的書稿。
但是二○二○年出版的《尋琴者》，讓我從來沒有因為一本書而接受過這麼多的採訪。
書一上市便遇上新冠肺炎疫情，我希望讀起來會像在聆聽一首鋼琴奏鳴曲的這部小說，若在人心浮躁歌舞昇平的平日，大概會被嫌情節不夠刺激或筆法過於簡素，但是意外地，它卻在讀者群與評論界中發酵了。開始遇到越來越多像是這樣的問題：「你為什麼會想寫這樣的一本小說？」「你是什麼樣的情況下有了這樣一個靈感？」
好像跟靈感無關，我想告訴對方；就是一個四十歲的禿頭男人跟一個六十歲剛喪妻的男人，他們都因為心中放不下的一座鋼琴而走上一起出發的尋琴之路。那個四十歲的男人是我，那個六十歲的男人也是我。還有其他的幾個配角們，都是我人生不同階段的切片。這算靈感嗎？每個人都曾有過那種經驗不是嗎？被某個遺憾絆住？
起初還有耐性從我去紐約念書時，常去林肯中心聽音樂會說起，但是這些零碎的細節也跟靈感無關。我越來越抓不住類似問題的重點是什麼，被問了太多回，後來的回答竟然變成：因為我已經寫了四十年，是前面所有寫過的作品帶領著我來到了這一本。其實沒有比這個更誠實的答案了，但是年輕一代的記者沒幾個讀過我昔日的小說。出版社於是建議由我自己來編選一本小說精選集，做為盡在不言中的回應。
《甜蜜與卑微》最後長得也不怎麼像一本精選集，因為收入的十五篇小說，既未按年代順序，也未按主題分類。打散了創作年分，重新錯落串起如同一部新的長篇，就差沒在書封加注使用說明：「請勿跳讀，要依目次順序」。
當中收錄從一九八一年的〈作伴〉到二○一七年的〈罪人〉，它們竟然毫無違和地承接呼應成為一本「再創作」，這只有一種可能的解釋：我的文字就是我的人生，關於我如何成為現在的自己。全都是關於那些如果不寫，其實就可以裝作不用面對或否認存在過的傷口。
總是要等到十年或二十年過去之後，現在記下的，都是在心裡醞釀了半生的。我了解傷口所有的變化，就如同觀察著一座座曠野中的岩堆般，看著它們在飛砂走石的長年吹拂下風化的過程，有的碎裂崩塌，有的卻在某一年，終於具體成了一座雕像的樣子。
《尋琴者》亦然。那是數不清的獨處片刻、一次又一次在無助中節制著不讓自己崩潰的努力、還要加上李赫特與拉赫曼尼諾夫的琴聲，最後結晶出的一個「情」字。
寫與不寫、留還是不留、愛抑或不愛之間……人生中總是要不斷面對這樣的選擇。對我而言，它們最後難以分割，全都指向同一個核心。朱天文在談《尋琴者》時這樣形容：「從《作伴》開始，書名都點題了，好孤獨的人，試著去與一個又一個孤獨的人作伴。」
會一再出現這樣的主題，彷彿是今生今世的注腳，不論是做為一個作者，還是一個像我這樣的人。
當聯合報文學大獎主辦單位要求一篇得獎感言，我坐在電腦前，以自己都沒有預料到的速度記下了當下的心情：
得獎消息傳來，正逢全島疫苗荒下的亂象叢生，雖然驚喜，但很難真正歡欣。原來，對疫亡數字我們是會漸漸感到麻痺的。原來，在恐懼之下疼痛是發不出聲音的。最後，我們都只能把自己關在家裡。
然而，這種閉關對我而言，已經行之有年了。沒有臉書，沒有IG，不按讚也不貼文。工作與照顧父親之外，就是與自己的獨處。
近日在重讀美國作家舍伍．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一九一九年出版的《小城畸人》（Winesberg, Ohio）。不管當年現代主義如何轟轟烈烈，安德森謹守說故事人本分，每篇故事都小巧精悍。沒有可歌可泣的大時代，也沒有繁複雄偉的巨構篇幅。隱藏在孤獨畸人們背後的，是一道道不見容世俗的、長長的傷口。作者的筆彷彿溫柔的針線，安靜地將傷口縫合。
我在二○一○年重拾小說，距離上一本間隔了十三年。之後，有時散文，有時小說，下筆時都如忍受著針刺般，聽見生命的傷口在發出嘆息。
沒有在三十歲時去搶搭任何一班解嚴後的話題列車，因為隱隱明瞭，對人間的種種遺憾，我的體悟是如何淺薄。四十五歲時重拾文學創作，終於有了那樣的耐性與自持，把人云亦云鎖在門外。寫作之於我，開始如同獨自燈下一針一線，縫補與織綴著被時代漠視的眾生孤寂。與其說《尋琴者》被肯定，不如說，那些傷口經過補綴後發出的共鳴，終於被聽見了。
接下來依然是夏日漫漫裡的防疫。明明是二○二一年，電視上實況轉播的，卻是二○二○年的奧運。
疫情持續造成的延宕，讓地球上最受矚目的運動賽事有了奇特的弦外之音。為什麼大家都好像沒察覺哪裡不對勁？每位選手今年的狀態怎會與去年相同？如果發生在去年，這些名次一定會有變化吧？這場競技的結果還能算是公平嗎？
手機響起，朋友傳來桌球國手莊智淵說的一段話：「其實外人不會了解，贏一場比賽和輸一場比賽所獲得的，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並非體育迷的我，突然被一種生命之間彼此的映照深深打動。沒想到我們都在做著相同的事。
該如何教看球的球迷忘記賽場上的輸贏，讓閱讀文學的讀者不期待happy ending？要多少場吞敗的累積，才能體會出自己仍想要留在球場上的真正理由？要多少年在未知與空虛中的探索，才終於發現刺穿了那不可說的核心本質，其實是為了與自己和解？
電視畫面中的觀眾看臺區空空蕩蕩，我也索性關掉了播報員的聲音。
不要告訴我誰的最好成績紀錄為何，誰又超前了誰，還有目前的積分排名是什麼。我不需要那樣的干擾，連以往一面面為自己國家選手加油而揮舞的國旗都嫌多餘。
就像同樣的曲目在音樂家不同的人生階段，每一次的演出都只是一種生命當下的悸動，我看到的不再是運動競技，而是一個個年輕的孩子正在預演著他們的人生。
無聲的螢幕上出現不知是哪國的跳水選手，在跳板上就定位。
特寫鏡頭捕捉住他躍入池前的最後三秒，只見他屏息的臉上流露出的不是自信光彩，而是努力專注想要排除所有雜念，從緊繃到放手一搏，全部赤裸裸地全展現在攝影機前。生命力爆發前的片刻孤獨，有一種莫名的似曾相識。
彈起，翻轉，直落，飛進如天空的水面。
我縱身一躍，下一秒潛進了文字——那屬於我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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