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學史上沒有一位偉大的人物像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 1772~1823）這樣沒有受過完整的正規的學校教育，專憑自學與秉賦而能在他生命結束前的短短14年間完成了這樣輝煌的貢獻。
成長奠基
李嘉圖是在1772年四月十九日出生於英國倫敦，他的父母都是西班牙與葡萄牙的猶太人。李嘉圖是他父母的第三個孩子，家中共有17個兄弟姊妹。年輕的大衛從小就被安排要繼承他父親成功的金融事業。李嘉圖到了14歲時就已走上從事商業發展的途道。到了他21歲時，李嘉圖要與普利希拉．安．魏肯森（Priscilla Ann Wilkinson）結婚，而這位小姐卻是一位貴格會員或教友派教徒（Quaker），這在猶太家庭中是絕不允許的。他父親自然堅決反對，而他則絕不願犧牲自己的愛情。結果父子關係終於決裂，他的名字從家譜中剔除，李嘉圖因此脫離了家庭。
與父親決裂後，他的生活景況自然非常困難，但不久，這種情形就得到改進。這有三個因素所促成：第一，交易所中，李嘉圖這一姓氏一直是光榮與正直的象徵。第二，一般人對大衛．李嘉圖本人的品性與人格是瞭解與敬重的。第三，一般人都很清楚他脫離父親家庭的經過，都對這位年輕人表示同情。許多與他父親有業務往來的富有人士很快就給他鼓勵與支持，於是他開始了證券經紀人的獨立生涯。
到了1799年，他27歲時，他因夫人患病而陪她在貝斯（Bath）療養，偶然在一個巡迴的圖書室中看到亞當．斯密（Adam Smith）《國富論》，感到非常有興趣。可以說是他接觸到政治經濟學的開始。
經濟論述
在1799~1809這十年間，李嘉圖從一個有信用的證券交易經紀人一躍而為英國金融界有影響力的富有人物。在幾年間，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成為他認真從事的副業。他對於當時發表的一些這方面的著作都不放過，特別是新近出刊的《愛丁堡評論》上的文章，他更詳加閱覽。在這種經濟方面的自我教育過程中，他於1807年認識了詹姆斯．彌爾（James Mill, 1773~1836），一位來自蘇格蘭的受過完整的經典教育且正在力求上進的新聞記者，兩人以後經常保持聯繫。這對於他後來的思想發展與個人生活都發生了重大的影響。
1810~1819這十年，是李嘉圖成為一位經濟問題評論者與著作者的生產力大量發揮的期間，甚至在1819年後他所發表的著述，都可以說是他在該年以前就已有了這些構思或者是已寫成了一部分。
這十年一開始他就全神貫注於當時業已擴大了的「金塊主義的論爭」。他在《晨報》所發表的短文遭遇猛烈的攻擊，一位以「銀行券的朋友而非銀行董事」的名義在該報上發表了兩篇批評的文章，李嘉圖也就都以「R」的名義作了兩篇答辯。後來發現這位「銀行券的朋友」原來就是他的同事與朋友杜魯華（Hatches Trower）。自此以後，他感到有將其對於通貨問題的見解，以完整的方式加以表達的必要。為了達到這種目的，他還讀了許多討論這一問題的著作，包括洛克（Locke）、休謨（Hume）、斯多特（James Stuart）、亞當．斯密等人。結果乃有《金塊的高價》一本小冊子的出版。這本小冊子是1810年初刊行的，到了1811年4月就已印了四版，可見其影響的巨大。結果促成國會組成「金塊委員會」，對此問題作全盤的詳細研究，最後並提出《金塊報告書》。一般都認為這一報告是李嘉圖所促成的，都視他為一位硬幣主義的積極戰士，如果不是它的原始作者。
就李嘉圖個人論，這對於他之成為政治經濟學家的影響甚為巨大。因為這次爭議使他結識了一些傑出的經濟思想家。上面已提到彌爾與他的交誼，自此次爭議後兩人相處更為密切了。另一位就是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他的《人口論》早在1797年即已出版，在當時討論經濟問題時成為非常著名的人物。李嘉圖曾讀過他的《人口論》，甚為欽佩。他倆早在1810年二月就已有交往，但經過這次通貨問題公開討論之後，兩人的友誼就更為深厚。這種友誼以及因而產生的通信，對李氏之經濟思想的發展自有巨大影響。當時發生的事件，特別是1813~1814年關於穀物法（Corn law）的辯論他倆也曾參與，到1815年李嘉圖乃有《論穀物低價對於資本之利潤的影響》）現則簡稱《論利潤》的發表，這也是與馬爾薩斯通信後而完成的。
後來於1816年李氏出版《一種既經濟又穩定的通貨的建議》也是如此，雖然這是因格林費爾（P. Grenfell）在國會中鼓吹修改英格蘭銀行之特權而引起的，但其中的中心理想也是早在與馬爾薩斯不時辯論中就已形成。再以他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來論，彌爾固然早在他出版《論利潤》後就已促其將他的觀點與意見全部加以發揮，並不時催其早日完成。後來發表了，以該書的安排與形式論，彌爾的影響無疑是主要的，但是在維持李嘉圖的興趣與克服在寫作過程中的困難來看，則他與馬爾薩斯之間的不斷討論，毋寧是更為重要。
在1817年李嘉圖（David Ricardo）出版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簡稱《原理》）的前後，一般都稱他所提出的這套理論體系為「新政治經濟學」（New Political Economy），相信這套理論的人就稱為「新學派」（New School）。當時屬於這新學派的人士很少，不同意這套理論的人則很多，其中不乏著名經濟學家，最著名的就是他的朋友馬爾薩斯。在這種情形之下，他這套理論要想在經濟學界建立相當地位自然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他終於成功了，其所以致此，除了他自己的功力外，最主要的是由於他能獲得兩位摯友兼門徒的竭誠協助，一位是彌爾，另一位是麥克庫洛赫。
麥克庫洛赫（John Ramsay McCulloch, 1789~1864），在《愛丁堡評論》上寫了一篇《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書評大加讚頌，使它的銷路大增。從此以後，這本書的聲譽逐漸上升。1819年底印第二版，接著到1821年又出第三版，李氏在每版中都做了重要的補充與修正。
在此期間，反觀反對李嘉圖理論體系的人，數量雖多，且其中不乏優秀人士，但都各有專業，不常相往來，有的甚至並不相識，可謂一盤散沙。例如馬爾薩斯就少能為其素所堅持之生產過剩消費不足的理論贏得支持者，始終孤高自賞。而李嘉圖雖一時信服者不多，但因能與兩位親密門徒結為一體，共同為整個理論體系之發揚而努力，成績則極為宏著。所以當代偉大經濟學家之一的熊彼德就認為李嘉圖對經濟學之發展的重大貢獻是他的領導天才，能建立一個真正的學派：有一個大師，一種學說，並有一群核心人士的結合。這種領導天才是無價的。「從此以後，新政治經濟學的『新』是不見了，但是李嘉圖的體系就成為政治經濟學的同義詞。在短短不到十年的時間，一個新的體系就從零星的著作中發展而成，並被貼上正統的標誌。」
許多人士認為，李嘉圖對經濟學之發展最重大的貢獻不在他的經濟理論的內涵，而在其對於經濟問題所採取的分析方法。他主要是用例證，而不用論據，將經濟研究建立成為一門可以用演繹方法來進行的實證科學。這與亞當．斯密所採取的方法迥然相異。亞當．斯密所接受的基本訓練是在哲學問題的探討，他在課堂上所講述的是倫理學，後來的《國富論》雖然是政治經濟學的第一本典籍，但沒有一位研究方法的人會認為它是一本科學的著作。《國富論》的優點是在將眾多有用的訊息，與普通常識的論據精巧地結合在一起，因而得以廣泛流傳而產生宏著影響，但它不是一種運用邏輯科學的產物。
因此，布朗格（Mark Blaug）說：「如果經濟學基本上是一種分析的發動機，是一種思想的方法，不是一套堅實的結論，李嘉圖實際上是發明了經濟學的技術。」如此看來，李嘉圖已被公認為嗣後所有理論經濟學家所採取之抽象分析方法的創始者，足見其貢獻的宏著與影響的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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