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柏林的林登大道（Unter den Linden）升起一堆篝火。這裡是德國首都最重要的通衢大道，也是個引發許多共鳴，充滿象徵意義的地點：對面就是大學，附近則有聖黑德維希主教座堂（St Hedwig’s Cathedral）、柏林國立歌劇院（Berlin State Opera House）、皇宮與漂亮的卡爾．弗里德里希．申克爾（Karl Friedrich Schinkel）戰爭紀念碑。聚集在篝火周圍的群眾將近四萬人；在大家的歡呼聲中，一群學生抬著瑪格努斯．赫希菲爾德（Magnus Hirschfeld）的半身像，彷彿執行儀式般地走向篝火。赫希菲爾德是個猶太裔知識分子，創建了著名的性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Sexual Sciences）。學生們誦念一連串「火咒」（Feuersprüche），然後把赫希菲爾德的半身像丟入火裡，扔在一堆焚燒中的書本上。在火堆之中燃燒的，除了數千本從性學研究所圖書館丟出來的書外，還有許多其他從各處書店或圖書館搜刮出來的書，全都是猶太裔作家以及其他「非德意志」作者（例如同志和共產主義者）的著作。一排排穿著納粹制服的年輕人圍著火堆敬禮，一面高呼「希特勒萬歲」。當時的學生很樂於討好新政府，而這次的焚書活動亦是一場精心策劃的宣傳噱頭。在柏林，希特勒新任的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發表了一場傳播全球、激動人心的演說：
向頹廢和敗德說不！不論在家在國，都要講究禮儀和道德！……未來的德國人不僅僅只是讀書人，還是有品格的人。這就是我們的目標：把你們教成這樣的人。……你們做得很好，把過去那些邪惡的精神扔進火裡。你們的舉動強而有力，充滿象徵意義。
那晚，全國有九十個其他地點也同時舉行了類似的焚書活動。雖然德國還有許多圖書館和檔案室並未遭殃，但是那晚的焚書之火是個很清楚的警訊，顯示納粹政權即將對知識展開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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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依然會遭受攻擊；就像發生在過去歷史裡那樣，各種知識體系在今日依舊會遭受攻擊。隨著時間的過去，人類社會逐漸把維護保管知識的任務交給圖書館和檔案館。但是今日這些機構卻面臨重重的威脅。對那些刻意想否認事實，抹煞歷史的個人、團體或甚至國家而言，這些機構是他們的眼中釘。與此同時，圖書館和檔案館還面臨經費越來越少的問題。除了經費持續減少這個問題之外，科技公司的逐漸成長也是個威脅——這些科技公司以數位的形式將保存與傳播知識的任務私有化，從而把原本由政府資助的這些機構的部分功能帶入商業領域。圖書館和檔案館存在的目的是保管知識，好讓知識能普及於社會，人人皆可取用；然而科技公司各有各的目的，而且動機不盡然會與傳統機構相同。科技公司——例如像谷歌（Google）這樣的公司——可以將數十億頁的書本數位化，放在網路上供人使用；還有像Flickr這樣的公司亦可提供讀者免費的網路儲存空間。在這些情況下，圖書館存在的意義何在？
當圖書館面臨公共基金短缺的極度壓力，與此同時，我們發現民主制度、法律和開放社會也備受威脅。真理本身時常遭受攻擊。當然，這也不是什麼新鮮事。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在《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已經指出這點；我們今日一想到圖書館和檔案館在捍衛開放社會所扮演的角色時，他說的那些話就讓人覺得很不安―真實得讓人覺得不安：「這世上有真理，也有非真理；如果你緊抓著真理，即便這樣會讓你與整個世界為敵，你也不是瘋子。」就支撐民主制度、法律的角色和開放社會這幾個層面而論，圖書館和檔案館如今變得越發重要，因為有這些機構的存在，人們才有「緊抓著真理」的依據。
二○一七年一月，美國總統顧問凱莉安．康威（Kellyanne Conway）提出一個很著名的概念：「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s）。她之所以提出這樣的說法，主要是為了回應大眾對川普（Trump）的批評。原來川普曾言之鑿鑿，說他的就職典禮觀禮人數遠多於五年前出席歐巴馬（Barack Obama）就任典禮的人數。但是照片和數據顯示，川普這番話並非事實。這起事件是個及時的提醒，顯示資訊的持續保存是捍衛開放社會的重要工具。要捍衛真理，對抗「另類事實」——這意味著你得「緊抓著真理」，同時還得緊抓著那些否認真理的言論，如此我們才會有參照點，知道我們的社會可以相信，可以依賴。
圖書館對社會的健康運作至關重要。我已經在圖書館工作超過三十五年，而我使用圖書館的時間更久，因此我看得到圖書館的價值。本書的寫作動機出自於我個人的憤慨，因為我最近看到全球各地似乎都有所疏失，包括有意與無意的疏失——疏於確保其社會可依賴圖書館和檔案館來保存知識。數百年來，圖書館和檔案館一再受到攻擊；我認為我們有必要檢視這些攻擊，因為從這些攻擊事件裡，我們既可看到人類史上一個令人擔心的趨勢，也會看到人們付出種種令人驚訝的努力來保護他們覺得值得珍藏的知識。
二○一○年，英國內政部刻意銷毀「疾風世代」（Windrush generation）當年抵達英國的入境卡——這起事件的曝光，印證了檔案館的重要地位。除了銷毀入境卡，當時的英國政府開始執行的政策亦是個對移民「不利的環境」（hostile environment）。在此政策下，疾風世代必須提出足以讓他們持續居留的證明，否則就會被遣送出境；事實上，《一九四八年英國國籍法》（British Nationality Act 1948）早已授予他們公民權；再者，他們當年是帶著善意，來英國解救二次大戰之後，英國所面臨的嚴重勞力短缺。到了二○一八年春天，英國內政部終於承認在所有被遣送出境的移民之中，至少有八十三人是不該被遣返的。不過，這項錯誤承認得太晚了，其中有十一人早已在這個過程中與世長辭。這起事件的曝光，在民間引起大眾強烈的抗議。
政策的荒謬性讓我感到十分震驚。負責策劃並積極頒布這項政策的政府部門（其領導者是德蕾莎．梅伊［Theresa May］，但在事件曝光的當時，她已經成為首相），就是那些入境卡的摧毀者，而那些入境卡本來是大部分人用來證明其身分的重要證據。雖然銷毀紀錄的決定在先，政策的推行在後，雖然當初決定銷毀紀錄的用心可能並無惡意，但是內政部後來推行的政策，其動機並不良善。我寫了一篇特稿給《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指出保護這類知識對一個開放的、健康的社會而言至關重要——事實上，打從文明伊始，保護知識一直是人類重要的任務。
理由很簡單。人類一旦開始聚居，組織社群，就會產生彼此溝通的需要，在此情況下，知識即因之而創造，資訊亦因之而記錄。就我們所知，在最早期的社群中，知識的創造與記錄的形式是口耳相傳，唯一留存至今的永久紀錄形式是各種圖像：畫在洞穴壁上的繪畫，或是刻在石頭上的符號。古人為何刻畫下這些圖像記號，其動機我們一無所知；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也僅能根據理論，提出種種知識上的推測而已。
到了銅器時代，人類的社群變得更有組織，分工更為精細。隨著游牧民族漸漸定居下來，開始建立固定的社群，並且學會農耕，經營最早期的工業之後，他們也開始發展有高低階級的組織，裡頭包含負責統治社群的家族、部族酋長和領導其他社群成員的各種角色。
大約從西元前三千年開始，這些社群即開始保存書面紀錄。從那些最早期的各種檔案紀錄裡，我們找到許多文獻；從這些文獻當中，我們得知這些社會運作的各種細節，其數量之多，實在令人驚異。在其他的文獻裡，我們看到古人開始記錄他們的思想、點子、觀察與故事。這些文獻就保存在最早的圖書館裡。很快地，古人在組織建構知識的過程中，發現他們需要開發種種特殊的技巧，包括知識的記錄和抄寫的技藝。隨著時間的推移，執行這些任務的結果就產生了幾個大致相當於今日圖書館員和檔案專業人員的專業人物。Librarian（圖書館員）這個字來自拉丁文 librarius，而這個字的字根liber的意思就是book（書）。Archivist（檔案專業人員）這個字來自拉丁文archivum，意思是指書寫的紀錄，也指保存這些紀錄的場所。這個字源自希臘文archeia，意思是「公共紀錄」。古人創造圖書館和檔案館的動機與運作方式與現代世界不同，所以把古代這些收藏機構跟今日的圖書館與檔案館做類比是危險的。即便如此，古代文明創立了知識體系，並且發展出種種技巧來整理這些知識，而在這種種技巧當中，有一些我們今日還在使用，例如目錄和詮釋資料（metadata）。
古代的圖書館員和檔案專業人員的角色多重，往往會身兼其他任務，例如神職人員或行政官員；這種情況在古代的希臘和羅馬比較明顯可見，因為比起其他城市，希臘和羅馬更常見到公共圖書館。再者，這個信念——能夠取得知識是社會健康的基本元素——也慢慢開始成形。曾在西元前三至二世紀擔任亞歷山卓圖書館（Great Library of Alexandria）館長的人員名單至今仍在，名單上面的許多人也同時是當時引領風騷的學者，例如羅德島的阿波羅尼奧斯（Apollonius of Rhodes）和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of Byzantium）——前者所寫的傑森與金羊毛的史詩故事，在後世成為《伊尼特》（Aeneid）的靈感泉源；而後者是標點符號最早的發明者之一。
打從人類社會一開始發展，知識之儲存就一直是中心要務。雖然各種創造知識的科技和存儲的技術現在已經產生重大改變，但是儲存知識的核心功能卻不曾改變多少，這實在令人覺得驚異。首先，圖書館和檔案館收集、整理和保管知識。透過餽贈、轉讓和購買，圖書館和檔案館至今已經累積了許多泥板、卷軸、書籍、雜誌、手稿、照片和許多其他用以記錄文明的物件。在今日，前述這些紀錄形式透過數位媒體得以大量擴增，包括從文書處理的檔案到電郵、網頁和社交媒體皆是。在古典時期和中古時代，管理圖書館這項工作具有神聖的隱含意義，例如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那些古代帝國的檔案館通常都設在神殿裡，而法國的路易．奧古斯特王（King Philippe Auguste，又名腓力二世［Philip II］）建立了「憲章寶庫」（Trésor des Chartes）；起初，這是一個「可移動」的檔案收藏處，但是到了一二五四年，這個檔案收藏處被移到巴黎聖禮拜教堂（Sainte-Chapelle），並在這個神聖的空間裡，特別設置幾個專用的房間來存儲檔案。
透過研製和出版館藏目錄、提供閱覽室與研究資金，藉由出版書籍、舉辦展覽以及透過晚近的數位科技，圖書館和檔案館始終是傳播思想這部廣義歷史的一部分。國家圖書館誕生於十八世紀，公共圖書館則創立於十九世紀——打從十八、十九世紀以來，這些機構即已大大地擴增圖書館在轉變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
這一切的中心概念是知識的保管。知識很容易遭受損害、很脆弱且不穩定。莎草紙、紙張和羊皮紙都極其易燃。水也能輕易地摧毀各種紙張，例如環境太潮溼就很容易長黴菌。書本和文獻會失竊、毀損和遭受竄改。數位檔案甚至有可能更為短暫易逝，因為各種技術會過時、磁帶儲存媒體無法永久保存、放在網路上的所有知識都容易遭受毀損。任何人只要曾經遇過網路連線中斷的情況就會了解：假如沒有保存檔案，你就永遠也找不到那些內容了。
檔案館的任務與圖書館不同。圖書館負責累積知識，而且通常都會帶著濃厚的策略意味，一次一本地把知識慢慢累積起來。檔案館則直接記錄機構和行政機關——甚至包括政府機關——的各種行動和決策過程。圖書館有時也會收藏這類檔案資料，例如印刷成書的《下議院刊物》（Journal of the House of Commons）即是。但是就其本質而論，檔案館理當充滿資料，而且這些資料通常都很乏味，也並不打算讓廣大的讀者閱讀。圖書館處理思想、野心、發現和想像，檔案館則詳細記錄日常生活中種種重要的例行事務，例如土地權狀、進口和出口、各種機關的會議紀錄、各種稅務。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特色是清單，包含人口普查紀錄的人民清單，或搭船而來的移民清單等等。各種檔案是歷史的核心，記錄各種觀念之推行，還有那些有可能會被某本書採用的想法。
當然，這一切也自有其負面意義。認識到書籍和檔案資料具有重要意義的，並不僅只那些想保護知識的人，其他想毀滅知識的人也會體認到這一點。綜觀歷史，圖書館和檔案館遭受攻擊的事件時有所聞。有時候，圖書館員和檔案專業人員為了維護知識，甚至得冒著失去生命的危險。
我想要探索史上幾起主要事件，用以顯示人們摧毀知識庫存的不同動機，同時凸顯專業人士為了抵抗知識遭受摧毀，從而發展出來的種種回應。我在這裡關注的幾個個別案例（我還有其他許多個案可以選擇）會告訴我們事件發生的背景―這些事件及其背景本身亦自有其特殊迷人之處。
國家會試圖抹除其歷史，歷來各有各的不同動機。這個部分我們會放在檔案脈絡之下來加以討論。隨著知識的創造越來越數位化，我們也會仔細討論這個現實情況為知識的維護以及開放社會的健康所帶來的種種挑戰。本書的結尾處，我會提出幾個建議，希望讓圖書館和檔案館在當前的政治和經濟脈絡下可以獲得更好的護持。為了凸顯這些機構的價值，我會在〈尾聲〉描述這些機構帶給社會的五種功能，以及這些機構會給當權人士帶來哪些益處。
圖書館和檔案館本身每日都在摧毀知識。如果只需保留一本，那麼圖書館就會例行性地丟棄重複的圖書。規模比較小的圖書館通常會被合併，加入較大的單位，而這個過程往往會導致兩個現象：只有在較大的圖書館才找得到資料，特殊的資料有時候會在這類過程中遺失——不管是有心的還是無意的。檔案館是圍繞著一個稱為評鑑的過程而設計的，那是一個決定資料去留的系統。不是每一種資料都可以或應該保存下來。雖然對歷史學家而言，這件事有時候似乎顯得離譜或難以理解。不過，在這個過程中被摧毀的資料，大部分都已經保存在其他地方。
書籍的選擇、取得與編目，還有丟棄和留存的這些過程從來都不是中立的。這些都是人們在社會與時俗的種種脈絡之下所產生的行為。今日擺放在圖書館架上的書本和雜誌，或數位圖書館裡供人存取的資料，或存放在各種檔案館裡的分類帳目和文件，這些資料之所以存在都是由於人為的因素。因此，過去創立館藏的人可能會出現偏誤、成見與人格的限制。大部分圖書館和檔案館的收藏都會出現很大的缺漏，這些「空白」通常會嚴重限制歷史記錄的方式——例如有色人種或女性。今日任何使用這些館藏的人都必須意識到這些脈絡。同樣地，我也鼓勵本書的讀者把這些歷史脈絡放在心裡，並且要注意古人的行事可能會與今人的做事方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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