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地球的生機
金恒鑣
四十五年前，在加拿大的黑雲杉的林緣，我見證了《無聲的春天》中的一個警世之「景」。時間倒退到一九七○年春天，場景是紐布朗瑞克省的黑雲杉天然林。
好不容易熬過積雪與平房齊高的北國隆冬，窗外灰色雪堆底下融冰的潺潺聲已連續了幾天，春終於來臨了。在幾天內，我便要動身前往全省二十處不同型態的天然林，去調查與取樣森林土壤並量測與記錄樹木的年生長量。
很快的，我與學弟理查‧布朗整裝出發。我們各自扛著幾乎快要與人齊高的長柄鐵鏟及其他裝備，從學校所在地的弗雷德克通市開車到二百公里外，紐布朗瑞克省最北方的巴瑟斯特。
路面積雪雖已不見蹤影，但是在將近四個月晝融夜凍的交替下，初春的路面還是相當不平，尤其是谷地的公路，路面還有不少浮著薄冰的窪地。車輪打滑而衝到路外的事件時有所聞，理查開車相當專注。
紐布朗瑞克省在加拿大有風景畫之省的讚譽。沿路見到落盡葉片的樹木枝條上已冒出點點嫩綠的細芽，像正要迸開的綠火苗。遠離路旁的是烏壓壓的一片北寒針葉林。路面的雪雖已融盡，路旁林內的地面卻殘雪處處，像嵌了白棉布的黑絨地氊。在暖和屋裡窩了數個月的我，此時正可享受略涼但清新的空氣。我期望今年有好成績與新作為。
早晨出發時的氣溫約在攝氏七度，將近中午抵達巴瑟斯特時氣溫將近攝氏五度，可謂宜人。寒冬剛逝，溪流水溫還低，森林內擾人的細小墨蠅還未傾洩而出。這個月份的春天是野外調查的好時段。
車子開了近三個鐘頭，終於離開被雪凌壓半年的公路，彎進一條略濕的泥土路。約莫十分鐘後，車子停在一排老舊的平房前面，那是歐文企業的木材作業站。該企業旗下有加拿大最大的林業公司，在紐布朗瑞克省就擁有一百四十萬公頃的林地，幾乎擁有該省所有林地的四分之一。我們就要去調查的地點便是該公司的林地。
平房前面是一個大廣場，停了不少過冬的運材車。廣場盡頭是黑雲杉林，如一道墨黑的高牆截斷我的視線。我隱約瞥到地面散著一些綠黃色的東西，有點像小的苞葉包穀。我快步走到林緣近處，好奇地湊近瞧一瞧，哇！竟然是十幾隻綠黃色的小鳥，靜靜地躺在泥地上。理查說那是燕雀的一種。
我走回那排平房，想取個暖，順道詢問地上的那堆鳥是怎麼一回事。進門的櫃檯後面坐了一個大鬍子。我們告訴他，我們是從紐布朗瑞克大學森林學院來的，要在這裡做研究，並請問他廣場上那一堆死去的鳥是怎麼一回事。他說那些是黃腹蚊霸鶲。上週這一帶有飛機噴過殺蟲劑，為的是除去雲杉卷葉蛾的幼蟲。春天是幼蟲開始吃雲杉針葉的時期，用飛機噴藥省時省錢，效果也最好。黃腹蚊霸鶲是小型鳴禽。每年南飛到中美洲過冬。翌年春只花幾天時間就可飛抵加拿大，單程約二千多公里。有些黃腹蚊霸鶲便在我調查的森林內繁殖。
一九七○年代，歐文企業集團的林業部門基本上已停用DDT，但是每年在其林地噴灑約三百公噸的其他有機殺蟲劑。當我看到這個場景時，卡森的《無聲的春天》逐漸化成具體的證據，活生生的擺在眼前。
過了將四十五年的今天，我仍舊關心環境的變動。我從七○年初開始研究酸雨讓溫帶針葉林枯死及沖失森林集水區的營養，到後來關心砍伐森林會改變溪流水文、輸送泥沙與養料的過程。我知道當今最巨大也最難解決的問題是整個地球規模的汙染、全球的氣候暖化，以及生命多樣性的喪失，而這三者有著正反饋的複雜關係。
五○年代末期，在卡森著手收集資料並撰寫《無聲的春天》之際，根據畢爾．麥克基本的《自然的末路》所述，卡森發現北極的若干地區的魚與動植物體內未被DDT汙染，也就是說，地球上尚有一寸淨土，汙染現象可能尚在起步，未擴散成不可收拾的局面。《自然的末路》被《巴爾的摩太陽報》譽為：「麥克基本與他的《自然的末路》極可能已躋身卡森和《無聲的春天》的地位，與之並列。」
想當年，一九六○年的世界人口尚不足三十億，過了五十年已增加到七十億。在這個五十年期間，人類大量開採各類自然資源，並迅速地將之轉化為極多的非必需製品，自然界無法處理的各類廢棄物大量產生，其數量更是以指數等級的激增。例如，化學合成肥料產量、汽車產量，以及水壩建造量分別增加了約五、九、七倍。這段期間，毀林面積約達七億公頃，大氣的二氧化碳濃度增加百分之四十，北半球海面溫度增升攝氏○‧六度。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這種趨勢更是變本加厲，而將人類命運帶到難以預測的未來。本世紀起，面對人類活動所造成的不堪後果，許多有見識的人，紛紛立言著書警醒世人。例如《人類的時代：被我們模造的世界》、《第六次大滅絕》、《西方文明的崩解》、《氣候災變：一個變熱行星的經濟結局》等書，皆為最近一兩年內出版的警世之書，擺在書店最受矚目的架上，其封面設計令人觸目驚心。然而，言者諄諄而聽者藐藐，任環境惡化、蒼生塗炭，人們依舊我行我素。
為阻止全球持續暖化，要大幅度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人類也做了不少事倍功半的事。諸如，簽署國際協定書、開發綠色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立環境新法及環保政策、成立環境保護新機構、推行「碳上限與交易」方案及其他提供多種經濟誘因。然而，到今天為止，大氣二氧化碳濃度持續上升，氣候暖化並未減緩，極端氣候的強度與頻率不斷攀升，而抗氣候變遷的作為尚無具體成效，也看不出來將來會有達到成效的一天，這問題的癥結何在？
以美國為例，今年初《紐約時報》、史丹佛大學及「未來資源研究組織」合作的抽樣調查指出，共和黨中約有半數人贊成民主黨政府所採取抗全球暖化的政策，但他們並不支持政府採取的措施。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心理學家馬修‧范伯格指出，其癥結在於兩黨對「全球暖化議題的道德責任」之看法迥異。贊成並支持者認為減碳抗暖是「是非與對錯」的道德責任問題，而贊成卻不支持者則認為環保（如回收再利用）與道德無關，是價值問題，與政治及經濟有關。
美國國內在這個環保議題上的看法差距始自一九六○年代，即《無聲的春天》問世的時代。到了七○年共和黨的尼克森總統成立環境保護署之際，環保已成為政黨間較勁的熱門議題。例如全球暖化的議題，民主黨（自由派）認為保護國民與生態系的健康是道德責任，非重視不可。然而，共和黨（保守派）的道德責任則是指愛國心、尊重長者、潔身自愛。如何讓兩黨在減碳抗暖的政策與行動上可以並肩作戰，依范伯格的建議，要拉近雙方的距離必須先了解彼此的德道觀點之異同，如此雙方始能站在同一陣線，促進彼此的互信、誠意與尊重，並聯合承擔全面性的集體行動後果。
對於全球減碳抗暖問題，大部分的國家還是遲遲缺乏行動力，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問題出在人性的「搭便車問題」上。「搭便車」意指立即出手保護大氣圈的個人與國家只獲得小部分的利益，而其他沒有參與行動的人與國家卻坐享其利，因此，誰會自願去收拾氣候暖化的局面呢？如此，縱有環保理想而不談經濟收益的結果，只有坐失保護的良機。
針對此，有兩名經濟學家──哈佛大學的赫爾納特‧瓦格納與「環境保衛基金會」的馬丁‧魏茨曼──就尋求方法突破這個瓶頸，出版了《氣候災變：一個變熱行星的經濟結局》（二○一五年）。他們認為理想主義結合經濟學理論之新奇應用，可能達成國際協商未能解決的全球暖化這個棘手問題。
他們提出「變遷的哥本哈根理論」，並說：我們應該要求每個人自動自發採取許多小行動，以拯救大家的大氣圈。例如，說服大家改變若干生活小習慣可對抗氣候大變遷。哥本哈根市民自一九七○年代石油危機後有意識地改變作為，到現在有一半市民以自行車代步上班。臺北市的U-bike也是一種市民減碳的措施，值得鼓勵。當然這種運動需要社會的支持（如臺北市政府有更具吸引力的補助辨法），也要有來自社會的壓力（來自同儕或宣導的壓力，如其他市鎮的效法），若干減碳措施才可能風行。
這有如劉備的遺詔中所示「勿以善小而不為」，積小善有可能成為利天下的大善。下一個步驟是將個人自動自發的小善作為，擴充到社區、國家、國際間，甚至全世界，借以對抗氣候變遷。當然光靠成功的社會運動是不夠的，還要有全球規模的具體架構。此架構闡明「全球氣候變遷」的來龍去脈、衝擊力道及緩和方法。
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威廉‧諾德豪斯依據經濟學的「俱樂部理論」，提出另一個對抗氣候變遷的新構想。他建議組織一個具體的「氣候俱樂部」，召募同意為其國內創造減碳誘因的少數幾個國家為會員。同時對非俱樂部的會員國祭出進口的貿易障礙。這類俱樂部可以逐漸擴充其會員國數目，實行起來不會重蹈如《京都議定書》，動輒將近兩百個國家共同簽署，終因國家間無法達成共識而招致失敗的結局。
耶魯大學的另一位經濟學教授羅伯特‧席勒認為要解決難度極高的氣候變遷問題，可能要同時依賴「哥本哈根理論」與「俱樂部理論」。沒有共同理想、不築同一個夢想是無法創造全球性大變革的氛圍的。
就當前的科技精進程度與全球化現象而論，我們不得不承認人類有無與倫比的力量，有行事的充分自由意志，有無盡的理想與創造力，有非常多樣的選擇，對追求環境倫理也有一定的渴望。這些特質用來挽救惡化的環境應有一定程度的作為。
先進的數理模擬程式顯示，面對嚴峻的環境變遷與生命多樣性的喪失，人類若立即採取有效的對策、明白急變的根本原因與掌握挽救的時機，或許能化險峻為平夷，航向可永續的未來。愛德華‧威爾森在其近著《人類存在的意義》中的話確實是暮鼓晨鐘。他說：人類若不深思人類存在於這個宇宙中的行星的真諦及肩負起照顧全球其他生命的大責，我們如何能安心地認定人類有希望中的未來？
從《無聲的春天》之控訴到《自然的末路》之警語，到《人類存在的意義》的問世，人類走過半個世紀，目睹這個行星的環境巨變與生命的滅絕，這絕對是我們這一代的過錯，挽救地球也是我們這一代不能推諉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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