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首度引介與辛波絲卡齊名的波蘭詩人泰斗
詩人林蔚昀精心打造波蘭文→直譯中文代表性選集
直接、強烈、簡樸、美麗
像將波蘭的伏特加一口乾盡
作者簡介:
塔德烏什‧魯熱維奇(TadeuszRóżewicz, 1921 – ),波蘭戰後最重要的詩人之一。在二戰期間魯熱維奇曾參與反抗德軍的地下活動,他早期的詩作亦反映出他在戰爭中所經歷的絕望及恐怖。魯熱維奇反對把詩拘泥在押韻、格式之中,反倒以口語化、不加任何裝飾的語言赤裸裸呈現出人類存在的悲劇性,以及生活的荒謬。除了詩歌創作,魯熱維奇也寫下許多經典的雜文和劇本,他的荒謬劇作在戰後的波蘭深具影響力,被人譽為是「波蘭的貝克特」。
譯者簡介:
林蔚昀,臺北人。英國布紐爾大學戲劇系學士,亞捷隆大學波蘭文學研究所肄業。多年來致力在華語界推廣波蘭文學,於2013 年獲得波蘭文化部頒發波蘭文化功勳獎章。譯有《獵魔士:最後的願望》、《獵魔士:命運之劍》、《鱷魚街》。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走路的藝術》絕對是閃閃發亮的好詩,如此偉大卻每個人都懂,用字遣詞是你我都會的,但是基於對生命的深刻體驗與沉思,造成一份簡樸的美麗。這是一鍋飯裡第一顆香噴噴的飯粒,散發持久的香味,久久無法散去像童年。
──台灣詩人阿米
身為二戰的倖存者,死亡和魯熱維奇之間的屏風早早被推倒,但詩人沒有投射「空中飛碟」,他採取的是,用詩作為恢復內心秩序的行動。
──台灣詩人阿芒
魯熱維奇對於荒誕的叙事手法和諷刺技巧的運用純熟,荒誕之餘不無有趣的細節和滑稽的挖苦/自嘲,在不停的反諷中居然點出品味來了。
──澳門詩人袁紹珊
名人推薦:
《走路的藝術》絕對是閃閃發亮的好詩,如此偉大卻每個人都懂,用字遣詞是你我都會的,但是基於對生命的深刻體驗與沉思,造成一份簡樸的美麗。這是一鍋飯裡第一顆香噴噴的飯粒,散發持久的香味,久久無法散去像童年。
──台灣詩人阿米
身為二戰的倖存者,死亡和魯熱維奇之間的屏風早早被推倒,但詩人沒有投射「空中飛碟」,他採取的是,用詩作為恢復內心秩序的行動。
──台灣詩人阿芒
魯熱維奇對於荒誕的叙事手法和諷刺技巧的運用純熟,荒誕之餘不無有趣的細節和滑稽的挖苦/自嘲,在不停的反諷中居然點出品味來了。
──澳...
章節試閱
倖存者
我二十四歲
被帶到那場大屠殺之中
倖存了下來
這些都是空洞只有單一意思的名詞:
人和動物
愛和恨
敵人和朋友
黑暗和光明
殺人和殺動物沒什麼差別
我看到:
一車又一車被砍成肉塊的人
等不到他們的救贖
概念不過是文字罷了:
善良與罪惡
真實和謊言
美與醜
英勇和怯懦
善良和罪惡具有同樣的份量
我看到:
同時是善人
也是罪人的人
我在找老師和大師
讓他把我的視覺聽覺話語還給我
讓他再一次為事物及概念命名
讓他把光明和黑暗分開
我二十四歲
被帶到那場大屠殺之中
倖存了下來
倖存者
我二十四歲
被帶到那場大屠殺之中
倖存了下來
這些都是空洞只有單一意思的名詞:
人和動物
愛和恨
敵人和朋友
黑暗和光明
殺人和殺動物沒什麼差別
我看到:
一車又一車被砍成肉塊的人
等不到他們的救贖
概念不過是文字罷了:
善良與罪惡
真實和謊言
美與醜
英勇和怯懦
善良和罪惡具有同樣的份量
我看到:
同時是善人
也是罪人的人
我在找老師和大師
讓他把我的視覺聽覺話語還給我
讓他再一次為事物及概念命名
讓他把光明和黑暗分開
我二十四歲
被帶到那場大屠殺之中
倖存了下來
推薦序
[後記]
走路的藝術──魯熱維奇其人其詩
林蔚昀
走路,就像站和坐一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因為看似平凡無奇,所以常被誤認為簡單。
我們多數人都忘了,自己是怎麼學會趴、坐、爬、站和走的(是啊,這些事都要學才會)。只有當我們成為父母,才能像塔德烏什‧魯熱維奇(Tadeusz Różewicz, 1921 – )一樣,做出這樣的觀察:「小揚一歲了 / 用四條腿爬來爬去 / 有一天 / 我望向他 / 而他 / 用兩條腿站了起來」(〈成功了〉)。
用心走路的人不多,能把路走好的人更少。我們多半是匆匆忙忙地趕路,從A點移動到B點,完全不管呼吸是否均勻,施力是否正確。因此,我們常常腳痛、膝蓋痛、背痛、神經痛…我們走得很累,好不容易趕到目的地,以為可以坐下來休息,看看風景,卻突然發現「這就是一生了」,「就這麼多了」,遺憾的是,什麼也不能帶到對岸(〈無題〉)。
走路的藝術,其實不在於怎麼走、走到哪裡、走了多少,而就只是單純地享受走路的動作和過程。就像魯熱維奇在〈書的其他用途〉中說的,在練習走路的體操時,我們隨手抓一本書放在頭上,沿一直線走。重點不是什麼書,而是平衡,還有深呼吸(對,千萬不要忘了呼吸)。
我們也許會以為,魯熱維奇和平常人不太一樣,是一位天賦異稟的、走路的專家。我們寧願相信只有專家,才有資格談走路的藝術,才能單手探入羊的身體,把羊的心臟揪出來(〈往心裡去〉)。但是如果我們用心體會他的詩,用心在他的字裡行間行走,就會發現其實,他也是花了很長一段時間跌跌撞撞,才走到今天這一步的。
那一段又長又亂的路
在〈歸〉這首詩中 ,魯熱維奇說:「我穿著沾滿泥濘的鞋子走入天堂 / 我會坐在桌子旁邊 尖銳地 / 回答他們的問題 / 我什麼事都沒有 拜託你們 /
讓我靜一靜 我把頭埋在掌間 / 就這麼一直坐著 我是要 / 怎麼告訴他們 / 關於那又長又亂的路」在詩中,魯熱維奇沒有提到這「又長又亂的路」究竟是什麼。然而,如果對魯熱維奇的生平有點了解,很難不去想到他在戰爭時期的經歷。當然,我們不應該過度對號入座;不過完全去歷史化,也是不可能的。尤其,魯熱維奇的詩很有個人色彩,時常從自我的經驗出發。
在戰爭期間,魯熱維奇追隨同樣身為詩人的哥哥揚努許‧魯熱維奇(Janusz Różewicz, 1918 – 1944),加入了波蘭家鄉軍(Armia Krajowa),進行反抗德軍的地下活動。在特訓半年後,他被調派到森林裡的營地,在1943 – 1944年期間跟隨部隊拿起武器戰鬥。同時,他也寫詩和編雜誌,在1944年發表第一本詩集《森林的回音》(Echo leśne),作品中洋溢著愛國主義。他的哥哥揚努許對他的詩大為讚賞,早在1943年就寫下如此的評語:「你會寫得比我還好,你會成為比我更優秀的詩人…」
可惜,揚努許來不及看到自己的弟弟成為比他優秀的詩人,我們甚至連比較兩者、懷疑這段評語的機會都沒有──因為在1944年七月,揚努許就被德軍抓住,同年八月被槍殺,死的時候才二十六歲。隔年,二次大戰結束(至少是歐洲戰場),魯熱維奇二十四歲,後來,他在〈倖存者〉這首詩中寫下了:「我二十四歲 /被帶到那場大屠殺之中 / 倖存了下來」。
對於沒有經歷過戰爭的人,大概很難想像它的殘酷、無情和恐怖,還有「倖存」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們都樂意相信,命運是注定的,我們活下來是有意義的,因為我們是被選擇的「好人」。然而,當我們仔細去思考,去追溯歷史,就會發現這一切其實由冷冰冰的機運主宰。因為一通電話,因為來打劫的土匪沒有在你身上點火,因為你剛好在那裡 / 不在那裡,因為你跑得快一點/ 慢一點…所以死的人不是你。在那「一車一車被砍成肉塊的人」之間,有好人也有壞人,有敵人也有朋友,都「等不到他們的救贖」(〈倖存者〉)。
「這些都是空洞 只有單一意思的名詞:/人和動物 / 愛和恨 / 敵人和朋友 / 黑暗和光明 (…) 善良和罪惡具有同樣的份量 / 我看到:/ 同時是善人 / 也是罪人的人」戰爭,除了奪走魯熱維奇親愛的家人和朋友,同時也狠狠碾碎了他截至目前為止所有的信仰。在經歷了這一切殘酷之後,他再也無法說服自己:人可以為了某種自己創造出來的、或高尚或低俗的價值,去毀滅另一個人的生命。他希望找到「老師和大師」,讓他把他的視覺、聽覺、話語還給他,讓大師「再一次為事物及概念命名」並且「把光明和黑暗分開」。然而,就像果陀一樣,這位大師沒有來,或者,太晚來,來了也只說:「沒有什麼秘密 / 你們不要再等了」(〈陌生人〉)。
在「歷經了世界末日 / 和死亡後」,要如何活下去?這應該是魯熱維奇以及許多年輕人在戰後共同的疑問和不安。有些人選擇了失望、憤世和虛無,而魯熱維奇選擇了寫詩,在一片廢墟中重新創造自己、建構生命、人們、動物和風景(〈在生命的中央〉)。
是在夢中又怎樣
「我的事都是活人的事」魯熱維奇在〈致死者〉這首詩中一開頭就這麼說。活人的事是什麼呢?詩人一件一件細數:「我用街上的秤量體重 / 我躲開藍色的電車 / 七月 我把汗從閃亮的額頭上擦掉 / 我喝加了覆盆子果汁的水 / 我很累 / 我覺得無聊 我寫詩 / 思考關於死亡的事」這些事看似平凡無奇、不值得一提(也許甚至會有人覺得:幹嘛寫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這是詩嗎?),但是對倖存者來說,這些事的存在都不是理所當然,而是需要特別書寫,以提醒自己和讀者它們的價值的。在另一首詩〈在生命的中央〉之中,他說得更直白:「我坐在門檻上 / 那個用繩子牽著一頭羊 / 的老女人 / 比世界的七大奇蹟 / 還被人需要」。
對抗死亡,最好的辦法就是珍惜生命。於是,魯熱維奇讚美愛人的眼睛,說:「我的可人兒 / 有一對這樣的眼睛 / 它們落在我身上 / 像是灰色的秋雨」(〈眼睛的顏色和問題〉)。在看到兒子第一次站起來時,鬆了一口氣地想:「我們老祖宗的這套把戲 / 這一次又成功了。」(〈成功了〉)。他閱讀、書寫、進浴室、散步、在公園看天鵝和落葉、在休假時聽雨,想著當歸酒的味道,並把這當成一項奢侈:「人只需要 / 這麼少的東西 / 就可以快樂」(〈奢侈〉)。他在〈新比較〉這首情慾詩中寫夜晚的身體,寫牙齒、舌頭、嘴唇、吻、臀部、頭髮、手指、呼吸、沉默…只是列舉,沒有多餘的描寫,竟然也能讓人深刻感受到和生命的貼近以及合而為一。
魯熱維奇的書寫不是一面倒地對生命歌功頌德、忽視生命的殘酷、盲目地相信「愛情會戰勝死亡」(他在〈證人〉這首詩中,就顛覆了愛情戰勝死亡這個陳腔濫調的標語)。他不只寫生命可貴的地方,也寫它的可怕、可惡、冷漠、庸俗。在魯熱維奇的世界裡充滿了對周遭苦難完全無感的食人族,他們「帶著野狼一樣的目光」看那個在火車車廂裡找位子坐的人(〈給食人族的信〉),把「巧克力 / 柳橙 / 扔進嘴裡」,一邊批評坐在旁邊的人們「根本是一群動物」(〈這是哪一等〉)。像是L. S. Lowry筆下的火柴人 ,這些人「只有一隻共同的眼睛 / 一個沒有臉的頭 / 在木頭箱子上」(〈把頭枕在手上〉),當瘋子在「替鳥兒蓋房子/ 教養孩子 / 設置森林苗圃 / 學習文法」的同時,他們「則在玩氫彈」(〈遊戲〉)。於是,戰爭和死亡又開始了。
戰爭和死亡又開始了。或者說,從來沒有離開過。他倆的陰影如影隨形,像是躲在地基中的夢魔,伺機等待,隨時可能把人的家變成蜘蛛網(〈蜘蛛網〉)。它們在夢中唱著〈步槍之歌〉,詩人聽到敵人的腳步聲、看到死神站在門邊「環顧四週 / 並且舉起手指叫我小心點」(〈死神〉)。當看到自己的同輩(米沃什、辛波絲卡、菲力普維奇)和後輩(弟弟、兒子)紛紛穿過死亡之門,而自己眼前的路變得越來越短(〈死亡之門〉),魯熱維奇平靜接受,並且創作不懈。雖然寫作在現實面前只不過是「用沙 / 築塔 / 然後在它的邊緣 / 建造生命 / 和死亡」,但魯熱維奇還是堅持在水上、沙上寫作,「以倖存的一把字 / 以簡單的幾個句子(…)/用幾首赤裸的詩 / 建造方舟/ (…)我醉酒的船」,並且無所謂地說:「是在夢中又怎樣」(〈是在夢中又怎樣〉)。
醉酒卻沒有幻影的方舟
翻譯魯熱維奇是困難的,以我個人的經驗作為出發點,翻譯魯熱維奇比翻譯辛波絲卡還難(這一點,我的校對者Katarzyna Sarek也同意地說:「校對魯熱維奇比校對辛波絲卡難。」)。讀者可能會問:「為什麼會這樣呢?他的文字明明看起來很直接、很口語啊!」然而,就像我一直不斷強調的:不管是翻譯或寫作,「簡單」、「平易近人」、「口語」的東西,往往最不簡單。因為,與我們想像(或希望)的不同,生活,其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魯熱維奇最難也是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他那毫無裝飾、赤裸裸像是剖開的生魚般的文字。生魚片講究新鮮和天然真實,沒有這兩者,再多的調味料、烹煮方法、排盤技巧…也無法把養殖魚變成野生。魯熱維奇不用複雜的象徵,不像米沃什或辛波絲卡一樣建造龐大的架構然後站到上方俯視全局,他就處在生活中,以精準的刀工把生活切下來一塊,遞到讀者面前。於是,我們在他詩中看到各式各樣生活的切片,看到十七歲的女孩問自己:「我是不是只是一個地方 / 在等待生命 / 我是不是雞蛋 我是不是花」(〈女孩回答問卷〉)也看到五十年來都虔誠相信的老母親在醫院裡「像一隻被圍獵的小動物」般驚慌失措,哭著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有誰會看到…〉)。這些,都是生命最真實、最殘忍的精華。由於文字精煉到不能再精煉──波蘭語本身就是一個精煉無比的語言,因為有格位變化和前綴,可以省略主詞,去掉描述、形容的贅詞,還可以不把話說完──所以在翻譯、轉化時嚴厲考驗譯者的功力。
〈在我的家〉是一首非常難譯的詩,光是題目就叫人頭痛不已。在原文中這首詩的題目是「z domu mojego」,直譯成中文是「從我的家」,一看就知道是一句沒有說完,或是省略了開頭的話。「從我的家」出來了什麼呢?作者沒有交代。從詩作的內容我們也許可以這麼猜想:這是一幅從我(原本)的家擷取出來的景象,可以說是「來自我(劫後餘生的)家」的畫面。可是,不管是「從我的家」或「來自我家」在中文裡都有點怪怪的,作為題目還好,但要放到詩作中就格格不入。最後,還是只能選擇「在我的家」。另外,作者在原文中把「家」(dom)放在「我的」(mój)之前,很明顯是要強調「家」的重要性(還有z domu mojego聽起來比z mojego domu有音樂性),但是中文的語序不如波蘭文那麼自由,所以這微妙之處也只好捨棄。在本詩的第一段,詩人寫道:「在我的家 / 有碎石和瓦礫 / 花在壁紙上 / 有小鳥 樹枝」(Z domu mojego / kamień na kamieniu / kwiatek na tapecie / ptaszek i gałązka),如果要完全遵照原文的語法和語序,這段話應該這樣譯:「從家我的 / 碎石和瓦礫 / 花壁紙上 /小鳥和樹枝」 。當然,這樣還是可以讀,搞不好還很「實驗」。但是魯熱維奇的本意不是為實驗而實驗,他只是利用了波蘭文的彈性(這樣的句子在波蘭文中是可能存在的,雖然並不常見),把不必要的東西剝除,然後像貝克特一樣,把語言推到了赤裸的極限。
魯熱維奇對語言極限的嘗試在波蘭文壇中是非常出名、獨一無二的。透過放棄押韻、格式、高調的意象和文字(但是活用標點、大小寫、斷句、空白) ,魯熱維奇把詩從既有的形式中解放出來,創造了獨樹一格的「魯熱維奇風格」(styl różewiczowski),結合了口語、俗語、諺語、片語、自創的詞彙、對詞語的誤用、外語、報章雜誌或書籍中的片段、兒歌、廣告、電視中的話語…而在詩的內容方面,也和語言一樣驚世駭俗、包羅萬象,把維根斯坦、康平斯基(波蘭心理學家)、布萊希特、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達文西密碼、哈利波特、足球…這些看似永遠不會有交集的元素全部放在一起資源回收再利用,創造出令人聞所未聞的作品。這樣獨特、創新的文字和寫作的手法(或者說,寫作的道德),對翻譯來說幾乎可說是「不可能的任務」。唯一的途徑,不是忠於原作或背離原作,而是像魯熱維奇一樣挑戰極限,創造出前所未有的翻譯風格。
榲桲酒的滋味
我一直這麼相信,翻譯的目的,並不是百分之百讓讀者感受到原作的意境或語言。翻譯就是翻譯,永遠不可能是原作,也不應該被當成原作來看待、審查。除了「信達雅」,翻譯應該還有其他的任務──讓讀者看到世界的開闊、語言的可能、他人和我們的異同。不管是翻譯誰的作品,我都希望讓讀者看到、經歷到我閱讀原作時所看到、經歷到的。如果在原作的道路上有石頭,我不會刻意把它移開(除非真的很巨大,大到擋住整條道路),如果在原作的路上沒有太多花花草草和紀念品商店,我也不會隨便栽種或者自己開一家。這當然是很個人的翻譯方式,但是我所能做的,也只是忠於我的閱讀經驗,忠於我走路的藝術。身為一個了解波蘭文、欣賞波蘭文的譯者,我最大的夢想,當然還是希望讀者去學波蘭文,以這個語言了解波蘭文學的風景,開創自己的道路(畢竟,自助旅行比跟團有趣,也比看旅遊手冊或遊記有趣)。
我希望透過這本《走路的藝術》帶給讀者什麼?如果只能用一句話來描述,我希望這本書的讀者能透過文字,在想像中品嘗到榲桲酒的滋味。榲桲(pigwa)是一種水果(長得像梨子或蘋果,顏色金黃),波蘭人用它來釀酒或做果醬。我在上一次拜訪魯熱維奇夫婦時在他們家喝到這種酒,我一邊啜飲那順口、香甜的飲料,一邊瀏覽他們給我看的照片,聽詩人解說:「這是我們花園的花楸樹,這是我抱著這棵樹…它是我最喜歡的樹。」「這是去年的番茄,叫雞尾酒番茄,妳看它長得多茂盛。」「這是我太太,和…這什麼花來著?唉,我想不起來了。」詩人說到花草時神采飛揚,就像說到他的詩一樣。他一開始站著和我說話,我感到不好意思而請他坐下,他說:「我不能坐太久,坐久了我就要站著,站久了我就要坐著,之後站著坐著都太久了,我就要躺著。」雖然是再平凡不過的一句話,從詩人口中說出來,就是充滿詩意。
其實應該是這樣的。兩個詩人坐在一起,不必談詩,只是談生活中的瑣事──花草、火車、走路、站著、坐下──但是在字裡行間,無處不是詩,無處不是生活。生活,本來就該是充滿詩意的,反之亦然。
走路,其實就是行動的寫詩。而寫詩是在紙上走路。兩者都必須腳踏實地,一步一步保持平衡,並且記得深呼吸。
2013.08.26, 克拉科夫
[後記]
走路的藝術──魯熱維奇其人其詩
林蔚昀
走路,就像站和坐一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因為看似平凡無奇,所以常被誤認為簡單。
我們多數人都忘了,自己是怎麼學會趴、坐、爬、站和走的(是啊,這些事都要學才會)。只有當我們成為父母,才能像塔德烏什‧魯熱維奇(Tadeusz Różewicz, 1921 – )一樣,做出這樣的觀察:「小揚一歲了 / 用四條腿爬來爬去 / 有一天 / 我望向他 / 而他 / 用兩條腿站了起來」(〈成功了〉)。
用心走路的人不多,能把路走好的人更少。我們多半是匆匆忙忙地趕路,從A點移動到B點,完全不管呼吸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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