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獎紀錄：

l　榮獲2021年蓋爾伯獎（Lionel Gelber Prize）
l　入圍2020年《金融時報》與麥肯錫最佳商業書籍
l　《策略＋商業》（Strategy + Business）最佳商業書

得獎紀錄：l　榮獲2021年蓋爾伯獎（Lionel Gelber Prize）
l　入圍2020年《金融時報》與麥肯錫最佳商業書籍
l　《策略＋商業》（Strategy + Business）最佳商業書

平裝本序
從我們在二○二○年一月完成《貿易戰就是階級戰》精裝本的最終文字編輯作業後，整個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當時，為了終止二○一八年起逐步加劇的關稅衝突，中國和美國政府剛就彼此間的「第一階段」貿易條件達成協議。其中，中方承諾增加對美國商品的採購，並同意對美國企業開放中國金融體系的部分環節。另一方面，歐洲各國的政府則聚焦在未來七年的歐盟預算協商（這個協商過程因不久前的英國脫歐而變得更爭議叢生）同時為即將到來的美歐貿易衝突（這些衝突包括向美國網路巨擘課稅乃至氣候變遷之因應等有關）做準備。
當時，武漢爆發新型嚴重呼吸道疾病的消息才剛被公諸於世，但事後的發展證明，這場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成了決定二○二○年的關鍵事件。數百萬民眾染疫身亡，更多倖存者因長期的器官損壞而受苦。由於勞工與消費者努力避免染疫，企業活動在短短幾個星期內重挫二○％至三○％，全球經濟也經歷了前所未見的激烈動盪。於是，世界各地的政府紛紛祭出只有戰爭期間才可能動用的對策，因應這場流行疫病的衝擊。
在那樣的大環境之下，解釋貿易衝突與金融失衡之成因以及相關因應之道等，似乎已不再是當務之急。不過，儘管我們肯定沒有預見到這場流行疫病的到來，近期的種種事件卻使本書所討論的幾個觀點顯得更加重要。這場流行疫病使我們在書中強調的現有所得、儲蓄與支出扭曲進一步惡化，使債務急遽增加，並導致世界多數國家的貿易失衡變得更嚴重。
這場流行疫病也提醒我們，不管喜不喜歡，我們都和世界上的每一個人息息相關。污染、氣候變遷以及高傳染性呼吸道病毒的發生不分國界。已成功壓制病毒的國家被迫以史無前例的嚴謹規格切斷與世界的互動，但即使那些國家關閉對外的門戶，卻還是不得不繼續採取積極的應對措施，以防止疫情的反覆爆發演變成美國與歐洲那種一發不可收拾的災難。
本書的重要觀點之一是：源自世界某處的金融與經濟失衡會從該處傳播到全球各地，並以各種微妙且經常令人訝異的方式，將中國農民工、德國退休者以及美國建築業勞工等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各色人等牽連在一起。表面上看似純屬某一國國內事務的事件，最終卻常透過國際收支（balance of payments）的變化，影響到世界上的其他經濟體的民眾。顯而易見的，成功保護民眾免受這場疫病傷害的國家，並不見得能同樣有效地保護企業與勞工免於受經濟崩潰所傷害。舉個例子，自二○一九年年底至二○二○年底，南韓與美國的企業活動降低幅度大致相等。
儘管很多人漸漸體會到公共衛生與環境保護等問題有賴全球合作才能解決，卻較少人理解勞動標準與企業稅制等林林總總的問題也適用相同的邏輯。換言之，如果一種病毒就足以顛覆整個世界，中國的銀行體系或是德國企業的投資作業難道沒這個能耐嗎？由於未來流行疫病的防範牽涉到世界上每一個人的利益，所以我們有時不得不捲入其他社會的「內部」事務。本書主張相同的道理也適用於經濟與金融危機。
遺憾的是，儘管有效疫苗的迅速開發與分配，已使Covid-19的威脅漸漸減輕，但在這種病毒肆虐前就已存在的社會與政治條件迄今仍未改善。這引領我們進入本書的核心觀點之一：任何一個國家的所得分配，同樣會對國內與國外造成經濟與金融面的後果，而愈來愈嚴重的所得分配不平等，已造成商品及勞務支出減少但債務增加的不良結果。過去幾十年，全球處處可見的所得集中現象，是造成世界上多數富裕國家生活水準成長率降低、貿易失衡惡化與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Covid-19導致原本既存於很多社會中的不平等情勢惡化，因為較低所得勞工較可能失業、較可能生病，且較不可能持有已增值那麼多的股票和房產。
Covid-19也對不同國家產生了不均等的經濟影響。石油出口國因能源價格的崩跌而遭受重創，製造先進電子產品的國家卻因消費者與企業轉採居家工作模式而相對表現優異。然而，除了這些結構性差異，還有一些同樣重要的差異：各國政府根據其政治與社會制度的差異，採取不同的方式來回應Covid-19。某些國家以發放「經濟衝擊紓困金」（economic impact payments）及大幅提高失業保險系統給付等方式，直接為勞工與消費者提供數兆美元的援助，例如美國；而其他國家則以補貼性貸款的形式，為地方政府的基礎建設支出提供財源，並藉由干預外匯市場來支持出口商，例如中國。
美國與中國的政策回應並非絲毫不相關。這兩組政策都對世界其他地方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因為這兩個國家都是一個更廣大的連結體系裡的一員。由於中國政府不願支持本國消費者，所以實質上等於是依賴外國消費者來維持中國人的就業機會與所得──由於美國政府積極送錢給美國消費者，且不對這筆錢的花用方式設限，所以中國採用的方法一如往常地收到良好的成效。如果美國對這場疫情的回應方式有所不同，中國的前述因應方式，理應對中國人與全球經濟產生截然不同的影響，對美國來說也是一樣。由於這兩個國家分採不同的方法，所以儘管病毒剛來襲之際，它們都經歷了相似的經濟衰退，但事後各自的復甦歷程看起來卻大不相同。而箇中差異經由貿易與金融的變化而獲得調和。
雖然Covid-19源自中國，但中國中央政府的積極回應，使當地的疫情大約在三月份就幾乎被撲滅。中國的商業活動雖在一月份與二月份重挫，但在春天到來之際，幾乎每一項經濟指標實際上都已快速反彈，只不過，剛失業的數千萬民農民工被迫回到鄉間，靠僅能餬口的農業過活兒。儘管如此，到夏天時，中國社會多半已恢復正常狀態。不過，中國這次的經濟復甦極度不平衡。雖然二○二○年一整年的經濟產出還比二○一九年成長二．三％，非食品雜貨與能源相關的消費品支出，卻比二○一九年低三％，前往餐廳的支出更是低一七％。不過，住宅建築活動（上升八％）、基礎建設投資（成長五％）與製造業出口（增加四％）等大幅增加，抵銷了家庭消費的降低。
中國的狀況和完全未能有效控制病毒擴散的美國呈現驚人的對比。和中國有所不同的是，美國的國內航空旅遊景氣可謂「一去不復返」，而美國國內多數地區的餐廳人流也未曾回到這場流行疫病爆發前的常態。但儘管美國二○二○年的經濟規模較二○一九年萎縮了大約三．五％，非食品雜貨與汽油相關的消費品支出卻成長了四％。相似的，住宅建築支出上升幾近一○％。由於美國政府採取大規模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回應這場流行疫病，故即使疫情極度嚴重，很多美國人手上的現金卻增加到有生以來最多的水準。雖然很多民眾選擇將這些現金用來償還信用卡債，或將之存入支票存款帳戶，也很多人利用這筆額外的資金增加汽車、家電用品與住宅翻新等方面的支出。但二○二○年美國的製造業產量比二○一九年減少六％，出口更降低了一六％。
我們可以把這些現象略微簡化為一個結論：即使中國消費者縮減支出（外國製造商被犧牲），但中國的生產商卻在中國政府與美國消費者（後者獲得美國聯邦政府的資金奧援）共同支持下繼續成長。這一切的淨影響是：美國貿易逆差大幅上升，增加的金額幾乎完全等於中國貿易順差的增加金額。如果美國和世界上其他經濟體都採取和中國一樣的方式來應對Covid-19所產生的經濟影響，最可能的結果應該是全球失業大增，中國本身的失業增加幅度將尤其嚴重。當整個世界因商品及勞務需求遽減而受苦之際，除非其他國家選擇支持額外的消費支出來平衡中國增加的生產，否則中國鼓勵增產的對策不可能有效解決經濟崩潰的問題。
這場流行疫病導致中國與美國之間原本就存在的經濟與金融失衡變得更嚴重，不過，若以較樂觀的角度來看待，這場疫情可能代表著主要歐洲國家之間再平衡流程的開始。二○二一年年初時，向來以吝嗇而聞名的德國政府，誓言對德國公民提供高額的直接援助，其規模幾乎不亞於美國政府對美國民眾提供的直接援助──若換算為相同經濟規模，這筆援助的金額大約是西班牙政府對西班牙國人提供的援助的四倍。雖然很遺憾的，很多歐洲國家政府，尤其是比利時、法國、希臘、義大利、葡萄牙與西班牙顯得有點力不從心，似乎無力保護本國消費者與企業免於受經濟衝擊，但德國政治階級那麼積極應對這場危機，確實是非常值得關注，也令人感到士氣大振。德國政治階級這次的回應和過去幾十年間的行為模式呈現非常鮮明的對比，所以這或許是一個好的開始，或許未來他們將以更開明的方法來制訂經濟決策。
這些決策的立即影響之一，是德國對世界其他地方進口品支出的降幅，低於外國人對德國出口品的支出降幅，這一來一往的淨影響，大約使德國二○二○年的總國內生產減少約一．一個百分點。在無力花費那麼多政府支出的義大利，進口減少的幅度遠大於出口，而這造成的貿易收支變化，使國民所得比原來增加了接近一％。
更顯著的影響是以德國政府為首的二十七個歐盟成員國領袖，同意由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代表他們提供至多七千五百億的貸款額度，並將其中部分資金用於集體救濟方案。雖然那些救助的規模和Covid-19所帶來的損害比較起來相對仍較低，這項協議還是非常令人矚目，因為這是歐洲各國政府領袖首度為了共同目標而協議提供聯合貸款。如果歐盟復甦基金（Recovery and Resilience Facility）的成立真的發揮作用並成為一個前例，它很可能會成為歐盟朝「一加一大於二」的願景前進的起步。過去為了北歐與南歐或東歐與西歐間的金錢問題而長久處於衝突狀態的歐洲人，很有可能終於找到超越彼此歧異的方法，並開始共同努力為所有居民追求更好的生活。
這引領我們進入本書的另一個觀點：繁榮不是一種匱乏（scarce）的資源。各個社會的成就不是靠犧牲其他社會而來。由於每個人都經由貿易與金融而息息相關，所以，更多生產與更多消費最終必定對每一個人有利。中國在毛澤東思想退場後的復興，並不是靠剝奪美國中產階級而來，相同的，中歐與東歐的開放與重新融入西方，並沒有逼得法國、德國或義大利的勞工忍受較低的工資、較高的失業率，以及較高的債務。事實上，較低的工資、較高的失業率，以及較高的債務等後果，是世界各地的富豪、富豪控制的企業，以及受富豪影響的政治領袖的選擇所造成。那些選擇造成一個邪惡的結果：幾十年來，世界經濟大餅縮小，全人類一直過著所得低於支出的入不敷出生活，甚至讓愈來愈多人相信唯有個人吃苦，國家才能在全球市場上保有競爭力。
幸好自本書在二○二○年五月首度出版以來，我們在本書提出的論點已漸漸產生影響力。荷蘭央行官員警告「勞動階級民眾分享到的經濟資源愈來愈少」並呼籲推動「使家庭獲得更大支出空間的改革，讓他們得以刺激進口並降低貿易順差」；中國共產黨官員則呼籲推動「需求面改革」，以便將更多所得重分配給勞工；美國新任總統也在競選時表示，應透過額外的政府支出（而非關稅）來支持美國製造商。凡此種種建言顯示，似乎有愈來愈多人認為我們可以，並且應該修正疫情爆發前的政治經濟共識。期待本書平裝本的發表有助於將這些概念進一步散播到世界上的更多角落。

引言
全球貿易活動與金融體系將世界上幾乎每一個人聯繫在一起。每當我們購物、去上班或儲蓄，我們的行為便會影響到千里之外的數十億人，相同的，我們每天也在不知不覺當中，被活在世界另一端的民眾的日常決策所影響。
雖然這些經濟連結有很多好處，卻可能將某一個社會的問題感染給另一個社會。某一個國家高到令人無力負荷的房價、債務危機、喪失就業機會與污染，經常可歸咎於另一個國家的民眾。中國政府迫害工會組織者，並提供廉價的銀行貸款給房地產開發商，導致遠在天邊的美國製造業勞工失去工作。另外，德國企業為因應德國政府縮減福利支出而削減工資的決策，卻使西班牙發生房市泡沫。
本書討論的主題是：各國內部愈來愈嚴重的不平等，加劇了國與國之間的貿易衝突。不過，最終我們還是樂觀的：我們不認為這個世界注定要忍受各國或各經濟區域之間的零和衝突（zero-sum conflict）。中國人和德國人並不邪惡，而在這個世界上，一個國家並不是非得靠犧牲其他國家的利益才能實現繁榮。過去幾十年的問題並非源自地緣政治衝突，也非各國民眾間難以和諧共存的民族性所造成。追根究柢，這些問題導因於所得被大規模移轉（transfer）到富豪以及他們控制的企業手上。
放眼世界各地，一般平民百姓的購買力都因此遭到剝奪，儘管如此，每一個民眾卻在本國至上主義者（chauvinist）和機會主義者的哄騙下，誤以為各地人民之間的利害關係根本上互相抵觸。各國內部不同經濟階級之間的整體衝突，被錯誤解釋為彼此競奪利益的不同國家之間的一系列衝突。這一切的一切顯示，一九三○年代的事態有重演之虞：當時國際經濟與金融秩序的瓦解撼動了民主的根基，更助長了致命的民族主義。那些發展帶來了戰爭、革命與種族滅絕等惡果，幸好目前的局面還不像當年那麼險峻，儘管如此，那絕非自滿的藉口。
中國政府和美國政府之間愈來愈白熱化的貿易衝突，是這些風險的最有力明證。在二○○二年至二○一○年間，美國很多企業生產的商品遭遇中國進口品的激烈競爭，而在擁有很多那類企業的國會選區，選民選出了愈來愈極端的民意代表──包括左派和右派。唐納．川普（Donald Trump）以他仇視貿易以及尤其仇視中國等的鮮明立場來凸顯他和其餘共和黨人的不同；二○一六年共和黨初選時，川普在受中國進口競爭影響最劇的一百個郡中，贏得了八十九個郡的多數選票。某些評論顯示，如果當年密西根州、賓州和威斯康辛州選民沒有被貿易相關的議題激化，川普很可能輸掉那一次大選。
川普總統上任後繼續堅持原本的立場，向多數中國進口品課徵懲罰性關稅，除此之外，他還正式為中國冠上「匯率操縱國」（currency manipulator）名號，並阻止中國投資美國企業。川普在貿易上正面迎戰中國的政策，在美國政治圈頗孚眾望（相較之下，他的其他多數政策並不得人心），民主黨的參議院領袖查爾斯．舒默（Charles Schumber）便曾在二○一八年公開讚揚懲罰性關稅，他的理由是「中國是我們真正的貿易敵手」且「威脅數千萬甚至上億美國後代子孫的就業機會」。
這樣的政治共識奠基於一個重要的事實：中國政府在二○○八年以前所採納的政策，確實摧毀了數千萬個美國人的就業機會，並使美國房市債務泡沫變得更加膨脹。從二○○八年之後，情況略有改善，但並不持久，直到如今，中國依舊是拖累全球經濟體系的主要力量之一。
但就全體國民的層次而言，美國和中國之間並不存在經濟衝突，中國的民眾並不是美國的敵人。事實上，衝突的確存在，但那存在於中國內部各經濟階級之間，而美國只是被那一股衝突波及罷了。在中國，勞工的財富被系統化地移轉到權貴階級手中，這扼殺了民眾的購買力，且形同犧牲消費來補貼生產，中國經濟因此遭到嚴重扭曲。而中國經濟的扭曲又進而製造了大量過剩的製成品以及飆漲的股票、債券及房地產價格，最終扭曲了全球經濟。中國人的消費不足摧毀了其他國家的就業機會，而過度膨脹的資產價值則導致景氣榮枯週期遭到嚴重破壞，並引發債務危機。
中國的政策不僅傷害到美國人，也傷害到一般中國勞工和退休者者。中國勞工的工資相對低於他們所生產的產值，而且被課徵過高的稅負。這導致中國勞工無法取得他們理應有能力負擔的商品和服務。他們呼吸著骯髒的空氣，飲用被污染的水，只因眾多地方政府官員看重政商背景雄厚的企業老闆的財務利益而輕大眾福祉。
這對中國以外的經濟體造成一些必然的結果：就業人口減少與債務增加，其中，承受最多代價的是美國人，而這個惡果局部導因於美國商業界人士與中國政治人物和工業家的利益共謀。
關稅和民族主義式的口號無法解決中國的失衡（imbalance），只會強化「中國和美國的經濟利益不相容」的錯誤信念，而中、美兩國都抱持這個錯誤信念。若未能以妥善的方式處理「符合正當性的不滿」（legitimate grievances），不僅無法解決根本的問題，甚至可能對國際和平造成危害。一如過去的情境，階級戰爭已引發貿易戰。如果階級戰爭乃至貿易戰引發更糟糕的後果，將會是悲劇一場。
但在此同時，無所作為也不是辦法。中國的經濟規模已過於龐大，大到其他國家不再能消極接受中國內部各種扭曲所造成的後果。將中國國內經濟政策視為國際外交策略的主題似乎缺乏正當性，也非常奇怪，不過，這個主題對於將所有人類連結起來的國際關係而言，有著重大的意義。說服中國的權貴階級允許中國勞工能夠消費較多商品與勞務（相對這些勞工所生產的商品與勞務量而言），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政策挑戰之一。扭轉過去三十年一般民眾財富被移轉給富豪的趨勢，不僅對中國人民有利，也對美國人民有利。
歐洲的狀況遠比中美衝突更不可能發展為軍事衝突，但從某些方面來說，歐洲的理智錯亂（intellectual confusion）與國內病徵甚至比中國更嚴重。過去幾年間，歐洲（而非中國）已成了世界經濟的最大威脅，而且是基於類似的理由：最初是德國，接著擴大到整個歐陸的政府相繼提高消費相關稅負、削減勞動市場保障，將數以百萬甚至千萬計的人民推向低薪兼職工作。一如中國的勞工，歐洲的勞工也愈來愈沒有能力負擔自己所生產的商品與勞務。從二○一○年開始，歐元區的家庭支出成長率大約只有整體生產成長率的一半左右。
雖然中國和歐洲之間存在非常重要的差異──舉個例子，歐洲人顯著縮減基礎建設投資，以致於如今很多橋梁和道路皆已不堪使用，但這兩者之間的相似之處，影響了全球經濟的存榮。目前歐洲內部的扭曲對全球的影響，幾乎不亞於中國在二○○八年金融危機爆發前達到高峰的失衡對世界的影響。
在二○一二年以前，整個歐洲的失衡相對並不比世界上其他地方嚴重，因為特定國家尤其像是德國國內的失衡，被其他歐洲國家吸收，特別是西班牙、希臘、義大利、愛爾蘭、葡萄牙和波羅的海國家等危機國。德國人的消費低於他們的產出，不僅如此，德國國內也有投資不足的現象，這使德國對世界其他各經濟體產生了巨大順差。在此同時，西班牙人、希臘人和其他國家的人民則享受著欣欣向榮的景氣，並以借貸來填補他們嚴重入不敷出的差額。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幾年，西班牙的貿易逆差排名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而人口僅一千一百萬人的希臘，則是世界排名第五的貿易逆差國。不過，德國的病症預告了歐陸其他國家接下來的命運──愈來愈嚴重的不平等、低迷的消費以及全面性投資不足。
對於這樣的發展，民族主義者的回應方式進一步煽動種族偏見，但又允許掌權階級迴避最根本的經濟議題。在經濟榮景期，德國的銀行業者購買了很多希臘債務（譯注：債券），德國政治人物要求希臘政府出售該國的島嶼並以出售島嶼的收入還債。很多小報甚至煽風點火地建議希臘變賣雅典衛城（Acropolis of Athens）之類的國家寶藏。面對德國的要求，希臘政府也不甘示弱地老調重提，要求德國就納粹暴行支付賠款。直到二○一七年，時任荷蘭財政部長暨歐元集團（Eurogroup）主席的傑洛．戴松布倫（Jeroen Dijsselbloem）還是將這整場危機歸咎於「把所有錢花在酒和女人身上，事後又要求別人出手援助的那些人」。
但最糟糕的不是提出那種愚蠢陳述的小報，最糟的是嚴重誤解危機甚至以民族特性為由來歸咎責任的那些政治制定者，這種行徑不僅不負責任，也極度不道德。歐洲的危機絕對不是信奉法西斯主義的德國人和不誠實的希臘人之間的衝突所造成，而是導因於所得的分配不均。德國政府為了回應東、西德統一與東歐後共產主義（postcommunist）的解放等雙重衝擊，擬定政策將購買力從勞工和退休者的手上移轉給超級富翁，而這個發展又進而導致德國的鄰國不得不忍受失業率上升與債務激增的雙重問題。令人悲傷的結局是，德國的領導人物一點一滴地破壞了原本理應是現代最正面的轉變之一──創立一個健康且統一的歐洲。目前的危險是，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也就是歐洲和美國，即將展開它們之間的貿易戰，這不僅將損害全球經濟繁榮，也將破壞世界各民主國家之間的重要同盟關係之一。
所有舊事再次重演
全球經濟體系並非第一次被日益惡化的不平等所扭曲。從很多方面來看，目前整個世界的局面和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狀況非常類似。回顧當時，由於歐洲富裕國家內部的所得分配極端不平等，故勞工沒有能力消費所有他們生產的製成品。在此同時，富豪手上有很多錢可投資，偏偏國內又缺乏誘人的投資機會：當本地消費者沒有能力購買更多商品時，富豪們當然沒有道理繼續在國內興建更多工廠。如果所得的分配不是那麼不平等，勞工就能擁有更大的購買力，也較買得起他們生產的所有事物，富豪也會比較容易得到符合理想的投資報酬。
當時的權貴階級拒絕採納這個選項，但他們也希望防止失業率大幅上升，驅使民眾可能發動革命的地步。於是，他們想出一個別出心裁的解決方案：將過多的產出轉移到受他們控制的海外市場。居住在帝國領地與準獨立國家的外國人，的確購買了當地人沒有能力負擔的許多商品，但那些外國人購買這些商品的錢，是以相對高的利率向占領軍借貸而來。英國、法國、荷蘭和德國投資人為澳洲、拉丁美洲、加拿大、非洲、印度、中國和東南亞的專案提供融資。他們也積極興建鐵道，將機械、軍事設備乃至奢侈品等各式各樣商品出口到海外。於是，極端不平等所造成的總體經濟扭曲，順理成章地成為了暴力占領的結果。
早在當時就有一些敏銳的觀察家看出其中的端倪。根據英國經濟學家暨社會評論家約翰．霍布森的說法，為「無法在國內找到理想投資機會的剩餘資本」尋找出口，是美國與歐洲帝國主義盛行的主要原因。問題的癥結是一個「將大量剩餘儲蓄放進富豪口袋」的經濟及政治體系。所得的集中賦與富豪「大到無法使用的過量消費力」，但這犧牲了其他所有人的消費力。這最終造成了損人不利己的後果，因為「光是消費本身，就能活化資本，並讓資本得以產生利潤。」於是，有錢的儲蓄者不得不到海外搜尋「能讓他們賺到投資與投機利潤的新國度」。到最後，這個搜尋流程鼓勵有權有勢的本國利益團體「將愈來愈高比重的經濟資源投入現有政治版圖以外的地區，接著又為了將新國度納入他們的勢力範圍，而積極促進政治擴張的政策。」
幸好不平等與帝國主義的有害組合可藉由改變所得分配，平和地加以解決。只要人與人之間的「所得（即取得商品的力量）分配得宜」，「本國市場」，霍布森寫道，「便能夠無限擴張」。由於「在英格蘭生產的所有事物都能在英格蘭被消費殆盡，」就「沒有開拓新外國市場的必要性。」霍布森又寫道。
霍布森在一九○二年提出那個論點，但當時他的論點並未獲得重視。十二年後，他所形容的世界被第一次世界大戰摧毀，只不過，相關的動態並沒有改變。到一九二○年代，富裕的美國人成了供給過剩的源頭，而歐洲人則變成被迫吸收那些過剩供給的人。不久前，美國財政部的經濟學家之一肯尼斯．奧斯汀（Kenneth Austin）提到，霍布森的真知灼見也同樣非常適用於現代中國、日本和德國，而此時的美國則扮演吸納外國過剩供給的大水槽。無論是在十九世紀末、一九二○年與目前，某一國極端不平等的所得分配所引起的危害，都經由全球貿易活動與金融體系傳播到其他國家。
霍布森體察到，若能將超級富翁的財富移轉給一般人，每一個人（或幾乎每一個人）都會變得更有餘裕，尤其是在不平等程度最極端的地方。他還進一步領悟到，若各國國內的財富適度重分配，國與國之間的經濟衝突或許就能和平解決。遺憾的是，他的真知灼見遭到漠視與遺忘。另外，在二十世紀中葉的經濟繁榮期，他的洞見似乎也顯得多餘。不過，冷戰結束後，不平等的快速惡化以及各國經濟連結的更加深化，已使霍布森的智慧之見顯得意義更加重大。這是一個考驗智慧的挑戰（要如何讓一般人理解這個觀點），也是一個政治挑戰（戰勝從現況獲得好處且根基雄厚的利益團體）。
要了解這一切如何運作，先從歷史的視角談談事態如何發展到今日的狀況，一定有幫助。

推薦序（一）
左派觀點的美中貿易戰分析
／沈榮欽（加拿大約克大學管理學系副教授）
自從川普對中國發動貿易戰以來，市面上絕大多數美中貿易戰的分析多是由右派的角度出發，卻乏嚴謹的左派分析視角，不能不說是智識上的一種遺憾。所幸馬修．克蘭恩和麥可．佩提斯的《貿易戰就是階級戰》正好填補了這個空白。從這個角度而言，這本書來得正其時也。所謂的左派視角不能僅是強調分析工具的不同，對多數讀者而言，同樣重要的是，左派的分析視角能夠帶來什麼樣不同的結論？在這方面《貿易戰就是階級戰》同樣並未令讀者失望，作者將階級分析與國際分工、全球價值鏈與經貿失衡結合起來，為美中貿易戰帶來嶄新的論點。
眾所周知，川普發動美中貿易戰源自他個人對貿易失衡的不滿，尤其是中國長期對美國享有巨額貿易順差，作者因此追問：美中貿易順差的源頭為何？由此展開了一段不同的旅程。作者們認為不能僅從國際經濟結構失衡看待美中貿易戰，而必須從國內經濟失衡的角度觀之，美中貿易失衡並非只是來自美國與中國的衝突，而是源自中國之內的階級問題，佐以美國在國際經濟的角色所致。
例如中國立國之後發展經濟時，一開始需要解決原始積累的投資不足問題時，中國更傾向於利用國內民眾的資金，而非風險較高的國際資本。但是要如何將中國民眾的資金導入投資？於是中國政府採行了諸如高儲蓄率、實質負利率、戶口制度、累退稅制、限制對外投資管道、薄弱的社會保障體系以及國有企業體制等，令民眾的金錢大量存入銀行，銀行再借給（國有）企業與地方政府，基本上民眾在過程中即使並非承受實質負利率，也是以極低的利率借出資金，效果上相當於將工人收入與退休人員退休金以過低的利率移轉至（國有）企業和國家使用，也就是俗稱的中國制度性「割韭菜」來補貼（國有）企業、黨國特權階級與地方政府。
之後由於中國打入國際貿易體系，並得以利用WTO開發中國家條件，使得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吸引大量外資，解決了中國投資不足的問題。結果中國工人僅能消費一小部分自己所生產的商品，即使中國儲蓄率高達五○％，但是中國家戶消費不足產能的四○％。產能過剩的結果，必須向世界輸出，而美國承擔了大部分中國輸出的成本，不僅造成美國大量來自中國的貿易赤字，也因此損失數以百萬計的工作，從而影響美國國內的政治發展，成為促成美中貿易戰的一大因素。
準此而言，《貿易戰就是階級戰》在目前汗牛充棟的美中貿易戰論述中，實在占有一獨特的地位，從國內經濟失衡到國際經濟失衡，從國內剝削到國際剝削，縱使你不同意書中的每一個論點，也可以從作者的分析角度獲得一個更為宏觀且整體的視野去認識世界。

推薦序（一）左派觀點的美中貿易戰分析／沈榮欽（加拿大約克大學管理學系副教授）
推薦序（二）理解全球金融危機與美中衝突的新視角／孔誥烽（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偉森費特政治經濟學教授）
導讀貿易戰＝階級戰？國際金融觀點的特殊性與不足／黎班（國際法與國際政治學者、《端傳媒》特約評論）

平裝本序
引言
所有舊事再次重演

第一章從亞當‧斯密到提姆‧庫克：全球貿易的轉型
大頭針、布料與葡萄酒
漢米爾頓、李斯特與「美國系統」
強權帝國主義與門戶開放
從世界大戰到世界秩序
貨櫃輪運輸
全球價值鏈與港口扭曲了雙邊貿易數據
企業避稅行為對貿易數據的扭曲
創意避稅花招

第二章全球金融的成長
第一波全球信用熱潮：一八二〇年代
一八三〇年代與第二波國際放款熱潮
「史上第一場全球金融危機」：一八七三年
霸菱危機與二十世紀第一波放款熱潮
低度開發國家的放款熱潮
歐洲金融過剩（banking glut）與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機

第三章儲蓄、投資與失衡
兩種發展模型：高儲蓄 vs.高工資
超額儲蓄與巨大的過剩供給
國際收支
失衡的兩個導因：拉與推
為什麼施比受有福：一八七〇年代的德意志帝國
納瓦羅的誤謬：為何雙邊流動會令人難以理解失衡的源頭

第四章從天安門到一帶一路：搞懂中國的順差
第一階段：「改革與開放」
第二階段：中國的發展模型
第三階段：從高投資到過度投資
中國的失衡是否將再次震撼全世界
第四階段：一九七八年的精神

第五章柏林圍牆的倒塌與「黑零政策」：了解德國的順差
歐洲共產主義的末路
德國的重建
歐洲病夫
「議程二〇一〇」與哈茨改革方案
「分配之爭」與德國的超額儲蓄
德國內需疲弱如何引發歐元危機
債務減速機制：德國的財政緊箍咒
整個歐洲變成一個大德國

第六章美國例外：過分沉重的負擔與長久以來的逆差
美國結餘失蹤之謎
這應該歸究於財政政策嗎？
了解準備資產
布列敦森林協議、美元的崛起以及「囂張特權」的誕生
「我們的通貨，卻是你們的問題」
超額儲蓄、重商主義者操作，以及第二次布列敦森林協議
安全資產短缺
信用供給增加導致信用標準降低
二〇〇八年以來過分沉重的負擔
還凱因斯一個公道

結論終結貿易戰必先終結階級戰
美國該怎麼做？
順差國該做甚麼？

謝詞
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