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帝國的世界，世界的帝國
加爾各答，一個晴朗的秋日清晨，難近母節過後不久。窄巷的盡頭立起一座巨大的白色十臂女神像，那是溼婆的女性化身，雕像以竹條、製紙漿和大量的鮮豔顏料製成，專供慶典之用。此前不久，我曾路過一個地方，看起來像是加爾各答的中央香蕉倉庫，卡車卸下的成穗香蕉層層疊疊，在一幢山間小屋前堆積如山。再轉個彎就會走進一條油香瀰漫的街道，那裡的男人都坐著揉搓、油炸一種叫作拉杜（laddoos）的亮黃色甜點，炸好後堆成一座座高塔。但在那兒，我眼前最出乎意料的一幕其實是：一座龐大的帕拉底歐式莊園，裝飾著兩扇鍛鐵大門，宛如手繪的舞台布景，聳立在重重窄巷之後。
此地人稱大理石宮，某部分可定義成住宅。屋主是姓穆利克的正統印度教家族，一八三五年建成以來，他們在莊園裡塞滿了來自歐洲各地的藝術品和物品，並向訪客開放，這使得大理石宮成為印度的「首家西方藝術博物館」。我本可擇日再來一探大理石宮的藏品和歷史。但在那個早晨，在我走過前院巴洛克式的奇葩異卉，沿淺階拾級而上，不禁感覺自己徜徉在一個奇妙而未知的平行世界。我在撞球室一張破損的皮製高背長椅上坐下。希臘諸神的石膏塑像和大理石雕像從四周牆壁向下窺探，屋頂的吊扇像二戰轟炸機的螺旋槳一樣在頭頂盤旋。雖然城市的喧囂就在數百公尺之外，這裡唯一的聲音卻是後院一個名副其實的鳥舍裡傳來的宛轉鳥鳴。大理石宮就像是狄更斯般入鄉隨俗了。
要詳論這種地方的文化怪異之處絕非難事，顯然是個人情感創造，與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但如果試圖從它本身的用語來理解其意義呢？我在研究大英帝國文化史期間參觀了大理石宮。我讀過的有關帝國和文化的大部分內容都為我們詳盡地描繪了一幅或許暗藏殺機的畫面，畫面中的歐洲白人殖民者試圖取代、占有或貶低他們遇見的非歐洲民族和社會。那些內容更多地關注歐洲人如何應付非歐洲人而非相反，討論的重點往往是衝突而非融合。但我在這裡看到了一幅全然不同的畫面：這是一個真正嵌入東西兩方文化的所在，也是依然鮮活生動的帝國遺跡。我想知道，如果穿過這樣一扇大門走進帝國的歷史，又會是怎樣一番場景？從內向外觀察帝國，會是什麼樣子？
我在寫作本書期間多次見證東西方出乎意料並列在一塊，大理石宮只是其中之一。我曾遇過令人心跳暫停的瞬間，當時我在法國阿爾卑斯山一家檔案館的密室中發現了蒙兀兒王朝皇帝的信件，它們都疊成窄長條，塞在一個破舊的金屬箱子裡，彷彿自從薩沃伊的收信人在二百年前閱畢之後，就再也沒有人碰過它們。某個烈日當空的中午，我在一座埃及神廟的空寂廢墟上發現一位離世已久的英國外交官的名字，它有氣無力地刻在石頭上──徒勞地尋求不朽。後來我竟然在紐約發現了他勁敵的簽名，就刻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玻璃天花板下的丹鐸神廟內牆之上。一次我在佛羅倫斯郊外的山坡上參觀一座完美的托斯卡尼莊園，卻發現了一把虎頭刀柄的長刀，這是在一七九九年那場大英帝國最跌宕起伏的戰役中，從印度南方城市塞林伽巴丹繳獲的。
這些散落四方的證據（從歐洲乃至美洲，到英國及前大英帝國各地）沒有一個是大英帝國多數書籍所標榜的物證。那種歷史往往不帶個人色彩，時而空談理論，常常脫離歐洲和其他非帝國世界更廣闊的背景。與之相反，本書的核心內容乃是所有這些遺存之物背後的故事。每一件遺物的前主人都曾經在大英帝國最東端的印度或埃及生活過，那是東西方長久的文化、社會和政治邊界開始形成的年代。這些遺物的前主人是以有形的方式接觸異域文化的男男女女：物事的收藏家。他們購買、委託、交易、掠奪、偷盜、俘獲、搜尋；既維護也時有破壞；既感動莫名又垂涎三尺；他們失去了一切，卻把那一切記在心底。這些收藏家用自己的生命和遺產為東西方搭起橋梁，把我們帶入了一段鮮為人知的私密帝國史。他們好比是一面鏡子，映照出英國是如何在印度和其他地區匯集成一個帝國的宏大故事。
對於不列顛和大英帝國來說，從一七五○年到一八五○年這一百年是帝國形成的世紀。一七五○年，不列顛還是一片帝國汪洋中的孤島。這座小島上只有八百萬人口，是宿敵法國的一半，這種失衡引發了巨大的民族焦慮。相比之下，不列顛的殖民帝國是較為溫和的。在大西洋世界，西班牙和葡萄牙仍是最大的霸主。法國構成了更大的挑戰。儘管英國的北美殖民地讓臨近的新法蘭西相形見絀（英國在那裡有二百五十萬殖民者，而新法蘭西卻只有微不足道的七萬人），但法國卻威脅要將它在五大湖地區和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定居點連結起來，遏止十三殖民地，並將令人心動的西部納入囊中。在地中海和中東地區，與法國、西班牙或義大利諸邦相比，英國的存在感很低。在印度，它只是在海岸地區擁有「商館」（或稱貿易前哨）的歐洲諸國（包括葡萄牙、荷蘭、法國和丹麥）之一。西班牙、葡萄牙及荷蘭壟斷了與東亞和東南亞的貿易（荷蘭控制著當今印度尼西亞的幾個頗有價值的香料島）；至於南太平洋這個英法後來激烈對抗的地區，直到一七六八年詹姆斯．庫克船長首次出海遠航之後，英國才將探索的目光投向那裡。
但截至一八五○年，全世界以及英國在世界當中的地位，都大不一樣了。英國成為世上第一個也是最大的工業化國家，人口高度城市化，比一七五○年多了將近兩倍。歐洲各地幾乎都遭遇了入侵、革命或內戰的災難，唯有英國倖免於此。在歐洲，英國享有空前的外交和政治權威，以及工商和財政上的優勢。在海外，英國從前的帝國對手鮮有能與之匹敵者。老牌殖民勢力只有法國可與之一戰，其帝國在一八三○年重新發動了對阿爾及利亞的侵略。但在這個世紀的中期，英國全球勢力的最大挑戰者尚在形成中：美國和俄羅斯這兩個帝國都在爭先恐後地奔向太平洋。一八五○年的大英帝國囊括了全球四分之一土地，從渥太華到紐西蘭的奧克蘭，從開普敦到印度的加爾各答，從新加坡到牙買加的西班牙鎮，無遠弗屆。世上五分之一的人口都是維多利亞女王的臣民；還有數百萬人居住在英國投資和間接控制的國度（如阿根廷或葡萄牙）。伴隨這種地理擴張而來的，是目標、人員和文化上的統一性，把帝國的眾多互不相干的部分連結起來。大英帝國向來不乏批評者，無論是在國內還是海外；它在名義上（或地圖上）的連貫性也永遠強過實際情況。但到了一八五○年，很多英國人逐漸把帝國看作是英國本身的基石之一和國家認同的重要組成。帝國的太陽升起了，似乎永無日落之虞。
本書按時間順序記載了英國在印度和埃及這兩個最東端的地區崛起成為世界強權的歷史。那些地區將會成為大英帝國在「東方」的地緣政治門戶，一七五○年後，英國勢力在那裡的擴張最為顯著。它們也是西方概念中「東方」的柱石，歐洲正是在那裡遭遇了最多樣和複雜的文化差異。在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上，我的敘事都在帝國邊緣展開：時間上是在英國規則的諸多界限確定下來之前，空間上是站在宗主國邊緣人口和地區的立場上。這部大英帝國主義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法蘭西帝國史，講述了當兩國在東方的利益最終成形的過程中，英法對抗所起的作用。但最重要的是，本書講述的是真實人物身處帝國內部所經歷的帝國擴張。在這個廣袤而不斷變遷的世界裡生活感受如何？從收藏家的視角看去，這個世界又有何不同？
我有意採取了一種非傳統的方法，透過研究一種活動和沉迷其中的人，也就是收藏和收藏家，來考察帝國的擴張。一個主要原因只是為了從過去中還原新的形象和新的經歷。但這些個人的遭遇也在更籠統的層面上，為文化和帝國主義之間的關係提供了一個不同的視角。我並沒有把搜羅文物解讀為帝國強權那顯而易見或順理成章的表達，抑或是「帝國事業」的必然結果。相反，搜羅文物的歷史揭示了帝國的複雜性；它表明權力和文化是如何以糾結、偶然，時而自相矛盾的方式來交會的。我並未將搜羅文物視為帝國強權之表現，而是把大英帝國本身當成一種收藏：拼接連綴，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日漸清晰，被一系列的境況、意外和計畫塑造成形。
書中談及的男男女女多半不是通常會出現在史書中的人物。首先，他們絕不囿於傳統上諸如職業、宗教、階層，乃至種族或國籍等社會屬性。相反，他們是一群共有同一種習慣和興趣之人，橫跨整個帝國社會的各個階層，從王孫、軍官、公職人員和商人，直至觀光客、妻子、藝術家和探險家。帝國收藏家中既有羅伯特．克萊武和拿破崙．波拿巴這種家喻戶曉的名人，也有英國小外交官亨利．索爾特，或離經叛道的愛爾蘭裔軍人查爾斯．「印度人」．斯圖爾特這種邊緣化的無名小輩。收藏家的標準多少有些隨意，這一點不可避免──而且雖說本書中寫到的一些人物充滿激情地致力於獲取藏品，還有些人卻更多是在習慣或環境的左右下，在生活中偶遇那些藝術品而出手抓住的。但他們都有另一個關鍵的特點：他們都用藏品來展現、打磨或塑造自己的社會形象。收藏是一種自我塑造之道。實際上，收藏與自我塑造之間的關聯本身就是一種跨文化現象，從歐洲人延伸到了印度王孫身上，前者把藝術品收藏作為真正紳士的象徵，後者用收藏遙遠國度的物件來增加個人的魅力。
帝國收藏家跨越了文化差異的界線。當文化被提煉到抽象的程度，談論「文明的碰撞」就容易多了。但真實世界裡真實的人卻不必以對抗或單一的方式來體驗其他文化。帝國收藏家們的故事讓我們對於文化遭遇的過程涉及了多少跨越與融合、隔離與分歧一目了然。在如今這個關於帝國的理論和意識形態討論盛行一時，卻沒有多少人願意接觸和理解其他文化的時代，還原帝國生活的多樣性及其同理心顯得格外重要。
這些故事還抵銷了後殖民研究中把歐洲帝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碰撞描述成本質上對立的一邊倒事件的傾向：關於西方勢力如何在技術、經濟、軍事和文化等方面在非西方社會強制實行霸權，有太多悽慘而骯髒的故事。從愛德華．薩依德在他開創性的著作《東方主義》（一九七八）中強調西方話語定義和左右東方「他者」的能力；到頗有影響力的印度期刊《賤民研究》；再到近來有關各種雜糅形式的研究，似乎可以說，大多數學者都把精力花在描摹「西方」如何對「其他地區」施加壓力，展示力量了。誠然，這大體上正是歐洲帝國的企圖。但帝國主義並非單行道，力量和文化也並不總是步調一致的。在試圖理解歐洲勢力如何對他國一意孤行的同時，也該思考一下其他的國家如何改變和挑戰了歐洲勢力。
各檔案館裡都塞滿了生活在帝國東部邊緣的人尚未訴說但很值得研究的經歷，例如隨營人員、口譯員，乃至普通士兵（關於他們的文字描繪竟出奇地少），或是婦孺。收藏家們因為主動而實際地參與其他文化，也因為他們痴迷於地位和自我塑造，而成為我們探索帝國邊疆的出色嚮導。此外，他們把收藏品搬回歐洲，在向西方大眾展示異域文化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很多重要博物館裡的印度和埃及收藏品常常被認為是制度性掠奪和侵占的產物，實際上卻源自本書所介紹的這些人物的強烈個人品味和雄心。
因此，本書的核心目標就只是講述他們的故事。但就像古吉拉特繡花布上縫的小鏡子一樣，這些故事也會反射出它們所處的廣大世界的諸多特徵。如果從小處著眼，全貌看來是怎樣的，又有何不同之處？在敘述完這些個人史之後，我還會透過它們來探討大英帝國在東方更廣泛的軌跡，如何比傳統敘事表現的過程更加複雜和無常。同樣，帝國在本書中的形象也會讓讀者覺得陌生。
大家曾一度把大英帝國的崛起描述成勝利的進程：是「天命」，必然之事，好事一樁。實際上至今仍有人如此講述帝國的故事。雖說政治傾向完全相反，但後殖民時期的民族主義者對帝國的描述也同樣是一邊倒，他們把大英帝國形容成一個陰險的龐然大物。今日任何一位嚴謹學者絕不會無條件地支持以上任何一種態度。然而，關於帝國的討論中仍然存在著些許目的論，認為結局不可避免：白人終將獲勝，重任在肩，殖民地人民被排斥在外。與之相反，本書重點考察了大英帝國成功之路上的種種障礙。英國的擴張既受到內部勢力的非議，也受到歐洲對手的競爭，尤其是法國。由於英國嚴重依賴歐洲大陸，也日益倚仗帝國臣民的勞動力和支持，其擴張的「英國性」也相當靠不住。觀察英國勢力的漏洞和不安全因素，有助於解釋這個帝國為何以及何時採取了這些特殊的形式。
大多數關於英國擴張的敘述，都很少談及英國的競爭對手和反對者，而本書的整體敘事關注於更廣泛的全球背景，英國勢力正是在其中勉力前行並屢受挑戰的。首先，要理解大英帝國的歷史，必須與法國及其帝國史（特別是英法戰爭那段歷史）相互聯繫。從一七五六年開始的「七年戰爭」到一八一五年滑鐵盧戰役這將近六十年裡，英法之間開戰了三次以上。這是現代「全面戰爭」的十八世紀版本。在英國，與法國的戰爭主導了政治、財政和文化。在法國，與英國的戰爭對國家、經濟，以及最終對君主政體本身都產生了災難性的後果。這也是一場全球戰爭。為了維護帝國的利益，這場戰爭在多個大洲展開，對於英法兩國帝國擴張的步伐、動機和方向都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甚至在滑鐵盧戰役之後（當時英國的全球霸權達到了頂峰），法國仍在影響著英國的帝國擴張和帝國欲望。說起來，在兩個大國覬覦之下的鄂圖曼帝國，法國看起來還占了先機。甚至在印度，傳統觀點認為法國的野心在一七六○年代便式微了，但法國的一些決策者卻仍在旁遮普邦廣結盟友，懷抱著復興的夢想。簡而言之，書寫大英帝國史而不把法國涵蓋在內，就像書寫冷戰時期的美國，卻絕口不提蘇聯一樣。法國對於現代大英帝國的形成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
不同於大多數的書籍，我對大英帝國整體敘述的第二個面向，將重點放在英國勢力「非正式」、尚在形成中的地點，而非英國公然征服、占領並統治之地。「帝國」是個很靈活的詞，而以靈活的方式來詮釋這個詞，可以讓人理解歐洲國家隨著時間的流逝逐步探索並建立帝國的整個機制。埃及在一九一四年成為受保護國之前並未正式加入大英帝國。就連在十九世紀末被認為是大英帝國「皇冠上的寶石」的印度，也從未徹底英國化。一九四七年印度獨立之時，這塊次大陸上還有整整三分之一的國土由名義上獨立的王公所控制。而在一八五七年之前（也就是本書涵蓋的整個時期）印度屬於「英國」的各個地區也並非由英國政府，而是由部分處於國會監督之下的私營東印度公司所統治。
在此期間，埃及全境以及印度很多地區仍是老牌東方帝國統治者（鄂圖曼帝國和蒙兀兒帝國）的保留地。儘管在歐洲帝國看來，蒙兀兒和鄂圖曼政權有時像是花拳繡腿，它們的持久存在卻有著若干原因。一方面，這表明英國本身的帝國合法性有很大一部分是從老牌的非歐洲勢力那裡獲得的，法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這還意味著文化融合正是植根於帝國國家的日常運作之中，從法律制度和稅收制度，到宗教儀式、等級和人事管理的各個面向，在印度尤其如此。歐洲國家繼承了（往往還特意呼應了）蒙兀兒和鄂圖曼的統治方式。最後，只要蒙兀兒和鄂圖曼這些傀儡持續存在，歐洲諸國之間的競賽就不會結束，它們仍要為爭奪幕後影響力而打個不停。在所有這些面向，英國在蒙兀兒和鄂圖曼地盤上的統治都形成了某種遠遠不是「英國味」的東西，也沒有後來那些帝國象徵所顯示的那樣正式。
從一七五○年到一八五○年的這一個世紀裡，英國在印度和其他地區「收藏」出一個東方帝國，它起步於孟加拉，從那裡不斷添加進其他的區域。這當然不是說帝國的擴張毫無系統，也沒有宏大的敘事。英國並不像維多利亞時代的歷史學家J．R．西利的著名論斷所說，「心不在焉地」得到了它的帝國。甚至可以說，就連西利也心知肚明，英國在與法國作戰的數十年間，才建立起自己的帝國。但我把英國這段時期的帝國擴張描述成顯而易見的收藏，是希望表明這比「帝國事業」這種熟悉的語言所蘊涵的意義更加零散、偶然和無常，在很多方面還是協力完成的。英國本身在兩個重要的方面就像一個帝國收藏家。和本書描述的諸位收藏家一樣，英國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人微言輕。與蒙兀兒、鄂圖曼，以及其他本地政權相比，英國微不足道，那些政權的物質和技術資源當然會令英國躊躇不前，勞動力也可以輕而易舉地勝過英國。在其他歐洲對手（主要是法國）看來，它也不值一提，英國自己顯然也如此認為。
和其他收藏家一樣，英國也利用收藏來重塑自身，定義其帝國的使命感。一七五○年，大英帝國在新教和自由意識形態的支持下，基本上還是個在大西洋地區活動的殖民和貿易國家。這與天主教歐洲的陸上帝國、「東方」，甚至古羅馬都自覺不同，這些地區被廣泛批評為殘暴、專橫和獨裁的。然而到了一八五○年，大英帝國所擁有的正是這些：透過征服和直接統治顯然是外國人的逾百萬臣民所形成的洲際帝國。此外，很多英國人對此深感自豪，他們在不過數代之前還對那些陸上的帝國抱持懷疑態度。如果說與法國作戰有效地為英國贏得了一個嶄新的帝國，那麼它也鞏固了英國作為國家和帝國勢力所主張的一種新的理解。十九世紀初，英國自由黨開始高揚一種新的政治意識形態，把民族和帝國囊括在同一套話語中。維多利亞女王在一八三七年登基之時，自由主義的改革確保了天主教臣民可以坐在國會裡；貧困臣民的吃住得以滿足（儘管並不滿意），並由國家承擔費用；而中產臣民則可以投票，其中大多數人是第一次擁有這種權利。最重要的是，一八三三年廢除了奴隸制，沒有哪個英國人從此可以合法地擁有奴隸，或成為奴隸。
在惠及所有臣民、無區別的「英國人」權利上，自由理想所衍生出的帝國後果體現出一種新羅馬版本的英國帝權。一八五○年，帕默斯頓勛爵就彈出了這個時代最強音，他是英國的英裔愛爾蘭人、在蘇格蘭接受教育、精通多種語言且直言不諱的帝國主義外交大臣；當他在為一個遭到侮辱的大英帝國臣民辯護時，振聾發聵地宣稱：「就像往昔的羅馬人為了免受侮辱，會說我是羅馬公民（Civis Romanus sum）那樣；英國的臣民，無論身處何方都應該堅信，英國的關注目光和強硬手段會保護他免受不公正和錯誤的對待。」這裡所說的英國臣民是何方神聖？是個出生在直布羅陀（因而是英國人）、生活在希臘的葡萄牙猶太人，名叫唐．大衛．帕西菲科。
這裡自然有不少政治表演的成分，自以為是就更毋庸多言了。然而，帕默斯頓及其同僚認清了帝國擴張的一個事實，而那正是容易被我們這個時代所忽略的，因為我們總是太過強調大英帝國力圖把各種他者排除在白人、男性、基督徒，擁有權力的基本主流之外。帝國要包容人民和各種文化。隨著不斷的開疆拓土，無論帝國變得多僵化，它也必須有更多包容。實際上，十九世紀的英國做為一個帝國、一個民族存續下去，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尋找包容差異的手段，特別是在海外。這當然是自相矛盾的。但帝國的擴張、英國國民性和跨文化包容是生死與共的，不管它們的進程中有多少跌跌撞撞，問題有多棘手，過程有多痛苦，它們依然蹣跚前行。
這並不是說大英（或其他任何）帝國設法避免了種族主義、鎮壓、暴力或各種偏見的影響。但我們不應把十九世紀末期「白人的負擔」的態度，強加給前期這種密度更大也更為複雜的人類經驗糾葛。沙文主義道德觀常常被拿來與大英帝國相聯繫，但它並沒有推進帝國在東方的擴張。相反，歐洲人在東方地盤上積聚了數代的影響之後，這種道德觀才得以鞏固。它是在全球英法戰爭的背景下得到強化的。而且這種帝國道德觀是一種誤導的、不精確的解釋，因為英國的霸權從來不像其支持者（或者當今的很多批評者）所暗示的那樣是鐵板一塊。實際上，「白人的負擔」多少只是一廂情願，是以修辭和道德的目的來為大英帝國規則中的弱點和矛盾辯護與加以補償的一種方式。
我按時間順序，將英國如何把印度至埃及收入其東方帝國的過程歸納成三個部分；它們大致可以依次對應地點、力量和個性。本書的前三分之一詳述了十八世紀末期印度純粹的世界主義，從東印度公司占領孟加拉開始，以及那裡偉大的總司令（和收藏家）羅伯特．克萊武為了要在英國社會謀得一席之地的艱難鬥爭。隨後便造訪充滿生機的北印度城市勒克瑙，其正好位在東印度公司的控制範圍之外，蓬勃發展成為各種收藏家和文化變色龍的避風港。中間的三章則關注於大英帝國收藏過程中的一個關鍵時刻：一七九八年法國入侵埃及，以及一七九九年英國占領印度南部的塞林伽巴丹。儘管這些戰役發生在不同的大洲，對戰的是兩個不同的穆斯林敵手，但它們實際上卻把同一場英法戰爭的不同前線聯繫起來。它們共同標誌著大英帝國的政策轉向成主動征服、沿著印度的前線和邊界「收藏」領地。在這些年裡，英法兩國也前所未有地成為了帝國物品收藏家；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戰役產生了第一批帝國戰利品，並在英國公開展示。本書的最後一部分記述了十九世紀初在埃及的收藏和帝國，英法兩國為了在那裡擴大政治影響正對抗得如火如荼，引發了一場搜羅文物的公開戰鬥。最後，我會說明在帝國邊疆的收藏（個人收藏和帝國國家的收藏）如何持續顛覆、操縱和扭曲文化邊界並產生了持久影響，即便在文化分層更加僵化的時代也是如此。
十九世紀末期王冠與號角（或更準確地說是木髓頭盔和風笛）的帝國，棕梠樹掩映之中的教堂白色尖塔，俱樂部走廊上的杜松子酒和奎寧水，一群本地僕人服侍著臉色紅潤的英國人，這一切都是我們如此熟悉的畫面，以至於有時都很難回想起帝國「教化使命」意識形態發生之前的世界。本書正是想努力做到這一點。它回到那個時代，走進眾人生活、熱愛、戰鬥和自我認同的地方，他們真實的狀態比後來的帝國沙文主義，甚或許多當今探討帝國的著述所暗示的狀態都要複雜得多。
最重要的是，本書的訴求是把活生生的人類經驗重新寫入一個往往被史學界抽象探討的話題──要麼就是偉大征服的話題，不然就是冷冰冰的論述話語。這些收藏家和他們的世界都銷聲匿跡了。但他們收藏、遷移並聚集起來的物品仍在鮮活生動地訴說著他們的激情。在英國及其前殖民地（實際上在全世界各地），這些物品都是人類接觸的確鑿證據，正是這些人與人的相互接觸，支撐著難以度量的全球化進程和帝國。我絕無為帝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宣傳或道歉之意。但帝國是世界史上的一樁事實。本書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不是它們是「好」是「壞」，而是它們都做了些什麼，影響了哪些人，是如何影響的。這裡講述的歷史希望反思一個新的帝國時代，在這個意義上，它呼籲人們記住成功的國際關係中的基本人性：那就是借鑑、學習、適應和給予。為了收藏，也為了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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