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立法侵犯

名人推薦：

◎出版法廢止了。台灣言論還有一個障礙，就是刑法誹謗罪的束縛。世界上比較保障言論自由的國家，多已刪除誹謗的刑事責任，由民法的損害去救濟，讓媒體能更認真的監督公務員，制衡政府。提到這類誹謗問題，美國最高法院對「蘇利文訴《紐約時報》案」的判決，是言論自由歷史上的重要文獻，媒體工作者和社會大眾都可從中得到參考與啟發。
——張作錦，《聯合報》顧問

◎安東尼‧路易士先生本身是個資深的記者和新聞學者，繼《基甸的號角》後，他再度以春秋之筆，報導和分析了美國最重要的誹謗訴訟。這個案子的判決已成為世界各國，包括台灣，在這類的訴訟中最常引用的判例，對於司法人員和新聞從業人員而言，都是個很好的省思機會。
——金惟純，《商業周刊》發行人

◎言論自由是促進社會公益和文明發展不可或缺的要素。這本書所呈現的案例，堪稱言論自由奮鬥史上深具指標性及影響性的里程碑。生動而翔實，讀起來趣味盎然，且將言論自由牽涉的諸多糾葛抽絲剝繭，剖析闡明，啟人深思。 ——陳國祥，中央通訊社董事長

◎言論自由，無疑已是現代民主機制不辯自明的礎石，但是人類在今日所享有的自由，絕非憑空而致。重新回顧美國蘇利文案高潮迭起的訴訟歷程，彷彿置身民權運動風起雲湧的偉大年代，更再次見證自由與文明之間永不脫鉤的親密關係。
——陳剛信，民視總經理

◎解嚴之後，社會複雜多變，其中最大的一塊灰色地帶，便是對新聞自由的定義。政界，法律界，甚至新聞界，對此都有不同看法。《不得立法侵犯》一書有清晰冷靜的報導與分析，幫助大家澄清了解什麼是真正的新聞自由。
——項國寧，《聯合報》社長

◎這是值得凝神閱讀的書。在今天，人類社會享用「言論自由」的神聖人權之際，這本書以豐富史料、生動文字告訴我們，「言論自由」曾在美國社會跌宕檢討自我的社會責任。我樂於推薦這本好書。
——顏文閂，前《台灣日報》社長

◎一九六四年，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布瑞南負責撰文的蘇利文案判決文，是保障新聞自由的時代經典文獻。在判決文中，大法官們一致同意：涉及公共議題及政府官員之言論應百無禁忌、充滿活力、完全開放的：而且為避免產生寒蟬效應，除非政府官員能證明這些討論具真正惡意，否則無由請求誹謗之損害賠償。
——鄭瑞城，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雖然言論自由已經獲得多數人認定，是符合國家發展的長期價值，但在實際操作上，民眾、媒體與政府之間，仍然存在許多鴻溝。本書重現史實，戒惕今人：『我們和這個國家其實都很稚嫩青澀。』蘇利文案二十週年紀念研討會上的話，現在看來，仍然適用於此時的台灣。
——吳楚楚，飛碟集團董事長


〈專文推薦〉
貓爪下的夜鶯
馮建三
在貓爪下的夜鶯，有誰能唱出好聽的歌？ 確實，國家機器與資本集團如同兩大貓爪，媒體運作其間，又如何吟唱悅耳動聽的曲調，讓公民真正能游於樂呢？ 不過，兩大貓爪的銳利度，倒有些差別。 先是小資本的萎縮，以及大資本的變本加厲，造成總體來說，資本爪牙舞動之處，寒光四射，森嚴於昔。與此相對，國家或因內部衝突與制衡，或因社會運動的施壓，年來爪牙收歛，甚至翻轉習氣，提供了媒體稍可恣意歌唱的空間（但國家作為媒體最重要的消息來源，仍對媒體的民主運作，具有可觀的共生、牽制或壓制能力）。 路易士《不得立法侵犯：蘇利文案與言論自由》這本書，為國家的變臉，提供了很好的記錄與分析。 蘇利文是美國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警察局長，一九六○年四月十九日在蒙市控告《紐約時報》公司等，指該報月前所登的全版募款廣告，涉嫌誹謗。 這則募款廣告挑戰了美國南方的種族隔離觀念，它雖提及蒙市與南方暴力人士等字眼，但未指名道姓。 同年十一月初，黑人被剔除後，陪審團由十二位白人組成，歷經兩小時二十分的討論，判決原告（蘇利文）勝訴，被告（《紐約時報》等）必須支付原告五十萬美元的損害賠償，是阿拉巴馬州一般誹謗賠償的一千倍，創下記錄，這也是當年的「天文數字」。 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日，阿州最高法院確認這個判決，不但如此，它還擴充解釋，致使全美媒體對種族議題的報導，有動輒得咎之虞。若是此案成立，或許將使美國的政府公職人員，就此得有護身金鐘罩，媒體批評不得。《紐約時報》委請律師勤力專研，說服聯邦最高法院，論稱本案不純是誹謗問題，為此，律師必須使本案的爭辯核心，進入憲法第一修正案（不如此，則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無權覆審阿州法院依據州法而定讞的案件）。 一九六三年聯邦最高法院十月開庭審理，次年元月庭辯，三月九日，也就是引起訴訟案的全版廣告見報將近四年之際，聯邦最高法院駁回阿州判決，紐約時報公司等被告無罪。聯邦判決有如后結論：「有關公共事務之辯論應該是百無禁忌、充滿活力、完全開放的……包括對公職人員的激烈、尖銳，甚至令人不悅的批評。」此後，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才給予任何意見相同的保障（先前，主張無政府或社會主義者曾被起訴），誹謗案的舉證責任，也從被告（媒體）需舉證所言為真，轉至原告需舉證被告所言具有惡意等過失，且言論為不實（英國的媒體仍需舉證，因此至今不乏惡吏以此要脅，唯倫敦《衛報》一九九六年連續兩度勝訴，官員落荒而逃）。 作者將此判決放在美國言論司法史上，說明美國媒體得能公開批評、監督其政府，除了歷史或有其進步性格，以及本案被告精勤努力，爬梳法條、公案，出以雄辯以外，更重要的因素應該還是六○年代民權運動的推波助瀾，而其間甚至還夾雜著一絲意外、偶然（《紐約時報》在二十週年紀念研討會上說，如果蘇利文只求償五萬而不是五十萬美元，「我們絕對進不去聯邦最高法院。」）。就美國來說，越此界限後，媒體真是「堂堂溪水出前村」：既容許媒體報導的事實有若干正當的錯誤空間，新聞界自一九六○年代起，挖掘官員自肥內幕與政策問題的勢頭（最知名的當然就是越戰與水門兩案），也就更為勇猛精進、前仆後繼了。（至於九○年代末的總統柯林頓緋聞，似應理解為商業競爭的必然惡質表現，非關公評與否。） 蘇利文案後四年，美國又通過並施行《資訊自由法》，國家在社會運動的壓力下，再讓願意自比夜鶯的媒體，得到制度性協助，開懷高歌。接下來，若我們的目標還不只是消極地免除媒體的評論與報導的刑責、不只是略為公開政府的資訊，而是要使各階級、團體都能在媒體的再現中，同等的發現自己的聲音，那麼，社會運動、學院乃至政府有識之士， 似可參考、援用費斯（Owen M. Fiss）教授的主張，提振「國家積極任事之風」（state activism），使之轉化為財稅等手段，提供媒體正面闡述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之精神以動力，如此，才能落實羅森（Jay Rosen）教授念茲在茲的公共新聞學之理念，祈使美國媒體能不受制於廣告競爭，而是轉為對公共事務的扒糞之爭。 至於台灣，既然輿論稱之為威脅言論自由的「出版法」至千禧年將屆的現在，先是沒有排入立法院議程，後經報端提醒而重新躋登廟堂，最終在翻騰喧鬧下，不乾淨也不俐落地，始告廢止（元月十二日），那麼，更能彰顯媒體進步價值的公共新聞學，其實現也就遙不可及，於是，我們有很大的進步空間，生活於是充滿希望。
一九九九年元月十三日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