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博物館人嗎？
博物館人才培育
台南藝術學院（現今之台南藝術大學）新創的時候。共設立了四個研究所，其中之一就是博物館學研究所，這樣的計畫是按當時文化界的需要提出來的。另一個與文化界比較相關的研究所是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研究所。我當時的想法是有了這兩個所，在我國為未來博物館事業人才培育方面的問題，應該可以獲得完滿的解決。我國在博物館事業上的問題，基本上是人才問題。政府與民間的領導階層從來沒有把博物館當作一個專業，因此人才問題是從錯誤認知衍生出來的。整體說來，國人對於博物館的認識實在太粗淺了。
民國六〇年代，當政府開始有文化建設的構想，提出設立美術館與博物館的計畫時，沒有人想到人才問題，大家都覺得有了錢就可以做了。所以教育部在執行國立博物館發展計畫的時候，以為由大學負責就可以了。大家都以為只要出去看看就會做了。當時的三座科學博物館分別由當地的大學相關院長來負責籌備，應該就萬無一失。因此當有人問我是甚麼關係，居然會改行當博物館館長，我無以為對。有些不懷好意的問題，可能以為我是鑽營來的職位。也有些善意的問題，以為我有甚麼過人的才能，揣測是教育部拜託我幫忙，其實都不是。只是因為我恰巧在國立中興大學理工學院院長的崗位上，而教育部所構想的自然科學博物館也正巧在台中，籌畫的擔子就自然落在我的肩上而已。這樣的任命背後的含義是，只要在這個位置上，誰都可以做好博物館，也應該有能力規劃好一座國家級博物館。這樣的認知是非常幼稚的。
前後的發展，由於自然科學博物館的成功，主政者反而肯定了這一錯誤的認知。其實這是瞎打誤闖的結果。我擔任理工學院的院長是很勉強的，因為中興大學沒有建築系。由一位貨真價實的科學家來籌劃博物館，成功的機率是很低的。我學建築，又是教規劃與設計方法的，本就熟悉籌劃的步驟與原則。由我來規劃一座博物館，恰好是對行了。試看後來的科工館，為甚麼同類的任命就不靈了呢？
在我籌設科博館的時候，經建會上有些人是懂得籌劃的。籌備期間，他們時常來文提醒人才培育應有計畫。我曾編列預算選送數位同仁出國進修，由於在當時國外大學中並沒有博物館學系，我派他們去博物館進修。科博館的周文豪、張譽騰等同事就是這樣開始熟悉博物館業務的。這樣還不夠，除了派人出國外，還請了外國顧問，遇事就洽商請教。可惜的是，經過了二十年，台灣博物館界仍然沒有建立起人才培育的正常管道。
館員的行政能力與專業責任
到今天，台灣的博物館已極為發達，可是對於人才的觀念仍然認識不清。大家仍然以為只要懂得本行就可以了。科學家就可做好科學博物館，藝術家就可以做好美術館，與一般大學的行政工作無異。誠然，博物館業務並不是非常艱深的學問，不學而能，對於極端聰明的學者，並非不可能的事。但是完全不涉及專業，外行做內行的事，其品質是不可能提升到一定水準的。在專業的層次，博物館的收藏技術是傳統博物館學的範疇，包括典藏、維護甚至鑑定在內，台灣向來不太重視，才會發生台灣博物館收藏的弊端。這一部份其實是比較容易的，所以新設的博物館反而都上軌道了。
可是現代博物館業務的重心已經轉移到展示與教育了。而這兩項最容易被輕忽。大家會認為蒐藏要專業，展示、教育人人會做。認知的錯誤自此開始。把畫掛起來，弄個玻璃櫃擺出來就可以了。其實掛畫、擺玻璃櫃都要專業。因為沒有專業，故宮玻璃櫃內的玉器才沒法看到花紋。因為缺乏專業，參觀博物館的孩子才學不到任何東西，只知在館內跑來跑去。這幾年，在展示專業上好像有些進步了。可是在我看來，這只是表象。我可以說，因為大家知道展示重要，經費已大幅增加，展示開始注意美觀設計了，因此室內設計師就跨行來做展示設計，玩些花樣吸引觀眾注意。但是展示的效果與真正的品質卻完全被忽略。這是外行假充內行，是博物館的悲哀。而因為博物館沒有專業人員，看不出品質所在，只有放任外行去冒充內行了。
近年來，由於世界性的風潮，博物館界面臨另一波衝擊，那就是以建築來矇騙觀眾。大眾是被動的，他們來博物館常常是看熱鬧，為看門道而來的人為數極少。博物館的熱鬧第一道就是建築。有一座很搶眼的建築物已經是全世界各博物館的夢想。好像建築內外的空間能感動觀眾，博物館基本上就成功了，內容如何，教育功能如何，都無足輕重了。不論是展示裝飾或建築空間，對建築界是喜訊，因為他們多了些表演的機會。有些美術館自建築到展示，就全委由建築師操刀，省時省力，免除了館內工作人員的專業責任，因此很受歡迎。問題是博物館的任務何在？難道就是為展示建築空間而存在的嗎？這些現象使我覺得博物館成為一種專業的需要是非常迫切的。世上的博物館成倍數成長，台灣也到了處處都是博物館的時代了。但是懂得博物館的業務，認真發揮博物館功能的人仍然太少了。
所謂「策展」之氾濫
近若干年，台灣的美術館界流行一個新的字眼，「策展人」大概是英文”curator” 的翻譯，也形成博物館界觀念的混淆。curator 該怎麼翻是一大問題。它的原意是蒐藏、管理的專業者，所以上自館長，下至收藏庫的管理者都可適用。可是自博物館現代化之後，其適用範圍橫向發展，展示、教育人員也可稱為curator 了。日本人把它譯為「學藝員」，要求的學術水準不高。我國習慣上把博物館與研究機構比對，因此稱博物館專業人員為研究人員，身分比照教育單位的教師，分為高低數等。
「策展」，顧名思義，表示展示策劃，完全是另外一個專業，與博物館的curator 是不相同的。可是自從把策展工作視為展示的前置作業之後，展示專業的地位就降低了。展示的策展者成為主導，展示設計師只是技術人員而已。這樣一來，展示作業的一貫性被切割了，展示本來是一種傳達意義的藝術，就不能成立了。自某種意義上看，有了策展制度後，藝術家也失掉了獨立的個性，成為策展者所驅使的工具了。在古美術或古文物的展示上，「物件」也失去了歷史的客觀性，同樣成為策展者的工具。這說明了一個事實，自二十世紀末以來，博物館的展示重點已自物件的呈現，轉移到意識型態的呈現。策展者並不真正是curator ，而是評論家，歷史理論家，有明顯的意識型態的立場，或強烈的個人觀點。博物館成為個人思想觀念表達的舞台。
我認為一個真正的博物館人，要把觀眾時時放在心裡，要忘記自己的存在。這就是博物館行政的精神核心。我們沒有辦法在工作中完全放棄自我的立場，卻要盡量降低個人色彩，盡量使展示與教育方法科學化。博物館是社會公器，它的收藏與展示都是為公眾而存在為他們的利益而存在。這樣的觀念也要小心護持才成，因為以公眾為心的博物館人應該小心地分清楚，心裡有觀眾不表示博物館擠滿了觀眾。如果希望把公眾都拉到博物館裡，就會扭曲觀眾的意義。「觀眾」應該是以參觀博物館展示為目的而來的公眾，並不包含來喝咖啡，看熱鬧的公眾。如果把博物館的經營重心放在吸引更多觀眾上，以為觀眾多就是滿足了博物館「心裡有觀眾」的經營原則就會出現心理的惶惑：我們是在經營博物館嗎？
近年來為博物館界十分重視的「行銷」，就是這樣產生的。在商業掛帥的時代，一切要改用商業字眼。這也無可厚非。把博物館當作服務業，要吸引顧客，就必須推銷，改用商業字眼，可以改變傳統經營者的理念。為了服務觀眾而招攬觀眾有何不可呢？問題在於做生意的人常常不擇手段。如果博物館經營者真做起生意來，忘記博物館的目標怎麼辦呢？談行銷，博物館人當然比不上商人，如果把行銷視為博物館經營的最高目標，那麼博物館專業就不太重要，商業管理反而當行了。BOT（Build-Operate-Transfer），或委外經營等怪現象就很快出現。如果博物館都可委託商人經營，還談博物館行政做甚麼？要博物館專業做甚麼？
不知不覺間幾十年過去了。眼看博物館自無到有，逐漸成長，滿心希望可以發展為一個專業，所以才設立了博物館學研究所。沒有想到，這初生的嬰兒成長得並不順利，我們面臨為博物館再定義的問題。關鍵在於這個國家、這個社會也許不再願意在博物館上投資了。不幸的是，博物館是公益事業，是國家社會的永久資產，它無法自負盈虧。一個國家如果無意支助文化機構的經營，藝術行政與博物館管理都失去了依據。我們的一切努力都白費了。情形真的這樣悲觀嗎？(原刊於2004年9月《當代藝家之言》秋分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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