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魂與灰燼：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卷四）原...

蕃薯仔哀歌［節選］　蔡德本

◎一九九一年開始以日文寫作《臺灣のいもっ子》，一九九四年九月由日本集英社出版，隔年在女兒蔡式貞協助下，自己翻譯成中文《蕃薯仔哀歌》，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由遠景出版。二○○八年三月再出新版，草根出版。

1柚樹下

一九五四年（民四十三年）十月二日星期六。
天空晴朗、陽光普照，時有南風吹來，清涼怡人。
是個風和日麗的仲秋午後，空氣裡洋溢著和平的香甜氣息。沒想到，厄運悄悄掩至，這一天，竟成為蔡佑德一生最難忘的惡夢的開端。
後院的柚樹下，佑德和他的小學同學黃永川正下著圍棋。高大的柚樹，枝葉繁茂，層層的樹葉遮住了陽光，營造出一片涼爽舒適的綠蔭。佑德在樹下放了一個小几，上面擺著一面棋盤。平常就在這裡和朋友下下棋，或是自己排排高手的棋譜自娛。
永川和佑德棋力在伯仲之間，只要有一方連贏四盤，就得改手合，多讓對方一子。目前的情況是互先，每盤要輪流執黑子先下。
執白子的永川開口：
「佑德，你一整年沒下棋，怎麼功力不退，反而進步呢？」
略一沉吟，永川再加一句：
「你到過美國之後，棋力變得更強了。難道見聞廣博，棋力也會隨著提高嗎？」
佑德是留職留薪，公費留學美國。一個月前才剛歸國。過去這一年間，見聞的確增加不少。
佑德留學美國，是受「美援」之惠。戰後的美國，處在世界繁榮的顛峰，此時正推出「馬歇爾計畫」，到處幫助貧窮國家，使其經濟復甦，全世界都把它叫作「美援」。雖然戰爭結束以來，已經過了八年，可是因為戰火摧毀得太厲害，物質又嚴重缺乏，臺灣還不能夠十分的恢復元氣，勉強只能達到主食的米穀供應無慮的程度。電視、電冰箱等家電用品，做夢也不會想到。
和戰後不久的亞細亞諸國人民一樣，佑德的這趟美國之行，真是可比擬乞丐遊天堂。比如用過的包裝紙、空罐子等，還真捨不得丟到垃圾桶裡呢。一年前報紙報導佑德獲得推薦，能夠到美國公費留學時，北回歸線上的小鎮──朴子的鄉親們，十分驚喜，而且替他高興，咸認為這是鎮民大家的光榮。
佑德畢業於臺北的師範大學後，一直在朴子新成立的高中教英文。當時非常缺乏夠資格的英文教員，佑德原可到都市的明星學校任教，可是他沒有接受明星學校的聘書，而自願回故鄉朴子執教鞭。不久，「馬歇爾計畫」付諸實施，在臺灣的中華民國也深受其惠。雖然每年只有一億美元的援助，可是在戰後外匯存底幾乎是零的年代，這可是久旱的甘霖。美援主要被用在直接的經濟復甦，但是也有一小部分被用在推行學校教育的民主化。其中有一項，是要派教育工作人員赴美實地考察民主主義的教育。佑德很幸運，通過名額只有一個的高中教員審查，而獲得留學資格。在名單上盡是大官顯要，佑德算是職位最低的一個。審查有三項基準：一項是畢業於正規師範大學者；另一項是精通英語者；還有一項是在學校服務滿三年以上者。可是這三項之外，有一個不可缺少的必需條件──非國民黨員免談。
佑德是在畢業後加入國民黨的。當時大學畢業後，不能馬上就職，必須經過所謂的「就職訓練」。說是就職訓練，其實就是思想統制。每個小組有個指導員，在個別談話時，勸誘學員加入國民黨。
「黨需要像你這樣優秀的知識分子。為了黨，為了國家，也為了你自己，現在馬上加入，才是明智之舉。訓練班的主任和大學校長會做你的介紹人，他們都是黨國的大人物，現在加入比以後才加入對你有利多了。不入黨的話，等於阻絕了將來的晉升之路。……所以希望你發揮忠黨愛國青年的精神，現在馬上加入國民黨。」
指導員如此這般，露骨地勸誘學員入黨。不少蕃薯仔囝認命地加入。但是也有不少廉潔之士，認為那是卑鄙的交易，而斷然拒絕入黨。他們寧願一生做普通的教員，或是無晉升希望的公務員。
關於入黨一事，佑德早就寫信請教舅父。舅父畢業於東京日本大學醫學部。現在朴子開業行醫，素以博學才子聞名，擁有「小諸葛」美名，很受鄉親尊敬。
舅父的回答率直明快：
「入黨吧。但是並非為了個人的榮達而入黨。國民黨政府雖然腐敗，但表面上還是標榜民主，比起共產黨來，還算不錯。有正義感的臺灣青年多多入黨，漸漸成為黨內多數的話，有一天臺灣人的發言權會增強，臺灣人的主張也會實現。」
佑德入黨了。和三百名大學畢業生一起，在黨本部的禮堂宣誓。典禮開始前，有人從後面敲了一下佑德的肩膀。回頭一看，原來是同校國文系的連某。他半自我解嘲地說：「怎麼？你也要來合汙了。」
合汙，即表示一股清流注入濁水，而一起變成汙穢。連某自覺有如把靈魂賣給撒旦一樣，而不好意思進入禮堂。
佑德苦笑著說：
「清流多起來，濁水河有一天也會澄清的。」
兩人並肩進入禮堂，舉手宣誓入黨。
三年後，果然有效應了。佑德被選派赴美深造，成為美國技術援助的受訓人員。原來的薪水全額由家屬領取，而本人在美期間則由美國政府另行按月支付三百美元。相較於當時臺灣的大學畢業生薪水不過二十美元來說，這可是難得的甜頭。出國前佑德還額外領到了準備金一百五十美元。把這筆錢放在口袋，背著航空公司贈送的肩袋，九月一日，佑德幾乎是空手離開了臺灣，滿懷希望地奔向美利堅合眾國。
西北航空的螺旋槳飛機，載著佑德和其他三位幸運的學員，在東京的羽田機場降落。預計在東京過一夜後，轉乘另一架更大的飛機飛往西雅圖。
從汽車裡往外看到的東京，雖然已經恢復和平的景象，但是到處可看到戰火肆虐後的痕跡。新問世的電視，吸引了一簇簇的人們，在路旁圍觀。而美國大兵，則毫不客氣地在街上昂首闊步。
東京這個大都市，對佑德來說，並不陌生。他曾在這裡就讀舊制中學，在戰爭期間，過了五年最艱苦的歲月。
一九四三年，日本敗勢漸露，佑德遂放棄升學，用一張大哥偶然得到的船票，冒險搭船回臺。平常只要兩天兩夜的航程，在戰火中，卻花了十三天才抵達基隆港。
回臺後，佑德在朴子的小學，擔任代用教員。不久，即被徵調入伍。八個月後，戰爭結束。恰逢師範大學設立，佑德遂有機會再度負笈離鄉，前往臺北就學，完成大學教育。
闊別八年的東京，既親切又感傷。佑德想起在這裡度過的少年時代，不勝唏噓。當天晚上，佑德出去逛街，在百貨公司買了西裝、皮箱等隨身物品，算算只花了五十美元不到。那正是美金非常強勢的時代，而日圓還未成長。
第二天，佑德搭上當時最新的飛機，飛往美國。
毫無受到戰火摧殘的美國本土，是當時世上最富庶的樂土。美國人自信滿滿，自己也認為那是「極美好的黃金時代」。
一到美國，佑德就遇見不少同自己一樣，託美國財富之福，從世界各地前來深造的學員。大家一起生活，共同學習。這些幸運兒，在美國過了一年舒舒服服的生活，一年後，還能帶著許多珍貴的物品回國。佑德也不例外，不但帶了電鬍刀、開罐器等小東西，還帶了電扇、電唱機等笨重物品，琳琅滿目，甚為可觀，令人羨豔不已。
此刻在柚樹下下棋的兩人，所聽到的優美旋律〈田納西華爾滋〉，正是從帶回來的三十三回轉LP電唱機流瀉而出的。美麗的旋律奏了三十分鐘，自動停了。
「喂，奏完了。」
永川提醒佑德。
「不急，它自動會停。」
「哦，我忘了它自動會停。」
永川表示佩服。
「失陪了。」
經過棋盤中央一陣激戰後，佑德起身要去換唱片。不料，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已經響起。原來是妻子桃江體貼地換過了。佑德再度坐下，撿起一子，重重地放下了致命的一擊。
「輸了，輸了。」
永川棄子投降。佑德已經連贏三盤，再贏一盤，就得改手合了。
「的確強多了。」
永川搔搔頭說。
心滿意足地，佑德把上身靠在椅背上，拿起妻子放在一邊的冰果汁。
又吹來一陣南風，頭上的柚葉，沙沙地搖曳作聲。

2咭鈴、咭鈴

聽到嘩啦嘩啦收棋子的聲音，佑德的大女兒貞馬上跑到後院來。赴美前貞出世還不到八個月，剛會爬行。隔了一年的現在，卻已經能到處亂跑，話也講的很不錯了。也許是爸爸回國還不到一個月的緣故，貞天天纏著爸爸不放。這時貞已洗過澡，身上穿的正是佑德從美國帶回來的新纖維尼龍布衣服。當然，那是桃江給她換上的。這暗示佑德：下棋下得差不多了，該帶孩子出去逛一逛了。
「爸爸，咭鈴、咭鈴。」
貞拉著佑德正在收拾棋子的手不放。
「咭鈴、咭鈴」是腳踏車的鈴聲。不過貞卻用它來表示「騎腳踏車出去逛逛」的意思。這幾天，太陽一下山，佑德就抱起貞，讓她坐在腳踏車上加裝的小兒藤椅上，到處去逛逛。這已經成為每天例行的日課。貞把這日課也叫作「咭鈴、咭鈴」，並且當成每天最快樂的一件事。
貞最喜歡去的地方就是溪畔。小鎮的北邊流著一條小溪。這條溪古時另有一個名字，不過在沿岸沒有什麼比朴子更大的街市，所以不知從何時起，被叫做朴子溪了。它流過朴子，到西邊的東石漁港，注入臺灣海峽。往昔河道相當深，從大陸來的帆船，可以溯溪直上到朴子，小鎮遂成為與大陸貿易的一個重要據點，也曾經風光一時。不過隨著臺灣的淪為日本殖民地，小鎮與大陸的關係就疏遠了。再加上朴子溪河床淤積，帆船無法上行，小鎮就一直沒落下去了。
不知是福或禍，這小鎮有一個很大的特色──鎮民對子女的教育異常熱心。中學生和大學生的數目，比起別的城市，多了好幾倍。本來經濟就一直走下坡的小鎮，因為要負擔子弟們巨額的教育費用，變得愈來愈貧窮了。更可悲的是，這些犧牲了家人寶貴的積蓄培育的學子，大都未挨到畢業，就已鋃鐺入獄，甚至被槍決了。他們帶給家人的，只是流不盡的眼淚。難怪有人說：「悲哀的城市，你的名字就是朴子！」［注1］
「該是有人來的時候了。」
佑德回頭去看正房的出入門。有棋友來，就可以替換他和永川下棋，他可以趁這時間，帶女兒出去逛逛。佑德的家常有一些朋友來訪，這些朋友也常帶來他們的朋友。大夥兒一起聊聊天，聽音樂，回去時順便借去一兩本書。看到這些朋友聽音樂聽得入神，佑德就覺得千里迢迢地帶回那笨重的電唱機真是值得。
可是，今天不知何故，除永川外，竟沒有第二個朋友露面。
永川好似沒有看到在旁邊吵鬧的貞，在棋盤的星位上重新放了一顆黑子，等著佑德落子。
幸而這時佑德的母親從正房走出來，手裡端著一個碗和湯匙。
「貞呀，來吧，來吃綠豆湯。」
母親向拉著佑德的手不放的貞招手。
貞離開了，蹬蹬地跑去找祖母。
一家三代四口人就這樣無憂無慮地享受天倫之樂。多麼地幸福美滿呀！而這幸福，看似可以長久地延續下去。
沒想到，在這同時，小鎮的警察局，卻已接到警備司令部的命令，完成一切的部署，只要一聲令下，就要來逮捕佑德了。（本文未完）

注釋
1林傳凱注：在一九五○年代的白色恐怖中，朴子可說是重災區。除了曾任建中教師的李水井，身為一九五○年代判決的「省工委學生工作委員會案」的案頭外，許多北上或到外地念書的學生、或他們留在故鄉服務的小學同學們，都陸續捲入了白色恐怖，例如鄭文峰、黃嘉烈、黃師廉、張壁坤、張碧江、陳清度、涂炳榔、吳哲雄、林榮和、張景川、陳安瀾。這些案件大多牽涉「學生工作委員會」的活動，甚至牽連到家屬入獄。此外，還有許多到外地服務的朴子人，或日本時代曾與「老臺共」有關的朴子人，因此判處死刑。

蕃薯仔哀歌［節選］　蔡德本

◎一九九一年開始以日文寫作《臺灣のいもっ子》，一九九四年九月由日本集英社出版，隔年在女兒蔡式貞協助下，自己翻譯成中文《蕃薯仔哀歌》，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由遠景出版。二○○八年三月再出新版，草根出版。

1柚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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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地流變導讀胡淑雯
光復後不久，王添灯省議員在議會質詢戰後留在倉庫的物資去向。
「倉庫裡的米、糖、樟腦到哪裡去了？」
大家都知道，這些東西早被偷運到大陸出售，鉅額貨款也早已由貪官汙吏們分贓。
可是物資局長卻毫無羞恥地回答：
「全都被盜了。」
王議員又問：
「專賣局倉庫裡的七十公斤鴉片到哪兒去了？」
專賣局長也面不改色地說：
「被白蟻全吃光了。」
王添灯議員大怒，要求行政長官罷黜這兩位局長。可是兩人不久即獲得升官，而王議員卻在二二八事件中慘遭報復，橫死刑場。

說故事，是蔡德本與特務交手的方式。王添灯的故事是其一。被捕後，他必須「坦白交出」「從光復到現在，所有的交友關係和一切大大小小的社會活動。」於是他在自白書裡寫「光復」、寫「青天白日」、寫「二二八」、寫「戲劇社」、寫「聯誼會」、寫讀過的書……。他被迫寫了無數個日夜，為了什麼也不說，他說了很多廢話，對抓人定罪沒有幫助的廢話。關在沒有光的房間裡，口內乾涸如沙漠，嘴唇裂成一片片的鱗，捻了一小塊饅頭放嘴裡，霎時，舌頭有如著火般灼痛，本能地吐出那一小口食物，疼痛卻沒有消失，舌頭像是布滿了千百個水泡。不知經過了多少無眠無日夜、無水無排泄的日子，總算有了尿意，尿裡卻帶著血。
身體是經驗的容器。恐懼威脅與疲憊疼痛都在這裡。
在刑虐交替的「自白」裡，受刑人在虛實間滑動，藉此偵測特務的虛實。以書寫回應特務的需索，同時，以書寫爭取時間，偵查逃逸的路徑：對方知道什麼？想要什麼？是誰供出我的名字？大概說了多少？什麼訊息是致命的，絕對不能說？︱逃逸的路徑，即是生存的路徑，書寫者一邊逃逸、一邊尋找武器，在自白裡不斷填入無害的細節。故事就是他的武器。為了不說，他彷彿知無不言地說了很多。而那些對政權來說無用的細節，對讀者來說，卻是發光的寶石。比如：有個軍人的太太到醫院生產，不幸難產不治，軍人要求鉅額賠償，主審推事吳鴻麒於調查後判醫師無罪。二二八事件後，吳推事和王添灯同樣遭到報復，陳屍於水溝中。
蔡德本以大量的書寫讓線索隱匿，供自己躲藏。施儒珍讓自己人間蒸發。如果天涯海角不可靠，逃得再遠終要被捕，也許，終極的逃逸便是「不動」。
在逃亡三年多、情治單位鬆懈下來以後，施儒珍躲回自家的夾牆中，再也不出門。藏身的地點，位在廚房隔壁的柴房牆壁內，砌出一片大約兩尺、一個肩膀的寬度；高度：半個人；長度：一百五十公分。只能坐臥，不能站，躺下時，無法將腿伸直。裡面的裝置極簡：一個枕頭、一個尿桶、一盞煤油燈、幾本書。
不敢牽電火（電燈），若要讀書看報紙，只能在白天點煤油。天黑了偷偷出來，排泄、伸展四肢，這時，弟弟施儒昌會爬到附近的尤加利樹上，監視周遭山徑的一切動向。睡前掃地，將砂質的地面整平，天一亮就檢查有無外人的鞋印。
這一躲，躲了十八年。
這不是行動藝術，也不是極限運動。這是以死求生。以「非存有」保留「存有」最後的一絲希望。如此自囚十八年，藏身於夾牆中，就地流變成鬼一般的傳說。女兒晚上睡著後，他會偷偷溜出來，去床邊看她，摸她的臉。女兒睡夢中迷迷糊糊又彷彿有一點印象，隔天跟祖母說，昨夜有人摸我。祖母告訴她，那是「床母」。
最苦的是弟弟施儒昌，那忠誠的保密者，艱辛的守護者。日復一日，將出入的洞口拆了又砌、砌了又拆。彷彿薛西佛斯，以荒謬抵抗荒謬。日復一日，在夜間爬上樹梢盯哨，讓兄長出來透氣。日復一日，不敢離家，放棄社交，靠喝酒麻痺才睡得著。想死的念頭何止一次，但，「既然你不自首，我們就繼續奮鬥下去！」繼續抹除，繼續消失，繼續流變為不可感知的鬼魅，絕不落入對方手中，絕不接受非法的國家審判。
以「不動」為逃逸，以自由換自由。
施儒珍病中不敢就醫，一九七○年死於黃疸，得年五十五歲。逃亡三年多，自囚十八年，幾乎占去成年後的所有時光。家人在夜裡挖洞，拆下門板抬屍，靜靜將他埋葬。沒有棺材、不做墓碑，就連死亡的訊息也不留下。
賴阿統的消失是另一種：一九五三年某日深夜，他被幾個便衣逮捕，神祕失蹤。七年多以後，被警總的軍車送回家。期間，沒有任何家屬獲准探視，妻子僅能透過「送牢飯的簽收單」，得知他還活著。獲釋後，他對自己被捕的過程、原因、失蹤期間的所見所聞，一字也不敢提︱他遭到一位自稱任先生的「臺北菸廠廠長」暗中監視，時間達數年之久。
賴阿統消失那年，小女兒只有三歲，懂事以後，她從來沒有見過自己的父親。她回憶，爸爸是由六輛軍車浩浩蕩蕩送回家的。「這是她第一次看到爸爸。高大、豪爽、英俊、好客，她心目中的好爸爸。」而爸爸的朋友也來了，「一個手指受到酷刑，不能拿東西；一個已經發瘋；有一個變成白癡。」
賴阿統是白色恐怖史上，一度並不存在的政治犯。未經審判，沒有起訴書，沒有罪名，沒有刑期。以至於，上個世紀末，當政府清查白色恐怖受害者，據以發放補償、回復名譽的過程中，他的女兒竟找不到任何官方文件得以證明，自己的父親，曾經被國家剝奪人身自由。
謝聰敏在《談景美軍法看守所》一書中，寫下追索真相的過程，這個案子，是他的戰友魏廷朝託付給他的。謝聰敏說，「在五○年代的戒嚴中，臺灣最大的綁架集團就是特務組織。」他遍尋相關單位，找不到文件，於是求助李敖，找上了「保密局偵防組長」谷正文。谷正文承認，人是他抓的，「我逮捕賴阿統的時候就知道他是冤枉的，但是上級要辦他。」谷正文透露，龍潭軍區另還羈押了一位蒙古籍的俄國軍官，名叫「圖畢」，他已經被囚禁了四十年，並且，和賴阿統一樣，沒有判決書。
消失的人，不存在的審判，「活生生」寄存在謝聰敏的紀錄中，直到人已經死了，賴阿統死了，魏廷朝死了，謝聰敏死了，這故事依舊在等，等待一個叫作「真相」的東西。而「賴阿統式的消失」，極可能不是特例。谷正文說，「許多人被拘禁沒有登記，所以在牢裡也沒有軍糧，只記我的帳。我退休的時候，這些情治機關向我索取三萬公斤軍糧。這三萬公斤軍糧就是沒有名的囚犯吃掉的。我也沒有還給情治機關。」（全文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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